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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语用特点

时间:2022-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节 主持人的语用特点主持人语言,不是仅仅指反映职业或专业方面文体的语用特点,如“法律语言”,更不是强调某个行业规范的“服务用语”。主持人的语言是特定语言环境下的产物,是由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和态势语言共同构成的立体的综合系统。在各类主持人节目中,无论是将文字稿件转化为有声语言,还是即兴口语,都应遵循主持人节目的传播特征,对日常口语进行选择和加工。

第三节 主持人的语用特点

主持人语言,不是仅仅指反映职业或专业方面文体的语用特点,如“法律语言”,更不是强调某个行业规范的“服务用语”。主持人的语言是特定语言环境下的产物,是由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和态势语言共同构成的立体的综合系统。主持人语言以“人”为支点,以节目为核心,以受众为归宿,是主持人思想感情、文化素养、审美情趣、语言能力的具体体现,更是主持人节目传播特色的重要载体。在各类主持人节目中,无论是将文字稿件转化为有声语言,还是即兴口语,都应遵循主持人节目的传播特征,对日常口语进行选择和加工。其语用特点是:汲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强调规范性的大众口语、讲究艺术性的传播口语、富于个性的正式口语、应对得体的急智口语。

一、汲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

主持人的传播主要是诉诸听觉的有声语言的线性传播,稍纵即逝,因此用于广播电视的语言“必须特别注意听众收听时的瞬时接受量问题,因为如果听众有不理解的地方,是没有机会为他们重播的,所以广播语言一定要层次清楚,结构合理,使用的句子相对地简单易懂。”[9]此外,书面语纵然有那么多经得起推敲的长处,但是通过动态的声音传播时,“书面上美好的字,不一定在口语中也美好”,“既须字斟句酌,语意明确,还要铿锵悦耳,引人入胜。”[10]

人民广播创办伊始,《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就明文规定:“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和响亮”,“要生动,有趣味”,“电文中有文言或难懂字句,应加注必要的通俗的口语翻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摸索,广播工作者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一如:词语选择上——书面文字词语换成口头词语,多用双音节词、不用生僻成语、典故,少用不用专门术语;句式选择上——多用口语句式、不用倒装句、欧化句、长句;语音安排上——避免同音字误听误解、平仄相间,[11]等等,渐渐形成了区别于报刊文体的广播电视语体。60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在不断地提出,显然是针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仍存在照搬书面语的“字话”,它不便于人们听觉的接受和理解,不利于突出有声语言的传播优势,不能扬其所长,补其所短;再者,总会不断有新人进入广播电视界,所以,倡导“口语化”是个永远的话题。

然而,当主持人节目出现后,对于“口语化”的提倡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症结在于把“口语化”跟日常初始状态的口语画了等号。一些南腔北调、乡里俗语,未经加工的粗陋的初始口语,街头巷尾的市井语言,连蹦带跳地挤进广播电视的大雅之堂。有的所谓“口语化、生活化”的追求只抓皮毛,甚至舍本求末,恰恰把口语中粗糙的东西拿来当作宝贝,比如在语流中嵌入大量“啊、吧、呢、吗”“那么”“那”等零碎,让人感到主持人的思维不畅,词汇贫乏,且做作矫情。语言一旦失之于“随意”,内涵必然苍白,因此绝不能在“口语化”的招牌下降低对语言的要求。口语化并不是指语言的自然状态,而应该经过打磨、提炼的加工,正如张颂先生所言:“广播电视传播长时期内是以书面语为依据的,虽然努力进行口语化,但在语言上一直比较讲究,”“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台,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完全舍弃书面语言作依据的语言传播”[12]

汲取了书面语长处的精粹口语,是经过加工的口语,它摒弃了日常口语的随意性、冗余性、离散性、粗略性等缺陷,既保有口语通俗性、简洁性、明晰性、生动性、灵活性的特点,又兼有书面语规范性、集中性、有序性的长处,说来上口,听来入耳、入脑、入心。

央视《东方时空》曾有个版块“时空调查”,经常就社会关注热点联合新浪网做网上调查,然后在节目中对调查结果做出分析。主持人张泉灵的语言生活、口语,交流色彩很浓,就像“面对面”而且十分投入地在与观众交谈。近些年,各地对学生高考十分重视,在交通、噪声、急救等方面采取了许多照顾措施,节目在2006年6月7日以做了一期“对高考的关注是否过度”的节目,在例数各地有关做法后,张泉灵不无感慨地提出问题:

这些措施,每一条你仔细看起来,都觉得是让考生和家长觉得温暖的一个措施,但是你把所有的措施堆一块儿,你心里的味道可能就发生变化了。你感觉这高考怎么了,怎么就变成了比天还大的事情,这考生怎么了?怎么变成了比谁都特殊的人群呢?尽管各个方面都找出了各种办法,能够帮助考生顺利地进行高考,但是有些家长还不知足,给你举两个例子,真实事件,有一个家长住的小区边上有一个机场,他就找到有关的部门,能不能孩子高考复习期间,把这个机场关了,否则飞机起降太吵人。另外有一个家长,找到了自己小区的物业,要求物业把小区里的知了全给抓干净了,否则孩子怎么能够静下心来考试呢?当然,像这样的要求,恐怕有关方面是没有办法去满足的,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免不了要问一声,目前全社会想出这么多的办法,对考生来进行照顾的话,这样的照顾是不是特殊得有些过分了?我们在新浪网上做了一个调查,看看结果。

“把所有的措施堆一块儿”“把这个机场关了”“把小区里的知了全给抓干净了”这样的日常口语,听来亲切,自然,“比天还大的事”之说,夸张但在情理之中,而且信息丰富、典型,并不唆,语脉条理清晰,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共鸣。

二、强调规范性的大众口语

1.规范化与大众化

主持人口语规范化的第一个层次,是指语音、词汇、语法符合普通话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起施行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13]。语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太多、太密切的联系,语言反映着社会,反映着生活,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思想倾向,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行为。尤其广播电视这一强大的、现代化的传播工具,集传播迅速、覆盖面广、声像兼备、受众参与、容量大、功能全、接收方便、选择性强等优势于一身,加之声情并茂的有声语言传播,比印刷媒体平面的文字传播要来得更亲切平易,其直接可感的效力真是“入脑入心”。“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收听使得广播用语成为一种标准,获得一种空前的社会地位和权威。”[14]毫无疑问,广播电视语言同时具有语言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示范性和引导性,主持人的语用的规范不容动摇。

语言大众化,是主持人语言强调规范化的第二个层次。广播电视节目受众包括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各个文化层次,节目又是运用电子手段的声画传播,信息稍纵即逝,不似印刷媒体可以让读者一书在手,反复体味把玩。故此,主持人的语言必须简明易懂,有很强的可听性、可接受性,诚如老舍先生所言:“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练著称的,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假若我们的语言不通俗不现成,它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民族风格,为人们所喜爱的作品”[15]。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简单朴实的话有时更能快捷而有效地把某种思想传达给受众。“社会心理研究表明,人们更喜欢语言上向他们接近的人”,因为“降低参与者之间的差异”“有利于交谈,并可获得听者的社会认可”[16]。主持人节目既然是面向大众的传播,能为社会最大多数人理解和喜爱,应该作为主持人语言运用最根本的要求。主持人的语用要处理好规范化与大众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一提“规范化”就板起面孔,端起架子,提高调门,说些佶屈聱牙或令人生厌的话;更不可一提“大众化”就油腔滑调,信口开河,说些不着边际、浅薄无聊的话。

2.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广播电视既然是大众传播媒体,以朋友身份、平等关系出现的主持人,自应放下身段、降低视角,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拓宽受众的视野。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不仅是一种沟通方式,它还是一种态度,同时也是一种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听观众对节目的文化含量的广度和深度有越来越高的需求。用通俗口语表达深刻的内容绝非易事,而是有相当的难度,如果遣词造句过于华丽艰涩,或满口专业术语,就会让人感觉造作、炫耀,也难以听懂。其实平民化视角、趣味化手法已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传播活动中成为共识。旅美学者薛涌在《直来直去地谈话》一书中介绍:在美国,“精英治国和草根民主之间必须有个结合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民百姓对话。总统竞选演讲,全是最简单的英语,平白浅显,速度慢,吐字清晰。”“不管你的思想有多么高深,你必须能够用最生动、平白的话向哪怕是大字不识的人表达得清清楚楚。没有这个本事,最好还是干点别的”[17]

20世纪90年代,温州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有人因此批评温州搞资本主义。李瑞环却说:“有些东西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为了更通俗地阐述个中道理,李瑞环拿孩子起名为例很风趣地打起了比方:“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以后可以先起个小名,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为的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李瑞环以通俗易懂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解政策,甚至在外交场合有理、有力、有节地化解难题的例子比比皆是,很值得主持人借鉴。

CNN资深主持人拉里·金在节目中与众多的政府要人或名流、学者相遇,但他从来不喜欢用大而无当的字眼故弄玄虚,也不喜欢滥用最时髦的词语附庸时尚,他认为,“人们似乎天生喜欢动不动便创造新的术语或时髦用语,好让自己的谈吐听起来跟得上潮流……不幸的是,这些新字眼并无助于增进沟通的能力。”平实的用语并不妨碍他对问题的深刻认识,也丝毫没有令他与时代的最新脉搏绝缘[18]

通俗易懂是使受众得到满足的前提和基础,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说:“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讨论比较抽象的内容,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不感困难地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是“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19]。主持人在传播理念化的抽象内容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其必要性有二:一是考虑听观众接受的便利;二是主持人传播特色。我国一些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已经悟到这个秘密,在语言上肯下工夫,他们成功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精深而活泼的形象思维把理念和主题转换为具象的语言,用“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听观众的思绪,用形象地“叙述”触动听观众的情感,寓“抽象”于形象之中。

会不会“讲故事”?首先需要主持人对信息的占有,对所报道之事、所谈论问题的熟知和理解;其次,来自主持人对节目内容的整体把握,善于从有关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意味”的情节,此情节,或可“点睛”,或可“补充”;其三,善于用简洁、通俗、生动形象的语言,把选择、加工、整合的结果外化出来。“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在受众那里,能够很自然地产生一个从具象——意象——意味的过程,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它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而且,这个认识过程是由听观众自己完成的。其特别的意义在于受众在接受传播时,被主持人引动的积极的心理参与,受到感染,引起共鸣。

白岩松担任《东方之子》主持人时,擅长捕捉和讲述“耐人寻味”的故事来加深观众对人或事的印象,在《学者系列——季羡林》的开场白中,他以平和的语气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也许,了解季羡林可以从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几年前,有一个北京大学的新生入学,带了大量的行李,他看见路边有一个纯朴得像农民一样的老者,便以为是学校的工友,于是,他让这位老者替自己看行李长达半小时之久,这位老者欣然同意,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过了几天,北京大学召开新生入学典礼,这位同学惊讶地发现,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者[20]

白描的口语,平常极了,勾勒出的画面及那位新生“惊讶”的细节,却在不经意中展现了这位渊博的学者可亲可敬的一面。这些语言符号蕴藏的信息,具体而又独特,有很强的吸引力,它是具象的,然而其意味,却可以因观众不同程度的感受而显得十分丰富。假设主持人报简历似的,罗列一番季羡林的成就和头衔,肯定是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干瘪、生硬。白岩松的处理,产生了一种“先声夺人”的奇效,使季羡林的形象在观众面前立体化了,有血有肉了,而且主持人对采访对象的崇敬与感情也溢于言表,跟观众形成了亲切的沟通,有效地唤起了观众收看节目的兴趣和愿望。

三、讲究艺术性的传播口语

广播电视是进入家庭及个人的传播媒介,时至今日,人们大多以休闲的心情来接受传播,因此节目“好听、好看”是受众理所当然的收听、收视心理。传播从来不讳言“艺术”,在庆贺著名记者穆青同志从事新闻工作40年的研讨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就曾中肯地感慨,新闻工作者“既要有政治家的底蕴,又要有艺术家的魅力”。对主持人的传播的要求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语言是主持人传播主要的途径,在规范性、通俗性的前提下,讲究语言艺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这样形容善于运用语言的人,说他们“叙事能让人仿佛目睹,说理能让人心悦诚服,片言只语可以久而不忘,长篇大论也可以听之不倦”。能够具有这样的语言魅力、语言磁性,是节目主持人梦寐以求的,其核心当然离不开那句老话——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如果着眼于语言形式的生动性和技巧的艺术性,可以说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编码中的“文采”,一是有声语言表达的“神采”。

1.语言编码的“文采”

被誉为“兼容百家、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季羡林,在他的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的《自序》中说,“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同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在强调“真情实感”的前提下,他又进一步鲜明地指出“谈论文艺的准则,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因为“说真话离不开思想,但思想有深浅之别,有高下之别。思想浮浅而低下,即使是真话也不能感动人。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文采,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季羡林先生还真诚地谈到自己“舞文弄墨”的体会:“我最不赞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极为别扭,极不自然的词句,顾影自怜,自以为美。我也不赞成平板呆滞的文章。”“我追求的风格是:纯朴恬淡,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环,万勿率意,切忌颟顸。”[21]

季羡林先生话,道出了语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又谈了语言编码中的追求。他关于语言运用的观点态度、风格追求,对理解主持人语言艺术的要求,以及主持人语言的风格特点,都具有直接的、亲切的指导意义,他“最不赞成的”两种倾向,正是当前主持人语言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他所“追求的风格”,恰恰十分符合主持人的身份、符合主持人考虑受众的普遍性、符合有声语言传播所应具有的特点。讲究“文采”实际上就是语言对思想的“包装”。主持人要传递什么样的思想,用什么样的语言“包装”,在“包装”中怎样符合节目宗旨,怎样适应受众接受心理和习惯,“包装”效果如何,其中的原则、方法、技巧丰富得很。

语言讲究艺术性,利于受众的理解感受是根本的原则,合乎词汇、语法的规范是基础性的要求,准确精当,富于表现力是检验的标准。主持人的语言组织,不仅要做到意义明确,条理通顺,不仅要注意形式方面词语、语法的规范和创新,更要求同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以表现生活为指归”。具体的做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炼字、炼句:准确、生动、得体。

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健翔,解说足球赛语言准确、简练、形象,信息丰富、评议到位,深受观众好评。仅以其描述语言为例,解说’96欧洲联盟杯赛英格兰纽卡斯尔联队激战瑞典哈姆斯塔德队的场面,他说:

又是吉诺拉,左侧传中,头球!打在门柱上弹出来,再碰一下,进了!非常轻松。现在纽卡斯尔联队3∶0领先,这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的进攻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其用词富于动感,句式简短明快,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点评的感情亦恰到好处,与场上气氛、与观众心情十分吻合,可谓“切合题旨情境”,其具有体验性和生动性的解说,使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的结合。

(2)善于运用比喻、讽喻、摹状等修辞手法,化复杂为简单,化未知为已知,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平淡为生动。

比喻是一种利用交谈双方共同经验的说服手法,古人云:“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很多时候,主持人把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所思所感,以语言作为生动的载体,引起人的联想与共鸣。著名体育记者徐济成经常担纲篮球赛的解说与评论,在姚明加盟NBA赛早期的一次比赛中,姚明还有些放不开,连连遭到对方小个子球员的“绕前防守”,比较被动,徐济成当时风趣地描摹此情景说:“姚明就像个大袋鼠,防守队员像小袋鼠坐在姚明肚子上。”形象地解释了“绕前防守”这个篮球术语。

有些学者善用比喻,深谙大众传播之道,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语言路数给观众很深的印象,在其他情况下也不例外。王志专访易中天的那次《面对面》节目里,王志最后问易中天:“你到底如何定位自己?是研究者,还是传播者?”易中天略作沉吟,旋即回答:

最怕这种问题。我就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3个特点,第一个是草根,第二个是健康,第三个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可以熟吃,可以荤吃,可以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易中天的这番回答,新颖独特,平易幽默。他没有顺着王志的“二选一”预设作答,出其不意地来了个“大萝卜”。乍一听,以为他上来了倔脾气不愿认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接下来对“大萝卜”3个特点的解释,来自生活,妙趣横生,十分好懂,比喻绝妙精当,但是寓意深刻,随即自然而然地归结到“定位”的询问上,对王志的提问既礼貌又坦诚,在表明观点的同时让观众对易中天鲜明的个性、过人的才华及有些倔犟的性格有了立体的感受。

老舍先生说:“所谓语言的创作并不是自己闭门造车,硬造出只有自己能懂的一套语言,而是用普通的话,经过千锤百炼,使语言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光芒,就像人造丝那样,用的是极为平常的材料,而出来的是光泽柔美的丝。”老舍先生满怀激情地号召使用语言的人“我们应有点石成金的愿望,叫语言一经我们的手,就变了样儿,谁都能懂,谁又都感到惊异,拍案叫绝”。[22]

(3)适当运用排比及仿拟、拈连等修辞方法,注意语句的整散结合,长短相配,以造成气势、格调、节奏、韵律上的变化,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主持人是以有声语言进行传播的,能够顾及受众听觉的审美需求,则主持人说得“上口”,受众听得“入耳”,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最终传播才能“入脑、入心”。普通话语音结构在音乐形式美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它的抑扬顿挫是那样和谐,那样富有节奏感、韵律感。我国大文豪郭沫若说:“语言除掉意义之外,应该要追求它的色彩、声调、感觉。同样的语言或字面有明暗、硬软、响亮与沉郁的区别,要在适当的地方用有适当感触的字。”[23]老舍先生也说:“我写文章不但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每个字的声音。”“好文章让人家愿意念,也愿意听。”并特别强调指出广播“既要字斟句酌,语语明确,还要铿锵悦耳,引人入胜”。[24]要知道这方面的要求一点儿也不过分,任何重视语言传播的人都不会忽略这一点。美国电视工作者将文稿的听觉效果作为业务技能来强调,“脚本写出后,要高声朗读几遍,要让文稿发出声来比写在纸上更能打动人。”无需多说,主持人节目要提高收视率、收听率,主持人的语言也应该在这方面下工夫。

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快人快语,思维敏捷,她常常用排比句,也就是用聚合关系不断组合同样结构的句子,信息在一定的层次上叠加,给人以流畅感和一种扩张的气势。一次,张越把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请到节目里一起讨论“沧桑感”,为突出嘉宾“谈沧桑”的资格,张越一连用了7个“曾经在……”串联起唐师曾丰富的经历,呈现出一种不可抵挡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提起“唐老鸭”这个外号,新闻界的同行们都知道他就是新华社战地摄影记者——唐师曾。(对唐师曾)你好!

长久以来很多年轻女性都被这么一个问题困扰着,她们觉得现在的男性越来越女性化,越来越没有男子气,越来越缺乏沧桑感。好多女孩子苦于找不到自己心目中的高仓健,所以我们一直想找一个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来谈沧桑感的男性跟我们来谈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唐师曾,为什么呢?别看他年龄不大,可经历却非常丰富。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在秦岭的深山里拍过野生的大熊猫,曾经在神农架寻找过野人的足迹,曾经在藏北高原柯克西里无人地带与野狼共舞,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大火、地震、水灾,曾经在中东战火纷飞的地带多年奔波,而且曾经采访过阿拉法特、卡扎菲、加利、拉宾、纳尔逊·曼德拉这些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政坛风云人物。而且据说他曾经独自一人不借助武力突破以色列军的防线,使得以军不得不派直升飞机去抓他……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我早就听朋友们讲了很多,所以您应该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男人了吧?

张越对语言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在意,有气势、有韵律、有节奏、有回味,十分有质感,尤其妙在她对语言的驾驭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并不让人感觉造作又个性鲜明。下面是张越在《半边天·张越访谈·不想长大》的开场白,采访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韩元元。感性的具象描述唤起你的好奇,理性兼诗意的对比揭示背后的思索——

作为女孩,她尽可以在节目中展现天真无邪;

作为女人,她却要考虑一档日播栏目的生存;

作为女孩,她可以为了打赌,只身闯进电视台把同事当哥们;

作为女人,她却要在拼命工作的同时,独自体会北漂的孤寂;

作为女孩,她敢和青梅竹马的男友歇斯底里的吵架;

作为女人,她却要学会懂得,男人也有承受的极限。

女孩和女人之间隔着一条线,这条线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

(4)运用反问句、设问句,一方面能够制造一种让受传者“参与”到谈话中来的感觉,能有效地增强传受双方的“交流”;另一方面,无疑而问、明知故问的反问句和设问句,都是在用问句的形式表达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思想,实际上,问中有答,答在问中,这是一种间接表达方式,常用“难道”“为什么”“怎么”“哪里”表示反问的词语,其逻辑意义相对于“并非”“并不是”,但语气更为强烈。

一次《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播出了一集《王子梦》,讲了河北一个名叫“王子”的女孩练网球的事情。但是在王子回答记者提问及与父母的对话中表现出金钱作为动力的巨大作用,尤其片子结尾时母女在餐馆吃饭的对话,母亲问:“你最喜欢吃什么?”王子答:“法国大餐!”母亲说:“将来咱得了世界冠军就可以吃真正的法国大餐。”王子说:“要包专机去法国吃,把餐馆包了,买车自己开。”母亲问:“要什么样的车?”王子答:“至少得奔驰以上的”……看到这里,心中不免为母亲的教育引导担忧。以往主持人是不在《生活空间》之后再说什么的,主持人白岩松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结尾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破例做了点评,白岩松并没有采用正面批评的做法,而是以设问的方式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来表明否定的态度:

如果王子夺得冠军时,面对的只是鲜花和奖杯,没有法国大餐,也没有奔驰以上的轿车,不知她还能否一拍接一拍地打下去?[25]

2.有声语言表达的“神采”

播音学理论为主持人有声语言表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基本功训练体系,以及丰富的可操作的创作规律及方法,这是无可否认的。主持人语言不应该拒绝传统提供的营养,不能离开播音学基础性的指导,也不能因为当前“十全十美”的主持人难求,人们对主持人语言“外壳”有所宽容,就错误地否定或忽视播音学的基础地位。不承认这一点,忽视我国广播电视的根本属性,无视电子媒体语言传播规范性、明晰性、审美性方面的特殊要求,就会使主持人语言脱离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轨道,混同于日常随意的人际传播,最终降低主持人节目的语言质量,影响传播效果。

富于谈话感的主持人语言状态对表达的要求不是降低了,反而因为主持人语言“返璞归真”的风格追求,在语言表达的“分寸感”方面要求更高了,即技巧运用的艺术性在于“不见雕琢痕迹”,在于“有意无意之间”。这种“无技巧的技巧”,光靠真情实感还不够,必须与分寸得当的表达技巧相结合,才会是受众乐于接受并带来审美享受的声音形式。主持人需要根据节目的总体特色,对“用气发声”、“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表达技巧做出适度的调节,使自己的语言表达到位。从主持人语言实践出发,可重点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1)“边想边说”的谈话感。

“谈话体”是主持人节目采用较多的一种语体,也是主持人主要的语言样态。在双向交流或多向交流的节目语境中,由于有对方的刺激和反馈,有来有往的语言其针对性、目的性都很鲜明,主持人所说的话一般与当时的思维、具体的情感有紧密的联系,只要状态积极,心到,口到,就会进入较好的正常的谈话状态。就连那些“独白”时拿腔作调的主持人,访谈时真正进入谈话状态,其“毛病”就“不治而愈”了。问题往往出在有稿主持或脱稿主持之时,语言的声音形式就跟思维、感情“两张皮”了。其症结在于声音形式与思维的剥离、脱节,失去了正常语言交际的心理过程。日常生活中,人们由思维到说话的过程,是透过“边想边说”的语言状态表现出来的。针对主持人语言形式中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主持人有声语言表达到位的关键,在于“回归”人际交往的自然谈话的心理状态,即语流的声音形式与思维过程的匹配性。

所谓声音形式与思维过程的匹配性,是指声音形式能反映思维轨迹,能让人感觉到主持人选择词汇,组织语句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有稿件依据的语言声音形式,不管是完全忠实于稿件,还是加以发挥的脱稿、半脱稿,主持人的语流中应有思维状态的“仿真”反映,呈现一种“即兴”谈话,“边想边说”,注重反馈交流效果的自然状态。

“边想边说”是自然谈话的典型状态,是由思维到说话的心理活动在声音形式上的外化。这种外化是通过句子的“松紧疏密”及“抑扬顿挫”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在人们自然谈话的语流中,有两种停顿能集中反映思维过程,一种是句群之间的停顿;一种是句子里重点词语、关键词语前的停顿。此外是重点词语、关键词语由于明显地带有情感色彩,而在声音高低、轻重或音色、音长上的差异,语言学家赵元任称之为“情态成素”。

首先谈“边想边说”在停顿上的反映。“句群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句子的组合,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句群内部的句子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它们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更为复杂的意思”[26]。在主持人节目中,句群常表现为考虑成熟或“想清楚”了的“一串”话,出口前,有思索和内部语言的展开过程,出口后,有让对方“消化”或观察对方反应的心理过程,这种由思维到话语的心理过程,外化为声音形式时,诉诸听觉的特征,就是句群之间往往有较长、较明显的停顿,而句群内部一般语速较快,语流紧凑,语气连贯,语势顺畅。这是“边想边说”的语言状态在语流松紧疏密形式上的一种规律性表现。这种规律的运用,有助于克服“照本宣科”或“快速背词”的弊病。

另一种具有反映“边想边说”状态的停顿是在句群内部语句的某些重音上。人们在谈话中总要为突出语言目的特别下点儿功夫,于是在表情达意的关键部位就会因选择词语、斟酌分寸、掂量色彩的思索,出现一些相对较长的停顿,有时还辅以“嗯”之类的语气词,或下意识地伴以停顿前音节的低声延长。

其次谈自然交谈状态下重音的声音特点。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他的研究中曾细致地观察和分析有声语言表情达意的规律,指出:“语调跟速度跟嗓音是典型的情态成素”,“在一个句子里的速度跟音程,凡是不要紧的字么,总要快一点儿,它的音程的范围窄一点儿,其余要紧的字就慢一点儿,音程大一点儿”[27]。所谓“音程”就是通常说的声音的高低强弱,亦即语流中声音的抑扬起伏。不难看出,语流松紧疏密、高低起伏的变化,源于人们说话时的心理活动,是思维的需要,是情感态度的流露,也是语言交际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大脑语言中枢对语言目的、情感态度、发声器官有瞬间的自动组合。对于自然谈话语流中的客观规律,主持人应有意识地加以留心,同时分析日常谈话中这类规律在声音形式上的表现,并运用停连和重音的技巧把它灵活地移植到主持语言中来,以使虚拟语境中的“独白”或现实语境中的话语都能符合并反映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客观规律。

(2)多种语言样态的适应能力。

从总体风格上看,主持人口语不能等同于日常会话的“原初状态”,也不可套用舞台语言的“夸张状态”,更不是处于演讲或辩论的“激情状态”,就是跟非主持人节目的播音状态比较,也有一定的差异,它相对松弛,不饰夸张,较为“自由”。打个比喻,主持人口语表达的语流形态,不是“吹皱一池春水”似的小起伏、少变化的“低声絮叨”,不是波浪滔天般的“大起大落”,也不似有条不紊的渠水那样“整齐划一”,它恰似汩汩而来的山泉,从极富生命力的源头喷涌而出,顺着山势,时而跌宕而下,时而蜿蜒曲折,一路欢唱,汇入生活的海洋。

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主持人节目形态多样,且节目制作既有演播室语境,也有外拍的各种特殊语境,主持人的语言样态更是丰富多样的,不都是“谈话体”,语言表达当然应与之协调。比如,某些信息(如股市行情等)的“消息语体”特色更鲜明,用播报方式来得更明了、更迅捷,也更符合受众具体的接受心理;又如节目中的某些环节(如引用、介绍抒情散文、诗篇或歌词),语言本身的“文艺语体”特色浓重,此时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就不是“谈话体”能取代的。从具体节目看,不同类型的主持人节目要求不同的语言风格。新闻类要求语言的明快性,知识类要求语言的周密性,服务类要求语言的亲切性,综艺类要求语言的生动性,等等。还有那些蕴藏于具体语段中的情态各异的丰富意味,都要求主持人的口语富于表现力和适应力。而从受众的角度看,他们既要求主持人亲切平易地与之交谈,同时也渴望从中领略声韵传情的意境之美,获得审美愉悦和享受。毫无疑问,节目主持人必须多掌握几手语言表达样态,才能在符合主持人节目传播特色的大前提下有多样化的表现力和适应力,也才能做到节目整体风格的和谐统一。

四、富于个性的正式口语

1.主持人的语言个性

主持人节目的个性化传播,其载体是主持人,并主要由主持人的语言符号及非语言符号中所具有的个人魅力来显现。其中语言的个性,即个人独特的语言表达习惯,“是指个人惯用的组织方式和特有的表达手段”[28]

一个人的语言个性,是在其个人生理条件和社会环境及语言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他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有意无意地学习、选择的基础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个性,而且语言个性是相对稳定并有明显特征的。这些特征一般是从声音吐字、表达习惯等语言外壳,以及言谈中的思维逻辑、言辞修养里表现出来的。一个人独有的语言外壳部分(即话语的表层)是其语言的自然属性,内涵部分(即话语的深层)是其语言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主要指民族、阶级(层)、职业对个体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制约和影响。语言个性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然而,每一个人语言的社会属性才是他语言个性的本质所在。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个性的本质时所说:“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29]

主持人语言的个性,与其生活中的语言个性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决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有语言个性不一定有魅力!如果违反礼貌准则、谦逊准则,再有什么样的语言个性,都是令人反感的;倘若忽略了适宜性、得体性,“直率”可能无异于莽撞,“锐气”可能被当作“咄咄逼人”,“善于辞令”可能被误以为圆滑,“敏锐”或许被视作“卖弄”;如若“为个性而个性”,不顾社会公共价值,不考虑媒体立场,“真实”是“真实”了,却可能正暴露了自己品位格调的低下和思想的苍白。

主持人语言是进入大众传媒、影响广泛的“正式”口语,不能由着性子随心所欲,只图自己说得痛快。人们使用口语都会按照不同角色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形式,这是社会化的人所具有的一般常识。对此,中国语言学家将口语风格归纳为“庄重、正式、通常、脱略四级”[30],国外也有将口语分为五种的,如“礼仪的、正式的、非正式的、随便的、亲切的”[31],无论按哪种分法,毋庸置疑,主持人语言都是属于“正式”这一级,也就是说,主持人应该自觉遵循语境的客观规律,对生活中的语言个性做适当的调节控制。我们主张主持人个性的多样化,但无论何种个性,言谈一定要有控制:豪放的主持人言语多激荡,但决不可生硬;潇洒的主持人言语多风雅,但决不可随便;谦逊的主持人含蓄蕴藉,但决不要畏缩;博学的主持人旁征博引,但决不要芜杂;活泼的主持人轻松热情,但不能恣意;幽默的主持人风趣诙谐,但决不能油滑;深沉的主持人犀利深透,但决不能冷傲,爱开玩笑可以,但不能低俗。一言以蔽之,主持人语言个性的发挥应当自觉恪守“上有境界,下有底线”的规约。

主持人语言个性有三个层面,首先,我国广播电视工作的性质任务,决定了主持人语言目的的郑重性及引导性,因此喉舌意识在主持人语言个性中理所当然起制导作用,同时主持人的语言还应符合广播电视传播的一般语言规律,可谓之“有境界,有底线”,绝非率性而为的东西,此为语言个性的基础层面;其次,考虑主持人节目类型及语体的不同风格,并根据传播对象的具体特点,“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是为语言个性的职业层面;第三,充分发挥个人积累与个人语言创造的潜力,在语言上表现出新颖独创、富于情趣的个性,使传播更加生动活泼、亲切感人,更加有效,并蕴含审美价值,此为语言个性的美学层面。

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对语言的构思情有独钟,十分用心地通过长于思索的表述方式把自己的认识与感受与观众分享。如他在辩论型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一次“伪科学”系列节目结束时,以自己的认识与大家交流,锐度与亲和同在,坦率与平和共存的语言个性,使栏目的宗旨及风格更加明晰:

“为什么有《一虎一席谈》这样的节目?很多海外的朋友、很多境外的朋友、很多内地的观众说,Tiger你们只是为了收视率,你只是为了收视率刺激观众的眼光,不断地在谈这个伪科学的话题。坦白说实话,不瞒大家说是有收视率的考量,但是我刚刚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之后,我却发现,其实这背后让我想到了为什么要做《一虎一席谈》的真正用意在这儿——其实只有五个字,我理了半天——就从刚刚这场辩论中给我最好的答案:第一个是,《一虎一席谈》就是要“说”,我们要让每个人说出他心中的真话;第二个就是《一虎一席谈》要“听”,在你讲真话的同时听听跟你不同意见的人,他在说什么;我们不仅要说,我们不仅要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我们要想的是,彼此之间双方的歧义在哪里,是定义没弄清楚还是我们太意气用事,这个部分是要靠你的脑筋在想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换”,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学会了站在彼此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不仅要说、不仅要听、不仅要想、不仅要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做”,我们在做一场中国转型社会当中在多元化价值冒出的同时,我们怎么样用包容的心情去看待彼此的对立,我们怎么样用宽容的心情去允许对方意见的存在,而这点不仅仅是要说,而是要做出来的。所以现在请八位嘉宾,如果可以的话,请握手跟对方做一场君子之争!”[32]

2.语言个性的由来

主持人的语言个性可以通过主持人所关注的话题、立意、观点、角度、材料组织、话语方式、表达特点等诸方面表现出来。纵观优秀节目主持人富于个性的语言,或与他们的经历有关,或与他们的性格有关,或与他们的知识背景有关,或与他们的哲学素养有关,或与他们的情感体验有关,或与他们的文学修养(包括语言修养)有关,或与他们的审美追求有关。其话语的组织方式和表达手段都具有独特的味道,所形成的语言气氛与格调也带出“这一个”主持人独有的特色。这是十分“鲜活”的语言,它在让受众便捷地理解话语本身信息的同时,又让人分明地感觉到、直接地体味到“这一个”主持人的思想、作风、品性、修养、经历、性格等方面的信息。

北京申奥在莫斯科的最后陈述,杨澜担任的文化陈述部分获得普遍好评,其中的幽默感、亲和力、交流感和互动性,显然出自她的积累、追求和出色的传播意识与经验。杨澜在开头设计一个轻松幽默又鲜活的引子:

中国北宋的时候就有一种叫做蹴鞠的游戏,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踢足球,当时这种运动是如此的流行,以至于女性也有自己单独的比赛,所以你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女足为什么那么厉害了吧?

杨澜把中国古代足球与当年中国女足震惊世界的骄人成绩整合在一起,同时用对话交流的口吻而非做报告或宣读的状态,举重若轻,赢来在场“举足轻重”的听众(国际奥委会官员、世界各大媒体记者等)欢快的笑声。在结尾,杨澜又加了一段话,不露痕迹地运用自己的积累,依然是平和亲切的个性风格,给人留下念想,吊足胃口,更打动了人们:

史书上记载,马可·波罗临终前有人问他:“哎,你在书里写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马可·波罗叹了一口气说:“我所说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来北京吧,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发现中国。

在《百家讲坛·柴静解读于丹》的节目里,一位观众质疑于丹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解释,于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在她们有了比较充分的沟通后柴静接过来平静地说:

孔子是语录体,所以可能更多是一种经验而不是逻辑。那男人可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也许女人可以回一句“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很多话是大家聊的时候,私生活中的俏皮话,然而千古下来在流传的时候,就完全靠自己的心性去揣摩了。

柴静的话不乏智慧和幽默,以一斑窥全豹,足见柴静平时好读书、会读书,精于思考、勤于积累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

《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在“孟非读报”后的点评十分有特色,平民化视角,手术刀般的剖析,犀利冷峻的语言可谓个性鲜明。一次,孟非选择了两件与车辆有关而结果截然不同的新闻,一条是一对男女在一辆挂着省级机关牌照的奥迪车里行苟且之事,被警察看到,结果他们一踩油门,把警察撞伤。孟非对此评述道:

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一对有家室的男女关系暧昧,而是一个司机在面对自己的隐私有可能曝光的情况下,敢于拿车把警察撞伤然后逃逸,这两个后果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是为了什么,他开私家车牌照他敢吗?他开外地车牌照他敢吗?我们关注的是在法律面前的权利。

另一件是一位“的哥”为送一个孩子到医院抢救,连闯5个红灯,孩子得救了,而“的哥”却面临吊销执照的处罚。孟非这样评论:

同样是司机肇事,一个人们愿意放他一马,另外一个,人们决不能放他一马。什么原因?一个是影响了特权和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一个,你如果不放那个闯5个红灯的一马,也可以,但是这会影响很多的司机,以后在面对救助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有一个权衡:如果我帮你的忙不损害我什么,那我就帮,如果损害我什么,我犯得着吗?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用心的、肯在语言上下工夫的主持人,他们的关注面,切入角度、思维方式的别具一格,加之他们的生活经历、感受的独特,引发出独到的观点,外化为与众不同的叙述方式及独有的声音表现,就形成一种有区别性特征的合力,从而使语言个性愈发明朗、愈发丰满。那些在受众心目中颇有影响的主持人,他们的语言个性风格有的刚健,有的柔和;有的犀利,有的温婉;有的简约,有的丰繁;有的蕴藉,有的明快;有的华美,有的朴实。如沈力的简洁、朴实,赵忠祥的稳重、大气,倪萍的热情、生动,白岩松的深邃、奇崛,敬一丹的细腻、含蓄,崔永元的机智、幽默,水均益的洒脱、灵活,杨澜的知性、轻松,张越的机敏、风趣,王雪纯的清新、奇巧,董卿的温婉、亲和,柴静的冷静、善思,孟非的犀利、诙谐……真是各有光景,味在语中。

五、应对得体的急智口语

1.应对是主持人语言活动的重要特征

语言应对、语言急智,是主持人语言运用的重要特征之一。受众的参与和直播,是主持人节目经常采用的节目形态和制播方式,在认真策划和充分组织准备的前提下,这样的传播方式明显地激活了传受双方的思维和语言活力,同时有效地吸引受众的广泛参与,节目现场感强,互动沟通真实、鲜活,好听好看,优化了传播效果。但是,其传播过程中也必然埋伏着一些不可预知的东西,有客观事态变化(如现场的突发情况),演播时空里的技术因素(如突然停电、话筒故障等),或主观人为原因(如出乎意料的问题、主持人自己的失误等)。同时,主持人在节目中要与嘉宾或受众互动,遇到冷场或尴尬冲突时还要调节现场气氛,这些问题的出现都给主持人对现场的控制增加了难度,对主持人的语言运用提出了切切实实的挑战。如果主持人在意想不到的情况面前,张口结舌、语无伦次,或南辕北辙、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或油嘴滑舌,只能说些插科打诨、格调不高的话,不但影响节目主持人形象,更会破坏节目气氛和进程,直播节目如此,即便是录播的节目,那份尴尬也同样可能给现场带来消极的影响。

在主持人节目中,“应对”是指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时主持人思维和语言的快速反应。无论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无论技术原因还是人为造成的,突发情况的出现难以预料,但是,主持人机智得体的应对,能够圆场补台、转危为安,能够活跃气氛、增添情趣,能够升华格调,深化主题。

2008年5月19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全国默哀日,是为哀悼“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逝去的生命而设立的。那天央视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默哀活动进行直播报道。3分钟默哀之后,按原计划当班主播康辉要播一段凝聚了他与编导及领导心血的串联词,但是耳机里突然传来导播急切的声音:“马上接进天安门广场的信号,群众自发呼口号,你看着画面说几句。”[33]原来广场的群众并没有离开,他们聚集在一起,此起彼伏地发出心底的呼声,场面十分感人。从新闻报道角度看,这是一个有完备预案的新闻报道中的“突发”事件,对此主播必须有所说明。随着现场画面的移动、同期声的播放,观众听到康辉在演播室里根据对现场画面的理解快速反应,做了一段即兴的现场述评:

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在电视机中看到的画面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刚刚为在汶川特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三分钟。结束之后的无数的群众仍然聚集在广场上,大家手举着国旗,呼喊着“加油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汶川”这样的口号。“汶川挺住”、“坚强中国,坚强汶川”,在广场上的无数群众,代表的是十三亿中国人民,我们心中呼喊着同一个声音,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把我们的家园重新建设得更加美好。当十三亿人民为同胞失去的生命,为同胞遭受的苦难,我们的泪流在一起,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时候,向世界传递出的是这样的信号:中华民族对生命有极大的尊重,中华民族有着顽强、钢铁一般的意志,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当十三亿人的泪水流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当十三亿人的心、手都相连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打垮我们。中国挺住!四川挺住![34]

康辉在这段述评中首先准确概述了现场发生的事情,继而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一是“中华民族对生命有极大的尊重”,一是“没有什么可以打垮我们”,恰切而精当。从语用层面,我们看到的是康辉迅速、流畅、得体的遣词造句的语言组织能力,以及感情充沛、分寸得当、富于感染力的有声表达能力,而语言背后,决策“说什么”的,则是康辉对事物敏锐的观察与判断,特别是能够把握大局的深刻的思想水平。有了这个铺垫,紧接着的串联词得到观众强烈的共鸣与好评,起到了非常好的鼓舞人心、增强信心、凝聚力量的积极作用。

2.应对的质量标准

主持人应对的质量标准,简而言之,应“迅速、得体、有效”。何谓迅速?就是处惊不变,沉着冷静,敏捷果断,反应迅速。何谓得体?就是语言运用得当准确、恰如其分,切合“题旨情境”(陈望道语),符合具体语境的场合、氛围,符合传受双方的身份和心理,符合传播目的。何谓有效?即语言的信息层次能让受众清晰明了,感情层次能让受众产生共鸣,思想层次能让受众领悟认同,同时,主持人的应对机智妙趣,耐人咀嚼,让人获得审美享受,符合传播的根本目的。

节目制作或播出现场,因种种原因有时会出现与节目初衷不甚相合的情绪,如何逆转现场氛围,实现传播目的,是对主持人是实实在在的考验。这考验首先不是语言的伶牙俐齿,也不仅仅是主持的经验,这时的语言急智全凭主持人的思想认识深度,凭主持人的社会责任感,凭主持人的人格力量,以及对节目情境下种种相关因素的用心体察,触发灵感,实现传播目的。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期,央视大型公益行动《圆梦2008》邀请崔永元与濮存昕、王宝强一起去看望德阳东汽中学幸存师生。5月25日他们到东汽中学的帐篷学校做一期特别节目。他们事先主动听取在灾区做心理辅导的专家们的意见,了解师生的愿望,反复讨论现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应注意的细节,决定将原定的谈话节目改成联欢会,做一期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节目,达到用欢笑代替悲情的心灵抚慰的作用。但是,就在节目即将在快乐的氛围中结束时,校长一番平实的讲话,包括小崔他们三人在内,大家的眼泪终于没有忍住。此时,作为主持人必须调整情绪,把握节目主旨。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为了孩子们的明天,小崔动情地和大家交心:

孩子们,从昨天到今天,我和濮存昕老师、王宝强老师一直在商量,我们怎么做是对你们最好的帮助?怎么做才能让你们忘记痛苦?这个灾难太大了,大到好像做什么都太轻了。所以我们希望和你们过一个欢乐的下午,我们没有成功。可能很多来帮助你们的人也都做不到,让你们忘记灾难和悲伤,让你们快乐起来,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未来的人生还很长,你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只有你们健康起来才能走下去。

小崔边说边环顾现场,突然发现从坍塌了的东汽中学拿到现场的两样东西:一个挂在校门口的地震也没有停摆的时钟;一面挂在柱子后的镜子,小崔对灾区孩子的心意与这两样东西立即链接,发出火花,他急中生智,满怀激情地对大家说:

大家不要悲伤,这面镜子就是时刻提醒我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要做好人;而这个钟更是告诉我们要珍爱生命,拼搏向上,永不停歇[35]

崔永元以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认识,以他一贯身体力行的“做好人”的价值观,以深厚诚挚的人文关怀,掏心窝子地面对灾区的孩子,将心比心,语重心长,借物生情,开启师生们的心灵之窗,鼓励大家走向积极坚强、健康向上的未来之路。这样的语言急智朴实无华,然而厚重隽永,开启心智,给人力量,堪称主持人应对语言的“经典”。

显然,迅速、得体、有效的应对,需要主持人平时“功夫在诗外”的学习和储备,需要对具体节目“胸有成竹”的准备,需要临场“镇定自若”的心理素质,需要当时的“应激决策”,同样需要大胆实践、认真总结,积累经验。

在主持人节目中,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得体的话,往往出现在情急的应对之中。因此还特别需要主持人对“中介位置”的正确认识。中央电视台第9届青年歌手大赛,初赛时,一次因电脑报分等方面的问题,女主持人出了一点儿小差错,待女歌手演唱完来到男主持李佳明面前准备接受素质题考核时,这位女歌手很紧张,李佳明笑眯眯地轻声说:“在正式提问前,我先问您一个小问题。”女歌手感到意外,面部表情看出来她似乎更不知所措了,只听李佳明问:“你说今天场上什么人最紧张?”一听这个“问题”,女歌手释然了立刻回答:“当然是我们选手啦?”没想到李佳明对她说:“其实我们主持人也很紧张,刚才很对不起,我们出了点儿错,不过你一定能发挥得很好的!”这个即兴的反应,既为搭档的差错道歉解围,又缓解歌手的紧张情绪,还鼓励她积极应战,可谓一语“三的”。显然,这并不是主持人什么“伶牙俐齿”的应对技巧,而是出于李佳明对主持人现场任务、搭档关系的自觉把握,以及对参赛选手的关心,他积极能动地感受现场情况,尽自己所能帮歌手发挥最高水平,让比赛顺利进行。相反,有的主持人心里只有自己,出了差错,不惜巧言令色把压力转嫁到搭档或选手、或嘉宾身上,虽然应对速度很快,但应对效果使“举座不欢”;有的应对只有低级趣味的“贫嘴鸹舌”,当然都不符合主持人的应对质量标准。

3.应对思路

(1)借景移情,控制场面。

碰到突发事件时,借助场上的情势,用巧妙的语言激起共鸣,再提出建议,控制场面。

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心连心”艺术团下乡,在江西革命老区遂川做首场慰问演出的那天,场面热烈,当节目演到一半,正值关牧村演唱《多情的土地》这首歌时,天空乌云密布,落下阵阵雨点。歌声一停,赵忠祥已快步走到台前,对乡亲们说:

关牧村的动情歌声,把她自己的眼睛唱湿润了,也把老区人民的眼睛唱湿润了,连老天爷的眼睛也给唱湿润了!老乡们!我们演员都商量好了,如果雨下大了,只要大家不走,我们演员就决不会走!

这段幽默风趣、热情洋溢的话,激起长时间的掌声,因突然下雨而稍有波动的人群,继续兴趣盎然地观看演出了。

(2)因势利导,摆脱尴尬。

借其势,自然地加以引导,机智地扭转尴尬局面。

《实话实说》第1期播出的是《谁来保护消费者?》,在讨论中王海说明销售假货有暴利时说:“好像马克思说过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可以践踏法律了。”现场观众立即鼓掌赞同,不料嘉宾北大肖灼基教授插话说:“我想纠正一下,刚才王海说的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马克思引用英国英灵格的话。”这一来,难免让王海及鼓掌的观众有些尴尬,不等你细想,只听主持人崔永元从容地说:

感谢肖先生适时地为我们开设了第二课堂!

又是一阵掌声,更为热烈,更为友好,更为快乐,这掌声既是感谢肖灼基教授的,也是赞赏主持人的机智的,话题讨论的气氛也随之活跃轻松。

(3)依托语境,巧语解难。

现场不管遇到何种尴尬的情况,主持人要善于依托语境,向有利的、积极的方面迅速展开联想,找到解围的办法。

《夫妻剧场》一次请来电影演员沈丹萍和她的德国丈夫乌韦做嘉宾,这对夫妻因为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生活中造成不少误会和碰撞。在节目现场,沈丹萍语言的便利及性格的爽朗,言谈话语中不免过于强势,主持人英达抓住机会,借乌韦曾演过八国联军及沈丹萍电影演员的语境背景,故意夸大其词,先以自身为例对乌韦抱以同情,继而幽默地“仿拟”电影中的人物关系,给较为内向、汉语表达受限的丈夫“解围”,同时反衬他们之间文化摩擦中的应有的包容:

乌韦:我跟这位女同志说,你特别有魅力,可以不化妆,这更好看。这话谁听了不高兴,女人都会特别高兴。但在中国,有一个沈丹萍就不爱听这话。她就爱听化妆比不化妆漂亮多了的话。

英达:难啊,很难,我们中国老婆都是这样。我们中国男人就是这样受过来的,你好好学一学吧。(笑)

沈丹萍:在咱们中国人的土地上,怎么能让外国人得逞!(爆笑)

英:她这里,根本就有为国争光的性质,百年的屈辱说着说着就急了。(爆笑)我记得乌韦在一部电影里,曾扮演八国联军的外交官,估计沈丹萍生气的时候,就会想起他那种嘴脸来,心想:我可是红灯照!(笑)

(4)自圆其说,巧语解难。

有时失误来自主持人自己,一旦出现,不必慌张更不可患得患失,而要巧释逆转,自圆其说。

一次北京电视台现场转播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的足球赛,解说员在开赛前的预测中,分析国安处于劣势,可能输给申花,不料,结果是双方踢平。他机智地引用球王贝利预测世界杯结果失灵后所说:

足球比赛的结果有时像艳阳天飘鹅毛雪。不过,这场雪对北京球迷来说,着实下得及时,下得痛快!

前一句,以极富感性的语言为自己找到了退路,既含蓄地说明了事物变幻莫测的客观现实,还给人以愉快的美感;后一句立刻回到现场,痛快淋漓地道出了观众的心情,他的失误自然会得到观众谅解,反过来还会称赞他的聪明。

(5)善解人意,化解口误。

在主持人的采访或直播现场与听观众的交流中,有时对方因种种原因没有呼应,霎时出现短暂的冷场,双方都可能陷入窘境,或者对方出现口误,此时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理解对方心理,为对方着想、以有利于对方的话语帮助他人从容走出窘境。

崔永元在《实话实说》的一期名为《镜头前的生存体验》的节目中与嘉宾有这样一段对话:

崔永元:张钧先谈谈你走这一路的感受吧?遇到过什么大风大浪没有?

嘉宾: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可能就是走大坂界山,是吧?噢,界山大坂。

崔永元:是挺危险的,都忘了地名了。

一次关于希望工程的报道,主持人采访来自边远山区的小姑娘苏明娟,小姑娘因为紧张,十分窘迫,主持人温和地抚着她的肩头对观众说:

苏明娟只有13岁,还不能很好地表达她的思想,而且初到北京一下子接受太多的新鲜事物,她需要时间去想。不久之后,我们会看到她的成才,也许那时她会用语言,还会用行动来表达。

苏明娟就是希望工程宣传画中的“大眼睛”女孩,她得到社会的帮助并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步入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报效社会。

(6)顺势牵连,引向正题。

顺势牵连是委婉地表达不同看法或摆脱困境的一种技巧,顺着对方的说法,接过来后变换思路,做出新解,巧妙而鲜明地表达了应该倡导的方向。

央视经济频道《对话》栏目,在一期讨论“民营家族企业领导换班”的介绍嘉宾环节,一位学者嘉宾自我介绍后调侃主持人,主持人陈伟鸿不急不恼,他没有囿于个人的感受或非要在语言回合中占个上风,而是十分大气地顺势过渡到节目的主题上,嘉宾和现场观众都热烈鼓掌:

嘉宾:……《对话》总是能即时发现热门话题,这次关于民营家族企业领导换班的话题抓得很及时。

陈伟鸿:谢谢您对我们《对话》栏目的夸奖和支持!

嘉宾:《对话》栏目开办以来换过几次主持人了,不知陈伟鸿是否也会换班?

陈伟鸿:看来,不管是家族企业的换班还是其他事情的变化,都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热点。

这位嘉宾并无恶意,只是想和陈伟鸿开个玩笑,将他一军,陈伟鸿接招后没有丝毫荒乱,更没有“中计”说什么“我会努力”“希望大家支持”之类勉强招架的话,而是举重若轻,从容大度地接招拆招,让现场回到本期话题和主持人的掌控中。

(7)有意岔题,争取主动。

在某些很特殊的情况下,如国情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不同、审美情趣不同,甚至思想观念的差异,主持人遭遇到的问题不仅是出乎意料的,而且是比较棘手的,处理不好,甚至有伤国格,有失立场。因此,主持人必须保持清醒敏锐的头脑,内紧外松,找准对方的破绽,使对方有意无意地“挑衅”不攻自破。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与美国洛杉矶联办了一档越洋直播节目《上海——洛杉矶友情双通道》,这是以音乐、友情为主的综合专题节目,每周一期,双方主持人轮流负责策划、中间通气,后来洛杉矶的主持人慢慢有些松懈。接近年底的一期轮到美方负责策划,可是他迟迟没有与中方主持人方舟通气,中间催过也未见回音,直到播出当天的例行准备时,对方才说,他要谈谈当年的“十大新闻”!此时已来不及与他理论这档节目该不该上新闻,主持人与导播编辑当机立断请来一位资深的国际新闻记者,准备助阵。节目开播后,那位主持人自顾自随便聊起了所谓的“新闻”,第一件就是什么华人偷渡的事,方舟不等他说完,就插空问道:

请问,你评选十大新闻的标准是什么?

(对方说: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就是两个城市跟华人有关的事。)

请问,你评选十大新闻的程序是怎样的?

(对方说:啊,就是找几个朋友一起聊聊。)

(方舟笑着说)按照新闻行业的惯例,那只能作为私下里的谈资,还是请你听听我们上海的新闻吧。

于是,那位临时请来的资深记者热情洋溢地讲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浦东开发建设的热潮。对方那位主持人也不再自找没趣,赶快偃旗息鼓,不由自主跟着方舟他们的“指挥棒”转,连连赞扬浦东的成绩,并表示要在朋友中多多宣传,积极参加浦东的投资云云。方舟采取的策略,就是以发散性思维,从不同侧面找到突破口,看准时机,主动出击,岔开话题,举重若轻地扭转了局面。

(8)巧释逆挽,大局在握。

在直播热线节目里,在现场谈话节目里,打进电话或举手要求发言的是什么样的听观众?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谈出什么样的观点?确实存在“不可知性”,遇到棘手的问题,有时主持人往往采取“拉下音量”硬切的办法回避,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但对于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问题,还是要做出正面的回答并尽可能巧妙地扭转某些逆反心理,消除不良影响。

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栏目《市民与社会》中,一次主持人左安龙请到一位知名的德育专家和听众一起讨论有关问题。节目接近尾声时,一位女观众打进电话问:“我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但我不爱党,可不可以?”无疑,这是一个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原则问题。主持人左安龙先采用“缓兵之计”,垫一些话,给嘉宾以思考的时间,而后嘉宾从“党是共和国的缔造者”等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二者不应矛盾”的道理,主持人左安龙不是把难题交给嘉宾就松心了,他边听嘉宾的谈话边思索,决计要尽可能地降低消极影响,并且在平和的氛围中帮听众澄清模糊认识,于是嘉宾话音一落,他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听刚才那位女听众谈话声音很激动,我相信她是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我猜想,她现在的情绪可能出于对腐败现象的不满。现在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部署了反腐败斗争……我想,随着反腐败斗争的节节胜利,你是能把爱党与爱祖国、爱人民统一起来的!

这一席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紧密联系实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左安龙先是冷静、机智地从正面理解女听众的问题,这样一解释,就可能抵消其中的消极影响,继而他谈到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形势,给人们鼓舞与希望。这样的补充和引导,与嘉宾谈的大道理互相配合,入情入理,严丝合缝,也更便于听众的接受。

(9)多元手段,控制大局。

所有直播的节目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动态报道过程中的不可预知中藏有风险,此时,主持人的社会责任感、政策观念及“把关人”意识和能力十分重要,成为语出急智的关键基础。

2004年10月23日,04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7轮——天津泰达主场对北京国安的比赛中,下半时12分钟,因部分不理智的天津球迷对主要裁判陈国强的判罚不满,向场内抛掷杂物,造成边裁李福长头部流血,现场观众情绪激动,有酿成更大事件的苗头。正在现场直播比赛的天津电视台体育评论员王?与转播嘉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进行评论。他们分析此前进行的罗马队和拉齐奥队的同城德比因谣言引发的骚乱,讲述了1985年及2000年两次西安球迷骚乱的不良后果,劝导大家理性观看比赛。同时,王?还说:

麻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给您在现场看球的亲友打个电话,一定劝他冷静下来,避免出现其他情况,在这里石勇指导和王?恳请大家了,拜托大家了。

事后据现场执勤的警察反映,在王?的话音刚落不久,几乎同一时刻,现场很多观众在接听手机,并且随后很快现场就安静下来了。这里王?在紧急情况下,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凭借丰富的体育赛事的积累,冷静地说服现场观众,同时又机智果断地动员不在现场的球迷亲友,大家一起来平息部分球迷冲动的情绪,终于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综上所述,主持人的语用不可等闲视之,不是会背名人格言,不是“伶牙俐齿”,也不仅仅是“声音动听”“善于朗诵”所能概括的。主持人的语言功力,从语言形式范畴讲,是由写作能力、有声语言表达能力及即兴口语能力构成的,其中有声语言的表达能力在主持人语言功力中居于首要的和显性的位置,写作能力居于根本的和隐性的位置,即兴口语能力居于特殊的、显性的位置。这里所以把可以归属于有声语言的“即兴口语”单独提出来,完全是针对主持人节目中有较多互动与直播的实际,特别需要主持人“出口成章”的语言能力之故。本节谈到的主持人语用特点,分别涉及语言形式范畴的这3个方面,它们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又能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最终相得益彰,在主持人传播与沟通中发挥得力的作用。

美国CBS著名新闻栏目《60分钟》的总制片人丹·休伊特认为:电视是“看”的艺术,更是“听”的艺术。“电视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有图像,还在于它有声音,我们不仅要关注图像,还要关注语言的质量”[36]。他称自己的经验是:抓住观众的耳朵比抓住眼睛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语言的使用,解说词的撰写,在“60分钟”节目制作过程中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步骤,不亚于摄影师对每一个镜头画面的讲究。每一个“60分钟”的记者都是一个一流的写作者。在“60分钟”录制节目时,偶尔会飘过来丹·休伊特的声音:对某个词句使用的建议或者批评,或对某处停顿过长或过短的评论[37]

季羡林先生曾把中国文化的特点做如下的概括:“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38]不难发现它恰恰道出了主持人在语言运用当中所应秉持的中华文化之精髓。

本章小结

本章围绕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展开讨论,从对主持人的语境分析,引出主持人的语言传播策略和语用特点深入系统地探讨。毫无疑问,主持人的语言是节目主持艺术的核心,是主持人的着力点,同时也是受众接受和评价主持人传播,影响传播效果,制约传播目的的重要因素。

第四、第五、第六三章,集中反映了节目主持创作的基本特点和共性规律,构成了节目主持艺术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部分。从第七章开始,将依次展开对主持人节目主要的节目类型及常用节目形态的主持艺术的讨论。

思考题

1.主持人的语言功力包括哪些方面?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2.如何认识节目主持人的语境?明确主持人语境有何意义?

3.主持人的话语策略是什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话语策略?

4.主持人的语用有哪些特点?请结合实际分别举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予以说明。

5.什么是主持人的语言个性?

6.为什么要强调主持人的语言急智?主持人“快速、得体、有效”的应对靠什么?

【注释】

[1]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2]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3]原文见新浪网康辉的博客:《默哀三分钟后我说了什么》,原载《读者》2008年第12期。

[4]王建平:《语言交际中的艺术——语境的逻辑功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6]龚育之:《读〈学哲学用哲学〉》,引自人民网,2005年11月23日。

[7]摘自龙应台:《文化到底是什么》,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31日。

[8]摘自《焦点访谈》“在沙漠边缘”播出录像。

[9]〔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英语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老舍:《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12]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学习读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14]〔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5]老舍:《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6]〔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7]转引自《南方周末》2004年版。

[18]谭芳:《拉里·金:美国新闻谈话节目的传奇》,《媒介研究》,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研究中心,2004年第7期。

[19]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0]时间:《精神的家园》,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21]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22]老舍:《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23]郭沫若:《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老舍:《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25]摘自《东方时空》1996年5月25日播出节目录音。

[26]吴为章、田小林:《句群》,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7]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8]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9]转引自金开诚:《谈艺综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30]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31]〔美〕尤金·奈达:《关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2]引自《一虎一席谈》2007年1月6日播出的“伪科学”之争系列节目最后一期《打击伪科学是维护还是扼杀科学》。

[33]引自康辉:《众志成城信自己》,载《震撼 战地手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34]根据央视2008年5月19日《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直播节目播出记录。

[35]参见《圆梦2008紧急行动》,载《中国电视报》2008年6月9日。

[36]《是什么让我们成功,就是讲故事》,载《南方周末》2005年3月3日。

[37]引自《“60分钟”的35年神话——访总制片人休伊特》,中国《新闻周刊》。

[38]季羡林为《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所作的序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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