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公共性的获得

二、都市报公共性的获得

1．都市报公共性的产生

都市报的公共性在这样的视野中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变革引发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于公共性的要求，得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以不同方式的回应，虽然在回应中出现了令批判的学者们不能满意的偏差，但由此产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新闻传媒业也以自己特别的方式被裹挟于这个浪潮中。所谓裹挟，是指新闻传媒业的行动也许并不具有完全的自觉意识，而是为各方情势所迫，新闻传媒业甚至仅仅是从一个具体的传媒机构的利益出发而不自觉为之，但朝向公共性的变化还是出现了。都市报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产物。都市报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集中体现了新闻传媒的公共性。

论及都市报的产生，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最重要的宏观社会背景。（童兵，2005）但创办都市报具体而直接的动机，看起来是那样的简单，以至于从表面看来与公共性等民主政治的概念毫无瓜葛，是典型的被情势所迫的全然被动的举措。都市报的创办在当时主要出于比较单纯的经济原因。中国新闻传媒的国有制使得新闻业的运作长期以来全部依赖国家财政支持。新闻传媒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行业规模在短时期内空前扩大，新闻传媒业的投入成为财政的巨大开支。在这样的情势中，新闻传媒业几乎是被推向了市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对于新闻传媒业的行政和经济的双重领导关系产生了变化。

新闻传媒业的商业运作开始于都市报产生之前，自1979年《解放日报》恢复刊登商业广告以来，新闻传媒业开始以一定量的市场收入配合财政拨款进行运作。但此时报纸的市场化程度是极其有限的，市场因素对于报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众”开始出现在新闻传播者的视野中。新闻从业者认识到，除却政治宣传的使命，新闻传媒还有一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满足读者的需要”。这样极其有限的市场牵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局部的问题，如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吸引受众对于新闻传媒的接触，改善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等，但运作经费仍然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反而愈加急迫的问题。都市报的创办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个相当无奈的举措。因此都市报的运作模式与传统党报完全不同，是以市场作为主要引导力量的，故有“大报管导向，小报闯市场”的口号。（童兵，2005）都市报必须主动积极地回应大众的需要，这就迫使都市报必须开启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共享的公共空间。都市报出现的另一背景是，党报发行量的下滑以及与普通大众的疏离。这迫使党报寻求以别样的方式建立党报与市场、与大众的联系，这个别样的方式就是创办新的子报。鉴于党报在中国新闻传媒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承担的特殊功能，不可能有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党报尝试以都市报为子报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和报业的变化局面。“面对报纸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报纸由财政拨款向自负盈亏转变的局面，党报为了在新闻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充分利用新闻资源，表达多种声音，很多机关报一改传统办报思想和观念，以办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都市报来支撑母报，以图夺回失去的受众。”（陈桃生，1998）

回顾都市报产生的历史，可以考察都市报是怎样在具体的情境中，开始自身建构大众共享的公共空间的努力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因素导致了与传统党报理念完全不同的都市报的产生。都市报被设定的一个前提是，真正介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且是以民众主动、自愿的接受方式。都市报产生的前置历史是，新闻传媒或是与公众隔绝，普通大众基本不读报，报纸是供少数人比如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使用的特殊物品；或是报纸以指导者姿态介入大众生活，大众在其中是全然被动的，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话语权。都市报的产生，是传统报纸摆脱旧有模式，回归大众传媒与公众本质联系的尝试，这样的尝试获得了局部的成功，都市报在有限的意义上成为大众共享的公共空间。所谓有限，包括三重含义，一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公众不具有制度方面的权力，这是由中国大陆新闻传媒的国有制体制决定的；二是公众进入和参与这个公共空间都受到诸多限制，如行政组织和其他诸多社会力量的制约；三是这个公共空间不具有稳定性，一般呈现为阶段性的作为，经常是围绕着一个新闻事件展开的。都市报的公共性是以这样的限制为前提的，因此都市报的公共性是有限的公共性。

如果以哈贝马斯相关理论考察都市报所建构的公共空间，都市报绝对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如果因此断定都市报的公共性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则是失之武断的。有研究者指出，哈贝马斯阐释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而不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描述，因此与大多数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魏斐德，1998，第375页）正如上文中所述，哈贝马斯建构公共领域理论有两个意图，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哈贝马斯企图将实际历史经验归类为若干模式，因此他认为公共领域有许多种类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只是其中的一个。同时，作为道德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哈贝马斯，抱持批判当代政治的旨趣，因此，他提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评判当代社会的抽象标准。（黄宗智，1998，第423—424页）如果我们不是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论作为一个机械的评判标准，而是作为一个有效分析视角，就有可能在都市报公共性的命题下，发现都市报所建构的公共空间的真实面貌和重要意义。都市报的公共性可参照一些中国学者对于“公共”概念的解释，是对公众讲话，持公共立场，谈公共事务，（许纪霖，2003，第29页）总的宗旨是维护公共利益。都市报具有公共性的判断是指，都市报在这些方面实现了以往中国大陆新闻传媒从未有过的突破，虽然都市报的表现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公共性有很大距离，但我们的着眼点在于，这样的作为仍然具有突破意义，本质上是朝向公共性的努力。因此说，都市报建构的公共性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重要的。

2．都市报公共性的特质

都市报与公共性的关联是以新闻传媒特有的方式展开的。新闻是都市报树立的全新报纸理念的核心。对于新闻锲而不舍的追求是都市报实现公共性的有力行动。都市报取得的传统报纸从未获得的成功，是将新闻信息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有效和必需的资源。新闻在都市报的成长中占有极端重要、不可替代的位置。在都市报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华西都市报》第一任总编席文举，将都市报定义为“市民新闻报”，称都市报的“终极新闻关怀”是“抓老百姓最感兴趣的一切新闻”，并认为这是“都市报区别于其他报纸的最根本的一点”。（席文举，2000）席文举的观点在都市报的主持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1999年在一次有全国41家城市报刊社参与的城市报刊研讨会上，对于都市报兴盛的原因达成的共识是，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信息需求急速增长，而都市报的突出特色在于以时效性强的新闻回应了这种需求。（孙燕君，2002，第190页）在都市报产生10年之后，“新闻性”仍然被人们认定为都市报最重要的特征。（邱沛篁、席文举、刘为民，2003，第7页）

几乎所有的都市报在创办之初都将新闻作为打开市场的重点，对于新闻的重视，一直是都市报发展中最为清晰的线索，在产生之初，直至日后出现的分化，这条线索都未曾中断。新闻为都市报在传媒市场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也成为都市报在初步成功之后提升品质、实现转机的切入口。以北京最早的一家真正开启北京报业市场竞争的都市报《北京晨报》为例，在它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新闻一直被作为竞争的最有力手段。“新闻是晨报打天下的基本手段，我们晨报的着眼点是报道昨天，服务今天，预告明天。创办初期8个版都是新闻，全方位抓新闻，后扩到12个版、16个版，现在是20多个版，还是以新闻为主。新闻又以要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为主。”（张雅宾，2003，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晨报》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时，它仍然将新闻视为竞争的最主要方面。在2002年创刊4周年的改版中，新闻再次被凸现为报纸的主要内容，一是大幅度增加时效性强的新闻，二是缩减了周刊的篇幅，由12个减为9个。当时的主编认为，报纸的核心“是时效性强的新闻”。（何宁，2003，第13页）

强调传播新闻是新闻传媒的基本功能，使新闻传媒由单纯的宣传回归到新闻，是1978年之后新闻改革的主要成果。在当时的背景下，都市报对于新闻特别是实用新闻的极端重视，有重大意义。它确立了报纸作为新闻传媒应该具备的核心功能之一——传播新闻。20世纪90年代初，报纸出现一股风潮，增加大量的专刊、副刊，报纸版面的增加主要体现为非新闻内容的增加，报纸杂志化倾向具有相当普遍性，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报纸作为新闻传媒的社会影响力，弱化了报纸与其他大众传媒竞争的特殊能力。都市报对于新闻的强调，在大众传媒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确立了自身不可替代的位置。虽然在报纸专版、副刊的功能方面仍有争议，但各个城市主要的都市报都是以新闻作为报纸的中心来处理的。

都市报在新闻方面的作为集中体现了它朝向公共性的努力。新闻是报纸介入社会生活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在现代民主社会，新闻表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话语权，新闻话语权意指主体对于社会真相表述、阐释的权力。建立在传统反映论基础上的新闻真实观遭到质疑，人们发现，对于传媒的新闻报道，发问真实与否过于简单了，一个非常关键但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所谓的社会真相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是什么力量左右了传媒的建构行为？都市报将新闻作为社会共享资源提供给大众的努力，蕴含了新闻话语权分享甚至转换的可能，公众成为可能获得这种权力的主体。尽管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性实现的机会和程度还是非常有限的，但变化终究产生了。典型的个案有，《南方都市报》的“非典”报道在新华社统发消息的局面中，建构了与之完全冲突的社会真相。（曾文琼、贾云勇，2004）当然，在都市报的一般表现中，这样的重大冲突并不常见，但都市报立足于大众的立场，使得都市报能够在某些非常时刻从公共利益出发，建构出不同于传统报纸所呈现的社会真相。虽然公众的“知情权”并不总是能实现，但起码在理论上公众的“知情权”取得了合法化地位。

在相同的国有制体制系统中，都市报为何能有异样的表现？报纸的中介性并不意味着单纯复制资本所有者的观念，“媒介的社会角色是语言的操纵者，媒介能以积极的姿态承担中介的角色——既非简单地复制其业主的思想，亦非简单地重现其受众的经验”。（约翰·费斯克，2004，第23页）都市报主要受到两种力量的牵引，一为行政力量，二为市场力量（新闻机构建立在专业理念基础上的力量正在成长中），区别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传统报纸，都市报更为重视市场的因素。这不仅在都市报创办时的意图中体现出来，更在之后的都市报实践中得到充分贯彻。比如席文举这样有代表性的都市报主持者认为，都市报是彻底走向市场的，追求市场份额的最大化是都市报的本质特征。（席文举，2000）在都市报的运作中，市场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传达公众的吁求，市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迫使都市报在建构新闻时将公众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而建立了公众影响甚至是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通道。都市报的新闻报道不仅仅是满足了公众的新闻信息需求，更意味着都市报对于社会真相的表述和阐释包含了公众的立场。如果我们认同新闻是一种建构社会真相的权力，在都市报的运作中，这种建构权力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可能，尽管通过体制实施的行政力量仍然占优势，但无论是都市报的常态报道或者是特殊报道，公众的力量都有机会获得实现。

3．都市报新闻报道的公共性

都市报的特色新闻主要为两大类，一是实用新闻，二是负面新闻。（作者说明：这两个名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只是在都市报业内约定俗成而被广泛使用的操作性术语，因此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而是有很多交叉。）这两类新闻在不同的向度上开辟了都市报通向公共性的路径。

都市报追求实用新闻的目标是，让新闻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有用”而且“必要”的资源。从获得市场利益的功利性角度看，这是都市报塑造读者对报纸的忠诚度和依赖性的手段，都市报因此成为大众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日常消费品。但在实用新闻大获市场成功的表象下，蕴含着报纸立场的重大变化。上海著名的市民报纸《新民晚报》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定位语，“飞入寻常百姓家”。（丁法章，1999）这句话的本义是说明《新民晚报》作为晚报与日报定位的区别，但在20世纪80年代晚报发展达到高峰期的语境中，它暗含的一个前提是，日报（主要是传统党报）是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关的，所以需要有晚报的补充。但传统晚报对于新闻的理念和处理方式与新兴都市报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是日报的补充，传统晚报强调新闻的软性化和报纸的休闲消遣作用，《新民晚报》因此有“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新闻与大众切身利益的关联度较低。而都市报则决不满足于作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它对于新闻的追求不止于传统晚报的开阔视野、陶冶性情。当然风花雪月也不是没有，但只有实用新闻才能建立起报纸和读者间最为牢固的联系，读者才会将报纸视作不可或缺的现代城市生活必需品。因此都市报不可能一味地求“软”，而是要追求一定程度的硬，因为“软”可有其他的大众文化替代品，而新闻的“硬”则是报纸的独特竞争力。虽然在都市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对于煽情新闻轰动效应的片面追求，忽视了硬新闻的表现，但许多都市报的操作者都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这样的做法充其量只能作为都市报创办之初打开市场的一种方式，而不能将其视为都市报的立足根本。对于煽情新闻的过度表现，会导致都市报逐渐丧失来之不易的市场以及读者初期形成的良好印象，甚至会直接威胁都市报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所谓“有用”而且“必要”，意味着新闻信息与大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大众对于实用新闻的使用能获得趋利避害的效果。因此实用新闻的出发点必然是大众，必得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发现、选择、表述和阐释新闻，才能使新闻为大众所利用。在都市报的实际操作中，选择公众立场可能并非是完全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市场需求的直接反应，但无论如何都市报操作新闻的立场还是实现了由传播者向公众的转移，尽管这种转移是非常不彻底的和限于表层的，但转移本身仍然有积极意义，公共事务也正是经由这样的通道由都市报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负面新闻也是都市报不同于传统报纸的一个明显特征。都市报追求负面新闻的驱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对市场利润的追逐，这不仅是都市报业内公开的秘密，也早已为有判断力的公众所觉察和讨伐，因此产生的对于报纸公共性的侵蚀是都市报的致命缺陷。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都市报大量呈现负面新闻是否为中国公众认知世界提供了差异化的方式？在传统报纸长期遵循“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原则的背景下，这样的差异化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负面新闻的实质是反映社会冲突，以新闻传媒监测环境的功能论，这正是报纸的职责所在。正是那些社会进程中的非常态的信息构成了新闻的实质，反映非常态的社会状况是新闻传媒履行专业职能的基础。长期以来，作为宣传工具的传统报纸对社会冲突基本持回避态度，尽管中国社会历经曲折，普通大众基本无法从报纸上获得相关呈现。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性冲突，如犯罪、灾难、交通事故、疾病流行、环境污染等等，都比较少地在报纸中得到反映。这使得报纸丧失了监测环境的工具的意义。在这个层面，都市报大量报道负面新闻提供了公众认知世界的一种崭新方式，它可能仍然是片面和有局限性的，但开启了公众通过传媒对于那些威胁自身利益的危险状况的认知和思考。事实上，许多关涉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也常常以负面新闻的方式出现，而都市报的负面新闻有相当部分属于舆论监督性质的批评报道，这一点是都市报获得公众认同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前都市报的负面新闻报道都具有积极意义，只是我们不能仅仅以新闻是正面或负面来判断都市报的作为。面对大量负面新闻报道引发的不良后果以及舆论批评，简单地减少负面新闻是幼稚的、于事无补的做法，负面新闻的取舍标准应该是新闻价值的大小和公众利益的获得或丧失。都市报应该对自身呈现负面新闻的商业动机持有自省态度和把持能力，应该将中国国情下的社会后果作为处理负面新闻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4．都市报时评的公共性

在哈贝马斯定义的公共领域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具有私人身份的公众，理性的批判活动，有关公共事务的共识。（哈贝马斯，1999a，第92页）在都市报的作为中，这些因素有从隐晦到鲜明的各种表现。

如果说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是通过将报纸和报纸提供的新闻信息变为公众共享的公共资源，从而建立了都市报公共性的基础，那么都市报的评论则是在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表达方面拓展了公共性的另一种表现。在政治学的视野中，知情和表达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知情是表达的前提，表达是知情的目的。从现代报纸内容的基本构成看，新闻和评论既是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新闻传媒最为重要的功能的体现，即新闻功能和舆论功能。

新闻是都市报在产生之初就认定的最重要的方向，这个方向在都市报十余年来的昌盛发展中从未改变过。但评论在都市报的发展中全然是另一种情形。像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报纸一样，都市报在初创阶段，完全忽视评论的作用。都市报对于评论特别是时评的重视始于都市报在高峰期对于自身的反省，以及对未来走向的判断和探索。在都市报达到发展的高峰阶段时，出现了分化，（孙玮，2004）那些有影响力的都市报开始将“主流报纸”作为未来阶段的发展目标，这个举动被称为都市报的“第二次创业”。（童兵，2005）这里的所谓“主流”，实质是指报纸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如果仅仅将都市报作为获得市场利润的工具，显然不能实现迈向主流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此为目标的都市报开始加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这在新闻报道的主题选择和处理方式上有明确的表现。评论特别是时评开始成为都市报一个新的着力点。业界人士认为，时评是一个报纸走向成熟的标志，有影响力的报纸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传达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李海华，2004）在这个时期，一些期望提升品质、向主流报纸转变的都市报开始设置并不断增加评论版面。都市报的这种努力不能仅仅理解为行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对于转型期社会的公共性吁求的回应。“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我们评论所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有些宏大拔高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现状下媒体的自觉。”（李海华，2004）普通公众与公共事务的利益关联，以及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转型中的社会为都市报时评提供的最切实的基础。

都市报的评论与传统报纸的评论有很大区别，传统严肃报纸也非常重视评论，但这种类型的评论基本上是政府观点的表达，特别是涉及重大社会事件，报纸的评论就是政府立场的直接反映，报纸评论因此成为政府宣传的最有力的表达工具。都市报时评的主体则趋向多元化，基本包括三类：报纸领导者或专职评论员、各领域专家学者、以读者为代表的普通公众。这三类主体的时评文章又多以社论、专栏和来信三种形式出现。三者的立场有很大差异：社论主要代表报社，一般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专栏作者多为有专业素养和现实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表达是理性、科学的现实批判，以公共利益为基本诉求；普通读者则是以自身日常生活和社会体验为基础，一些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也有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公共表达。尽管不能仅仅依据主体的多元化推论表达的多元化、意见的多元化、立场的多元化，因为都市报绝非没有“把关人”，但是在以满足公众需要、建立对公共事务影响力为诉求的前提下，这样的主体设置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姿态，而是有着实质的内涵。对于《南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显示，《南方都市报》时评的选题主要涉及行政及司法腐败、公民合法权益、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机制等重大问题。在针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表达中，公共利益是一个广泛被使用的诉求。（张志安、瞿旭晟，2005）有研究者因此称《南方都市报》时评为“公民写作”，“当下，公民写作……是个人的价值认领，一个人选择了它，就选择了责任和义务，于是便以公民的自觉在公共领域内发言。它，可以是建言的，也可以是批判的；可以面向公众，也可以面向体制……它唯独不可以背离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了公民和人的权利’”。（邵建，2005）报纸操作者宣称的意图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完全的体现，但操作者有无公共参与的意识必然会影响公共表达目标的实现。即便是像代表了都市报时评较高水准的《南方都市报》，在实际操作中离公共性目标仍有很大距离，但突破还是不断在发生，典型如关于“孙志刚事件”的题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常死亡负责？》的社论，表达了公众的愿望，监督公权，影响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利益。“孙志刚事件”报道对于都市报公共性而言虽然是一个接近顶点的里程碑，但并非是绝无仅有的偶然，《华商报》的“黄碟事件”报道、《新京报》的“宝马撞人案”报道等等，说明都市报的公共表达已经不是停留在操作者意识层面的空洞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都市报的公共性实践了公众的理性批判。

回顾中国新闻传媒的历史，将此前传统报纸在新闻方面的表现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可以说都市报在最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共性，即持公众立场，谈公共事务，求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