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公共性产生的背景

一、都市报公共性产生的背景

都市报这样的当代中国通俗报纸是否具有公共性？简单地将西方语境中有关大众传媒公共性理论移植于都市报，非但不能清楚地解释都市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功用，反而可能造成对都市报性质的误读。要辨明这个问题，必须将都市报放置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考察都市报究竟能否从社会环境和传媒业中获得建构公共性的动力和资源。这个问题有两个彼此呼应的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将公共性提升为一个议题，继而发出建构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呼吁；另一方面则是新闻传媒业是否能以行业内部的资源，在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逻辑中有效呼应社会建立公共性的诉求。只有在这两个因素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时，都市报的公共性才能在现实的层面获得并展开，在理论上，都市报的公共性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命题。

在当下，“都市报的公共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并未获得深入的探讨，但与此有关的议论始终伴随着都市报的发展。在论及都市报对于报业、新闻业乃至中国社会的正面效应时，一些具有报纸公共性意义的论点被反复提及，如都市报贴近市民日常生活的新闻能满足民众需求，都市报经常就关乎民生的新闻事件展开议论，提供了民间话语的表达等等。虽然这些论点多集中于业务操作的层面，缺乏运用诸如公共领域等理论的学术性阐述，但它在一个层面上映射了新闻传媒公共性的某些意涵。另一方面，在批判都市报的话语中，公共性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最主要的理论诉求。在论及都市报的负面表现时，比如过度的商业化致使报纸大量传播煽情新闻，削弱了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忽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得报纸成为强势群体的话语工具等等，公共性都被作为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标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包括都市报的批判话语中，很多学者直接征用了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公共性理论。他们认为，当下传媒研究的宗旨是，“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公共性空间的丧失”。（王岳川，2004，第33页）这提示我们，在都市报批判的众声喧哗中，各种声音的立场和态度千差万别，但公共性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褒扬或批判，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都市报作为新闻传媒应该具有公共性。失误乃是放弃、背离了公共性，成功则意味着实现了公共性。这提供了都市报公共性研究的一个前提：在当下中国的传媒研究中，公共性及其相关理论是有效而且重要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工具。

都市报是否具有公共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以及公共空间的关系，这被认为是当前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最富争议的主题。（陶东风，2004，第128页）进一步的设问是，都市报的公共性究竟有怎样的表现？都市报能否实施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理性批判，或是仅仅承担多元政治的社会整合，甚至是沦为权力集团操纵大众的工具？（哈贝马斯，1999a）

最近20年间，公共性及其相关议题比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在中国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在此方面，中国学界以极快的速度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风潮，这个议题已然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思潮。（邓正来，1999）对于这个议题全球性复兴的原因，学者的解释各不相同。市民社会概念源于多种思想传统，西方的理解也有差异。一个可以基本达成的共识是，公共性及其相关思想的复兴，源于人们对资本主义在晚期发展出现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回应，在这个议题中贡献突出的哈贝马斯，被认为是试图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来展开对晚期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认为，市民社会概念在西方思想界复兴的原因，是对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并于20世纪中叶盛行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做出的回应。基恩、迈克尔以及贝尔都出于相同的原因企图用市民社会的概念重塑国家与社会之间应有的良性关系。而促使市民社会概念复兴运动更为直接的原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为摆脱集权统治而进行的社会转型运动。对于中国学界引入这个概念的原因，邓认为，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除去受西方话语影响以及受东欧及前苏联国家摆脱集权完成转型“示范”影响等共同原因外，还有与各自的政治经济环境紧密联系的具体原因。对大陆学者而言，首要意图是对现实的批判并实现精神的整合。大陆学者多将公共性、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目的性状态来探讨，他们的研究是给予中国当下改革进程中社会日益获得的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现象以解释，并帮助人们获得这个议题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结构性意义。邓认为这体现了大陆学者在探讨这个议题时强烈的本土现实关怀。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大陆学界公共性及相关议题成为那些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共同征用的理论资源，并且，他们在学理层面及现实层面的分歧一定会在这个议题中呈现出来。这些持有不同见解的学者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公共性理论是解释中国当下问题的有效工具，这似乎是大陆相当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认知，这也印证了公共性议题与中国当下状况的密切关联度。以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之一汪晖论，他在其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一书的导论中指出，这本书的主旨是对当代自由主义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分析可以以公共性作为一个切入口，在回归历史的复杂关系中，理解公共性由资本主义早期反抗封建专制权威的武器转变为资本主义晚期压制“差异性”工具的过程，展开对当前自由主义内在困境的分析。汪晖的这个思路同样包含了强烈的现实本土关怀，他认为市民社会思潮在大陆的兴起，是公共性丧失的一个重要表现。他援引泰勒的理论，阐释公共性丧失的一种类型是“某些右派政治运动的特征，其主要的表现是扩大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不是通过改进权力机关对公民需求的敏感来解决问题，而是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汪尖锐地指出，这一模式“在当代中国集中体现为有关市民社会的政治想象”。（汪晖，1998，第39页）

这些持有不同见解的学者一致认为公共性理论是解释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对西方学界流行学术话语的承接，而是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从现实层面看，20世纪最后20年发生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如波兰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政治变革，给中国学者以相当大的冲击和启示。因此公共性理论为中国大陆学者征用阐述本土化的问题，与西方学者的语境有极大差异，如果不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就不可能准确地使用这一理论展开有效的中国现实分析。大陆学者在阐释西方相关理论时，无不抱有考察中国社会的意图，更有另一企图是，指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

公共性在中国大陆作为学术话语出现的背景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公权与公民私人领域出现了分离的可能。所谓“可能”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分离并未实现。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分离。许多学者以公共领域理论考察中国历史上比如晚清时期市民社会的情形，讨论者的共识是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完全不能与西方的相提并论，（罗威廉、黄宗智，1998）但“可能”又意味着分离的迹象和趋势开始显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共性概念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前夕，中国社会开始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之前，大陆经历了“文革”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存在价值的抹杀，使得私人领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存在。在此时，市场裹挟现代化的动力进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为那些长期生活在国家公权全面统摄下的人们开启了通向私人领域的大门，尽管这扇门只是露出了一点缝隙，非常有限的私人体验还是给中国人以崭新的现代性经验。虽然有些学者质疑市场对于公私领域区分的功能，但共识还是存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始阶段，由市场导引中国普通大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私人”意识的启蒙。“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剥夺了人的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许多人因而随即转向市场社会，并为‘私人生活’唱赞歌。他们不愿承认的是：市场社会正在以它独特的方式消灭公、私的分界，消灭文化的差异，把我们置于金钱的‘客观性’之上。”（汪晖，1998，第45页）汪晖对于市场的批判不无道理，但涉及的是公共性问题的另一层面，即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性的变异。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公共性问题，重点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公共性可能和应当包含怎样的内涵？如果认为中国社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发问的是，以非现代性的传统中国社会为参照，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哪些迈向公共性的迹象和趋势，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

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以及文化市场在中国的兴起，“曾经负载着人们对中国公共空间得以浮现的期许，它也确乎以种种方式和途径曲折地发挥着社会介入舆论监督的作用……因为相对于原有的社会文化机构与机制，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无疑在市场规律、供需关系、社会文化消费心理与需求的意义上，获得了某种相对的自主空间，并且在诸多的裂隙与矛盾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与成熟”。“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的兴起，无疑改变或曰丰富、推进了此前单一权力政治因素或‘纯正’的‘精英’文化因素所限定并规划的文化格局。同时，也正是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裂隙与空间，使得‘自由撰稿人’、‘独立（地下？）艺术家’、‘文化个体户’……获得了他们写作／发表的空间与生存的现实可能。一个极为重要，又至为庞杂混乱的关键词——民间，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之间被分外鲜明地凸现出来”。（戴锦华，2000，第11—14页）但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并非如此简单地发挥积极作用，而是有着深刻矛盾着的双面性。因为“迄今为止，整个文化市场与大众传媒系统仍建构在原有文化机构之上，而且仍全部隶属于国家／地方政府的重要的文化机构建制，作为权力的媒介而出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化角色；而履行经典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责与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与利润，是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必须扮演的双重角色。”（戴锦华，2000，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