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的分化

一、都市报的分化

1．都市报分化的行业动力

或许“都市报”这个概念已经不能清晰地指认当前以都市报冠名或被人们泛指为都市报的那些报纸了。在都市报历经十年发展的顶峰时期，都市报被人们定义为“面向城市（比都市拥有更为宽泛的地域概念）人群传播，具有明显市场运行特征，新闻性与服务性并重的综合性市民报纸”。（邱沛篁、席文举、刘为民，2003）从目前状况看，这个定义基本把握了都市报区别于其他报纸的特质。问题在于，具有上述特质的都市报开始分化了。都市报的分化提供了都市报公共性的新发展的不同路径。

都市报在产生之初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一是综合性的新闻类日报，二是专门性的生活消费类周报。前者的早期代表是《华西都市报》、《广州日报》，后者是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比较而言，前者数量众多，而后者则稍显边缘。但在上海这样的消费城市，消费类都市报也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初期形成的两个分支互不相扰地发展，消费类都市报只是在都市报市场中分割出“生活消费”一个更细化的市场。这和当前的都市报分化有不同的意义。

都市报的分化动力首先来自于报业市场。少数都市报在初期的市场成功，致使大量报纸改头换面，以都市报的定位参与市场竞争。此时的都市报呈现一种聚拢的趋势，这种聚拢表现为资金、人才，直至办报理念和运作方式，以至于“同质化”成为都市报为世人诟病的顽症。对于市场成功的都市报复制现象，波及全国大、中城市，都市报成为报业市场中市场价值最大的品种。这样的简单复制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良好的效应，省却了各个城市报业自行摸索的过程，但也随即显现出致命的缺陷。高度的同质化导致报业恶性竞争，报纸品质下降，公信力丧失，而且耗费了大量成本，报业的自我创新能力下降，给整个报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市场反应也充分显示了都市报面临的窘境，在一个越来越局促的市场，千人一面的都市报进行着惨烈的厮杀，不断有同质化的都市报在竞争中走向死亡。在这样的局面中，市场开始逼迫那些为求得更好生存、发展空间的都市报细分读者，实施错位竞争战略。

都市报的分化，也是都市报报人的一种自觉追求，这种追求的基础是转型社会中新闻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新闻专业精神的发育和成长。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逐渐萌发，虽然仍然遭到很多因素的干扰，但在新闻教育以及一些新闻从业者中逐渐得到认知、传播和实践。一些都市报创业者抱有以报纸参与公共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的职业理想，而都市报平庸甚至低俗的状态不能提供施展这种抱负的舞台。席文举在总结都市报十年发展历程时说，都市报提升水准的切入点是，强调报纸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席文举，2004）《新京报》的发刊词也将报纸的责任感和影响力作为“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实质内容。（参见《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新京报》发刊词，《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中国报人以报纸参与社会发展的职业追求，在“文革”期间被完全消解和异化，在报业重新繁荣之际，必然会延续和拓展。都市报初期的市场成功为报人们施展这样的抱负积聚了巨大资本，这种资本既是强大的经济资本，更包含了由民众应和、舆论关注所激起的信心和雄心。在最初时，都市报的责任感可能只是来源于为读者解决具体问题而获得的朴素感激，在这样的感激不断累积，直至转化为一种极端的信任感和依赖感时，都市报的责任感开始指向更为宏观的层面。干预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成为一定会出现的追求。都市报人的生长中的新闻职业精神和都市报获得的深切民众认同互为激励，推动都市报人将都市报营造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公共空间。在都市报人的意识中，公共性是报纸的本质属性的理念，正在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内容，以及都市报实践的部分成功经验，被逐渐认识并接受。在都市报的分化中，这种意识成为都市报转向严肃报纸的重要驱动力。

都市报的职业精神不仅仅体现为理想主义的实现，还表现在对于市民报纸市场的理性判断。因此都市报也分割出更加软性、更加低端的市场。如果以法律、道德、习俗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样的追求因为在一个不同的层面满足了市民需求，也体现了都市报人们另一个面向的职业精神——对于普通市民正常报纸需求的认同和理解。都市报的提升层次是一种职业追求，对于低端市场的开掘也是职业精神的体现。但在这些低端的都市报中，它的公共性更多地受到商业力量的干扰，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它以一种亚文化的方式聚集、呈现了一种民间情绪和趣味。

2．都市报分化的社会意义

如果都市报的分化仅仅被解读为报业对于市场的回应以及从业者的职业追求，都市报分化与其公共性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就没有得到清晰的显现。都市报的分化以深刻的社会背景为基础，这就是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分化，即社会分层的出现、加剧，以及新兴阶层的产生。在社会分层的背景中，都市报的分化是各个阶层政治诉求急速增长的一种体现，特别是新兴阶层要求政治话语权的反映，这不仅在报业，也在整个新闻传媒业表现为媒介分层。

以社会学的视角看，媒介分层是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果，反之媒介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剧社会分层。媒介分层并不等同于社会分层，但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除了最简单的社会，在所有的社会之中，由于趣味和财产的不同，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戴安娜·克兰，2001，第90页）因此，仅仅从报业自身发展逻辑出发，就不能充分揭示都市报分化与各种社会力量变迁之间的关联，都市报分化的动因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的视角是必需的。

现代社会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向，就是不断地分化，继而导致社会分层出现并不断地变化。（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媒介分层的逻辑是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媒介。社会分层理论则揭示了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以及不同的标准和表现。经典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分层的主要标准是以财富占有多少而形成的社会阶级。新近的相关理论则认为，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这种标准已经不再适用了。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者也认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进行科学分析需要新的视角，不能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阶层的唯一标准。较为科学的做法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陆学艺，2002，第5页）

虽然媒介分层并不就等于社会分层，但无疑它的基础是社会分层。决定媒介分层的重要方面是受众分层，受众分层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的变化明显地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留下印记。中国大陆的媒介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充分说明了社会分层在其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变革引发社会的急剧分化，旧有的社会层次被打破了，属于不同社会层次中的人们在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别。（陆学艺，2002）单一的媒介再也不可能适应这样的社会需要。传媒业开始启动媒介的分层。比如盛行一时的综合性报纸的扩版风潮，既是信息量的扩张，也是追求信息多样化的表现。但这只是最简单、原始的分层方法，事实上只能应对同一受众的多方面需求，不能满足不同受众的完全不同的需求，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分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据研究者分析，中国目前有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陆学艺2002）针对这些社会阶层，媒介开始划定自己的受众范围，其中那些新兴的阶层吸引了大量的媒介。由社会分层产生的受众需求的变化作为一种因素引导着媒介分层的不断细化。

社会学视角中的受众媒介需求与市场视角中的受众媒介需求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主要关注受众因所处阶层不同而产生的信息需求的多样化，比如企业经营者对经济信息需求大，“白领”对时尚消费信息感兴趣等等。媒介的应对方式是提供不同的信息以满足需要。这样的思路忽视了受众对媒介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媒介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行使表达的权利。因社会阶层不同而产生的受众差异不仅仅表现为信息需求的差异，还体现在他们现实利益、社会态度、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类似现象：“获益阶层与相对利益受损阶层有不同的社会态度”（陆学艺，2002，第38页）；“阶级利益冲突正在成为各阶层都意识到的社会事实”（陆学艺，2002，第80页）；“制度改革和创新停滞后，一些阶层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性确认”（陆学艺，2002，第81页）。在现代社会，传媒业拥有的传播力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社会资源，各个社会阶层必然要借助传媒寻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利益要求的多元化是继信息需求多样化之后媒介受众分层的一大推动力。这是目前中国传媒业尚未清晰意识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媒介整体而言，还没有自觉、充分地将这个意识融入自身的传播理念，当然更不可能在实践中施行了。但从社会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必然要产生的社会现象，正如江泽民所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群众产生不同的利益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江泽民，2001，第10页）

都市报分化的基础是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追求自身利益的需要，特别是那些新兴阶层的话语权需要。如果说都市报产生是满足了宽泛意义上的市民阶层需要，那么都市报的分化则是应对这些逐步分化为不同社会层次的利益群体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由一般信息开始转为利益表达。都市报原先服务市民的定位逐渐转为成为某个群体的代言人。

原《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席文举认为，都市报的第一个十年只是打开市场的初创阶段，此后将步入成熟期。席文举的主要理由是，都市报层次不高，没有进入主流。都市报在社会新闻、文化新闻和体育新闻方面表现出色，但缺乏对于时政新闻、经济新闻、评论等方面的开掘，以至于只能在报业的较低层次徘徊。（席文举，2004）在这样的背景下，《华西都市报》早在前几年就提出“迈向主流”的转型思路。这样的发展思路在当今都市报的分化局面中显得意味深长，代表了都市报最有力的一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