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公共性的变异

三、都市报公共性的变异

回顾前面设置的问题，我们不能止于这个回答。哈贝马斯在论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型时，揭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经历的由公众批判武器沦为权力集团操纵大众的工具的历程。哈贝马斯认为，新闻传媒的公共性在资本主义晚期发生变异，“原先，公共性确保公共批判对统治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对统治的实施进行批判监督。其间，公共性使对非公众舆论的统治的统治这一矛盾现象成为可能：公共性不仅在公众面前呈现了统治的合法性，还操纵了公众。批判的公共性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哈贝马斯，1999a，第202页）基恩也指出，完全市场自由主义导向下的新闻传媒构成的公共领域，已经为各种类型的权力所操纵，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公共利益。（约翰·基恩，2003）借用哈贝马斯这个有解析力的概念，我们要进一步发问的是，都市报究竟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操纵的工具？鉴于这样非此即彼的设问过于极端，可以转换的一个问题是，都市报在这两种向度上分别有怎样的表现？这里须特别澄清的是，所谓“批判武器”和“操纵工具”只是对哈贝马斯概念的借用，并不意味着以都市报比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即是如上文中所述，哈贝马斯试图以具体历史情境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素材，抽象出有普适性的分析概念，这里是借此作为考察都市报公共性的一个角度。

尽管都市报在表达公共意见方面有所作为，而且这种作为在中国新闻历史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但都市报是“批判武器”的论断仍然很难成立。这个论断遭遇到的多种实质性的质疑是非常有力的。这不仅因为在现实中，都市报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比较多地停留在追逐市场利润的低层次上，而且即使是它实施的较高层次的公共表达也存在缺陷。

缺陷之一，是都市报公共表达的非理性。在涉及公共事务时，都市报呈现的许多表达是以情感为出发点的，“煽情”是都市报非常本质的趣味和取向，这不仅体现在它的新闻报道多以能否激发读者的情感反应为判断标准和处理方式，而且表现在它的评论中，常常以情感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诉求为出发点，因此都市报的评论经常是以澎湃的激情掩盖苍白无力的理性分析。非理性的表达不但偏离了公共表达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而且背离了公共表达的精神——公民超越个人利益局限对公共利益发出的呼吁。“煽情”法则的出现和流行，市场是最重要的牵引力量，但其中也包含深厚的社会基础。在一个长期缺乏民主法制理念和制度的国家，一般公众的理性分析意识和能力都处在觉醒和发育阶段，都市报的公共表达必然以情感诉求为起点，才能得到大众的共鸣。但应该看到，对于那些追求主流的都市报，理性和智慧已经成为被重点强调的准则。（参见《八年》，《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31日）

缺陷之二，都市报表达的出发点往往受制于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都市报所实施的公共表达的一个鲜明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个人或群体对于自身生活状况的表达，被都市报作为对于真实的原生态呈现而大力鼓吹和肯定。以公共性相关理论看，这种公共表达（如果能勉强被视为公共表达的话）是层次最低的，因为它对于公共表达目标——参与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只有非常有限的作用，因此我们说都市报的公共性是初级的公共性。

缺陷之三，都市报的表达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是有偏向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消费能力较强的中上层群体较易成为都市报公共表达的主体。简略的概括是，都市报的公共表达是新生强势阶层的话语表达，那些相对的弱势群体在都市报上占有的表达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声音可能被肆意地歪曲甚至完全地被遮蔽。这些缺陷之所以存在，除了都市报自身公共意识的缺乏和操作水平偏低外，行政力量和商业势力的强大是根本原因。

但这样的表达在当下中国并非全无价值。它虽然不能履行“批判武器”的功能，但仍可能成为“整合”的机构。尽管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大众传媒由“批判武器”转为“整合机构”直至“操纵工具”被定义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沉沦的过程，但以中国国家公权全面统摄的历史语境论，整合在中国也是迈向公共性的一个向度，因为整合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继而承认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化，整合的实质是利益调节，公共领域可能承担这样的功能。（汪晖，1998，第40页）在此之前，中国公众个人和群体的诉求哪怕仅仅是一些情绪，也从来没有通过报纸表达的可能，只有得到合法化承认的国家利益获得了大众传媒的充分表达。都市报能够局部地展示这些出于自身立场，甚至是以情绪宣泄为形式的诉求，也展开了公共性的一种可能。都市报实施整合功能的另一因素来自于媒介制度。行政力量尽管可能容忍一定程度的中低层次的公众表达，但对于那些可能触及制度层面的公众表达有高度敏感，并常常以制度保证的力量加以控制，这也是都市报表达低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媒介体制下，都市报实施批判武器的空间较小，而成为整合机构的可能性较大，媒介所有者政府，面对社会分化的现实，也需要利用大众传媒实施社会的整合。

如果政治参与不仅仅以工具理性为出发点，都市报的表达还有特殊意义。公共领域有两个手段性功能，一是表达个人意见，以此达到“真理的显现”；二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以维护社会的平衡与稳定。（江宜桦，2003）但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论点，她指出公共领域还有除却手段之外的目的性意义，即交流本身构成了现代社会一般公民的生活意义。那种认为政治生活本身构成一种生活理想的人们认为，放弃公共交流，从公共领域退入狭窄的仅仅满足私人需要的领域，是在追求托克维尔所说的“微小而庸俗的快乐”。（查尔斯·泰勒，1999，第24页）

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中，公共表达从来缺乏合法通道，公众的生活意义从来没有以公共交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报的表达除却手段意义外，本身构成当下中国普通人生活的一种意义，即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并以此实现与他者的交流。在都市报建构的平台中，中国普通大众感受到了以公共交流达成的生活意义。

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沦为权力操纵工具的论点绝非危言耸听，以此作为考察视角，都市报公共性潜在的危机正在显现并越来越清晰。哈贝马斯所言公共性由批判转为操纵有着丰富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都市报的发展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这里，仍是借用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分析视角，以发现都市报公共性另一方面的性质。哈贝马斯认为，在市场规律控制了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并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领域时，公众就由“批判”转为“消费”，批判意识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公共交往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哈贝马斯，1999a，第188页）哈贝马斯虽然指认市场是致使公共领域消亡的罪魁，但他并不认为市场天然地与公共领域相冲突，相反，在资本主义早期，文化商品的商业化曾经是批判的前提，只是批判本身不处于交换关系中。（哈贝马斯，1999a，第190页）市场对于公共领域的威胁，来自于资本主义晚期，市场规律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大众传媒业的渗透。大众传媒以市场规律引导的、以消费为根本目的新闻生产，使得延期付酬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遭到即时付酬新闻（如漫画、腐败、事故、灾难、运动、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故事）的排挤，这些材料逐渐以消费的充足度替代现实的可信度，从而导致对娱乐的非个人消费，而不是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哈贝马斯，1999a，第195—196页）因此彻底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大众传媒沦为为利益集团主要是商业势力对大众的操纵工具。

如果仅仅从字面的意义看，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新闻传媒的分析，与中国现实中的都市报的表现惊人一致，但我们仍然不能以为都市报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新闻传媒的翻版，因为它们各自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在当下的生存条件和运作模式也迥然有别。只能说市场在新闻传媒的运作中产生了相似的现象，都市报公共性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商业势力的侵蚀。市场在其中的作用因此显得十分暧昧，一方面，它可能支持代表公众制衡国家公权的力量，实现大众传媒作为批判武器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支持代表商业势力的力量消解大众传媒的批判能力，使之成为操纵大众的工具。更复杂的情况在于，市场还可能是一个纽带，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由此结合，彻底出卖了大众。另一值得警惕的趋势是，都市报的进一步市场化蕴含着对大众的操纵由行政力量转移为资本力量的可能。都市报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舒得森将美国报业归纳为三种模式——鼓吹模式、托管人模式、市场驱动模式，在美国独立战争至公共新闻业出现前，这三种模式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主流模式。（Schudson，Michael，1999）在三种模式中，政党、新闻专业人员和机构、商业势力分别是主导力量。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这三种力量是渐次展开的，在新闻传媒发展的不同阶段，能够较为清晰地分辨出主导模式以及主导力量。目前鼓吹模式基本消亡，其他两种模式同时存在，但市场驱动模式占主流地位。而对于当前中国新闻传媒业而言，这三种力量几乎是并存的，在同一时间和空间的纬度中展开，在都市报这个特殊的场域中，这三种力量呈现冲突、纠缠、联合等各种复杂关系。行政力量依然强大，新闻专业力量正处在觉醒和生长期，上升势头迅猛的商业势力正在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进行全面渗透，这是导致都市报公共性呈现复杂特征的原因，也就是说，三种力量都以都市报作为实现自身力量的场域。因此在批判、整合、操纵的三个向度上，都市报的公共性都有表现。承认都市报公共性的极端复杂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给予它暧昧不清的判断，如果充分辨析中国报纸的历史背景以及当下所处的独特环境，对于那些极端化判断，比如，“或者认定它与现代民主思想绝对对立，或者断言它仅仅导致了单质化的控制性文化空间，扼杀了真正的公共领域”，或者认为它“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陶东风，2002，第148—149页）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都市报公共性的积极方面应该被充分认识和肯定，这也是推进都市报乃至中国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未来不断开拓和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