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公共性的提升

二、都市报公共性的提升

1．都市报公共性的拓展

都市报的分化呈现为这样几个层次。最初的分野依然存在，实用新闻类与生活消费类，但在两个方向上都出现了更细致的分化。如果以内容的硬、软区分，两个方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细分。也有在两个方面的结合。可以说，由都市报分化形成的市民报纸市场，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结构，日报和周报，综合和专门，新闻与资讯，高、中、低三个层次都已成雏形。

实用新闻类都市报的分化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可以用“迈向主流”来概括。对于主流报纸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可以达成共识的因素有二：公众较高的接触率，社会较高层次的影响力。都市报在第一个十年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因此第二个因素成为都市报进入主流的主要诉求。选择这一方向的都市报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升了报纸的品质和层次。

增加硬新闻的数量。比如《华西都市报》将硬、软新闻的比例从1∶4提升为1∶2。（贾茜，2004）新闻的软性化甚至非新闻化曾经是都市报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偏向，而当前一些有远见的都市报充分意识到，加强新闻报道不仅是都市报迈向主流的必然选择，更是报纸作为新闻传媒在较高层次参与社会生活的最有效手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纯做新闻的都市报，如上海的《青年报》。所谓纯做新闻，是指报纸以新闻为主要内容，基本舍弃了副刊和专版，《青年报》只保留了言论、杂文等少数专版，使得新闻在报纸内容量上占绝对优势。《青年报》的做法在短期内获得了读者和市场的认可，这说明都市报这样的市民报纸并非只能以吃喝玩乐的软性内容取胜，完全可能以新闻报道满足市民对于报纸的期待。

加强时政新闻和公共事务报道。《华西都市报》现任总编刘为民认为，都市报塑造影响力必然要依靠时政报道，只有对重大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成为主流。（刘为民，2003）《京华时报》常务副总编朱德付曾说：“我非常希望《京华时报》在时政方面有很大突破……时政新闻就是主流化报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时政新闻应该是头条的第一首选……我希望随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在时政报道方面，本报会做出有益的尝试。”（朱德付，2003，第99页）如果说《京华时报》具备了这样的意识，《南方都市报》则通过“孙志刚事件”报道、“非典”报道实现了都市报对于时政新闻的突破。

提升新闻报道的层次。改变煽情式的新闻处理方式，倡导深度报道和理性报道。社会新闻是一个典型例子。社会新闻是都市报最为重要的一个报道领域，都市报的成败都与社会新闻有密切关联。社会新闻为都市报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开掘了一个崭新的市场。另一方面，过于煽情甚至有庸俗取向的社会新闻又是都市报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都市报在选择主流方向时，并未完全抛弃社会新闻，而是注意转变报道的方式，尽量避免小市民庸俗趣味的流露，努力开掘其中蕴含的社会意义，给予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解释。《华商报》对于“黄碟”事件的报道是一个具代表性的例子，报道者独特的处理，使得一则看似琐碎的社会新闻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意义，完成了从“闺房私话”到“立法原则”的飞跃。

加强评论及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重视表达的多元化，开拓更顺畅的表达通道以包容多样的意见。在都市报创办初期，评论特别是时评基本被忽略。但在最近两年间，这样的局面开始改观。一些有影响力的都市报加强言论和时评的力度，以增强进入主流的能力。以《南方都市报》为例，在2003年3月4日改版时，在“迈向有厚度，更有深度的主流媒体”的定位导向下，在全国都市报中率先开办时评专版，并在2003年增加为两个专版，另专辟“来论版”，刊发公众言论，极大地改变了报纸原先以市井新闻为主的小报形象，有力地提升了报纸的地位和层次。（谭梦铃、董天策，200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都市报的言论版特别注意不同意见的交流，致力于提供多元思想表达的平台，强调思想的交锋，研究者因此称这些都市报时评版是“思想的圆桌会议”。（谭梦铃、董天策，2003）

除了选择“迈向主流”，实用新闻类都市报的另外一个分化方向是，选择某个类别的新闻作为主要内容，最为典型的当属《北京娱乐信报》。《信报》的定位是“以娱乐为特色的综合日报”，为了避免与《京华时报》的同质化竞争，选择娱乐新闻为突出方面，娱乐新闻占报纸总量的40%。（崔恩卿，2003）这样的选择虽然在都市报的分化中比较边缘，但意义非同小可，《信报》在北京报业市场获得的初步认可，昭示了都市报这种专业特色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说明成功的都市报在进入主流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另外的非主流选择也存在，如选择低端市场，做市井小报（比如上海的《新闻午报》。网上有评论说，“新报”（即《新闻午报》的简称）如果能办成一张出色的小报，主打低端市场，也是对于报业的积极贡献，因为市民合理合法的需求都应得到满足），主要满足下层市民的要求。

都市报的另外一支生活消费类报纸也开始分化。有学者以中国大陆第一张消费类报纸《精品购物指南》开始出现的市场颓势预言，在第一类都市报成熟之后，消费类都市报将丧失生存的空间，理由是生活消费类报纸只是剥离了一般都市报的一个功能。（孙燕君，2002，第88页）撇开《精品购物指南》不论，我们认为，就消费类都市报而言，仍然有巨大的生长空间，特别是在大、中型消费城市。如上海，在《申江服务导报》借鉴《精品购物指南》成功之后，这一类报纸依然层出不穷，并且分割了一定的读者市场乃至广告市场。这类报纸分化的社会基础是，经济发达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大众对于生活方式更加细致化的追求，使得这些报纸能找到各自不同的目标读者群。

都市报的分化开始出现较为清晰的走向，一是分割出高、中、低多个层次的市场，其中迈向主流的高中端定位最为引人注目；二是综合和专门并行不悖，各自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新闻类和消费类都有实质性成长，并在各自的领域内再细分；三是突出都市报原先的某一项功能，比如娱乐，以形成竞争特色，避免同质化。

2．严肃性都市报的公共性

都市报分化是对社会分化现实的一种反映，报业以这样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变化给予响应与认同。社会分层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的特殊意义在于，可能配合以市场经济机制促进公共领域的生长。那些逐渐壮大的阶层在获得了经济地位后，一定会争取相应的政治权利，一个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伴随这个阶层的政治诉求。都市报的分化意味着社会分层已经为报业所感知，在这个方面，都市报的公共性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其一，有差异的利益群体在报业获得了回应和认同，不同层级的都市报正在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二，报纸的功能从简单的信息服务拓展为更丰富的公共参与，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都市报的知情与表达功能开始得到表现。

《新京报》这样的新型都市报是一种典型。在一些都市报仍然以煽情新闻吸引眼球以换取市场利润时，《新京报》发出了做“伟大的报纸”的口号，（参见《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新京报》发刊词，《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有人认为，《新京报》已不能被划归为都市报了，而是介于机关报和都市报之间的一种报纸新形态。这样的判断失之表面。从本质看，《新京报》是都市报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延伸，因为《新京报》仍然坚持了都市报区别于传统机关报的立场，是立足公众而非传播者的，只是这个公众的性质有所改变，它不再只是一个仅仅从消费的意义阅读报纸的被动消费者，而是具有理性判断能力、关心公共事务的主动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通俗不再是都市报的特别鲜明特征，这与都市报产生之初的情形已然不同，严肃的都市报正在出现。但这只能理解为都市报在自身发展逻辑中的一种延续，而不是向传统机关报的转向。事实上，《新京报》与都市报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它与《南方都市报》在资本、人员、理念、模式等方面紧密相连的关系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新京报》与一般都市报有很大不同。它被称为时政类都市报或者是严肃都市报。它的主持者称“负责任”、“影响力”是《新京报》区别于一般都市报的关键点。（朱学东、喻乐，2004）《新京报》旨在以高质量的新闻吸引中高阶层的读者。

《新京报》的新闻业务操作更以新闻的普适价值为基准，强调新闻对于公共生活的价值。“可读性、贴近性固然重要，但《新京报》衡量一则新闻的价值时，通常采用另一套标准：新闻本身对于国家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有多大？这种进步可以涵盖的面包括政治、法制、经济生活、民生等等方面。《新京报》的选题可能并不可读，读的人也并不多，但这个选题一定是有挖掘的必要，有报道的必要。比如《新京报》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不仅篇幅大，而且配发了五篇社论，而这一类选题因为可读性差不仅一般都市报不会花大篇幅去做，就算是党报也不过发几条新闻一笔带过而已。但《新京报》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值得重视值得揭示的新闻价值。……关注国家的重大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应该是以后《新京报》的主攻方向。”（朱学东、喻乐，2004）《新京报》所强调的“负责任”和“影响力”，是改变一般都市报注重市民个人生活的姿态，转而强调公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避免过分关注新闻的实用性而限制了普通民众的眼光。《新京报》的新闻判断是以能否参与公共生活为标准的，它的负责任，是用专业精神和理性思维对新闻事件构成的社会问题加以描述和阐释，而不是以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煽情方式来渲染客观世界的局部问题。因此它的影响力，不是简单地反映在读者的接触率和注意度方面，而是唤起读者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思考，进而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

《新京报》的其他操作性处理，都遵循了这个原则。比如：将评论版置于重要位置，且较多采用思考性的、非观点性的评论；在经济板块中弱化了消费性新闻，置入深度的产经、财经报道，谋篇布局和写法类似于一些新闻杂志常采用的调查性、解释性报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京报》的版式设计。《新京报》标题全部采用宋体字，不铺底，不上色，划版不破栏，采用封面式的头版模式。在版面安排上重视版面的平衡，不强迫读者阅读，将阅读的选择权交还给读者，力求稳健平和，被专家评说是“拒绝视觉暴力”。（朱学东、喻乐，2004）这一系列有意识的统一举措，与一般都市报强调的、被冠以有“冲击力”的刺激、煽情的处理方式形成巨大反差。早期都市报强调新闻价值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与个人生活的关联，是对于传统报纸僵化宣传模式的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但矫枉过正的后果是弱化了新闻中对于公共生活有价值的因素，也助长了读者接触新闻、认知世界的非理性方式。实用新闻关注的是局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生活，较于抹杀个人生活价值、以国家意志替代个人意志的传统报纸有进步意义。而以《新京报》为代表的严肃都市报，则更进一步，以新闻方式拓展了市民观察世界的眼光，从私人经验出发，但不局限于私人领域，而是关注那些将个人、社会、国家关联起来的公共事务，并通过报纸参与公共生活。

据调查，《新京报》读者的72%是中青年，《新京报》的主持者称他们“是社会的主流力量、成长阶层、活跃分子，是潮流的领导者和消费的主力军”。（朱学东、喻乐，2004）《新京报》是正在生长中的社会新兴阶层的代言人，这些阶层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

3．都市报公共性发展的变化

社会分层涉及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社会的平等，二是社会的整合。社会分层是有高低次序的，“所有社会都突出地表现为有规可循的种种社会不平等模式。在最低限度上来看这样的社会不平等，它也包括一系列的等级，概念上可以把这些等级理解为一种空间性的比喻，似乎有那么一种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等级秩序。至于在最高限度上来看社会不平等，它就是彼此争战不已的各个群体之间的一种零和争夺，这些群体力求以直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社会分层又意味着社会的分割与分离，因此产生了整合的问题。“人们常常通过理论建构，把起到整合作用的凝聚因素归为一套高度一般化的观念和价值，可以超越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经验多样性。在有些理论中，把这套东西称为某种意识形态，而另一些理论则归之为共有文化或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

对一个社会的新闻传媒业而言，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面对利益有差异、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受众，传媒如何保证他们在利用媒介时获得公平、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分层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传媒应怎样有效地实施整个社会的整合。传媒在进行媒介分层时，要兼顾“分”与“合”两方面。“分”，是使媒介充分满足目标受众的需要，包括知情和表达，准确表现每一个阶层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并尽力保证每一个阶层都能平等地使用媒介。但越是分层细化的社会，整合就越重要。传媒原本就承担整合社会的功能，在社会分层、媒介分层加剧的情况下，媒介要充分重视整合作用。如果每一家媒介都只片面强调自己的目标受众的立场和利益，忽视甚至排斥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整个社会轻则隔膜疏离，重则分崩离析。因此，综合性的媒介要重点阐发、宣扬全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揭示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所在。专业性媒介则应该在做某一阶层代言人的同时，充分揭示与其他阶层的利益连带关系，协调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都市报的分化在“分”与“和”两个方面，都与报纸公共性的发展有现实的关联。都市报的分化是对社会分层的回应和承认，在利益分化的现实中，都市报以新闻传播的方式描述并阐释这种社会现象，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赋予个人价值和群体利益以合法性，即认同在国家利益之外，还存在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这些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有差异的，并且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考察都市报那些做中产阶级或新生力量代言人的声明，即便其中包含了很多报纸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但这也绝不仅仅是一种诱惑市场的姿态，而是那些日益壮大的新兴群体的利益诉求在都市报的反映。分化中的都市报不再像传统报纸那样以全体人民的代表自居，而是动辄声称站在某某阶层的立场。从媒介分层的操作角度看，只是一种市场策略，但本质上更是对于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回应。所谓公共生活并非意味着完全同质化的生活，承认差异主体的存在现实和存在价值，才是公共参与的基础和意义所在。公共性的实质在于差异化的主体能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都市报的分化促进了报纸公共性的发展。

都市报现有操作水平上的“分”对公共性产生了多种影响。那些有市场潜质的新兴群体成为都市报追逐的对象，比如以“社会精英”、“中产阶级”、“小资”、“白领”等各种方式命名的中高层人群，在都市报中明显占有话语优势。在都市报的分化中，这个趋势没有被改变反而加剧了。只是在这些阶层的话语表达方面，都市报有更精准的把握。这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都市报公共性的实现。一方面，新生阶层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特别是那些与市场经济有直接关联并且从中获得利益的群体，比如企业（主要是境外资本或者私人资本）的高级雇员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虽然在重大问题上不能与传统报纸代言的国家直接抗衡，但日常对于一般公共事务的表达机会还是大大增加了。此外，这些群体也通过报纸不断塑造阶层或群体的形象。特别是转向严肃的都市报以理性姿态建构公共生活，从而提升了都市报及其代表人群公共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中，这样的表现是有助于公共性实现的。但另一方面是，都市报分化对于有影响力同时也是有消费能力的群体的追逐，导致中产阶级话语膨胀，特别危险的是，在都市报所建构的中产阶级话语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象，那些浮于表面的描述不仅没有呈现这些群体的真实境况，反而造成了社会对于这个群体的误解，这也可能导致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冲突的加剧，以至于都市报的“分”没有达到“合”的目标。都市报集中于社会中高阶层，对于那些弱势群体而言是加剧了知情和表达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在都市报中经常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的，是中高阶层施以帮助和同情的对象，他们的整体形象以及真正的诉求不可能在以中高阶层为读者的都市报中获得表现。

参考文献

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选自《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陈桃生：《“都市报”兴起的文化解读》，《新闻采编》1998年第5期。

崔恩卿：《两度创业竞辉煌》，《总编理念和传媒精神》，线装书局2003年7月第1版。

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丁法章：《我当晚报老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哈贝马斯1999a：《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成、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哈贝马斯1999b：《公域的结构性变化》，童世俊译，选自《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选自《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版。

何宁：《传统与现代共进》，选自《总编理念和传媒精神》，线装书局2003年7月第1版。

黄旦：《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报刊思想之演变——美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札记》，《新闻大学》1999年秋季号。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选自《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选自《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人民出版社2001第1版。

贾茜：《华西都市报“迈向主流大报”的探索》，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4年4月22日。

李海华：《时评，报纸走向成熟的标志》，选自《八年》，《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31日。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选自《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刘为民：《创新主旋律报道的“五个一”》，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年8月15日。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McManus，John H．（1994），Market‐driven Journalism：Let the Citizen Bewa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Inc．）．

Merritt，Davis（1995），Public Journalism and Public Life：why Telling the News Is Not Enough（Hillsdale NT：Erlbaum）．

邱沛篁、席文举、刘为民主编：《都市报创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Rosen，Jay（1999），“The Action of the Idea—Public Journalism in Built Form”，in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9）．

邵建：《“公民写作”塑造现代公民》，《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5日。

孙玮：《论都市报的分化》，《新闻记者》2004年第4期。

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Schudson，Michael（1999），“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public’”，in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

谭梦铃、董天策：《打造“思想的圆桌会议”——南方都市报的时评版简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年10月25日。

陶东风：《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选自《媒介哲学》，王岳川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48—149页。

童兵：《试论中国都市报的第二次创业》，《新闻记者》2005年第4期。

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版。

邬晶晶：《公共新闻业：美国报纸的第四条道路？》，作者为复旦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已通过答辩，未发表。

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选自《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席文举：《二十一世纪的都市报》，《新闻战线》2000年第12期。

席文举：《中国报业市场发展趋势》，麓山传媒高层论坛演讲，见千龙网2004年3月10日。

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郤继红、刘士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张雅宾：《〈北京晨报〉原总编辑张雅宾谈〈北京晨报〉》，《总编理念和传媒精

神》，线装书局2003年7月第1版。

张志安、瞿旭晟：《公共表达的实践——〈南方都市报〉时评版分析》，未发表，入选2005年传播学年会。

曾文琼、贾云勇：《那场“非典型”战疫》，选自《八年》，《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31日。

朱德付：《打造百年京华》，选自《总编理念和传媒精神》，线装书局2003年7月第1版。

朱学东、喻乐：《〈新京报〉一周年启示录》，《传媒》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