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环画出版的有利条件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环画出版的有利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稳步增长，连环画的自身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连环画家们热情高涨，努力探索，连环画出版呈现出快速发展和初步繁荣的阶段。

（一）稳定的政治环境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我国国内形势基本趋于稳定。与此同时，尽管国际上还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但由于“二战”已经结束，大的国际政治形势趋于缓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对于连环画的发展，政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宣传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政治条件下，需要用文艺形式来宣传先进的意识形态，连环画作为一种普及读物，理所当然地为政治宣传所青睐，成为党宣传方针政策和“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指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批新连环画，把那些宣扬神怪、武侠、迷信的旧连环画去掉。^[10]作为大众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宣传的迫切需要成为连环画发展的基本动力。

1950年1月的《人民美术》发表了《全国美协上海分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一文，指出美协上海分会成立之后，即接二连三地组织座谈会，希望说服一般连环图画出版行业和一般旧连环图画作者，把连环图画作为普及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最重要工具之一。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和宣传婚姻法的运动中，连环画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积极配合了当时重大的政治斗争。比如当时北京出版的《连环画报》和上海出版的《工农画报》，以大量的篇幅连续刊登了有关当时政治斗争的连环画。

1955年10月14日，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文化处主办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画展》在江苏省美术工作室展出，展品以连环画为主。

1960年3月，许多地方的美术单位在看到有关“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事件的报道后，立即着手组织创作，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太原、沈阳等地的画家们以极大的热情，在短期内突击创作了多套连环画和幻灯片画稿。

1960年4月，在以生产为中心、全面组织城市人民经济生活的运动中，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册编辑室，就《北京日报》介绍的北京赵登禹路街道服务所千方百计为生产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事迹，组织文字编辑和美术创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采访，于三天内编辑完毕一套连环画，并把稿子发到工厂。

196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连环画应加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指出“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年青、优秀的连环画工作者必须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坚决地彻底地破除旧思想、旧感情的影响，遵从毛主席的指示，到工农兵群众中，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使自己真正地受到锻炼，得到改造，才能高举起毛主席文艺思想旗帜，和时代一同胜利前进”。

第二，国家政策的扶持。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对于艺术来说，政治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的需要和政策的扶持成为连环画发展的强大后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艺政策为连环画的繁荣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和有利的发展环境。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有80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文艺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参加并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以及工作对象等五个问题发表了讲话。23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又作了总结性的讲话。这两次讲话后来被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一定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连环画获得了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

1956年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项方针提出来。但是，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双百”方针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但国家对于文艺发展所持的积极支持态度，无疑促进了连环画艺术的繁荣。仅有政策的支持还不足以使连环画迅速地繁荣起来，在宏观政策的号召和指导下各级组织的具体实施，则直接促进了连环画艺术的迅速发展。

宏观政策的支持为连环画指明了方向，而在连环画的发展中，政府部门认真落实，确定选题范围，责成专业组织具体实施，不失时机地进行指导，则是促进连环画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具体方向及理论支持方面。195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提出要采取措施禁止租赁淫秽、荒诞的旧小说、旧唱本、旧连环画、旧画片等。1956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姜维朴的文章《要求出版更多更好的连环画》，指出目前连环画必须增加出版品种和出版数量；必须加强反映当前现实；必须提高质量；必须更通俗；必须大力提倡连环画脚本的编写工作。1960年4月，《美术》杂志发表了“连环画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连环画编绘者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继续深入群众的火热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并汲取创作题材。以上国家级刊物《人民日报》和《美术》杂志发表的有关连环画的理论文章，其舆论导向无疑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文章的刊发实际上是明确了政治与连环画的关系，以及国家对连环画品种、数量、题材、内容和质量等的具体要求。

在组织机构扶植方面。1950年1月，“上海连环画作者联谊会”成立，会员130余人。8月，“上海连环画出版业联谊会”成立，新旧出版商89家。10月，“上海连环画图画出租者联谊会”成立，会员2 456人。^[11]

1951年3月28日，东北文化部出版处召开连环画座谈会。东北人民出版社、东北画报社及美术工作者27人出席，准备成立连环画创作研究会。上述连环画专业联谊会、创作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对连环画事业的肯定和支持。同样，为了体现政府职能部门对连环画工作的重视，1954年9月25日，全国美协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连环画原作展览会”。1955年3月，“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北京举行，王叔晖的《西厢记》、《孔雀东南飞》，刘继卣的《武松打虎》，顾炳鑫的《蓝壁毯》，申申和景启民的《浑河水》等作品出现在展览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63年12月26日，由全国美协举办的“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各种专业展览会和评奖的举行，充分体现了连环画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政府的支持。

（二）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我国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体制上，以单一的公有制取代了多种经济成分；在决策上，以国家和集体的公共决策取代了企业和个体的选择。国家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人民的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政府开始大力宣传知识的重要性，大范围“扫盲”，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国家大事成为群众生活的一种时尚，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需求。这给连环画的出版、发行，以及作者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也为连环画艺术创作提供了稳定的支持。

（三）连环画相对优势的凸显

连环画与图书和期刊等出版物相比，具有连续性、形象性、故事性、通俗性、艺术形式等诸多特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文化的渴求越来越强烈，而现有的文化生产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强烈的需求，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特殊背景使得连环画的自身优势得以充分显现。连环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与电影和电视等新的文化传媒相比，连环画虽然在连续性、故事性、形象性、真实性等方面稍逊一筹。但由于当时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制约，影视制作成本高，产出慢，产量低，消费价格高，且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只能在固定场所专门抽出时间观赏，不能很快普及。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的文化消费品仍以书籍、图片等印刷品为主，但对于消费水平和文化程度都较低的普通群众来说，大部头书籍的价格过于昂贵，而且形式单调，不便阅读。在这种情况下，物美价廉、通俗有趣的连环画便成为大众学习知识、休闲娱乐的首选，及时填补了巨大的文化空白。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遍销行的情况，除年画外是任何其他美术形式所不及的，但年画有季节性的限制（大都在春节前），连环画则没有这种限制。任何时候，只要交通条件允许，在城市或镇子里，随时随地都可以销售；推销连环画的场所也极多，大街上的书店，小巷里的书摊，到处都有它的踪迹，甚至自行车的后座都可以成为流动的书摊。^[12]

（四）热情高涨的创作队伍

在政治、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大背景下，画家对连环画艺术的热情日益高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创作者的广泛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环画队伍主要由旧社会过来的专业连环画家和通过自学走上这一岗位的新连环画家以及一些非专业的连环画作者组成。从旧社会走来的专业连环画家，如赵宏本、陈光镒、钱笑呆、严绍唐、颜梅华、卢汶、汪绚秋和徐正平等，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创作出很多各具新意的作品。在新中国自学成才的连环画家，如贺友直、华三川、韩和平、韩敏、金奎、罗盘、罗兴、盛亮贤、任伯宏、任伯言、汪观清和王亦秋等，他们通过几年的创作实践，艺术日趋成熟，逐渐进入连环画创作的高潮期。

另外，一些非专业连环画作者也积极参与连环画创作。其原因之一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计划经济体制下，书画创作完全归国家统一调配，市场萧条，流通不畅，书画交易几乎停滞，画家及其作品的价值难以实现，只有连环画为画家们留下一小块“自由天地”。

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画家得到额外收入的途径之一就是进行连环画创作。连环画按画幅多少、质量取酬，有稳定的出版社购买，创作连环画成为画家获取额外收入的方法之一。因此，很多油画家、国画家在业余时间进行连环画创作，一些业余画家也加入到连环画创作中，既坚持了对艺术的追求，又可贴补家用、增加收入。如国画家程十发、陆俨少，漫画家米谷、张文元、江有生、乐小英，水粉画家蔡振华、钱大昕，油画家黎冰鸿、徐甫堡等人都曾热衷于连环画创作。连环画作者人数的急剧增加，创作热情的高涨，加速了连环画艺术的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促进了连环画艺术的繁荣。

其次，专业化训练的加强。和新中国成立前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学习模式相比，新中国成立后专业美术院校和学习班的设立为连环画家的成长与提高，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园地，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个人的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前那种“跑马书”——粗制滥造、随编随画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美术院校的毕业生陆续分配到出版部门担任连环画工作。如丁斌曾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程十发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贲庆余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林锴毕业于国立艺专，戴敦邦毕业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刘继卣毕业于天津市市立美术馆西画系，等等，这些人在庞大的连环画专业创作队伍中虽然是少数，但提高了整个连环画创作队伍的素质。另外，贺友直、华三川等著名连环画家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学院训练，但也都参加过连环画的专业学习班，受到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

第三，高涨的创作热情。新中国成立伊始，美好的新生活，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使连环画家们充满了创作的热情，手中的画笔成为他们歌颂祖国、歌颂美好新生活的工具。在激情澎湃的创作中，连环画家创作态度的严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画家在每一次创作之前都会做足准备工作，如果是现实题材的作品，画家会到故事发生地亲身体验，进行考察和写生。如贺友直为创作《山乡巨变》，多次去湖南山区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刘继卣曾多次赴河北遵化建明公社考察、写生；在河北平山，华三川遍访了《白毛女》的原作者和首次演出这出歌剧的老文艺战士；姚有多、姚有信、杨丽娜去四川凉山地区为《达吉和她的父亲》收集材料；韩和平、丁斌为了创作《铁道游击队》，曾五下山东临沂、枣庄等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体验故事的历程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为了真实地再现铁道游击队的斗争环境，他们不放过任何生活细节，趴在轨道上画速写，对列车上的零件、列车飞驰的动态都作了详尽的记录，两人先后共花了9年时间才完成这部鸿篇巨著。

而对于古代题材的创作，连环画家也没有因为无法实地考察而仓促下笔，在动笔之前，必先对故事发生时代的历史知识、服装服饰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产生的巨大文化需求，使连环画的自身优势得到更充分显现，加上连环画创作队伍热情高涨，从而促进了连环画出版的第一次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