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彝族文学创作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彝族文学创作

纵观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历程，关于原始宗教题材和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一个不同的变化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30年，彝族文学是歌颂为主调的颂歌型文学。这一时期，“左”的思潮及“阶级斗争”左右着文学创作。

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代彝族文学界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彝族新文学的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破晓的山野》，李纳的短篇小说《不愿做奴隶的人》，龙志毅的《相亲》，熊正国的《高炉边的彝家》，苏晓星以及普飞的短篇小说，吴琪拉达的诗歌等都得到文学界的好评。这一时期的彝族作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在党的教育关怀下，参加了革命，投身于火热的政治斗争，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由于这一代彝族作家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教育同时，只单纯地接受唯物论思想的教育，因而尽管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本民族生活，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在创作思想上、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尹彪彬《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超越》，《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6期》）。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禁区，或不敢涉入，或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

原始宗教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习俗及民俗应当在彝族文学创作中得到公正的反映，任何歪曲、回避、否定这一文化现象都是不可取的，既要看原始宗教的消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并承认原始宗教的积极的另一面。彝族文学在反映原始宗教这一题材时的基本倾向是对原始宗教的完全否定，大多数作家以原始宗教作为反面对象进行无情批判，政治上予以否定。除极少的作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原始宗教现象外，大多数作家都把原始宗教作为封建迷信或反动的意识形态加以揭露和批判，甚至在彝族口传文学整理中也没有幸免。有的作家尽管把思想开明的宗教上层人士（如毕摩、土司等）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予以肯定，但事实上也只能是对原始宗教的一种反叛和否定，彝族老一辈作家李乔在其《欢笑的金沙江》等作品里对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有所涉及，但他对彝族所崇信的原始宗教以及宗教人士毕摩、苏尼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的主持者，应坚决制止。李乔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作家，在无神论思想的指导下，理应对宗教进行否定。但由于李乔本身不是凉山彝族，也不懂彝语，应该说他对凉山这块神秘的土地并不十分了解，很难知道凉山彝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作用，并不否定李乔有深厚的本民族感情，但有感情并不等于对待本民族文化现象都正确。他认为存在于彝族生活中的原始宗教以及有关的宗教习俗都是陈腐落后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阻碍着当地彝族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应当抛弃，这个“度”未必把握得完全准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余年，彝族作家们在对待原始宗教这问题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否定原始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一辈作家普梅夫以及部分中年作家的作品中；一种是表现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芮增瑞老师在其著《彝族当代文学》中称之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彝族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在寻找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根”的同时，将笔端渗入了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他们既正视了原始宗教的消极因素，也看到原始宗教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苏晓星的《奴隶主的女儿》，戈隆阿弘的《不落夫家》《神秘玩场》，安文新的《神树，树神》，普驰达岭的《木炭·彝人》、俄尼·牧莎斯加的《虎的图腾》，基默热阔的《芦笙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