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业制度的特点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业制度的特点

从上一部分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的出版业制度，主要包括了出版业宏观方面的性质、方针、领导体制，中观方面的行业布局、资源配置，微观方面的产权、组织结构、工作流程等方面，并且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构成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1.与新中国刚确立的基本制度相辅相成

一个社会的出版业制度可以看做该社会基本制度在出版领域的体现和延伸。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首先建立了党委会制度和党组织以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建构^[10]。1954年通过的宪法规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相应的政治制度，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经济上，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完成了产权关系从私有到国有的转变，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一切的制度”。在文化上，经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普及和对一系列思想进行批判以后，在1956年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1]与这样基本制度相适应，在出版领域内，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得以确认并受到保护，出版业的国有产权制度和计划体制确立，出版业的所有资源、人力、组织都由国家掌控，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以及图书出版的种类、数量等都受严格的计划控制。

2.出版业的政治属性受到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图书出版工作非常重视，但受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出版工作传统的影响，从基层干部到中央领导都习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出版工作，从而把出版定位为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认为，人民出版事业既是革命的宣传教育工具，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长期领导党的宣传工作的胡乔木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把出版工作的任务上升为“武器”，他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上发展着进行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有几种不同的战线，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战线，还有思想文化的战线。要进行斗争，就需要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书籍，就是出版。”“因为报刊、书籍的出版，能一下子使千百万人看到，认识同一件事情，不可能设想有其他武器能这样有效。电影也能同时使许多人看到，但是比不上出版方便、有效。讲演也很重要，但完全不能和出版比，只有出版是思想斗争最重要的武器。”^[12]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出版业的政治属性被过度地拔高，出版业的其他属性（如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出版社作为图书生产单位，没有被看做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而是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出版社的政治要求以及出版社领导人的政治追求，都远远大于经济或文化上的追求；对于所要出版的图书，对其内容进行政治审查和把关成为编辑出版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