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闻文本解读方法

1.3　症候阅读:一种新闻文本解读方法

然而无论是形式主义取向的研究还是意识形态取向的研究,目前新闻叙述领域的难题还是研究框架和方法的缺乏。虽然米克·巴尔干脆认为“叙述学并不是一种工具,至少,不是对于知识的‘现成’产品”^[23],但不管怎么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文学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进行文本细读的叙述分析方法。如胡亚敏的著作《叙事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形式主义取向的叙述研究得以展开的三个层次:文本表达层面的“叙述”、文本内容层面的“故事”和文本理解层面的“阅读”。在这三个层次之下又形成了各自的关注点,如“叙述”层面对视角、叙述者、叙述时间、话语模式等问题的探讨;“故事”层面下对情节、人物、环境、叙事语法的探讨;“阅读”层面下对理性读者、叙述阅读、符号阅读、结构阅读等问题的探讨。^[24]借助这些关键点,研究者可以较为顺利地开展对以文学文本为主的叙述作品分析。然而,这种精巧、细致和绵密的叙述分析方法可以被新闻叙述所借鉴,但不能被照搬。因为新闻叙述观察的对象与文学作品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新闻叙述文本是简单的、一目了然的,它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因而精巧的文学叙事方法在这里似乎缺少用武之地;其次,新闻叙述文本又是零散而海量的,新闻叙述可以说对大千世界无所不包,但每一次的关注又如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这里说了伊拉克,那里说的是酱油的价格,今天欢呼获得金牌,明天则可能报道街头乞丐。复杂的文学叙述分析根本无法应付如此众多而凌乱的分析对象。新闻叙述作品面广而浅,这与文学叙述作品的面窄而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新闻叙述必然以事实作为叙述方式的最高诉求和限定,这与文学文本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技巧呈现和无所限定的对“故事”的展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对一种持续、日常、以报道真实事件为目标且最大量的社会性叙述文本的分析,新闻叙述势必要与真实建构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仅仅停留在文本形式的细致解读上是不行的。对此,塔奇曼说得很清楚,“是什么让新闻叙事明显区别于其他的叙事模式呢?……有一点很明显,就是新闻报道的语言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有着特殊联系。”^[25]因此,新闻叙述分析必须建立在对新闻文本特征的把握上,有条件地吸收以往叙述理论的成果,大胆地进行方法创新———这样才有可能处理海量新闻报道,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首先建构了新闻报道的结构,并将之区分为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宏观结构用于处理诸如新闻主题这样的总体性的问题,而微观结构则用于处理单个的语句或某一情节的呈现。而按照一定的建构秩序,新闻报道又会从微观到宏观地凝结成某种结构图示,使得微观层次的描写与宏观层次的描写相互联系。^[26]这给了新闻叙述研究一个很好的启示,即可以从宏观到微观展开对新闻文本不同层次的分析。此外,新闻叙述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它的选择性。社会学学者吉特林在1980年研究新闻媒体与学生新左翼运动的关系时把“框架”(frame)这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引入新闻分析,他认为“框架”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遗漏的模式”,这一模式能让新闻记者顺利地处理海量信息并有效地传达给受众。可见,在进行新闻叙述分析的时候,叙述的“选择”与“表述”同样重要。如吉特林认为新闻架构的机制应该是选择、强调和排除;加姆森认为是选择和组织;台湾学者钟蔚文、臧国仁等人提出选择和重组;恩特曼提出应为选择和凸现等。^[27]综合各家的看法可知,研究者在这里要分析的问题无非是两个———“新闻说什么”和“新闻怎么说”。

综上所述,本书确定的研究框架即是按照新闻文本的特性,在新闻叙述选择、新闻叙述主题、新闻叙述逻辑、新闻叙述方式和新闻叙述策略等五个方面展开对新闻报道的分析。

不过本书的研究旨趣是做历时性的意识形态取向的新闻叙述研究,这一形式上的研究框架尚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此大胆地提出一种设想,即把“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方法引入意识形态取向的新闻叙述研究。

“症候阅读”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上个世纪6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资本论》研讨班上,阿尔都塞正式提出了这一方法,他在《读〈资本论〉》的长篇序言《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中指出,症候阅读旨在把握文本中的空缺、误解和疏忽所反映的深层含义。^[28]“症候”这个概念其实来源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看来,理性意识不过是海面上的冰山,而真正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支配作用的则是潜意识。弗洛伊德颠覆了人们对潜意识不屑一顾的观念,并且他认为通过对梦境、语误、玩笑、沉默等表达机制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捕捉到这个深藏在“海面之下”的冰山———潜意识。拉康则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这种潜意识会在语言深处留下痕迹。由此,探查语言和文本中的此类“症候”,即是捕捉潜藏意义的线索。

很显然,阿尔都塞继承了上述两人的观点,不过他在对马克思原典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把这一理念发展成了一套很有价值的文本解读方法。

首先,阿尔都塞区分了两种形式的阅读———直接阅读和间接阅读。或者用阿尔都塞那晦涩的语言说即是“无辜的阅读”和“有罪的阅读”。阿尔都塞认为,所谓直接阅读,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即读者在阅读中将不加任何外来因素地直接看到作者所表达的全部东西。这种单纯的阅读只能是一种神目观式的天真。^[29]因此阿尔都塞说:“必须彻底改变关于认识的观念,摒弃看和直接阅读的反映的神话,并把认识看做是生产。”^[30]在阿尔都塞看来,所有的文本都渗透着意识形态,并反映在文本的断裂、破碎、沉默和空白之处。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只能让我们看到文本的连续性,而只有采用症候阅读,才能让这些空白之处显示出来,并由此形成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性批评。可见,阿尔都塞式的症候阅读是一种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十分敏锐的阅读,它关注的是“隐性文本”,并因此超越了文本的表层叙述,也摆脱了对文本表层叙述的简单认同或批判。^[31]

对于新闻文本来说,分析报道中的断裂、空白、破碎和矛盾之处也十分重要,因为这往往能揭示直接阅读所无法揭示的问题。例如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 一亩中稻六万斤》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在支部的倡议和领导下,这个社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决定在敬母坳一块田里,把六十二亩二分田里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最高度的密植。密植前先深耕一尺,施下基肥塘泥、草皮泥和绿肥等八千斤,牛栏粪五百担,和泥土拌匀,又施茶麸十担,草木灰三十担。然后在7月18日实行最高度的集中密植,整块田共插下禾苗八十多万兜,一千多万株。随后,他们对稻田的通风、送水、追肥、除虫作了巨大的努力。8月30日上午,这块田开始收割。三百多个青年突击队和社员们猛干了两天一夜,才在8月31日下午收割完毕。

从表面上看,这篇报道在颂扬农业生产的奇迹,但实际上则无意中道出了“大跃进”期间农业卫星的真相:把几十亩即将成熟的稻穗移植到一块田上,眼前的稻田里固然“稻谷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而周围那几十亩光秃秃的稻田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这可以说正是文本所没有涉及的“空白”之处。通过对这一报道文本“空白”、“断裂”之处的症候阅读,得出的是与直接阅读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它能让我们看到,表面一致、完满、翔实的新闻叙述如何脱离了现实基础,最终变成一种充满政治呓语的狂热想象。

除了直接阅读和间接阅读,阿尔都塞还提出了“双重阅读”的概念,他认为“双重阅读”即是症候阅读的方式。^[32]双重阅读的一重是水平阅读,另一重是深度阅读,可见,双重阅读实际上就是一种互文式的阅读。自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uality)这个概念后,人们对文本的理解就从单一文本的封闭自足的结构中跳离出来,转向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吸收、转换以及演变的关系。文本的意义不是文本内在固有的,而是在文本与其他水平文本和纵深文本的对话交流中生成的。正如罗兰·巴特在《文本理论》中告诉我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3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说,所谓症候阅读“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34]。

在新闻叙述分析中同样可以运用双重阅读的方式。例如2003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新华社通讯《总理为农民追工钱》报道温家宝总理到农民曾祥万家一事时是这样写的:

“老乡,我们能在你家坐一会吗?”温家宝向正在院子里吸烟的一位农民和气地问道。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的村民曾祥万挽着裤腿、赤着带泥的双脚正在歇息。闻听招呼,他抬起头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赶紧迎上前来,紧紧握住温家宝的双手:“总理,过去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您,真没想到今天您会到我们这么偏僻的村子里来。”^[35]

另一篇同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重庆日报》的通讯《总理帮农民追工钱》在记录此事时却有另一番“描述”:

一缕缕夕阳的余晖透过密密的树林撒在田坎上,正在地里劳动的村民曾祥万突然发现,一大群人正沿着又滑又陡、有些立不住脚的林中陡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山脚下自家的院子。颇感诧异的他仔细一看,踩着潮湿的泥土、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竟是温家宝总理!“温总理快到我们家了!”曾祥万来不及抹掉满腿的泥土,打着赤脚惊喜地往家里跑。曾祥万刚走到家门口,温总理一行已穿过他家屋后的柑橘园和竹林,笑容可掬地来到院坝上。“我想与你们拉拉家常,所以没打招呼就来了。”总理趋步向前,伸手紧紧拉住曾祥万那双还沾着泥土的手说。^[36]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总理来时曾祥万正在家中歇息,事先并不知情;但在《重庆日报》的报道中,曾祥万却是在发现总理后飞奔回家,而且温总理与曾祥万的对话也颇为不同。在这两则新闻中,如果单独看任何一篇,都觉得记者所述的就是“事实”本身,但是如果把这两篇作品放在一起阅读的话,其症候也就彰显出来了:记者的叙述视角超越了实际的观察视角,因而造成了叙述文本与“事实”本身的距离。从以上两例中我们不难想到,记者的实际观察视角是看不到曾祥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的。而跟随总理行动的记者也应该“看”不到正在田里劳动的曾祥万“打着赤脚惊喜地往家里跑”。但这两篇新闻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超越记者实际观察视角的叙述方式,站在一个全知的角度,告诉我们所发生的所有细节。可真把这两篇新闻放在一起细看就会发现,叙述时的“无所不知”,并不意味着记者对事实的所有细节真的“无所不知”,否则也就不会产生上述的差异了。

再比如,在研究中国新闻中知识分子报道的历时变化时,不可能仅仅关注报道文本,还必须关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本,如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知识分子自身定位的转变、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等等。非如此,不足以显现新闻叙述文本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也不足以说明新闻叙述自身变化的意义以及对社会的建构性影响。

总之,症候阅读需要把文本放置在一个水平和纵深的坐标轴下,站在社会文化形态的高度审视文本中的“症候”,以便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这种自觉的意识、开阔的视野正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叙述分析所需要的,也是本书所勉力追求的。历史学家雷颐曾写过一篇小文,谈及他以历史研究为业几十年,痛感“唯文本”阅读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最值得警惕的学风之一,因而大声呼吁要透过“文本”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他说,就在此时“三十年前读过的、几乎已被我忘记的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37]。这篇小作,文不长,情却深。尤其是当笔者看到文章结尾处雷颐用了“锥心泣血之痛”这样的语句时,也不由得深为震撼!对于意识形态取向的新闻叙述研究来说不亦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