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三、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1.文本

“文本”一词英文对应的是“Text”，来源于拉丁词语“Texere”，即编织的意思。“文本”在英文中最初解释为“任何书写或印刷品的文字形式”^[4]，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传媒的发达，我们拥有了诉诸视觉、听觉的多媒体文本形态，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文本在形式上不仅实现电子化，更以一种非线性的超文本（Hypertext）形态出现。

“文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文本是指“一份文件”、“一个作家的著作”等，即“任何书写或印刷品的文字形式”；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例如在符号学领域里，“文本”的含义被引申和扩充，扩展到声音、绘画、影像、行为、衣着、风景等一切我们可以附着意义的事物上，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则广播消息”、“一个电台声音作品的集合”等等。因此在多数符号学家那里，文本的广义概念扩展为任何具有一定释义潜在可能的符号聚合，它既可以由文字符号组成，也可以由声音符号、舞蹈动作符号、人类表情符号等构成文本；也意味着任何分析对象都可以被称为“文本”，就连“文本”产生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分析的对象——“文本”^[5]。

为了解析文本学与广播“听觉信息链”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必须先回到“文本”的概念上来。“文本是‘意义生成与交换的核心’。一个文本便由一个运行于许多层面的符码网络所组成，从而能根据读者的社会——文化经验产生不同的意义。”^[6]在本书中，“广播听觉文本”替代“广播声音作品的集合”，不仅仅只是名称上的一种转换，而是为了适应我国当代广播声音作品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出现的新的传播需要，例如，较为单面的内容选择和形式表达特点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追求广播声音作品多层次丰富意义的实现，强调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平民化表达视角和话语方式，因此广播声音作品的当代优化具有了更丰富的意义所指，“文本”概念的标定可以适应这种对广播声音作品产生的新的要求，不同于以往的广播内容研究；同时“文本”概念的标定也使广播声音作品集合的优化规律研究增加了可操作性，这一点正是文本学解读模式的要求。

2.文本学

文本学与文本理论同义，最早应用于文学研究中。文本学在发展历史上作为多个学科的理论基础而存在，是西方人文学科通行的研究手法之一。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倚重文本学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涉及文本问题的后结构主义、后经典叙事学等等，文本学的解读模式在西方一直被沿革使用至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使文本学显赫起来，直到今天，国内学界对“文本”的普遍印象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一领域的认知范畴。实际上，文本学解读模式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处于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本学已经由英美新批评时期强调通过“细读法”对固定文本的形式，例如词义、语句搭配、修辞手法、叙事模式等的拆解性解读，扩展到对语境还原的动态、开放性文本的解读，特别是到了后经典叙事学那里，开始以文本学的解读模式研究网络文本的虚拟、窗口、变形等特征，并把文本解读的范畴扩展到一切社会文化现象。

尽管文本学产生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文本学也经历了一个过分固化意义形式的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拆解文本的任意性、语境范畴无限放大的倾向，但这都不能阻止当代的文本学模式成为对一切意义结果以及意义结果产生过程进行解读的富有实效的一种认识方法，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角度提供理论模式上的支持。

“文本学”的解读模式在新世纪越来越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开始重视文本学的解读方法，2005年《哲学动态》的记者专门组织访问了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谈“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义与方法”。^[7]1999年学者张一兵出版了《回到马克思》^[8]一书，应用“文本学”解读模式“重读马克思”，这意味着文本学的解读方法已成为马克思研究学者摆脱过去传统的研究现状，于当代语境下找到了重解马克思的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再如，2004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一书，该书作者傅修延先生认为，目前“国内文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泛文本化’倾向大有‘跳过文本学阶段’而直接进入‘后结构’、‘后现代’之势”，而文本学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没有文本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的学术理念，“文论建设与一切建设一样有其自身规律，基础性建设阶段是绕不过去的，强行逾越导致的最终结果还是补课”^[9]。

上述两个例子中，一个把“文本学”作为摆脱传统研究桎梏、重建新的理论认识的研究手段；一个把“文本学”作为学科基础建设中的基础。之所以“文本学”在新世纪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大体因为西方文本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基本摆脱了脱离社会内容的形式研究，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微观研究文本形态和生成方式的思路，把文本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3.广播学引入文本学解读模式的意义

大众传播与文本学息息相通，按Wallace C.Fotheringham对大众传播所下的定义，所谓大众传播就是“有关符号的选择、制造和传送的过程，以帮助接受者理解传播者在心中相似的意义”^[10]。大众传播过程中充满了符号和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传播学者反复强调，传播行为是在一种情境架构中进行的，这种情境可以分为物质的、社会的、心理的、时间的四个层次。^[11]文本学解读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要通过“悬置”的方式把研究对象从当下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入一个历史的、更多关联性的大语境中进行解读，当下语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社会权力很少存在于个人之中而更多地隐藏在传播的过程和逻辑之中，这使我们明白社会情景是如何被界定的。”^[12]

本书中“文本”概念的引入目的之一也在于，不去重复媒介政治属性（包括商业属性）对我国广播媒介认识视野，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趋于垄断性控制的研究趋势，尽管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这些属性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属性。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的是，广播媒介在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具有自身成熟的独立符号体系和意义承载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还原广播媒介研究的独立性，把当前政治、商业发展的目的作为影响因素之一，首先确立起关于广播媒介本体的研究地位，尊重媒介自身的特性，在这一前提下再进一步研究广播本体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我们有可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媒介发展的真正动脉，更好地为广播受众服务。

广播学引入了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意义在于：

（1）文本学“悬置、颠覆、裂变”的传统，促使广播学内容研究能够建构起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保障机制。

文本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其理论研究的指向往往在于——解释文本意义生成的结果，为了达到解读的目的，把目光投注到对意义生成过程的考察。这与传播学领域对意义的构成、传递和理解过程的考察互相呼应。

无论在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中，还是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以及其他文本接受理论的历史沿革发展中，尽管对文本学的涵义有不同的侧重和认知领域，但共性的研究手法在于以“悬置、颠覆、裂变”为核心，强调不断以悬置的方法与旧有的认识相区隔，通过颠覆传统认识结果和认识方法，以自身裂变的方式不断实现认识论上的更新。基本理论依据在于：事物、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既然文本学研究的范畴——人们认识的结果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那么人们认识“认识结果”的手段，或者说释义手段——文本学自身将比研究对象发生更超前、更快速的变化。这意味着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是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研究手法。

广播学引入文本学的解读模式，可以凭藉这种具有自我更新功能、开放的研究手法促使广播学内容研究能够建构起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保障机制。文本学对广播学的适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广播学作为大众媒介研究的领域之一，比诗学、文学、艺术内容更强调现实的适用性，因此也更容易因现实语境的改变而影响到意义的解读，理念的创新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文本学的解读模式可以促使广播媒介内容研究具有不断突破旧有理论束缚的活力，并使这种突破行为具有延续性，形成研究的传统。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开始使用“文本学”解读模式一样，当前我国广播媒介的发展现状，使针对广播内容、广播理念的研究最为紧迫，因为长期的富有国情发展特色的广播经验积累，使我们一时难以摆脱传统的广播研究现状，旧有的媒介理念依然影响并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我们今天在广播内容建构上的新发展。媒介内容的时代性很强，因此，在当代语境下找到重新“陌生化”解读广播媒介的理论分析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文本学”解读模式因之成为目前比较理想的解读方式之一。

文本学的理论起点认为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平铺，也不是文本作者的“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发展脉络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如果转换到对广播听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上，就是将过去建构在我国特定时代背景上对广播“听觉信息链”^[13]的本体认识结果“悬置”起来，在全球范围内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追寻广播听觉文本的发展轨迹，从而获得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对广播“听觉信息链”的全新理解结果。“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全球化语境’？就是因为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不大容易从国内近况中看出，一旦放眼全球扩大时空视野，事物的发展趋势及其意义就会昭然若揭。”^[14]在“文本学”解读模式的指导下，本书把广播听觉文本放到世界广播历史发展的语境中进行重读。

（2）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引入，促使广播学内容研究建立起前瞻性理论保障体系。

我国老一代广播研究学者总结了丰富的关于广播声音作品研究的经验和规律，为广播学基础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我国政治经济飞速发展的现状，不断对广播媒介产生新的发展需要，对新老广播理论研究者也都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广播媒介理念更新也显得越发紧迫和重要，而广播理念的更新又建立在对广播本体研究的时代跟进性研究基础上。“如何把握广播自身的传播规律、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把握自己的生存特点，已经切实地摆在了每一位广播人的面前”。^[15]

长期以来我国现实的发展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广播理论研究格局比其他的艺术研究或者是哲学研究，更强调对现实发展情况的贴近性研究，以及对实践工作的直接指导意义。广播学研究引入文本学的解读模式，可以促使广播媒介的基础性、本体性、规律性研究在历史性语境中进行重新拆解，而这种拆解和重构行为又发生在与研究对象自身相关的独立体系内部，藉此达到对广播媒介的前瞻性研究。

文本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理论意义，在于文本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还原历史的、当下的，传者的、接受者的多重语境。文本学关照下的研究对象——文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开放的、多义的。我们的广播理论研究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媒介文本研究的开放性，“重视广播新闻媒介与社会的联系——形成系统与环境优化的互动格局”^[16]。在解释学家伽达默尔那里，文本不是一个摆放在那里的中性客体，理解意义需要进入一个“具有交流性质的事件中，无论文本还是理解者都置身于这种事件之中，它们是事件中进行交流与对话的伙伴”^[17]。

因此对于广播媒介研究而言，要保证理论研究的前瞻性特征，意味着承认广播媒介文本的变动性、开放性和多义性特征，这一特性要求：首先，研究要在历史性视野以及多因素互动影响的格局下进行；其次，外在社会历史因素要纳入广播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去考察，这意味着广播媒介研究独立性的保证，在这一前提下，广播本体才能达到对外在因素的吸纳，因为任何建立在广播媒介范围内的变革都依赖于在广播媒介发展相关的语境下完成，在这一认识前提下，对广播媒介的研究才能建立具有理论前瞻性的保障体系，而当下的广播话语革新、广播编排思路革新、广播理念更新才能获得理论研究的根基。

广播学引入文本学解读模式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完整准确的理解广播媒介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需要，是回应各种挑战的需要，也是回答现实问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