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与大众传播

二、集体无意识与大众传播

（一）媒介信息应当反映出人类的共性

强调入类的共性，正是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意。他之所以将人类精神中最深的一个层面定名为集体无意识，是因为他用“集体”一词涵盖了全人类，包容了“存在于所有地方的所有个体”，认为他们表现出了大体相似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媒介传播为了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就需要克服“地球村”村民在语言上的障碍。为此，可以有多种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最直接的，效果也比较明显的方法就是以媒介信息为载体，反映出全人类共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如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于人的智慧、人的尊严的赞美，对于人与命运的抗争、与自然的搏斗的颂扬，对爱情永恒的歌颂等等，这些积淀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积极的精神，可以冲破语言的障碍为世人所共识。从媒介角度看，电视、摄影等视觉性“语言”的功效最为突出。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1，著名的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大师的艺术摄影作品既充满了赤子之情，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又体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并存与交汇。在探索现代摄影语言的过程中，他着意于对传统美学的追求，并成功地将现代艺术语言与中国美学传统的精髓融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与当代世界文化之主流相衔接的摄影风格。

例2，前苏联作家罗斯托茨基导演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讲的是在卫国战争时期，发生在苏联某地的一支主要由5位姑娘组成的游击小分队，深入敌后与德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教育了苏联人民，也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因为它反映的不仅是苏联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气概，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人类对于不义战争的憎恨和对世界和平、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

例3，1995年7月在法国举办的第五届国际青年电视节上，由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93级研究生何苏六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母亲，别无选择》荣获大奖。评委会主席左勒阿先生在评委一致赞同把本届电视节大奖授予该片后，说：“如同电视片片名，我们评委也别无选择”。

一部仅有10分钟的，反映一位中国母亲和她的患有孤独症的儿子之间的真情实意的片子，何以能够打动外国评委的心？关键在于作者选择了“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的人类共有的爱的主题”。^[22]这个“爱心主题”在片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母亲对儿子的亲情之爱（为了使患有孤独症的儿子能获得基本的生存和生活能力，母亲辞去了高校教师的职务）；二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对患有孤独症的其他儿童怀有深切的爱和祟高的责任感（她只身来到北京历尽艰辛，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孤独症儿童培训班）；三是，明知处于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孤独症很难医治），但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她依旧顽强地挣扎拼搏。

这部电视纪录片，用生动的电视画面把“爱”——这个国际语言中的重要“词汇”具象化，使不同肤色的人都能从中透视出积淀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共同的美好的东西。若想做到这一点，传者要善于以媒介工具为“窗口来观察、思考体验他人生存的方式”，^[23]还特别应当把自己的思考和创作的第一起点放置于对人的关怀和呵护上，而不是为写作而写作。

（二）媒介信息应当反映出本民族的特点

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看，民族特点属于该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即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与某一民族种系的特点相互作用的结果积淀于该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再经外化则表现出该民族自己的个性，即民族性。例如：“中国人追求和谐、平衡，美国人喜欢创新、历险，德国人长于逻辑推理，法国人善于表露情感，日本人团队精神强，英国人比较刻板等。此外，由于宗教的历史的原因，阿拉伯人、犹太人，及一些少数民族，均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特征……”。^[24]由于民族特点的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宣传有针对性，尤其是对外宣传更应当注意接收国本国人民的心理特点、语言习惯、风土人情等。

有研究者就新华社和美联社的新闻思维进行了对比。^[25]看起来被对比的是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在新闻写作中表现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其实质却反映出了中美两国（或东西方）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思维又是人的认知活动的核心，所以这种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美两国（或东西方）人在集体无意识上的差别。

文章指出，新华社是以“天人合一”为思维主线，而美联社则以“天人分裂”为其认知结构。新华社所继承的是东方人“天人合一”的观点，它追求的是一种整体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融合，是一种“同”。它富于理性，伦理意味强，追求完满、团圆与平和，并且与“德”紧密相联。而美联社记者所继承的是“天人分裂”，即“天——上帝，与人是分立的”。其核心思想是表现对个体生命的沉酣和放纵，突出个人的存在，富于非理性，情感意味强，追求狂热、神秘和刺激。

不同的新闻思维导致了不同的写作方式。比如：报道天灾人祸，美联社记者非常注重对灾难所造成的悲剧进行细致的描摹，他们用大量笔墨赤裸裸地表现出灾难对人的摧残，并直接描写出人的巨大痛苦和悲惨境地以及最终被毁灭的命运。而新华社记者对于同类型灾难的报道，却习惯于“哀而不伤”，“悲而不馁”，他们虽然并不掩饰人的悲剧处境，但其着眼点、着力点却放在反映灾难中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并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事件的悲剧性质，实现一种“事实的悲”向“精神的乐”的转换。

可见，我们能从新闻作品当中，看出中西方不同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差异。新闻作品折射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和文化传统，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更代表着某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文化观。作为美国新闻最高奖和中国综合性新闻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集中体现了中西方的传媒伦理和传媒文化。有研究者对1999年评出的第九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文字类奖项）和第83届普利策新闻奖（文字类）获奖作品作了比较。

在传媒对报道题材的选择上，西方人强调冲突、多样纷呈的民族特点表现在普利策新闻奖坚持以揭露性报道为传统。据统计，从1917年至90年代，揭露性报道占获奖报道的40％。具体到第83届获奖作品，11篇文字类作品中有5篇为负面报道，比例为45.5％，而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17篇文字作品中，负面报道为4篇，比例是23.5％。在中国人追求和谐、相对集中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传媒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用积极的方式鼓励受众；而西方传媒在强调冲突与对抗的民族性格支使下，更多地用凶杀、暴力等强感官刺激揭露社会的阴暗。

另外，中国人的价值观将新闻报道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安定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之中。长期以来，“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传媒习惯于用同一的视角关注同一重大问题，对国之重要便是对家之重要，政治意义之重大便是新闻价值之重大。几乎每一届中国新闻奖都集中在当年的某一宣传热点、国家大事之中，重要性与政治性呈现出某种天然的联系。与此相对应的，西方人注重“个体”的价值观决定了传媒眼中的“重大”多以个体为视点，聚焦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对个体之重要便是对国家之重要。以1979年起设立的特稿写作奖为例，在1979—1997年的19篇获奖作品中，有15篇通过个例来反映社会问题，占78.9％，而鲜有对国家政策方针、外交策略等的报道。^[26]

（三）媒介信息应当反映出本地区（地域）的特点

除民族性外，在同一民族内部还有地域的差别。同是中国人，南方人、北方人的差异很鲜明；同是大城市，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的特点迥异。举一例说明，同是广东人，却因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造就了人们不同的认知方式，反映出不同地区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不同构成。

20世纪50—80年代，有几位心理学家到中国南方香港新地的一个偏远乡村和一个偏远渔村进行了实地考察，比较了客家农民和蛋家渔民不同的认知方式。^[27]发现前者属于场依存性，后者则属于场独立性。原因在于客家农民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需要人们服从权威以利于农业的发展。在社会文化方面，客家农民是一个有阶层的家系社会，族（家）权迫使人们顺从严厉的社会制裁，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了依存于环境的认知方式。与之相反，蛋家渔民生活在一个比较宽容的渔业社会，在与严峻的海洋和暴风雨搏斗的环境中，人们的独立性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比较自由的、更看重个人价值的社会环境，因而，造成了蛋家人独立性的认知方式。这一事实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集体无意识的最终源泉是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也告诉传者欲沟通不同地区（域）之间人们的信息交流，调查了解被报道者的独特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失去特色的泛泛报道很难反映出不同地区人们的差异，这种报道信息量少，使用价值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