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

日本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

刘林利

编者按：日本的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大致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战前主要为报学研究，战后主要经历了过渡时期的新闻学研究、大众传播研究以及社会信息研究。就总体而言，日本并没有建立起所谓的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体系，只是在解释或演绎外来的传播理论，并在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构筑了日本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整体轮廓。本文主要按历史的脉络来把握日本各个历史时期大众传播研究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或社会背景，从而展示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的概貌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

本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水岭，将日本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分成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战前主要结合当时日本报业的发展和变迁来分析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战后主要围绕日本新闻学会（1992年改成日本大众传播学会）的机关刊物——《新闻学评论——大众传播的综合研究》（同年改为《大众传播研究》）的研究内容的变迁来分析各个时期传播研究的中心所在。该刊物在1980年刊登了30周年纪念特辑，1990年刊登了40周年纪念特辑，1997年的50期上刊登了纪念特辑，每次的关键词都发生了变化，其基本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学者们也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到1997年日本大众传播学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1200余人，研究人员来自日本各大学、各研究所以及新闻工作领域，并且其研究成果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本文除了介绍特辑上的围绕关键词展开的研究外，还尽量介绍每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作品，以描绘日本新闻与大众传播的框架及其各个不同时期的内容变化与建构特点。

本文参考了日本新闻学会的《新闻学评论》（1952年发刊，1993年改为《大众传播研究》，共53期）以及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放送学研究》（1951年发刊，共48期）、日本新闻协会的《新闻研究》（1947年发刊，原为月刊，后改为季刊）。编入本书时做了一定的改动。

本文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师，整个资料的收集过程是他利用国家教育部派遣政府研究员赴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进行研究期间完成的。

战前的报学研究

众所周知，作为大众传播载体的大众传媒主要是报纸、电视机、杂志、电影、收音机等，这些都是传递精神内容，并影响大众的传播工具，大致分为印刷媒体和非印刷媒体，印刷媒体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形成了。

日本最初的印刷报纸的发行是在明治23年（1890年），而报纸的真正发展却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十年中。这时的报纸主要作为明治维新新体制诞生后新旧势力发言的阵地而出现的，纸面上的内容以政党结社（1874－1882年）、政变（1873，1875，1881年）以及西南战争（1877年）等内乱报道为主；而一些小报主要刊登一些娱乐性的内容，体现现代报业主要精神的“销售”，“广告”等理念已经形成。许多报纸在尝试定期购读，这样，一些小报也开始刊登通俗易懂的社论来迎合读者对政治局势的要求，而许多机关刊物缺乏生气而不为社会所看好。在社会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国民教育得到普及（1873年），邮政的改革（1873年），1874年后报纸开始邮寄发行，印刷技术也在提高，但同时报纸也开始受到执政者的言论压制。萌芽期的报纸开始在经营上初步具备了现代报纸的理念，而围绕营利问题的研究大概出现在1880年前后。这时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报纸对民众的影响力即言论的指导性和报纸经营的业务两方面，言论的指导性方面的主要是当时的政客们，而研究有关经营和营利业务的则主要是报纸经营者。有关欧美报纸经营的介绍也开始出现。

这个时期有关报纸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平田荣一等人在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分为四点）：

第一，介绍欧美报社的组织及其功能（在1900年前后出现，主要有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899年）；

第二，关于报纸销售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主要有伊势兵次郎的《我的报纸销售观》，以及大西松五郎1918年的《日本新闻销售史》1915年），这些研究出现在大正时期；

第三，关于企业的合理化研究（主要有栋尾松治的《美国报业研究》以及《新闻学概论》，船尾荣太郎的《欧美报界秘事》、锅岛达的《本邦报纸的企业形态》，1934年，刀弥馆正雄的《报纸经营研究》，1936年）；

第四，关于报纸的本质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有后藤武男的《新闻报纸研究》（1924年）。进入昭和时期后，关于理论的研究正式展开，并且在大学中也展开了零星研究，还设置了小规模的新闻学讲座。这期间主要是受德国报学的影响。这些研究首次将经营方面的问题置于理论的框架之下，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分析上，但已经在报学研究体系中扎下了根。

到了30年代后，日本进入了军国主义的统治时期。此时出现的都是些对报纸管制的解释和导读的书籍。报纸丧失了自由报道的权利，关于报纸或报学的研究史出现了空白，新闻学的研究也很自然地停留在萌芽状态。

战前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介绍外国报纸研究相关内容的比重较大，并且研究者大都为从事报纸经营的实业家；第二，报纸的销售研究是当时研究的重点；第三，报纸理论和经营研究没能结合起来。在报学研究体系中尽管有了经营研究的位置，但是经营研究并没有对体系的构建起更大的启示作用，并且体系本身也没有能够使经营研究进一步发展。

战前在报学或新闻名义下进行的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新闻本质论，还有报纸的历史研究以及围绕言论自由的法制研究。这些在战后都得到了继承。但是，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将电影和收音机作为研究的对象，当时主要是围绕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等印刷媒体而展开分析和研究的，并且在这些研究中，在社会结构或社会机制中把握大众媒体的存在方式以及对其活动规律的认识很不够，围绕政府、政党、财界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对新闻学的影响分析也尚未进行。当时尽管有人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分析当时的报纸现象存在的基础，但是由于时代的制约，使得这个尝试最终没有能够成为战前报学或新闻学研究的主流。

关于媒体的分析只出现在前面提到过的《新闻学概论》（1930年，栋尾松治）中，但该书的重点放在制作过程等事例记述上，关于报纸的社会职能只是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在这部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读者心理以及行动反应或社会影响等的实证研究。

毕业于东京大学德语科，后来又在报社当过记者的小野秀雄，于1922年出版了他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日本新闻发展史》，该书以实证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新闻史，从而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1926年他在东大当上了“志愿讲师”，讲授《比较新闻史》。

1929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里设置了新闻研究室（现社会情报研究所的前身），作为主任的小野秀雄担负起了日本新闻学界研究的指导工作。这样，日本的新闻学研究正式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正规的学术研究之路。他于1932年在上智大学设置了日本最初的新闻学科，1936年在东大开设了《新闻学》的正规课程。他从《新闻研究室第一次研究报告》中以“报纸和读者”为题，论述了报纸的媒介功能和诱导功能，似乎为战后的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作了注脚。

在东大新闻研究室发起的读者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对人们接触报纸的行动及其对报纸的态度进行的实证调查。在小野的带领下，新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先后对小学儿童、中学生和接受兵役检查的青年人进行了几次报纸阅读调查，并先后发表了研究结果。尽管当时的手法很简单，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这样的调查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业绩。

尽管有关大众传媒受众的社会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形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分支，但是这些研究现象的出现是美国影响的结果，与战前日本自己展开的有关研究没有任何因果上的联系。不过，上面提到的有关受众的研究，却在无形中成了战后主要研究领域的源流。因为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开始摆脱单纯研究报学的单一局面，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使用Journalism的译音，并开始把报纸、杂志、广播和出版都放到了这个概念中去。1930年出版日十二卷《综合新闻学讲座》，编写人员几乎都是在第一线从事新闻工作的人。

在这个时期，所谓的新闻学研究，实际上是报学研究占主流的，并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战后的过渡时期。报学理论因为受德国新闻学的影响，理论上较完善，但由于战后新媒体的出现和大众传播理论的迅速发展，便很快销声匿迹了。

另外，战前的新闻学教育几乎少得可怜。小野秀雄除成立了新闻研究室之外，1932年在德国还在上智大学成立了日本第一家新闻学专业学者卡尔·得斯特（Karl Dester）的提议下。课程的安排采取了德国和美国折中的瑞士丘里希大学的模式，小野在这里开设了新闻学的讲座（当时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还未开设这方面的讲座）。

在战前的日本学术界，德国的学术影响范围较广，特别是官学主流的东京大学，该现象更为明显。这种倾向也反映到研究所的人事方面，小野当然也是其中的代表，不过他很重视联系实际，他曾经请当时的报纸记者到研究所当讲师，从而培养了一批报纸记者。到了战争激烈的时候，许多记者成了从军记者，为军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制造舆论宣传，便很少有时间到学校讲学了，入学的人数也急剧下降。

战后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

一、1945～1960年的研究

（一）1945～1950年的过渡期

日本战败后，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把积极推进日本的民主化作为占领政策的重点。新闻教育和工会备受期待，教科书中原有美化军国主义的地方用墨涂黑。发展基于民主和反对战前主张的可以依赖的报纸，就成了占领军支持的重点，社会的需求也呼唤新的报纸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日本新闻协会，协会的目的当然是促进报纸水平的提高和共同利益的维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闻理论的研究和新闻教育的普及就提上了日程。于是，协会在成立的同时就推进大学的新闻教育，成立了新闻教育问题审议委员会，并拿出相当数目的资金用以恢复那些战前就已经存在过的新闻讲座，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成为被资助的对象。到了1947年，神户经济大学（后来的神户大学）、日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学院专门学校（后来的东北学院大学）以及同志社大学也相继开设了新闻学讲座。

1946年5月27日，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首届民间情报教育局长肯·R·戴克离开日本时表示，希望成立报纸的自治机关（受此指示成立了新闻协会），成立培养新型新闻人的教育机关也列为其中一项。期间，庆应大学设立了新闻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1947年3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系主任F.L.莫特博士来到日本，具体指导日本报纸的民主化以及新闻学的建立。在日本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广泛与日本新闻界接触，并与大学的新闻学人员以及学生座谈并组织演讲会，提出了日本新闻教育的具体实践的方法，各大学的新闻学科以及新闻讲座都得到了具体的指导。

1947～1948年，日本的学校制度实行了“六三三四制”（小学六年，初中和高中各三年，大学四年）。而旧制大学也组成了“大学基准协会”，下设“新闻学部基准委员会”，规定新闻学部属于应用科学领域的文科课程，科目分一般基础教育和专业课，而专业课又分为基础、实务和特殊研究三个方面，并且设立实习科目。

当时设立的新闻学研究机构及学科如下：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47年通过政府预算，1949年成立）

庆应义塾大学新闻研究室（1946年10月开设新闻学讲座和新闻学研究室）

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科（1946年10月在政经学部设立了新闻学科，主要讲授报纸编辑的实际操作方面的课程，1965年撤销）

日本大学新闻学科（1947年9月在法文学部下）

明治大学短期大学新闻科

上智大学新闻学科

同志社大学新闻学科（1947年10月开设新闻学讲座）

除此之外，东北大学也在同时期着手成立新闻学科。东北学院专门学校在1947年已经开设了与新闻学相关的讲座，京都大学也在这年设置了有关新闻的讲座，同志社大学和神户经济大学也相继开设了讲座。而没有得到新闻协会资助的上智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青山学院大学、立教大学、名古屋大学和关西学院大学也在日益高涨的新闻热中设立了新闻学讲座。小野秀雄曾经说，新闻学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如同车的两个轮子一样，是密不可分的。

1947年至1948年左右实际上是新闻学的创设期，到了1949～1950年左右，那些攻读新闻专业的学生开始陆续走上社会。而东京大学的新闻研究所也于1949年成立，1950年开始招收正式本科生。这样新闻研究所走向了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各大学的新闻教育，在新闻协会和美国占领军民间情报教育局的支持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这个时期的这种做法在美国受到了批判，报社开展新闻学教育成了美国的时尚，而这种做法偏重技术教育，所以不久便产生了奖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闻学。由于美国的新闻学在战后领域拓宽，日本的新闻学讲座也在民间放送开始和电视研究的推进中的1949至1950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关于报纸的科学调查和研究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战后随着新闻自由的恢复，各报社从实际要求出发开始进行报纸、收音机和电视等有关调查，各大学的新闻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

小野秀雄在1947年出版了他在报纸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新闻原理》（东京堂）。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设立是与美国占领军所倡导的新闻学校（School of Journalism）的构想大相径庭的，也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希望搞具体的操作教育，而是采取了纯学术的德国式的学院派研究模式。在1999年10月出版的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创立5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几位前所长都详细地讲述了当初创设研究所的经过。尽管没有设立新闻系，但是私立大学都纷纷设立了新闻专业。比如，上智大学在文学部下设新闻学科，早稻田大学在政经学部，日本大学在法学部，关西大学在文学部下设新闻学科，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了新闻研究室，并且以上各校都没有将专业的设置定位在美国式的新闻职业教育模式上。

（二）1951～1960年

日本新闻协会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开始主办新闻学术会议，就在这个过程中，以开设新闻学讲座的东京大学（小野秀雄），早稻田大学（内野茂树）和庆应大学（米山桂三）为主酝酿，1951年组建了日本新闻学会。当时的正正会员109名，而真正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只有三十几人，其余人员都是从事报纸的人。学会的定期刊物为《新闻学评论》，副标题为“大众传播的综合研究”。小野秀雄表示要进行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大众传播的综合研究，并强调研究要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也就形成了研究者和各界人员汇集一堂成立日本新闻学会（Journalism Society of Japan）的局面。

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是在二战后的事情。“大众传播”本身的词汇及概念在战前是不存在的，1945年发表的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中，“大众传播”一词出现后才为人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也彻底结束了军国主义的报纸管制，而美国占领当局也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日本军国主义不再复活，言论以及其它权利都得到了保障，日本报纸也由中心走向了再生。考察战后日本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状况时，没有人能够避开日本新闻学会（1951年6月16日成立）的存在的。

由于小野秀雄在战前对新闻学研究的基础贡献，他很自然地受到学术界的一致推崇，成为第一任日本新闻学会的会长。而参加该学会的会员除了当时的企业赞助会员外，各大学的教学或研究人员也很自然地成了战后新闻和传播研究的主力军。同时，除了东京大学外、日本大学、立教大学、东北大学、关西大学、上智大学、明治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都出现了研究人员，并且还在各学校设立了有关新闻和大众传播的讲座。当时，由于研究人员较少，他们往往并不固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而是经常到其它学校客串讲授有关新闻和大众传播的课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地培养了日后研究领域的后备军。

由于小野秀雄等人在战后领导了日本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运动，他领导的报学研究在最初的几年内继续是学界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在1951年出版的《新闻研究50年》（每日新闻社）算是对其传统报学的总结。但是在这个过渡期，由于新的方法论的出现，以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为主的研究便迅速展开，传统的报学研究也就很快失去存在的必要。

战后初期的研究是建立在对战时言论统制的反省和批判之上，也就是说，美国移植来的民主主义是整修社会的价值趋向。报纸纸张统制的撤销使得报纸重新焕发了生机，而同时商业放送（1951年9月）开始后，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研究范围势在必行。

但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学术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所谓的研究方法论开始从美国引进，整个学界的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开始的。他们把美国现成的新型理论拿来，用作自己研究的指南。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研究的开始。可以说大众传播综合研究的开始主要是在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上出发的。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刚刚成立时（1949年）的研究是这样划分的：第一，历史研究（主要有小野秀雄、平井隆太郎、内川芳美）；第二，政治研究（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千叶雄次郎、高松栋一郎、何初彦）；第三，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与大众传播的分析（主要有日高六郎、池内一、井上吉次郎）等。另外，由于美国占领期间的有关政策直接影响到政府机关及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所以东京大学的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受美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很快地接受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其它诸如教会学校（上智大学）等地方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德国新闻学研究的传统。小野秀雄也在不久开始了上智大学的讲座。

在战后初期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中，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而展开的“受众论”研究是最先开展起来，也是最有成果的。这是因为，战后有关舆论的重视，舆论调查方法的研究以及广告等实用方面的要求使得有关大众构造以及分析等领域的研究加快，并且也大大刺激了该领域的研究。当然早在战前，在美国形成的有关选举的调查是战后初期“受众论”研究的方法论和指南针。有关“内容分析”、“效果测定”的调查研究是这个时期的主题，而有关“传者”、“媒体”的研究却很少。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在现实生活中迫切要求进行有关“受众”和“效果”的研究。但是关于“提供者”和“媒体”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很难用传统的报学或报纸经营论等方法论加以把握了。

作为无数不多的关于经营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日本新闻学会成立时，新田宇一郎的《报纸经营论，报纸广告论》可是说是战前研究的汇集。但是，他也没有克服战前研究的缺陷，不过他从法制上对报纸企业进行了研究。之后随着报纸销售的竞争、新媒体的登场、报纸的需求饱和以及技术的革新等现实问题的出现，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确出现了战前所没有的活性化，但是使用具体数值而展开的观察以及经营分析都是很零散的，并没有形成理论或研究的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众传播理论以及经营研究体系开始形成。但是值得说明的是，他们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或者说是还没有对大众传播理论做出贡献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对以往研究广告的反省而抛弃以前的那种直接联系提供者和受众的模式，而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的视野中考察大众传播的各种现象。

回顾《新闻学评论》前十年（1951～1960）的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介绍性文章居多，在总共70篇主论文中，介绍美国研究成果以及大众传播相关概念的大约占了1/4，同时对近30册外国书籍进行了书评。第三期中介绍了有关德国新闻学的有关文献后，第4期上介绍了美国有关文献，第5期（1955年）以及第6期（1956年），第9期（1959年）上刊登了外国杂志论文介绍。第7期上刊登了有关战后德国新闻学动向的文章，基本上将美国和欧洲同时期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新闻和大众传播的论文全部介绍了过来。内容基本上分为：（1）政治与大众传播；（2）历史、传记；（3）报纸编辑、制作以及经营；（4）舆论及宣传；（5）传播论；（6）调查记述及分析；（7）杂志、出版；（8）电影；（9）收音机、电视；（10）教育；（11）其它（而这些工作是当时在新闻研究所担任助手的人完成的，如荒濑丰、冈部庆三，十村明、山本透、香内三郎。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生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如稻叶三千郎、金圭焕、中西尚道、林伸郎等。）。

由于电视业发展了近十年，所以在1960年的第10期中出了有关电视方面的特辑，对电视的实际状态及其问题所在进行了讨论和总结，另外新闻研究所（日本记者协会）还汇编了当时有关电视的论文文献目录。

尽管是介绍，大多研究者都是通过书籍或者杂志来接触美国的大众传播理论及其它状况的，因为这个时期日本普通人在经济上还不具备到美国留学的条件，但是像南博等人因为是在战时在美国上的学，所以这几个人就成了介绍或研究大众传播的先驱。

真正将“大众传播”一词以及其研究介绍到日本的是在1950年前后。井口一郎从1947年开始陆续介绍了以拉斯韦尔的研究为主的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现状，并于1951年出版了首次题为《大众传播》的书籍；而南博也在回国后不久的1949年发表了《社会心理学》，并把“大众传播”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1951年《社会学评论》中也出了“大众传播”的特辑。同年，清水几太郎在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心理学的侧面对“大众传播”做了概括。而1952年日高六郎与别人合作的《社会学》讲到了“大众传播”。此外，日高六郎还于1956年出版了《大众传播概论》一书。这样就基本上奠定了整个50年代研究的坐标，也就是说，美国大众传播的介绍和清水几太郎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的两个方面形成了整个时代的轮廓。从这个时间开始，“大众传播”一词本身就如同战后“美国的自由空气一样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而且从1952年开始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以上的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都是在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来把握整个大众传播的脉络的，尽管这些文章都与日本的现实对照来论证他们的出发点，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还看不出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及其研究框架上有任何质的突破。

由于社会的需求，学者们很难凭一个人来迅速完成相关领域的研究，这就使得共同作业成为必要，1954～1955年河出书房出版的《大众传播讲座》就是学界共同研究的结果，该书共分六卷，分别是：

第一卷：《大众传播的原理》，清水几太郎编

第二卷：《大众传播与政治、经济》，清水几太郎编

第三卷：《报纸、杂志、出版》，城户又一编

第四卷：《电影、收音机、电视》，南博编

第五卷：《现代社会与大众传播》，日高六郎编

第六卷：《大众传播事典》，二十世纪研究所编

该讲座共动员了一百多名研究人员，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该学界的研究人员，有的人还是其它领域，诸如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许多参加了这个工程的年轻人都成了日后大众传播研究的骨干。

因为形式发展的快，为了跟上时代的脉博，河出书房又于1960－1961出版了《讲座：现代大众传播》，该书为三卷，分别为：

第一卷：《大众传播总论》，清水几太郎编

第二卷：《电视时代》，南博编

第三卷：《新闻学》，城户又一、日高六郎编

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有30人左右，编者跟前者完全是一样的，参加人员有所减少，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内容都是强调电视时代的报纸、杂志、电影等，形式也更加简洁。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在新形式下构筑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全貌。

新闻学会刚刚成立时，人们对新闻是否能够成为“学”而存在着许多争议，许多人还认为它只不过是应用社会学中的一个领域而已，并且当时成立的日本学术会议中也没有“新闻学”部门，大多是被编在“文学”或“哲学”部门中。在经过了十年的努力后其终于得到了认可。但是，在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过程中，因为现象的多样化而产生的方法论和立场的分歧，使得人们始终认为“新闻学”只不过是大杂烩。尽管有这些成果，但是在回首战后日本的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工作还只是皮毛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称得上是研究的收获。

日本新闻学会还每年举行学术研讨会并将结果刊登在《新闻学评论》上，具体内容如下：

1954年（秋）：关于报纸小说

1958年（春）：关于收音机与电视

　　　（秋）：关于报纸的选举报道

1958年（春）：地方文化与大众媒体

　　　（秋）：有关“报纸的中立性”

1959年（春）：地方政治与大众媒体

　　　（秋）：作为大众媒体的电影

1960年（春）：大众传播与青少年

　　　（秋）：关于报纸的自由

整个50年代的研究是非常充实的，人们在原有的新闻学研究框架上又吸收了美国的大众传播的理论和基础研究，特别是1958年以后电视基本上普及，许多研究者在消化引进的大众社会论和清水几太郎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分清美国和日本的状况不同，从而确立日本新的研究课题。日本新闻协会《新闻研究》在1959～1961年间开始了“大众传播研究诸领域的梳理”工作，方法论的检讨提上了议程。但是，在短短的十年中所建立的大众传播作为一门学问是否能够成立呢？研究者们带着这种疑虑迎来了十周年的总结。

二、1961～1970年的研究

进入60年代后，日本新闻学会也迎来了十周年，作为对这十年研究的回顾，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后，《新闻学评论》第12期发表了《关于大众传播构造研究方法论》（平田荣一、岩仓诚一、东季晴）的论文，指出了从报纸企业研究到大众产业论研究过程中理论上的不足。尽管“受众”分析在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有关“内容分析”和“效果测定”的调查研究也不在少数，但是原来的新闻学或报纸经营理论很难把握新形势下的“传者”和“媒体”的形态造成了该领域研究的贫乏。作为对原有报纸经营理论方法的批判而产生了“产业论”的研究论点，同时有关“经济环境论”的研究也受到人们的瞩目。但是，由于大众传播的概念、对象以及方法论的不确定性，使得大众传播研究又回到大众媒体为出发点的理论轨迹上来。

在同期上还刊出了《大众传播制度论的方法论》（林伸郎）的文章，基本上是拉斯韦尔和施拉姆的新闻系统（press system）理论的再版，也就是说将制度论、法制研究和“传者”、受众、内容、效果等大众传播过程研究以及开展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该论文还介绍了在美国流行的国际传播研究，从而为日本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领域和分支，也基本上规定了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的框架。

由日本新闻学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也反映了研究的热点和变迁的过程：

1961年（秋）：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共同研究）

1962年（春）：新闻学科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点

　　　（秋）：选举与大众传播

1963年（春）：放送研究的进展（大众传播理论与放送研究、大众传播受容过程论与放送研究、大众媒体产业论与放送研究）

　　　（秋）：日本的报纸

1964年（春）：放送的社会责任（报纸和放送的社会责任、放送实业人的社会责任、放送制作者的社会责任）

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理论和调查的衔接

大学新闻学教育的现状

1965年（春）：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与调查——以TV视听行动为中心

大众传媒、广告、社会—相互关联的问题

现代日本的言论自由

1966年（春）：国际政治与大众传播

1967年（春）：地方政治与大众媒体

1968年（春）：日本的广告

　　　（秋）：政府广报与大众媒体

1969年（春）：新闻论的再检讨

　　　（秋）：新闻是什么？

1970年（春）：信息化社会的大众媒体

　　　（秋）：公害报道

《新闻学评论》还在1966年的第16期上刊登了特辑《地方政治与大众媒体》，分别在地方自治体的广播活动、地域社会与传播构造、地域社会与地方报纸的作用、地方媒体的变化和大众媒体对地域社会的发现方面进行了讨论。第17期上刊登了《日本的广告》，内容是作为转播的广告、广告的效果和影响、广告伦理和法制、广告产业构造的历史性展望以及作为比较对象的英国新闻广告的展望、放送广告—现状与课题、现代的出版广告、日本的广告代理业。第18期上刊登了《新闻论的再检讨》，第一部为现代新闻学论，包括大众传播论与新闻学论、放送新闻学论、现代出版新闻学的理论、外国的新闻学论—美国、苏联、西德。第二部内容为包括日本新闻学论，日本新闻学论史，明治，大正期的新闻学论，大正后期的无产阶级新闻论，战后的新闻学论，报人的新闻学论，媒介论介绍，战后新闻学年表等。第19期特辑的内容是信息化社会的大众媒体，分别在信息化社会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方面，信息化社会的大众传播、传播与人、信息化社会与放送新闻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1963年在上智大学举行的日本新闻学会总会上，学会从原来的“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调查”的规约改成了“关于新闻学和大众传播的研究、调查”，从而也正式宣布了大众传播相关理论正式成为日本新闻学会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也从报纸转变成了包含放送、电影等方面，更广阔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日益活跃。但是，由于采取的是社会学的方法论，所以当时学界认为新闻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关于新闻学今后的课题和方法论也就成了当时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焦点。

由于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内展开了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争议，并且美国的新闻协会在不到十年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由威斯康星大学，洛基亚那大学的两位学者编写的《新闻学研究序说》（1949年刊行）也在改订版中成了《大众传播研究序说》（1958年刊行）。最终的结果因为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的，并且如果加上新闻学以外的娱乐、教育、广告等内容的话，“大众传播”一词的使用也成了必然，并且指出大众传播研究的三个分支，即对传播实体进行数据记述的科学方法、对大众传播过去的具体事项和史料进行叙述的历史方法，以及用思辨的实践的方法把握大众传播的本质和原理，并指出只有三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关于大众传播的整体的研究，任何单一的形式都无法形成生产性的研究。

1964年《新闻学评论》上开始刊登了学界展望，总结了从1963年秋到1964年9月为止新闻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且把整个研究分成一般大众传播理论、历史关系、放送、国际报道和伦理法制四个方面。之后，1965年的学界展望上增加了调查和放送的关系。1965年明治图书出版了《讲座：大众传播与教育》，分为：

第二卷：《大众传播时代的教育》，日高六郎编

第二卷：《大众传播中的儿童》，依田新编

第三卷：《学校教育与大众传播》，木原健太郎编

该讲座除了继续介绍大众传播理论之外，还介绍了外国的大众传播情况，同时指出大众传播时代的教育以及对儿童的影响，并指出在教育过程中引进学校放送以及电视社会节目的教育性。

1966年，日本新闻学会的英译变成了The Japan Society for Studies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到了1968年，日本学术会议讨论是否要创设新闻学，困难很大。1969年，为了实现学科的成立，新闻学会决定用社会学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是最终也没能实现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存在，直到目前，在日本都没有新闻学。

在这十年的研究中，大众传播研究无疑成了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重点。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在介绍美国的大众传播的理论和方法论之外，日本社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视的出现和普及、报纸和杂志的巨大需求都使日本走向了大众化社会。而对这样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研究和调查也势在必行。同时，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原有的新闻学研究变得不知所措，并且连研究者自身也开始怀疑新闻学研究是否走进了绝路。1964年，同志社大学的大学院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并且出版了《新闻学》，副题为“文化与传播”的刊物。它指出，战后以广阔范围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研究，是否能够用新闻学这个概念来概括仍是争论的焦点，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它，再加上研究具有流动性并且和相邻学科的界限不很明朗。它说明了当时研究人员的困惑。

在困惑和低迷中，早稻田大学的新闻学科撤销，新闻学会英译名更改，学科建设申请失败，连任了八届学会会长的小野秀雄也辞去了职务（1967年），时代已经使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走进了反思。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到，日本在6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同时针对日美安保斗争、日韩条约的签订、越南战争以及冲绳返还等现实问题，无论旧有的理论还是引进的美国的大众传播理论都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60年代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前半期是方法论的检讨；（二）后半期研究多是将社会传播总过程进行综合的、本质的作用或功能研究；（三）藤竹修的环境论、江藤文夫的现代受众论以及北村日出夫的信息行动论等，对大众传播送者论为主的理论进行重新定义的出现；（四）以《新闻学评论》的第13、14、15期刊登的放送学为代表的电视为中心的研究；（五）由于新媒体的出现而带来的传统报学的失意以及大众传播研究的低迷和停滞；（六）60年代末期对新闻学理论的再检讨。

效果论为主的美国传来的大众传播理论，从罗杰斯以后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出现，当然这也直接影响到日本。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也曾被一度提起，但是它没有前者的影响那么大。那么，处于下坡路上的大众传播理论的再构筑就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尝试的结果是大家回到战前和战后初期的新闻学论上，于是出现了报纸新闻学和电视新闻学等概念，并且重新回顾新闻界对战争所采取的态度，耻辱历史的反思也成了60年代末期研究的另一个方向。

这个时期除了美国的大众传播过程和功能分析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信息科学理论之外，意识形态论的重新提起也是另一个特点。此外环境论的新闻学论也受到学界的期待。

拿来主义盛行的五、六十年代，使日本在全盘介绍美国价值观的同时体验到了新鲜和活力，但是，怎样咀嚼并消化这些外来的理念并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经过反思和争论，在回顾过去研究的得失与展望未来学界发展动向的停滞期中，他们迎来了真正的大众传播社会。

三、1971～1980年的研究

日本新闻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的内容如下：

1971年（春）：信息产业中劳动的特质

　　　（秋）：日本的大众传播研究——回顾与展望

1972年（春）：地域变化过程中的传播

　　　（秋）：新闻的自由与责任

1973年（春）：电视研究的二十年

　　　（秋）：危机意识与新闻学

1974年（春）：舆论与大众传播——信息化时代的社会不安

　　　（秋）：大众媒体与意见广告

1975年（春）：新闻学的责任

1976年（春）：传播与市民参加

　　　（秋）：投书

1977年（春）：地域社会与传播

　　　（秋）：传播政策论的课题

1978年（春）：传播论的现代课题

　　　（秋）：传播政策的现状与问题点

1979年（春）：儿童与电视

　　　（秋）：关于地震预报信息的报道的诸问题

1980年（春）大众媒体对地域课题的对应与地域的机能

《新闻学评论》第20期（1971年）的特辑中刊载了《信息化社会与大众媒体》，从信息化社会的分析视角、大众媒体的技术革新、新闻学的变质、信息公害和对新闻学的期待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第22期上刊登了《电视的二十年，电视研究的二十年》，藤竹修在整理这二十年的电视研究时把它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为大众传播研究的导入期（1951～1956年）。这段时间是对外国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介绍和日本的大众传播研究问题的提出期，这时与其说是电视研究或放送研究，倒不如说是大众传播研究自身在日本扎根，其问题意识是，大众社会论思想出发的重视大众媒体的过程。第二期为电视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期（1957～1960年），电视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成了具体成果，从一开始的大众传播论下出发的电视研究到具体的研究，然后形成了向电视文明论的倾斜。第三期为研究方法的摸索期（1961～1966年），作为实证科学的电视研究在学问上开辟了独立的领域，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体系化的尝试。新闻学会1963、1964年的学术研讨会以及NHK综合放送文化研究所、民放联放送研究所等来自现场的各研究都说明了这点。第四期为整理和扩散期（1967～1970年），分别在制度、产业、编成制作、报道、娱乐、受众、调查、广告、比较媒体和媒体史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大家认为在研究扩散后应该寻找共通的基础概念。一方面技术先行型的电视研究包括企业的经营研究、个别领域内的实证技术研究；另一方面，尽管产生了作为以清水几太郎的《社会心理学》为起源的文明论的媒体研究的电视论，但是政策决定基础理论的体系并没有形成电视对人和社会产生影响等电视意识形态理论。第26期（1977年）上刊登了“大众传播的受众行动”，指出在大众传播研究的课题和现状的题目如下：（1）最近的使用满足研究；（2）受众过程“and/or”意义作用；（3）大众传播构造与媒介变数；（4）关于说服型传播受容的实践研究；（5）选择过程论的新展开；（6）行动研究的备忘录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课题和理论上无法实现突破或者是解释现实的闭塞现状。第28期上刊登了《传播政策》方面的特辑，分别在（1）传播政策的课题、（2）传播政策及其背景－西德的KtK报告为中心、（3）欧洲的转播政策——秘鲁与斯里兰卡，对世界各国的传播政策进行了介绍和总结，并找出了日本传播政策的课题和任务。

《新闻学评论》第21期（1972年）上刊登了纪念学会创建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的内容总结。在分析了战后研究的特色之后，分别在行动科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意识形态论/新闻学、产业论/广告论等领域进行了总结，最后进行了综括。该纪念研讨会上充满了困惑，大家也觉得研究走到了衰退和停滞的状态，但是在分析了现状后，许多学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问题点，认为不仅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它领域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在对现实认识的基础上尝试进行集团研究或共同研究。这算是对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方法论和指导。

这个时期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日本自身的新闻和大众传播事业进行综合结构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讲座书出版后的热潮就是它的写照。下面是70年代期间出版的有关讲座：

《讲座：现代日本的大众传播》，青木书店，1972～1973年，编辑委员：北北川隆吉、高木教典、中野收（第三，五卷未刊）。内容分别为：

第一卷：《传播论》

第二卷：《政治过程与传播》

第三卷：《大众传媒的构造与大众传播劳动者》（大众传播劳动史）

《讲座：传播》，研究社，1972～1973年，编辑委员：江藤文夫、鹤见俊辅、山本明。

第一卷：《传播思想史》

第二卷：《传播史》

第三卷：《世界的传播》

第四卷：《大众文化的创造》

第五卷：《事件与报道》

第六卷：《传播的典型》

《讲座：现代新闻学》，时事通讯社，1973～1974年，编辑代表城户又一。

第一卷：《历史》

第二卷：《报纸》

第三卷：《放送》

第四卷：《出版》

第五卷：《广告·大众文化》

第六卷：《记者》

《讲座：现代社会与传播》，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1974年，编辑：内川芳美、冈部庆三、竹内郁郎、十村明。

第一卷：《基础理论》

第二卷：《信息社会》

第三卷：《言论的自由》

第四卷：《信息与政治》

第五卷：《信息与生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城户又一、日高六郎和清水几太郎等人在对日本的新闻和大众传播进行总结，以及在轮廓上进行整理时都带有较强的批判性。当然，他们批判的角度有所不同。战后他们都是在民主主义的出发点上出发反对政府干涉和控制新闻活动，也反对新闻界屈从权利的压力从而促使新闻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清水几太郎和十村明等人后来又反对日本模仿美国的新闻自由，甚至提出要重新审视战后的民主主义，主张维护天皇制等一系列右翼的政治观点。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数据或图画来解释大众传播。其中有《图说·现代的大众传播》（高木教典、中野收，早川善治郎、北川隆吉编，青木书店，1970年）、《图说·日本的大众传播》（山本明、藤竹晓编、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0年）。

除此之外，资料类的整理工作也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有日高六郎的《战后资料——大众传播》（日本评论社，1970年）、内川芳美编的《现代史资料——大众媒介统制》（三铃书房，1973－1975年）、综合新闻学研究所编的《大众传播文献集大成》（东京社，1974年）。

大众传播研究也走向了细分化。就理论方面出现了《传播的两个阶段》（竹内郁郎）、《受众论》、《权力与媒体》、《传播论》（泷泽正树）、《大众传播的长期效果》（松本修二郎）、《效果研究》（冈田直之）、《政策传播研究》（崛江湛）、《舆论形成与大众传播》（儿岛和人）、《受容过程中的同化和异化》（佐藤毅）、《模拟环境论》（藤竹晓）、《大众传播的效果与利用和满足》（时野谷浩）、《信息行动概念》（北村日出夫）、《媒体研究》（井上宏）、《多媒体视点的确立和扩大》（田村穰生）、《女性视点与大众传播内容》（小玉美意子）、《媒体产业论的展开》（高木教典）、《大众媒体与舆论》、《大众传播与文化》、《大众传播与地域社会》（佐藤智雄）等。历史方面主要是战后报业史、放送史，以及各媒体机构社史，关于出版的历史较少。此外，还有关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言论报道史的研究。但是，新闻史研究已经迎来了转换期，比如新闻前史的挖掘也很有收获。关于报社、通讯社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也有著述问世。

政策方面主要是传播政策。1974年联合国发表了《传播政策》后，第二年以后陆续有人发表文章，新闻学会于1977、1978年连续两年举行研讨会讨论有关传播政策的问题，使得传播政策论成为了一个热点。同时国际传播问题也提上了研究的日程。

法制方面主要是围绕言论和出版自由过程中的信息公开问题，名誉伤害和隐私保护问题，此外还出一了关于新闻学论的问题，妇女杂志新闻学的研究以及新媒体新闻学的研究问题。

在纯粹报纸的研究中，主要有报纸依赖度的调查、经营和广告、经营的实证研究、比较报纸论、报纸读者论、报纸的采访研究、现代报纸的制作、信息化社会的报纸文章与排版、文章通俗化的研究、报纸综合委员会的调查、科学报道的历史、地方报机能的重要性、报纸报道的内容分析等。

有关放送的研究中，放送传播的“送者”研究、编成制作研究、放送制度论、放送新闻学的动向、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等。

有关广告、广报的研究中，广告史的时代划分和方法论、战前的广告理论史、关于收音机广告的心理学的实验调查、电视广告与儿童、广告环境的变化与创意、公益广告以及世界公共广告、电视广告的图像思考与社会学研究、推广与传播、政治宣传研究的动态以及政府广报等。

此外，关于生活时间调查、余暇行动、大众文化研究、经营学的传播分支等也是这个时期较为突出的研究内容。

这十年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形势进行了紧密的结合。1972年爆发了石油危机，新闻学界也在研讨会上讨论了危机问题与新闻学（1973年秋学会的研讨会的主题）。田中角荣的金钱政治丑闻后新闻界应该采取什么对应的行动，人们又提到了新闻学的责任（1975年学会研讨会主题）。另外，会员对现实问题也采取了敏锐的分析，比如“西山事件”引发的知晓权问题（千叶雄次郎）。

1970、1971、1974年先后三届学会上都出现了信息化社会与传播问题。这个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信息化问题其实就是计算机的导入而产生的，技术革命（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以及媒体的技术革新，它引发的是信息公开问题的出现。它是远非80年代后期以网络化为主的社会信息化相比的。

四、1981～1990年的研究

进入80年代后，日本的新闻与大众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研究的内容也实现了从新闻、大众传播到传播理论的过渡，随着课题和视角的扩大，学会的阵营也在扩大。到1981年，日本新闻学会的会员已经扩大到585人，而新的研究人员的加入也使得原有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宽。我们从日本新闻学会整个80年代的活动情况就可以看出日本在这十年里的研究情况。

（一）研究发表会

日本新闻学会从学会成立的第二年（1952年）就开始了春、秋两次的研究发表会。1964年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取消了秋季的发表会之外，另外学术研讨会从1958年开始每年举行（60—70年代的题目前边都有列举），整个80年代的研究发表会有以下倾向。

整个研究发表的内容（160件）如果按关键词来分的话，关于电视尤其是电视节目内容分析的（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CATV，电视视听各8件）有24件，关于报纸的历史研究达到了9件，另外“国内/国际政治与报道”中报纸的报道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也说明了进入80年代后国际传播成了新的研究课题。另外广告/CM的研究和地域媒体论也各有8件，如果加上CATV的话，关于地域媒体的研究就达到了16件，这也说明学者们对地域媒体的格外关注。接下来是选举预测，结果报道，说明了信息传播研究状态。另外信息公开、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论、环境公害问题与报道、灾害信息、议题设置理论、移民报纸、研究也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

学术研讨会的内容是这样的：

1981年（秋）：地域媒体的现状

1982年（春）：技术发展带来的大众传媒的变化

1983年（秋）：开发与新闻学

1984年（春）：灾害报道

1986年（春）：历史中的新闻学的状况与主题

1988年（春）：大都市周边地区的媒体，放送法制的课题与展望

1989年（春）：地域媒体的多元化竞争与展望

1990年（春）：天皇报道的思考

新闻学论、媒体论、放送法制以及地域媒体等问题是这个时期大视野中所把握的内容。

（二）研究会（1985～1990年）

1985年12月，高木教典等人为了使得研究活性化，并介绍有关国际学会或国际研究集会的讨论，于是创设了一个自由形式提供或吸收信息的阵地。为了使研究会的计划体系化，专门设立了研究活动委员会，并设立了理论、新闻学、放送三个研究部，后来又设立了媒体与人权研究部。这样就在原来春秋两次研讨会中间有效地提供了研究和交流的场所，主要内容也开始出现生机。从1985年到1990年五年里，共举办了45次研究会，主要内容是关于海学会研究的动向和海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居多。其中关于外国的学会以及国际学会动向的报告6件，海外的政治状况与媒体关系的5件，海外的大众传播教育以及海外媒体法的制共23件。关于日本国内的报告中有大众传播教育、大众传播法制、政治（选举）与媒体的关系等内容。

（三）研究小组（1980～1990年）

为了解决那些重要课题中的问题或研究方法没有明确以及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的现象，学会于1982年创设了研究小组，共同讨论和研究那些没有能够解决的课题。1985年后研究小组的设立数目激剧增加，尤其每年春季的小组发表会更为活跃。在这些发表会上，共有新闻学14件、报道13件、报纸9件/信息10件、新媒体8件/放送11件、电视12件、纯粹“理论”的4件、“制度”的6件、“选举”的3件。这些研究和讨论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讨论电视或媒体时都往往谈到新闻学这个中心问题。

另外，《新闻学评论》在这十年中，也同样对共同关注的问题以特辑的形式刊登了出来。具体题目如下：

30号　大众传播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31号　政治/文化/媒体——学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讲演

33号　高度信息化社会论

34号　新闻学论探究

35号　大众社会论与新闻学

36号　今天的新闻学状况及其课题

37号　新受众论的探讨

38号　社会的传播状况与媒体变化

39号　大众传播研究的系谱

31号的纪念讲演中，生田正辉在《80年代的传播》一文中明确地描绘了整个80年代的日本，处在高度信息化社会中的人们怎样交流和社会怎样传播的。而33号的特辑中《高度信息化系社会论》中也指出了《信息化社会》一词在日本流行十多年后《信息化社会论》的形成。在该特辑从信息化社会论的现状与课题、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展望、制度论—电器通信法制的展开过程、要求的发展与政策决定、秩序变化的趋势—方法与预测、信息行动论、文化的变化——从反映论的文化到记号论的文化、数据库与著作权法、高度信息化社会的课题等9个方面来谈论和展望了信息化社会。并且指出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如何对应问题。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新闻学的现状又是怎样呢？新闻学又应该怎样适应新的客观现实呢？34、35、36号上的特辑就是对这是个问题的概括，《新闻学论探究》、《大众社会论与新闻学》、《今天的新闻学状况及其课题》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新形式下新闻学的状况以及今后课题，共同的认识就是对现实新闻学的批判。

1990年，《新闻学评论》的特辑“大众传播研究的系谱”概括了1951～1990年40年间大众传播的整个研究过程并进行了归纳。整个内容分为：

（1）新闻学论——80年代议论的方向和扩展（门奈直树、井上惠子、林利隆）

A.政治新闻学批判展开的过程。80年代的新闻学批判过程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香内三郎和新井直之等人构成的对新闻学追认现实的批判，在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扩大军备、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国家秘密法问题等）以后抬头的新国家主义的政治倾向下，新闻学的姿势更加鲜明；二是对右倾化的批判；三是稻叶三千郎、山本武利、新井直之、山本明等人从各个角度对历史认识的缺乏进行了批判。而这些批判又统一到新闻学危机论上。

B.新闻学与人权。主要是媒介形成的人权侵害问题：一方面是媒体在采访和报道过程中对被报道人的人权侵害问题，主要表现在犯罪事件、灾害、艾滋病、人工授精报道中的真名报道；另一方面是媒体的报道中不顾及受众的感觉或歧视词汇的使用问题，主要表现在女性歧视（女性与媒体的关系，松村泰子、小玉美意子、井上辉子、加藤春惠子等）、部落歧视、残疾人歧视、在日的外国人歧视等问题。

C.记者的记者论。主要是记者的职业指针、记者的理念和职业意识或思想性的思考等。

（2）媒体论——开拓途上的研究状态及其展开过程（植田康夫、伊豫田康弘、小林宏一）

媒体有独特的心理表达方式，媒体的形式制约着内容和选择内容（日高六郎），从这个视点上开展的以大众媒体为对象的研究领域就是媒体论。但是战后日本的媒体论研究还处于开拓的途中（香内三郎）分为活字媒体（报纸、杂志、出版），放送研究（放送的国际化进展、文字放送、卫星放送、CATV等新媒体，主要是传播过程研究的论文的汇集以及过程的研究），通领域媒体论。

（3）国际传播论——回顾国际传播的研究（鹤木真）

国际传播论重点主要是围绕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际间的传播研究的理论，在日本主要是围绕世界新信息秩序展开的研究，还有印象差（Image gap）研究，国际报道中记者俱乐部的闭塞性问题，在教科书问题上与亚洲各国的争执，对在日外国人强制按手印问题。在进行国际传播研究的同时，对日本的研究人员来说他们面临着怎样在国际社会中定位的问题。

（4）大众文化论——作为传播的大众文化（吉见俊郎）

大正以大众小说、流行歌、电影等大众文艺为切入口，认为大众文化＝传播。社会史的方法人种及民主制的方法是大众文化论研究的分支。

（5）广告论——广告理论展开的轨迹

进入80年代后，各广告研究所都编辑了有关资料。理论史分为五个时期，即广告的复活期（1945～1954）、大量消费期（1955～1964）、广告的科学化与环境重视期（1965～1969）、社会重视期（1970～1979）以及经营与社会平衡期。广告理论中记号论与广告的关系之间的研究较多，新媒体与广告信息的关系也是这个时期研究的对象。

（6）记号论——构造主义以后的传播论

（7）调查——调查的方向

放送以及放送周边问题的调查，选举以及投票行动的研究，有关地域与大众传播的研究，有关灾害与信息的调查，特定层的分析（儿童、女性、老龄），但是用经验手法去验证假设的议题的调查还较少。

（8）法律、制度论——大众传播的法学分支（滨田纯一）

从法律和法制的角度来看大众传播时，内川芳美与荒濑丰、春原昭彦等人有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中心是报道的自由与大众传播的自由问题、知晓权问题、大众媒体的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大众传媒内部的编辑权、采访和报道过程中出现的诸问题，以及放送制度论等。

（9）政治学——从大众社会论的脱离和回归

以大众传播的心理暴力、非合理化作用以及大众操作的批判为主的大众社会论传播是战后日本大众传播引进时的特点。政治学中的大众传播研究中投票行动等行动论研究是大众传播第二个阶段的特点，主要是选举过程与大众传播、政治意识的形成中大众传播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革命势力的衰退，中道势力的抬头以及保守势力的回归，新中间层论成了政治学者解释背景的新的方法论。

（10）社会学——原风景、全体象的丧失/转换的时代

从清水几太郎和日高六郎开始的社会心理学的大众传播研究是他们的原风景。但是70年代的大阪万国博览会，公害问题的出现，石油危机，信息化与管理化的同时进行，信息化带来的数量调查和数量处理使得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环境世界失去了把握。从“大众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变化使得社会学的大众传播论走向了信息化社会论或者是传播论，传播行为论、记号论、大众传播研究呈扩散化状态。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结合为今后的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方向。

（11）影响效果论——五个模式

这五个模式包括麦库姆斯等人的议题设定模式（美国，1968）、诺伊曼的沉默螺旋模式（德国，1973）、伽布纳的意识培养模式（美国，1976）、福路尔等人的社会依存模式（美国，1976）、因格的点火效果模式（1985）。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课程的安排以及研究所的部门安排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京大学的新闻研究所从一开始的新闻理论、报道、论说三个研究部门，后来陆续增加了大众传播理论（1952）、舆论与宣传（1957）、放送（1962）、信息社会（1974）、社会信息制度（1980）等部门。新闻研究所的英译名也从Institute of Journalism变成了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1980）。同年4月，文教大学成立了信息学部。

到了8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进入了信息化社会，教育界也做出了迅速对应，在新设的学科或学部中传播、信息讲座占了很大的比重，传播、信息成了时代的趋势。在这个时候，新闻研究所也酝酿着向社会信息研究所的过渡。日本新闻学会的正会员从1981年的585人扩大到1990的831人。而新闻学的研究又会怎样面对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呢？

五、1990——现在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新闻学会主要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和共同讨论。学术研讨会的内容如下：

1990年（春）：对“天皇报道”的思考

1991年（春）：战争与新闻学

1992年（春）：新闻学中的爱国主义与全球化

1993年（春）：地域的国际化与媒体的作用

1994年（春）：地域媒体与全球化

1995年（春）：战后日本的新闻学——以战争报道为中心

1996年（春）：全球化形势下的大众传播研究（1.理论的到达点与现实的课题，2.文化·共生·相克）

1997年（春）：1.市民社会对报道的重新认识——public journalism问题

　　　　　　　2.多媒体社会与新闻学——记者的历史意识

1998年（春）：1.新闻过程中的价值判断

　　　　　　　2.效果理论的现在——媒体效果论、文化批判、受众论的对话特辑

1991年：社会的信息化与媒体的历史意识

1992年：“多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研究——课题及方法的探索

1993年：1.新闻学的现在——课题及可能性

　　　　2.媒体文化的相位

1994年：媒体产业构造分析

1995年：画面传播研究的新展开

战后五十年——连续与不连续

1996年：变化的时代与新闻学意识

地域媒体与政治

女性与大众传播研究的新潮流

1997年：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关键词——纪念50号冷战时期的国际传播论出版新闻学的理论课题

1998年：数字化时代的媒体环境

大众传播理论的展开

1999年：大众传媒与孩子

1991年9月，日本邮政省成立了社团法人高画质电视推进协会，除NHK、民间、电影、制作公司之外，电机、金融、商社等一般企业都成了这个协会的成员。同年11月，邮政省又制订了利用通信卫星进行资源放送的事业方针，马上就有十多家单位申请认定。在这些新企业中除了报纸、放送、出版，电影等大众传媒公司之外，电机、不动产、建设、运输、电器通信、商社、流通、金融、娱乐等大型企业都纷纷加入到这个行业来。在都市有线电视事业的投入中，大众传媒企业的构成处于明显的劣势，邮政省又在大臣私人的咨询机构“电波政策恳谈会”的倡议下对电波资源使用进行了改正，新媒体的登场使得电波的利用出现了多样化。

怎样面对这种新形势？当然继续维持作为言论机关的公共性格，致力于发展受众的知晓权仍是大众传媒应该做的事情。另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大众传播研究只有和其它学科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的学际研究才是出路。由于学问体系上大众传播研究的对象扩大以及重点转移，于是就出现了“社会信息学”的出现。

其实，当时的国际大众传播学会，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将组织结构分成了文献研究、传播技术政策、女性与传播、历史、国际传播、法律、政治传播研究、政治经济学、职业教育、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等十个部门。各部门都能够独立地展开研究活动，而有关日常的信息活动以及研究发表大会都是在跨学科的情况下进行的。

东京大学的新闻研究所从1991年开始承接了文部省的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领域研究信息化社会与人（正式名称是关于高度信息化社会体制与人的行动的变化的研究），代表是高木教典教授，四年总研究经费是3.458亿日元。参加此次研究的机关和研究人员几乎覆盖了日本全国，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也广泛涉及了大众传媒研究、大众传播研究、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信息工学等学科，研究班包括总扩班共有27个。整个情况如下：

第一组主题为高度信息化与社会信息媒体的作用

第一班，信息化与媒体

第二班，地域信息系统的现状

第三班，高度信息化与行政过程

第四班，信息化与政治过程

第五班，信息化与大众文化

第六班，画面信息的开发

第二组主题为高度信息社会下人的行动变化

第一班，信息化与市民的生活意识行动变化

第二班，信息化与信息行动

第三班，媒体能力的培养

第四班，信息教育的现状及课题

第五班，支撑高度信息社会软件技术人员的工作疲劳及行动变化
　　　　　 的研究

第六班，不安检查与情绪形成方面的教材的开发研究——不安感
　　　　　 的变化及减少不安教育的方略

第七班，信息社会中人行动的潜在构造研究

第三组主题为高度信息化的法律体系与社会制度

第一班，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

第二班，知识产权的诸问题

第三班，关于高度信息化下的通信/放送制度理念及构造的研究
　　第四组主题为产业信息化与经济制度

第一班，信息化的进展与经济理论

第二班，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与产业构造的再编

第三班，企业活动与信息管理

第四班，人工智能与信息经济

第五班，高度信息化与经济增长

第六班，产业社会的信息化给经济构造带来的影响——信息化与
　　　　　 多品种少量生产的走向
　　第五组主题为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成立及文化变化

第一班，信息化与文化复合的进展

第二班，信息化与消费社会

第三班，信息化与艺术

第四班，计算机文化的观点对高度技术社会道德观的展望

以上这些研究，很明显远远超出了以前的大众传播研究的领域，关于信息化的研究无疑是日本大众传播学界在进入90年代后做出的伟大的贡献。尽管不能就凭这次研究就说明，大众传播学界已经为世界的大众传播学指明了方向，但是这些举动也配合世界大众传播的研究为社会信息学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11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文化变化的现在”就使得电子科技、消费文化与画面、卫星时代的东亚文化圈、现代的宗教、画面软件产业等以前不曾有过的方法解释了现代文化的实际状态，也找到了一个从新的视角解释社会信息学的突破口。

1992年4月，东京大学的新闻研究所改称为社会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ety－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重点是对社会信息进行处理和研究。几十年来的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不得不对新的趋势采取对应，而日本新闻学会早在1991年度开始改为日本大众传播学会，机关刊物的《新闻学评论》也改为《大众传播研究》（从1993年第42期开始）。英文译名也改为The Japan Society for Studies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研究所的改组实际上也是日本新闻学创始开始发展到这个时候的必然结果。新成立的社会信息研究所对有关信息的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研究为目的，下设3个大部门。各大部门下有几个研究领域：

1.信息/媒体部门——社会信息、大众传媒、新媒体、社会信息系统（客员担当）

2.信息行动——信息行动、信息处理过程、信息机能

3.信息/社会——信息法/政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环境、国际信息网络（客员担当）

除此之外，研究所内的新闻资料中心也扩充并改成了信息媒体研究资料中心。社会学研究科B课程的研究生从1989年度由原来的“新闻学专攻”改为“社会信息学专攻”，并随着研究所的改组，面向本科生的教育也得到了实施。

到这个时期为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组织还只是大众传播理论、大众传播/媒体、传播过程、放送、舆论、宣传、大众传播史、信息社会、社会信息系统（客员担当）等八个小部门。改组的方针就是实现了旧有的以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等应用领域为的主大众传播研究的老路子，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作为真正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实现社会信息学的学问体系的扩充。不管这种尝试是否能够成功，都直接影响到研究所这次改组的命运。

但是在研究组织上，有关国际的信息化以及国际传播的问题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且有关记者的培养，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高度的道德观、广泛的问题意识、丰富的专业知识、平衡的判断力以及高度的职业自觉都使得记者的培养成为很现实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这次改组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信息学的研究不仅需要培养专门的研究人员，那些能够真正理解社会的信息化并以职业的高度自觉进行现场工作的记者的培养无论如何都是十分重要的。

由大众传播研究到社会信息学的诞生，这是日本大众传播研究学界面临高度社会信息化做出的飞跃。这也是90年代日本大众传播学界研究过程的又一个里程碑。

90年代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战后50年日本的大众传播所塑造的战争、天皇的形象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进行了总结。1995年《大众传播研究》第47号上发表了特辑《战后50年——连续和不连续》。冢本三夫的《战后新闻学的自我认识——围绕认识的基本中心》，新井直之的《天皇报道——从战败开始的半个世纪》、本桥春纪的《被爆/终战节目的四十年》、保坂广志的《战后冲绳新闻学的自我形成——对和平的自我认识》、卓南生的《南方报道与东南亚报道的连续和不连续——日本新闻学的姿态》、内海爱子的《战后赔偿与大众传媒报道》等都从不同侧面对战后日本的报道的姿态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包括天皇报道、纪念电视节目、冲绳的和平的新闻学认识的形成过程，以及日本的东南亚报道中存在的问题等无疑不表现了战后日本新闻界以及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对那场战争的反思和对战争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

民主主义、和平、宪法伦理的形成以及新闻界在主张这些理念的同时又进行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论调，使得战后围绕“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时新闻界表现软弱。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中曾根政权的建立以及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日益膨胀的大国意识，新闻界并没有对此进行批判，而是积极引导这种态势的动向，使得把侵略中国的行为变成了“进出”的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靖参拜国神社等问题成为破坏与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关系的大事件。甚至以《读卖新闻》为主的报纸，积极鼓吹改宪论并以改宪为自己的使命。当然这些都受到了日本爱好和平人士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从这些情况来看，战后所谓的新闻学在批判战前的军国主义，致力于和平的宣传维护和平宪法的原则上有很大程度的丧失。

有关天皇的报道中最有特点的是，将天皇以及皇室成员描绘成爱好和平的、亲切和蔼的象征，并把战后穿上西装的天皇在家庭和睦的气氛中照的相广泛流传，并积极地把他们“明星化”，让他们符合战后时代新宪法下大众社会的状况。现任天皇明仁在公布太子妃时由传媒演出的“太子妃热”都是在传媒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现象。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新闻界并没有彻底地予以追究，日本的政治权力一直致力于将战前、战时中、战后（追究战争责任重建日本新秩序的短暂时期）和现在分开来。1956年7月政府公布的《经济白皮书》中就说，“现在已经不是战后”，并且这句话成了当时的流行语。1979年日本成功地实现了元号的法制化。后来昭和天皇病重期间新闻界又制造“自律”气氛，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的时候，各电视台在宫内省发表“驾崩”后进行了最长达44小时，最少也达到42小时的“特别编成”节目播放。从理论上非但没有要求国民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思考，反而是片面地煽动观众对昭和天皇的亲近感，并呼吁人们进行“服丧”行动。尽管观众对此持批评意见的人很多，但是电视台塑造的这种气氛使得说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的长崎市市长被右翼团体成员击伤。这个事件中新闻界是有很大责任的。另外，现任天皇于1991年访问东南亚，1992年10月访问中国时，对于道歉和谢罪问题态度暧昧。新闻界并没有对诸如“南京大屠杀”中日本的加害者的身份进行反思，而是在具体死难者人数上大做文章。1993年皇太子结婚时也是“明星化”的炒作。政治权力利用作为“象征”的天皇时，新闻界又应该持怎样的态度，进行怎样的报道呢？只要日本的新闻界不从过去的历史中认真汲取教训并指导新闻业的发展，作为日本新闻学界标榜的批判精神，就永远不会有与亚洲各国学界沟通并取得默契的结果。

1995年除了对战争的反思以及总结外，传统新闻学在新形势下也出现了用传统的思维无法把握的情况。具体的新现象就是面对灾害（大阪、神户大地震）时，新闻界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势去报道它或面对它？同样，奥姆真理教的问题也震惊了日本全国，大众传媒在奥姆教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在危机情况下，大众传媒的社会观和国家观经历了巨大的动摇。也就是说，战后形成的以反对国家或权力而作为自己存在价值的大众传媒，在这两个事件中抛弃了传统的坐标。尽管传媒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过与政府协调或积极宣传大国主义的论调，但是到1992年自民党的分裂为止的55年体制的报道过程中，大众传媒多数还是在采访过程中依赖自民党的权力，而论说和评论中，却以不批判权力的弱者为原则批评自民党而无意中支持了社会党及其它在野党。55年体制是社会党和大众传媒共同对付自民党的结构。但是随着东欧解体、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等一系列的巨变，新闻界所持有的这种状态已经表现得没有活力。本来可以以战后50年为契机促成大众传媒的方法论变化，但是欧姆真理教、阪神大地震的发生使得新闻界的批判精神、权力监视的坐标变成了“公共服务”的理念，也就是说，为政府提供生活信息，早日把破坏的社会复兴而采取了配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这种“非常事态下的翼赞体制”却使得几乎听不到任何形式的批判。在这种形势下，大众媒体从“我们来建造国家”（桥本龙太郎语）的观点形成了特别事态下的新闻界新的国家和社会观。在奥姆真理教事件表现出来的人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感的丧失，在今后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中还会继续深化。在“媒体赞美主义”中随着这种真实感的丧失而形成了“媒体悲观主义”的倾向。“我们来建造国家”以及“国家＝权力就是要保护它”的理念成为了大众传媒的新理念，“为公共的服务”就成了现阶段日本新闻学所标榜的价值取向。

1997年《大众传播研究》第50期上刊登了纪念50号的特辑，并对现代大众传播理论进行了总结，特辑上指出继1981年第30期上刊登的《大众传播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后，1990年又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系谱（1951～1990）》，并说明第30～39期的十年是多样化的开始阶段，1981年时的关键领域有8个——理论、历史、政策、新闻学/法制、报纸、放送、广告/广报及其它，90年的关键领域成了11个——新闻学论、媒体论、国际传播论、大众文化论、广告论、记号论、调查、法律/制度论、政治学、社会学、影响/效果论，从第40期到第50期是对过去的继承和摸索（从1993年学会改称后杂志改名，一年出两期）。在这段时期内，原来属于媒体论中从属地位的研究，诸如多媒体、画面媒体以及媒体产业构造等方面的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研究的重要领域。国际传播和新闻学论的研究继续进行，并提示了“冷战”后国际传播的走势，以及日本对天皇的去世和“紧急事态”下新闻学的课题所在。

第50期中将现阶段大众传播研究分成6个方面，即传播论（文化、地域、灾害）、新闻学论（伦理、权力、战争）、媒体产业论（公共性、技术、网络）、受众论（收视率、宣传/推广）、法制论（自由、接触权）、国际传播论（国家、民族）。

1.传播论

文化（后藤和彦）——战后大众传播中的文化研究是在美国研究的导入和刺激下展开的。80年代翻译的“文化阶层”论迅速展开，进入90年代后进行了广泛议论。这些研究是“文化论”，并没有什么实证。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科学也给文化本身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土壤。这些研究是对过去“主流”的批判。地域（山田晴通）——主要是地域媒体论和地域信息化论。没有地域传播论和地域传播总过程论的研究。

灾害（广井修）——避难行动及灾害警报的研究，信息传达媒体的研究，流言和恐慌的研究，灾害报道的研究。主张建立包括所有媒体在内的综合安全信息系统和生活信息系统。

2.新闻学论

伦理（大石泰彦）——编辑权和伦理，引进新闻发言人制度论，引进报道评议会（英国、瑞典等国）论，内部的自由确立论。指出新闻伦理或道德在日本还处于表层现象，还不具备像法律制度论那样坚实的地位。

权力（齐藤文男）——权的概念（公权力、社会性权力、媒体的自我约束），权力约束的类型（立法、行政、司法），主要论点（言论统治法、国家公务员法111条、委员会的公开限制、议院的证人传讯权、放送法与行政指导、搜查机关的搜查/扣押、拒绝采访、法院的证据出示命令、证言强制、法庭采访的限制）及其展开。

战争（佐藤毅）——什么是战争？集团自卫权的行使，有关战争的报道，致力于“战争＝和平”研究。以海湾战争为例，指出和平也是新闻学致力的目标。但是因为取消战争的新闻学只要是不超出国界就很难完成这个课题，所以超出国境的新闻学的视角才是通往和平的根本之路。

3.媒体产业论

公共性（仲佐秀雄）——60年代中期的放送的公共性的讨论（荒濑丰等），80年代中期大众传媒或信息通信事业经营形态，财政制度以及竞争问题的公共概念（1985年电气通信三法的改正）。对言论活动进行的公共规制的问题在法官、研究者和各当事者的宪法观、人权观、公共观之间展开了争论。并总结了宫泽俊义、花田达郎等人的学术研究。

技术（久保悌二郎）——下一代媒体专业的构图（《狮子王》与Windows95，因特网的普及），信息产业与媒体产业（信息产业概念的变化，日本信息产业的系谱），多媒体与1996年美国的通信法（多媒体的抬头，超经历）。总结美国及世界上的信息产业发展并指出作为复合产业的“信息通信媒体产业”的形成。

网络（安川一）——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以及出现的病毒，黑客、色情、私人信息的传播问题，网络与文化停滞（懂电脑的人与对此丝毫没有认知的人，电脑知识的普及问题）。服务提供的抽象性，网络的表达方式等。

4.受众论

收视率（岸田功）——收视率调查的产生，收视率概念的解释，收视率的误差，收视率至上主义的思想。1996年随着数字卫星电视放送的开始，日本的电视频道已经达到了三位数的时代。新的频道多是专业放送和少数放送。当然合同数目自然比收视率要重要得多。另外有线电视的用户的收视率也可以马上显示出来。这样的话，展示媒体的信息发布自然要被付钱就可以得到的时代所代替。收视率的社会功能相对低下，而大众传播的受众研究也会发生质的变化。

宣传/推广（广獭英彦）——宣传的变迁、推广的变迁、宣传与推广的一体化、假想时代的宣传/推广。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环境，即假想现实覆盖了整个社会，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态度、意见、行动都受到它的影响和支配。这种强有力的（Hidden Persuader）大众传媒所发挥的“宣传/推广”作用的分析及尝试成为研究的课题。

5.法制度论

自由（滨田纯一）——自由的动摇、表现自由的呼声、法人的表现自由等。指出表现的自由主要是人们对不正当的规制以及对现实柔性的共感而发出的理念的要求，并主张法律技术的提供。但是在信息化社会里，媒体的融合使得原有规制丧失，并且因特网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表现的空间和机会。因此旧有的对自由的理解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前提下也会出现新的解释和对应。

接触权（崛部政男）——对接触权（right of access）的关心（开始于70年代中期）、言论自由的构造变化、接触权的提起及反响、在日本的议论及展开、反论文章登载要求诉讼和共产党对自民党在《产经新闻》上刊登诋毁自己而进行的要求该报无条件刊登反论文章的诉讼；本多胜一要求《文艺春秋》以及刊登在该杂志上的殿冈昭郎的文章进行反论并要求登载谢罪声明以及支付赔偿费的诉讼、信息公开要求权，并指出个人信息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势在必行。

6.国际传播论

国家（本多周尔）——从近代主权国家到国民国家的变迁、被想像和创造的国家与国民、有关国家和国民的几个论点、爱国主义因为是统合国民的手段，现在它的破绽正日益显露。欧共体的诞生超越了传统的国民国家的范畴，使得国家的形态在细分化和再统合中摇摆。

民族（白水繁彦）——日本的大众传媒的民族研究是媒体塑造的民族形象的研究。民族媒体研究的开始主要是在日的新移民的研究，日本的研究者在和这些新移民的接触中孕育了形成新学派的可能。这里主要是海外日本语报纸的历史研究、在美日本语报纸研究会的诸研究、关于在日民族媒体的诸研究、关于全球化的诸研究以及媒体的民族形象的形成研究等。它们主要分为大众传播研究流向、都市社会学的流向和民族少数研究的流向三个方面，但是它们在理论上还有待于今后努力。

20世纪90年代除了信息化研究、战争的反思和战后五十年的总结外，还有诸如因1995年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而引发的女性与媒体研究的新动向。小玉美意子和加藤春惠子等人指出了日本传媒并没有正确报道这次聚会的真正内涵，并说明了北京宣言的意义所在，增加女性雇员以及从现在存在的男性为主的新闻观中走出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女性的解放和平等。

综观这几十年日本的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队伍的扩大。日本新闻学会的会员从刚刚成立时的109名（正会员），发展到1981年的585名，1990年到了831名，到1997年日本大众传播学会会员已经达到了1200余人。

2.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也日趋扩大。他们从开始的单纯报学研究，到后来电视的普及以及外来传播理论的引进，使得他们迅速调整自己研究的坐标，新闻学会的名称的英文译名从开始时的Journalism society of Japan改成了The Japan Society for Studies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多媒体以及网络的出现使得新闻学会于1991年6月改为日本大众传播学会。学会的目的也从一开始的“促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调查以及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国外学者保持联系，为日本文化的提高做贡献”改为“促进包括报纸、放送、电影、杂志等新闻学以及大众传播相关的研究”。

3.跨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从战后开始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到今天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学界一直坚持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指导思想，也就是“学际性”。所谓的学科（discipline）或理论（theory）都是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下进行的。战前的新闻学的领域是关于报纸、电影、出版广播以及宣传各方面的研究。战后出现了放送、广告等领域的研究，后来是传播理论的导入，国际传播、信息学都成了重要的领域。

原本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是综合各类学科的特点并致力于应用的学问，但是由于研究者的增加以及专攻领域的分散，各自研究的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关心领域也随之增大。但是，由于研究的对象出现了模糊或者是不明确的问题也使得研究者分离或是出现单独成立研究会的局面。出版、广告、放送领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学会不得不于1989年设立研究部会制，来加强研究的活泛性。无论1981年30周年的纪念特辑，还是1989年40周年的纪念特辑、1997年的50号纪念特辑，学界在总结和回顾过去的研究时用的关键词都是在跨学科的理念下进行的，并且这已经成为日本新闻和大众传播学界研究的方法论。

4.以上出现的“新闻学”一词都是Journalism的日文表现“ジセノナリズム”，而不是中国含意的新闻学。但是在许多大学是有新闻学这门课的。作为教材的新闻学的内容是这样的：1.什么是报纸（传播总过程中报纸的位置、世界和日本的报纸略史、报纸的自由的历史）；2.报纸的报道（什么是新闻、报道的体制及模式、通讯社、记者俱乐部、国际报道）；3.报纸规制（编辑权、市民与政府与报纸、报纸和法律、自主规制和职业伦理）；4.报纸的产业过程（报纸的制作过程、日本的报纸与外国的新闻制度的不同、报纸的经营、报纸的劳动）；5.日本的报纸（全国报、地区报、县报、体育报、晚报、专业报、广报与报纸、世界的报纸）；6.报纸与民众（推广活动、报纸与舆论、报纸与知晓权、报纸与接触权、报纸与人权）；7.报纸的未来（报纸与多媒体、报纸的将来）。

由此看来，所谓的用汉字表现的新闻学其实是报学。表达新闻学的含意时他们都使用了“ジセノナリズム”，而同样表示大众传播时他们也是用“Mass Communication”的“マス·コミユニヶノシヨン”或“マスコミ”。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学却以“学”的姿态出现了。这是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时代所没有过的姿态。但是，在日本大众传播学会目前的理事级人员构成来看，真正了解电脑以及熟练使用网络的人还只有一二个人而已，那么真正的信息化时代的研究和理论指导肯定要由下一代来完成。估计完全从现在的轨迹中走出来至少也得有十年时间，或者至少是2001年日本大众传播学会诞生50周年以后的事情了。

5.研究领域细分化信息化时代，新闻和大众传播面临着新形势和新课题，多媒体和网络时代加速了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众传播或许在今后已经不是主要的传播方式。研究者的研究领域或许会更加细分化，多频道时代的新媒体论和反媒体论的出现都使得研究的对象继续扩大，新的分支或领域的开拓就成了今后的课题。

6.中心社会信息学的确立使得日本的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学界的研究动向从全面地重新审视大众传播研究的过去的业绩的同时，也为社会信息学今后的方向指明了道路。“学际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仍将是今后研究的指针，而进行理论性的构筑。具体的研究活动也将会更活跃，因为现实中的信息化已经在各方面引起社会现象的巨大变化。公共性的维持，信息的都市集中，与异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给地域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传播问题，日本的“国际贡献”等将是今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