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后期和加入东盟后的多元化语言政策

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都逐渐采取了从实行单一的民族语言政策向多元化的语言政策的转变，这其中有多种因素。

首先是全球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联系增强，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全球化的推进也促进了英语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英语已成为了最普及和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因此它也成了一种全球化的语言。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都不得不面临倾向于英语的选择。

其次，东盟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67年8月7日，发起国五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首脑在曼谷举行会议并发表 《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随后，相继加入的有文莱 （1984年）、越南 （1995年）、老挝 （1997年）、缅甸 （1997年）和柬埔寨 （1999年）。2007年11月20日十国元首在新加坡签署了东盟成立以来第一份对所有成员国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东盟宪章》，其第34条规定英语为东盟唯一的工作语言和官方语言。《东盟宪章》的签署对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政策的改变影响很大。

Joshua Fishman（1972，1996）的语言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和机构都有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在一些语境下他们会对两种或以上的语言进行选择。语言选择理论把英语的全球化看作是个体和机构基于英语所提供的利益而在国家的层面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基于英语全球化的背景以及加入东盟组织，东南亚国家在实行单一的民族语言政策之后，开始把英语作为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例如，柬埔寨1999年加入东盟后，商界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柬埔寨与国际援助机构的频繁交流扩大了英语的使用，也加速了柬埔寨对英语的选择。

缅甸于1997年加入东盟后，缅甸政府的高级官员开始接受英语培训，有的还参加了新加坡的培训项目，以便更好地掌握东盟的工作语言——英语。

老挝于1997年7月加入东盟后，政府和民众对英语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老挝政府官员也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如老挝外交部的国际关系培训中心就是开展一个直接对涉及东盟事务的官员进行高层次的特殊用途英语培训。澳大利亚资助的LEFAP（the Lao Australia English for ASEANPurposes Project）项目即老挝—澳大利亚服务于东盟的英语项目，其目的是增强老挝政府的英语交际能力，同时使老挝政府官员与西方捐赠者和投资者间进行有效交际，履行东盟成员的责任，更好地服务东盟事务 （Achren，2007）。

其三，受长期殖民统治的影响以及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因素，一些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多元化语言政策。

一些东南亚国家被殖民统治的时间过长，殖民根基较深，因此在殖民统治结束后仍有一些国家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其民族语言仍被用做共同语或共同官方语，从而出现了多语化的语言状况。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并于1965年10月1日由总理公署发表文告，重申国家的语言政策，确定新加坡的四种语言即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以马来语作为共同语和国语 （郭振羽，1996）。菲律宾独立后，他加禄语 （Pilipino）通过宪法正式定为国语并更名为菲律宾语 （Filipino）。由于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全国有170多种语言，加上殖民时期的影响，大多数地区和学校仍使用英语或各种地方语言作为主要教学用语。因此，在菲律宾，菲律宾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柬埔寨遭受法国殖民统治长达90年，虽然在后殖民时代，高棉语取代了法语作为学校教育用语，但是法语作为政府工作语言一直延续到红色高棉时期。至今，柬埔寨高棉语为通用语言，它与英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在文莱，马来语与英语同为官方语言。

一些东南亚国家多民族、多语言，互相交流的语言纷繁混杂，不利于国内民众的沟通。实行多元化的语言政策有助于民众之间的交流，缓解民族矛盾。东南亚国家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有100多个民族、200多种语言；马来西亚有30多个民族、4种主要语言；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11种语言和87种方言 （蔡昌卓、杨林，2009）。这些国家都把英语作为最佳语言选择，如新加坡、菲律宾、文莱等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而且，东南亚许多国家实行了 “母语＋英语”的双语教育政策。新加坡1966年开始全面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并把双语教育定为基本的教育体制。新加坡常被人们认为是东南亚国家最成功的实行双语教育的典范，它从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小国一跃而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成功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之外，双语教育政策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一方面很好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经济需要，另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和谐共处。

文莱于1984年1月1日独立后，就实行马来语—英语的双语教育体制，其目的是即 “确保马来语的权威，同时承认英语的重要性，从而获得对两种语言的较高驾驭能力”（Martin，2008：213，转自Government of Brunei，1985：2）。

在文莱，小学低年级段，除英语以外的所有课程都使用马来语授课。在小学高年阶段，除英语以外，数学、历史、科学和地理都使用英语授课。在初中，马来语、伊斯兰教知识和历史使用马来语教授，而其他课程使用英语授课。在高中，只有马来语课程用马来语授课。通过这样的双语教育，文莱政府想让其公民具有马来语和英语的双语能力，即通过学习马来语来保持民族身份，通过学习英语来与世界接轨。

菲律宾于1974年实行 “双语教育政策”，双语教育政策规定，英语和菲律宾语同为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学用语。至今，双语教育仍然是菲律宾的一个教育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培养精通菲律宾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菲律宾人。

此外，东南亚国家也开始重视其他国家的语言，以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如越南教育部门在重视英语教育的同时也鼓励各语种的教学。越南在2010年在具备良好教学条件且有意学习第二语言的地区开设汉语、俄语、法语三门第二语言课程 （Nguyen，2011）。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深入，孔子学院、学堂在各国纷纷成立，华语教学的规模逐年扩展，东盟国家逐渐兴起一股汉语学习的热潮。许多东盟国家政府更加注重华文教育的推广，华语已成为继英语之后的主要外语。

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政策经历了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到独立建国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再到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语言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在后殖民时代通过强化民族语言使其成为官方语言来去殖民化，增强民族认同感；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东盟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英语成为了东南亚国家毫不犹豫的选择，东南亚各国都希望通过英语融入世界主流文化。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同时注重维护民族语言的地位，开展 “母语＋英语”的双语教育，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他国语言，以更好地参与国家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