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翻译

第一节　“道”的翻译

一、“道”在《庄子》中的含义

“道”是《老子》、《庄子》中最重要的概念。老、庄的思想之所以在汉朝时被追溯为“道家”，就是因为他们均以“道”为核心概念，当然，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分别对“道”的内涵作出了不同的发挥。据陈鼓应的意见，老子的道，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意味较重，庄子则将它转化而为心灵的境界。此外，老子特别强调道“反”的规律以及道的无为、不争、柔弱、处后、谦下等特性，庄子则全然扬弃这些概念，寻求精神境界的超升^[4]。

关于庄子的道，学术界也有多种不同的解说。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介绍了这些不同的说法：1917年，胡适首先提出道是“一种无意识的概念”；30年代，冯友兰认为“道是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张岱年认为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亦主张道是宇宙之究竟本根”；还有学者认为道是“物质力量”和“根本法则”；或者是“主体的纯粹精神”、“纯粹经验”；或者是“绝对精神”、“精神的实体”等等；也有学者认为道是“全”，道是“神”，道是“绝对空虚”^[5]。刘笑敢则认为，根据庄子主要的、明确的论述来看，道大体上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世界的本原，一是指最高的认识，前者是道的实体意义，即自然观中的道，后者是道的认识论意义，即认识论中的道^[6]。

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这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可以看出。庄子也继承了这一看法。《知北游》写道：“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这个“本根”就是指道。道作为宇宙的根本，能产生天地万物。《大宗师》也说：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自本自根”，说明道不是派生的，“生天生地”说明道是天地万物的起源。《大宗师》又说：“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道不仅可以决定古圣先王的功业，还可以决定日月星辰的亘古运行，因此，道对天地万物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于是，“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同时，道“不可受”、“不可见”、“自本自根”、“无为无形”、“神鬼神帝”，说明道神秘而不可感知。道不是一种物质，没有情感和意志，但却比鬼神更根本，独立于世界之外，又不同于上帝。

本书在《大宗师》这一段对道的叙述的基础上，采纳刘笑敢归纳的道的特点：首先，道有其绝对性，也就是无条件性。它可以作为一切事物的条件，却不需要任何事物作为它的条件。其次，道有其永恒性。“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说明道无始终、无衰老，“先、久、长、老”等概念都不足表达道之永恒^[7]。再次，道是超越的^[8]。所谓道的超越性主要是指道超越现实、无法感知的特性。“不可受”、“不可见”，说明道是感官无法感知的非物质的绝对。但是，不可感知并不意味着根本无法认识。认识道不是通过一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是通过特殊的“直觉”的方法，即超越感官和思维的作用，直接体认道的存在及其永恒无限的特点。“心斋”、“坐忘”、“外物”等即是如此^[9]。此外，道有其普遍性。“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说明道既超越于现实，又普遍存在。《知北游》东郭子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的故事，就是说明道无所不在，既超越于万物之上，又贯穿于万物之中。道还有无差别性。它无上无下，无高无深，无先无后，无内无外，既无空间之界限，亦无时间之阶段，永恒如一。“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大宗师》）说明道外无界限，内无差别，道是绝对的同一^[10]。最后，道还有无目的性。“无为无形”即无目的性，无作为。“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齐物论》）也说明道是自然而然的，道生天地以及决定万物的发展都是无目的的。

二、早期“道”被英译的概况

那么，具有这些特性的“道”，究竟是如何被译入英语的呢？理雅各在他的《道家文本》译序中回顾了1891年之前“道”的外译历史，台湾学者邬昆如的《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也引举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道”被译成欧洲语言的历史。这里先综合这两位的叙述，以英译为主，说明“道”被翻译的情况^[11]。

中国古籍最早由耶稣会士译成拉丁文，比如《道德经》很早就有了拉丁文译本，但该译文直到1788年1月10日才由马窦拉伯（Mathew Raper）带到英国，当作礼物献给皇家学会，译本的署名是“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据邬昆如所言，译者的主要宗旨在于指出“天主教教义中信道，尤其三位一体的奥秘，以及神之降凡成人的信条，早已在中国古书中可找到”^[12]。因而，“道”概念被译成“Vervbum”，意为“至高之神的语言”。邬昆如认为，这种翻译带有明显的“神学意味”^[13]。从译者的主旨可以知道：这种神学意味并不仅仅出于译者学识和认识上的限制，而更可能是受到某种文化心理和宗教背景等意识形态的左右^[14]。

1807年，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1868年，查姆士（Chalmers）牧师出版《老子形上学、政治学、伦理学之观察》一书，把“道”译成“理性”，认为道即是至高之神的理性。1823年，巴黎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emusat），在《一位中国哲学家、老子的生活及学说怀述》中特别指出，“Vervbum”一词不能完全表达“道”的概念。他认为，“道”有“存在（Souverain Etre）”、“理性（Raison）”、“道路（Way）”三重意义^[15]，因而只有“逻各斯（Logos）”比较接近道的概念。1842年，雷慕沙的继承人儒莲（Stanislas Julian）出版了《道德经》的法译本，他认为“道”并不含有行动，也没有思想，没有判断，更没有理智。因此，“道”不该译成“Vervbum”，因为凭这一译名无法理解创生并统治这个世界的“原始理性及最高知识”。儒莲相信，道的最初意义是“a way”，因此他将“道”译成了“路”^[16]。儒莲的译本对欧洲学界精英产生了很大影响。谢林在《神话哲学》（1957年）中写道：“‘道’不是以前人们所翻译的理性，道家学说亦不是理性学说，‘道’是门，道家学说即是通往‘有’的大门的学说，是关于‘无’（即纯粹的能有）的学说，通过‘无’，一切有限的有变成现实的有。”^[17]

显然，“道”这一含义抽象而丰富的概念在早期的欧洲译者那里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理解，“道”变身为欧洲语言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个不同的译名，分别代表译者对“道”的不同理解，这些译名所造成的意义的偏差十分明显，它们进一步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不过，上述对“道”的阐释和翻译，都以《道德经》的内容为主要依据。

三、《庄子》“道”的译名选择及其原因与影响

从第一个英译本到现在，《庄子》中的“道”基本上有三种译法^[18]。它们分别是Nature，Way，以及“Tao”。

（一）“Nature”作为“道”的对等词

英语世界中，巴而福第一个译了《庄子》，他把“道”译成“Nature”。据翟理斯和邬昆如的叙述，这种做法并非巴而福的首创。事实上，他是从牛津大学哈而威克（Harwick）教授那里得到启发。哈而威克是第一位叙述“道”的英国人，他在《基督及其他大师》（Christ and Other Masters）中谈到中国宗教时，认为老子设立的系统中心被赋予了某些类似于现代理论家所谓的“自然”（Nature）的能量或力量。邬昆如指出，哈而威克站在“能量及动力的立场，以观察的法则说明道即是自然。他认为道是抽象的概念，背后隐藏着推动了整个自然的生成变化的能量及动力。因而，道是一切的原因，是生命的最终极原理，是一切秩序的原则。道的意义包含了非物质性、永恒性、无限性及不可视性”^[19]。从这一叙述可以看出，哈而威克教授已经脱离了欧洲早期从神学视角对道家的分析，开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道”。

巴而福同意哈而威克的见解。他在1880年出版的《道家著作中之伦理、政治以及哲学》中，选择“自然”（Nature）作为“道”的对等词，认为“如果把道译成道路的道（Way），则有自然之道（Way of Nature）的意义，道就是自然之演变以及自然界之方法，还有所谓的自然律。如果把道译成理性（Reason），其意义则变成造化之力量，其在受造物主之创造、保存、赋予生命。并且因此，道就成了世界的理性原则。如果再把道译成学说（Doctrine），道就必须是一种揭发自然秘密，以及指出自然法则的学说。因而，这种自然就是能产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因为中文中‘万物’所表示的意义正是所产的自然（Natura naturata）”^[20]。巴而福的意思是：“道”在多重意义上与“自然”相通并重合，因此可用“Nature”译“道”。

这一译名遭到了理雅各的反对。他认为“Nature”一词虽然在某些文句中十分合适，但“‘道’本身并非如此含义。在道中加入这一非天生的含义，只会使人困惑，并使老子的思想变得含混”^[21]。那么理雅各的“如此含义”，以及“非天生含义”，到底是指什么呢？原来，理雅各对“Nature”一词的理解与哈而威克及巴而福的自然科学角度有所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意Canon Farrar的意见：“长久以来，我们将在物理世界中观察到的上帝的法则在‘Nature’的名义下加以人格化，现在‘Nature’的概念，作为一个独特的、活生生的、独立的实体，似乎已经不可能从哲学体系中铲除，就如无法从文学中铲除一样。但我认为在‘Nature’比喻的、神话的意义上指称它的根源与统治者（Cause and Ruler），有一种对上帝的前概念”^[22]。也就是说，Farrar认为“Nature”在英语中与上帝有一种先在的联系，理雅各接受这一观点，但他同时又承认道家的“道”与上帝并无关系^[23]，因此反对以“Nature”译“道”。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上“Nature”的解释，分别有如下几个义项：the whole universe and every created thing，force（s）controlling the phenomena of the physical world，simple life without civilization；outdoor，animal－like existence；等等。把这些义项同上文介绍的刘笑敢归纳的“道”的特点相对比，可以看到，“道”的内涵与“Nature”多有出入，可以说，“道”要高于“Nature”。除去Farrar以及理雅各认为的“Nature”包含的上帝的前概念之外，“Nature”是物质的、相对的，在时间与空间之内的；而“道”虽然贯穿于万物之中，但它本身并非是物质的，它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然，“Nature”中的万物生息、广大无垠、自然演变等特点，与“道”的特点有重合之处，但这些重合远远不能代表“道”的全部特性。

因此，用“Nature”译“道”，虽然有一定的理据，但显然是把“道”狭窄化了；而在理雅各等人看来，又把道“神学化”了。事实上，以“Nature”译“道”并没有得到后世译者的青睐，《庄子》的英译者中只有巴而福一位以“Nature”译“道”。但是，“Nature”的译名既然已经产生，就必然会对英语读者产生影响，它必然将一部分英语读者对道的理解引向“物质世界及其现象，产生和控制物质世界现象的力量”等方向。《道德经》、《庄子》对“道”的叙述，其中有些内容本来就可以从自然主义角度去理解，“Nature”的译名无疑加强了读者这一方面的印象。有论者指出：“欧洲大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正因为受了老庄哲学的影响才兴起来的，由于自然主义哲学，乃产生了达尔文、赫胥黎这些自然科学家。”^[24]或许，以“Nature”译“道”，在这一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Way”作为“道”的对等词

从庄子的第二位译者，也就是翟理斯开始，启用了对“道”的新译法：“Way”。巴而福也曾指出“道”的基本意义是“road”，理雅各也同意这一点。确实，从字面上，“道”即道路。《老子》中，“道”有时就是本义：“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第五十三章）有时几乎分不清楚到底是本义还是比喻义：“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第四十一章）因此，在某些情况下，“Way”完全可以作为句中“道”的对等词。理雅各也指出：老庄最接近“道”的命名是“大道”。庄子《山木》出现了“道”的同义词“大途”，因此，“道”含有Great Path，Way，Course等意义，这一点无可争议^[25]。翟理斯以“Way”译“道”，也许与此不无关系。国内也有学者指出，“Way”有“方法、方式、惯例”等转义，与“道”的转义也不无可通之处^[26]。

理雅各还指出了把“道”译作“Way”的另一种可能的原因：“道”与希腊语“σδбζ”含意相近，《新约·使徒行传》英译修订版中将这一希腊词语译作“a Way”，并将W大写^[27]。

国内学者姚小平也在其论文中举了相似的例子。《新约·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四至六节耶稣与使徒的对话：

耶稣说：“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

门徒问：“Lord，we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耶稣答：“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life．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这里，“Way”是耶稣引导世人的正确之路，“Way”因而成为至高无上的指示，是通向真善美的唯一途径，“Way”的这些内涵，与“道”在道家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翟理斯的译本中，含有神学意义的词汇并不少见，理雅各指出的这一条理由也很可能是翟理斯的考虑——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不过是一种有所根据的猜测。

汉学家艾兰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Way”与“道”的相通之处。她认为中文语境中哲学意义上作为自然规律的“道”，是基于水之溪流的本喻，而水的特性之一便是循道而行。“道”与“Way”一样，能在“通道”这一专门意义上使用，如道路、小径或水道，并且具有引申意义，即做某件事的道理，或者某件事发生的道理。把“道”译为“Way”，比较容易使西方读者产生形而上的联想，而且“Way”相比“Nature”也更像一个哲学术语。因此，在艾兰看来，“道”被译成“Way”是一种“幸运之举”^[28]。

由此可见，用“Way”译“道”有很强的理据，因此除了翟理斯以外，韦利、华兹生、葛瑞汉、梅维恒、林语堂等众多译者，也以“Way”译“道”，甚至有的权威英语词典也接受了这种意见，把“Taoism”释为“the way＋ism”^[29]。事实上，“Way”这一译名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Way”的隐喻来解读“道”的意义的西方学者也不少，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在《孔子：即凡而圣》（Con f 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中就是如此理解《论语》中“道”的概念，认为《论语》的基本意象就是以“道”为中心。他指出：“道”就是方法、途径、道路，通过共同的比喻意义的延伸，它变成了中国古代的“人生之正道”、“治国之道”、“人的存在的理想大道”、“宇宙之道”以及“存在本身创生性—规范性（Generative－normative）的方式（模式、途径、路线）”^[30]。芬格莱特对“Way”的隐喻意义印象深刻，他甚至把儒家的“礼”概念也跟“道”联系起来，认为“甚至可以把‘礼’想象为‘道’的地图或具体的道路系统（Road System）”^[31]。从芬格莱特对儒家的描述，我们可以意识到，当“道”被译成“Way”并以“Way”的比喻义接受时，儒家的“道”与道家的“道”在英语读者中很容易被理解为同一的概念。

“道”与“Road”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联系经由“Way”的译名已经传达到了英语读者的理解中，但艾兰却指出，把“道”理解为“Road”其实也有误导的一面：“Roads对我们（指西方人——笔者）而言偏重于精神旅程的意味，在这旅程中，人们遭遇与经历了各种艰辛磨难，终于获得精神启迪或自我实现。我们总是倾向于在道路上‘发现’什么，也许是上帝或者自我。然而，‘道’并无精神奇遇或者自我觉醒的意味。它是人们自然遵循的道路。循此道路，一个人并没有发现上帝或内在的自我，而是将人的潜能极大地发挥出来。循道者只是最完全意义上的人，而别无他意。”^[32]这段话说明“Way”虽然与“道”有相当高的重合度，但是并非完全相等。因此，当自然本真的“道”变成“Way”的时候，英语读者的理解中很可能比中文读者多出一层人类精神旅程的不懈寻求。

“Way”这一译名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它在英语世界的出现也有意想不到的积极效应。其实，“Way”作为“道路”之意，原本也是西方哲学中既有的一个专门术语，但似乎没有引起重视。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正是忽视了“道路”（Weg）的概念，把世界看成是“存在”（Sein），或者把世界说成是不动的实体，但其实“存在”是由人来建构的，是一种变动的程序，是一种寻求，是人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力图揭示的东西，换言之，它不是自明的。海德格尔非常重视“道路”（Weg）的概念，认为老子的“道”甚至和语言也有本质的关联：

“道路”（Weg）很可能是一个语言中古老和原初的词，它向深思着的人发话。在老子的诗的（创构的）思之中，主导的词在原文里是“Tao”（道）。它的“真正的”（Eigentlich，原本的）含义就是“道路”（Weg）。但是，因为人们将这道路轻率和浮浅地说成是连接两个地点的路径（Verbindungs－strecke），他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讲的“道路”（Weg）不适合于“Tao”的含义。于是“Tao”就被翻译为“理性”、“精神”、“理智”（Raison）、“意义”（Sinn）、或“逻各斯”。可是此“Tao”能够是那种移动一切而成道（Alles Be－weegende）之道路。在它那里，我们才第一次能够思索什么是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这些词所真态地及出自它们自身本性地要说出的东西。很可能，在“道路”、即“Tao”这个词中隐藏着思想着的说（Sagen）的全部秘密（Das Geheimnis Aller Geheimnisse，玄之又玄者），如果我们让这名称回复到它未被说出（Ungespochenes）的状态，而且使此“让……回返”本身可能的话。今天在方法的统治中存在的令人费解的力量可能也是一个隐蔽着的巨大湍流的分支而已；此湍流驱动和造成一切（alles be－weegenden），并作为此湍急之道（Reissenden Weg）为一切开出他们的路径。一切都是道（Weg，道路）。^[33]

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海德格尔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Wege－nicht Werke）”。言下之意：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教科书、某一种哲学体系和理论学说之中，而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把“道”译成“Way”，对于西方思想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建构。海德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他对道家的喜爱与认同，是不容辩驳的事实。恐怕，这与道家把“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把“Way（Weg）”作为核心概念不无关系。

（三）“Logos”作为“道”的对等词

国内学者姚小平曾认为，除了希腊语源的“logos”，在英语里恐怕再也找不出比“Way”更合适的“道”的对等词了。这一见解，倒是与雷慕沙相合。姚小平曾经从语言哲学观的角度，专门分析“道”与“Logos”的异同。首先，作为哲学范畴，“道”和“logos”在“法律、法则”等义上可以对应；其次，“logos”和“道”词源虽不同，但却都有“言说”的意思；再次，在最直接的“道路”一义上，“道”也可以与“logos”相对应。姚小平由此认为“道”与“logos”对译是相当理想的^[34]。

《旧约》中，上帝用说话的方式创生了世界，因此，在宇宙万物出现之前，只有上帝和他的语言，于是，《新约》有造物之始“logos”与上帝共存的说法，语言和思维通过“logos”在上帝身上统一了起来，这也是拉丁文本《圣经》最早把“logos”译为“Vervbum”（神圣的语词）的原因。另一方面，“道”也具有最高指示与言说两种意思，与“logos”神合；同时，道的神秘特点也与“logos”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logos”也有与“道”明显不一致的地方。“logos”明确宣称语言与创世力量的统一性；但在老、庄这里，语言与创世力量并不完全一致，语言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怀疑。另外，在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那里，“logos”除了本义“语词”，只有“理性”这层含义，如公理、原理、逻辑原则等，直到赫拉克利特，“logos”才开始具有神性，“logos”的神秘主义因而特别强调语言与理性、思维、逻辑的密切关系，反映出古代西方人对理性与逻辑等问题的重视，这在西方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学术传统。Heinrich D9rri指出：“logos”是古希腊人的核心价值概念，古希腊人借它表达出自身的民族特性^[35]。而这一民族特性与庄子、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人伦的精神恰恰相反。而到了《圣经》，“logos”的神秘主义已明显具有宗教的神性，也与“道”不相符合。

（四）“Tao”的音译法

事实上，道家的“道”兼有哲学上的本体论、宇宙论，以及道德哲学与生命哲学的意味，很难以个别范畴来规范。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断言：“道”这个异常丰富的概念“用英语的‘Way’或任何其他词是无法体现出来的”^[36]。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理雅各赞同采用“音译”法。

“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其有极。”（《则阳》）从这段话里，理雅各理解到：“道不是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一种现象，一种存在模式。”^[37]既然如此，“这个问题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译文中传达意义，而不是试图在英语中寻找对等词”^[38]。因此，理雅各采用“Tao”这一音译词，让读者通过对整个文本的阅读来理解“道”的丰富含义。

其实，由于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对应词汇传递原文的意义，不得已而采用音译这一最单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在近代甚至古代都有先例^[39]。这种处理方法也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在《中国思想资源》（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中，我们看到了编者和译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在翻译中文术语时，很少能在西方语言中找到完全充分的对等词。对待这一困难时，有的学者认为最严格的可行方法是再现这个词语的拼写形式，而不是仅仅寻找相似的词语。这种方法对已经熟悉原语的人也许可行，但对另一些一下子面对多个外国名称和术语的人就未必了，尤其是当他们第一次接连遇到多个有关亚洲传统的不同拼写体系（往往令人困惑）时，情况更是如此……（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只有阅读原文才称得上是充分。）”^[40]由此可见，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音译虽然不至于有误导的副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困惑，当困惑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更糟糕的情况——音译对于读者的意义几近于零！换言之，音译的方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是既没有带给读者错误的理解，也没有带给读者正确的了解，翻译几乎失去了意义。

“Tao”幸运地得到了权威汉学家理雅各的青睐。由于理雅各的提倡，这一译名引起了后来译者及研究者的重视。就译者而言，更注重译名准确的国内译者如冯友兰、汪榕培、任秀桦等人都选用了“Tao”，而国外许多研究者在涉及“道”的讨论时，也往往以“Tao”，或者用“Way，or Tao”的方式称“道”。事实上，理雅各并非第一个提倡以“Tao”译“道”的译者，据汪榕培的考证，“Tao”一词作为“道”的译借词早已进入英语，《牛津英语大词典》（第十七卷）给出的最早的例证是1736年，但是在该词典中，“Tao”与“Reason”并称^[41]，也就是说，“Tao”一词虽然已经出现，但被理解为“Reason”。如今很多英语词典中都有“Tao”的专门词条，其定义也更加完整、更加接近“道”的本意。这和“Tao”译名后来的广泛使用有很大的关系。现在“Tao”以及“Taoism”对西方读者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术语了。当然，他们各自对“Tao”及“Taoism”的理解，则是通过译文的整体叙述，甚至包括以“way”、“Nature”等词译“道”的译本的叙述，最后形成的综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