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习语与宗教的自然观对比

4．5．2　英汉习语与宗教的自然观对比

4．5．2．1　基督教的自然观：上帝用语言创造了一切

在近代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前，“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洪，2000：107）宗教和神一直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从宗教史和语言学史来看，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既对语言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又反过来受语言的影响，宗教和语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约全书·约翰福音》中有这么一段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All things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Him，and without Him no one thing came into being．What has come into being in Him was life，and the life was the light of all people．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and the darkness did not overcome it．”意思是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新约全书·约翰福音》）

这里Word（语言和言语）就是上帝说的话，是上帝对人的启示，人与神之间是没有双向交流的，人只有倾听上帝的“Word”。上帝存在于他自己的言语之中，而离开语言，上帝就无法显示其大德大能。这样，道就是语言，就是命令，就是圣灵，是真理和不变的实在。Word等同于上帝这个超自然的神秘实体，上帝以其Word创造世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光（《创世纪1：3》）。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用语言创造了一切，人们把上帝称为The Maker，The Creator。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可是亚当的子孙道德沦丧，违背了和上帝的契约，于是上帝引发洪水毁灭了人类。英语中有很多习语反映了这种观念，Olive branch（橄榄枝）象征和平，这句成语出自《圣经》中的“创世纪”（8：11节），before the Flood就是指圣经诺亚（Noah）时代的大洪水，现常用来比喻“很久以前”、“远古时代”。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上帝是超越的本源，是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上帝是创造之源，宇宙从他那里获得存在、意义、价值和目的。上帝又是非创造的、自我满足的存在，他独立于其所创造物之外。根据秩序和价值的观念，上帝代表了一种尺度，和他的影子相对，而影子可以根据这种尺度加以分析和估计，根据和上帝相近的程度，分出真善美”。（郝大维，1996：155）在西方传统中，神、超越的形式、精神或理性结构，往往被看成是主导性的价值观、规范和原则，而在具体的、历史的世界中存在的人或机构，则被看成是服从这类规则的。神性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那里已被视为最高的理性，理性之所以为理性，正是因为它是人所分享到的神性，而且神性已与语言结合起来了，“人的尊严就在于他被赋予了神的形象，有别于并高于其他受造之物，因而与神有了一种特别的关系，人不仅可以与神交往，而且沾上了神的光辉和荣耀，在地上作为神的代表和万物的领导，圣经中这种人的观念成为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源泉，也是现代西方人关于人的价值和观念的源泉”。（黄天海，1997）西方传统大体上认为，所谓完美的人，就是能够运用理性认识并决定事物本质原理的人，而理性又是意志的工具，人自认为是宇宙万物的精英（the soul of the universe），上帝是人类的主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人要战胜自然探究真理。基督教认为人的本质是灵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灵魂的洁净和合乎正义而斗争，而人的肉体和现实生活是罪恶的，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坟墓，只有通过死亡，灵魂才能得到救赎，这比前一种人和自然的划分更为痛苦。人只有通过灵魂的洁净才能得到救赎、认识真理和达到神圣的彼岸境界，于是人和自然的分离所导致的科学理性同灵魂和肉身分离所导致的神性追求，共同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在西方文化看来，人同自然的划分不仅表现在他同外部的自然有区别，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理性同自身的自然性也有区别，这才是更深一层的划分。

在西方文化中，天人二分的文化传统孕育了西方民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理性的工具功能和价值功能，人们相信凭借理性可以发现真理从而建立社会秩序和正义。两千年来，西方人不断追求形而上学之道逻各斯，力图探究世界的本源是什么，现实的人力图模仿和追求超越的神性和理性，最高理念是世界的本体，它也是最完善的理念，而这最完善的理念实际上是神的化身。“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逻各斯’本体论与它的神本体论是隐性统一，神与‘逻各斯’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均为世界的本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有两个本体，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本体的两个不同方面，大体而言，当人们在谈论人性的光辉、在强调世界的可知性时，‘逻各斯’是这种光辉的集中表现，它具有一种规定世界的力量，反映出人们对自身的信心，而理性与语言又是人的能力的最高表现。而当人们侧重于探讨这种人性光辉的最终来源、当人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神秘感的时候，‘逻各斯’就成了神的力量，人的理性与语言都只能到神那里去寻找原因，这就反映出人们对自身信心的不足。”（张黔，2001）人类的榜样是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耶稣基督是超越的逻各斯的肉身体现，苏格拉底是厄洛斯神（Eros）的化身，他们都是真最完善的理念和理性的体现，引导人们走向在现实世界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彼岸世界。

不少人常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比，认为两者都关注现实的人事并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这诚然是不错的，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孔子是在天人关系并未明确分开、没有独立于人的自然学术及其纯客观态度的情况下谈人和人事问题，而苏格拉底则相反，二者建立的人论在内容和方法上就大不相同。孔子可以直接谈人，认为用宗法人伦的道德原理就能抓住人的本性；但是苏格拉底必须先论证为什么人的本质不能单凭自然本质来解释，他也把人性看成是道德的东西，但所用的方法却是源于自然科学的那种客观的探索态度与严谨的论证方式，这种不同的认识态度是由于天人相分或天人相合哲学观念造成的。基督教认为世界应该由上帝来统治，柏拉图则认为世界应该由哲学之王来统治，这反映了西方民族对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追求。于是理性的人就成了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的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961：138）人是世上的盐（salt of the earth），如习语“Human is the soul of the universe/the measure of everything”；“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这些习语反映了人是宇宙的精华的思想。西方人常说“Intellectuals are the salt of the society，if they are saltless，the society will be hopeless．”这大概相当于鲁迅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堕落，知识分子的悲哀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不过上帝和佛所造世界或世间事物的实在性不同。基督教中的上帝作为创世神可以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虽然世界来自虚无，上帝也不是凡胎肉眼可以看见，但上帝创造的世界或事物却被认为是实在的。而佛教中的佛或菩萨则往往被认为是虚假地变幻出世间事物，因为佛教在理论上强调事物的变化（无常），而无常的东西被认为是没有实体或自性的东西。尤其是大乘佛教，认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空。佛家偈语常说：“心能了了，便是了了，心有了了，便是未了。”佛教中菩萨变幻出来的东西在本质上是不实在的，故汉语中有“镜花水月”、“天花乱坠”、“口吐莲花”之说，这与基督教的上帝用语言创造的世界或事物的性质有所不同。在《圣经》中，语言是上帝意志的显现，是古人的崇拜对象。卡西尔就说过：神话（宗教）和语言是同一个根生长出来的两个枝丫（卡西尔，1944：73）。在宗教和语言两大符号系统互动的过程中，词汇系统总是处于被渗透被滋润的地位，宗教文化体系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宗教将自己的宗教理论、典礼仪式、历史典故等宗教文化信息通过词语渗透到日常语言中并积淀下来。《圣经》记载的许多故事已家喻户晓，成为英语习语的重要来源，通过研究这些宗教习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对语言的影响。（杨元刚，2004）

4．5．2．2　中国佛教的自然观：天道出自人道

基督教和佛教中都有被崇拜的超自然的对象，基督教的上帝（或天主）以及佛教中的佛与菩萨分别是受人崇拜的世界主宰者。基督教是一神论，认为除上帝外没有别的神。《圣经·旧约》明确肯定上帝（天主）是唯一的尊神，是世界末日的审判者，所以西方人常说God's stone grinds slowly but surely，相当于汉语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十戒”（The Ten Commandments），其中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服从上帝的意志被列在“十戒”的首位，因为真善美属于上帝。《圣经》中的God没有像东方宗教那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和人间社会组织相对应的神的谱系，上帝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奉的唯一尊神。因此，《圣经》中的God不等同于中国文化中的上帝或天帝，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人的神意识中，神和人之间并非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天上的神仙世界就是世俗世界的反映，这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入世思想和拜神意识。

基督教主张一神论的倾向，而佛教有多神论的倾向。中国的神不能创造整个世界或一切事物，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造物主，是原动力。李滟波指出，中国人拜神求仙，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求吉避凶，祈福消灾。凡是在人所需要的地方就会有相应的神或菩萨或神仙的存在，中国人怀着入世的、现实的人生态度，对神用之则奉若神明，不用就高高挂起了。（李滟波，2002）所以在民间流传有“逢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急时抱佛脚，病时乱求神”之说，这些民俗用语实在是中华民俗实用心态的反映。

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中华民族宗教观和世界观都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而基督教和西方人的世界观更多地强调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说过：“如果说儒家讲的是自然的人化，那么庄子讲的是人的自然化：前者讲的是人的自然性必须符合和渗透社会性才能成为人，后者讲的是人的自然性必须摒弃社会性才能使其不受污染，并扩而与宇宙同构才是真正的人……儒家讲的天人同构、天人合一，常常是以自然来比拟人事，迁就人事，而庄子的天人合一则要求彻底地舍弃人事与自然合一，从而使人化为自然，与万物合一，达到推于天地、通于古今的效果。”（苏国荣，1996）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佛教和道教都主张因任自然，佛教倡导“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受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的影响，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对峙。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往往和“道”连在一起，谓之“天道”。中华民族自古认为“天”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神圣力量。“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四个含义：①是指实际的天空；②是指客观自然界，包括万事万物；③个含义是指自然和人间背后的“理”，④是指主宰世界的某种概念或实际存在，即有意志的人格神——即有意志的最高权威的主宰之天或上帝。（金永植，2003：126）中国文化中的“道”本义为道路，引申意义是指自然规律、人间秩序和义理。所谓天帝、天道等观念，实际上是中国古人把自己在社会文化的积淀中产生和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征和社会精神特征溶入自然之天，使自然之天神化、义理化而形成一种人格神的观念，因而“天道”就有天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含义。（参见第五章中黄色与BLUE对比）

显然，耶稣的道（the Way）是引导人通向彼岸世界的光明大道，而孔子和老子的道是世俗的人间正道，两者劝人向善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所用的手段不同。姚小平认为，用the Way来翻译孔子和老子的道是很传神的。汪榕培先生将“道”翻译为the Way，西方学者一般也采用这种译法，因为“道”的原意就是路，而且在《圣经》中the Way带有非常神圣的含义。《新约·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4～6节就记载了耶稣和门徒的一段对话：

耶稣说：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

门徒问：Lord，we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耶稣答：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No one can come to the Father except me．（汪榕培，1997：155）实际上，耶稣的“道”和儒家的“道”还是有差别的，前者是彼岸的真谛，后者是此岸的俗谛。儒家的“道”是以现实社会为安身立命之所，致力于社会人生的完善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教导人们追求济世利民的功名；而耶稣的道是存在于天国中的永恒的真善美。儒家价值目标指向现实社会生活，确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秩序和道德观念，而基督教体现了对个人灵魂完善的关怀，支撑着个体的精神独立和心理平衡，揭示出一条批判现实社会的终极世界。牟宗三指出，“天道高高在上表示它的超越。就天道在人身上体现并且在他心中作为天性而论，它是内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康德喜欢用的话说，在一种意义上，天道是超越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内在的（内在和超越是对立的）。当说天道既是内在又是超越是对立的时候，就可以说，它既有宗教的意义，又有道德的含义：宗教强调超越的含义，而道德强调内在的含义……”。（牟宗三，1963：20）中国儒学是一种道德性直观形态的理性文化，其重点不是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而是强调“人”应该通过理性来控制自我，把做人的道理放在理性至上。

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哲学是英语国家传统的主体，儒家的“天”和“王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天”这个字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其内涵都可以指宇宙万物的主宰，中国人称为“老天爷”或“天帝”，西方人称为The Lord、the Heaven、the Providence，中国人常说“天道酬勤”，这里的“天”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天爷”或“天老爷”，相当于英文中的Providence或The Lord of Heaven。但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上帝具有浓厚的基督色彩，引导人们对现实社会做理性的批判。虽然我们可以把英语的“My God！”译做“天哪！”，也可以把汉语中的“天”译为“God”，但是基督教中的“上帝”（God）和中国文化中的“天老爷”文化含义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天神是超越的，上帝独立于它所创造的一切，由宗教的超越性引导人们追求探索世界的本源和存在；而中国的“天”既有超越的一面，又具有内在性的一面，“‘天’并不独立于构成自身的现象总合而存在。说现象创造‘天’和‘天’创造现象，都是同样合理的。所以‘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天’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它的现象的意义得到表现，‘天’的秩序则表现在它的许多相关成分的和谐之中”。（郝大维，1996：158）可以说，儒家的天是“天理”，儒家提倡穷理尽性，存天理、灭人欲，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生命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天是“天道”，是世上万物真实的自然本性，道家宣扬全真保性，同于大道，从而保持到的精神的纯真和独立；佛家的天是“真如”，追求明心见性，觉悟真如，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和永恒。在传统上，传统佛教否认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向人们灌输人生是苦海、万事皆空的观念，视世间一切为幻相，四维上下，一切皆空，佛教追求出世的理想。三家虽然对“道”的理解不同，但都追求主体和本体的合一。

中国文化中的“天”是一种人格化的神，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是世间政治伦理的最高立法者，上天的意志被称为“天命”，“天命”是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主宰者。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所以中国人俗谚中常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宋志明指出，孔子的“天”具有伦理色彩，但孔子并没有将它抽象为创生万物的最高实体和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这说明孔子没有自觉的本体意识。按照孟子的说法则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只要向人的内心世界用功探索，就可以体验到作为价值本体的义理之天，进入“下上与天地同流”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宋志明，1998）。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能辨别是非，是正义和公正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天”近似于英国人的“God”，但是其文化含义又不完全相同。英美人说God never shuts one door but He opens another，中国人则习惯说“天无绝人之路”；英美人会说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中国人则习惯说“天助自者”；英美人说Man proposes，God disposes，中国人则习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汉语中和“天”有关的成语还很多，如：天经地义、天道酬勤、天理昭彰、天怨人怒、天罗地网、天网恢恢、天衣无缝、天造地设、天诛地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