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对英汉语语法意合与形合特征的对比研究

3．3．3　国内学者对英汉语语法意合与形合特征的对比研究

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中论述了汉语独特的组织规律：“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中提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王力，1947：198），这里所说的“法治”就是指语法形合特征，而“人治”则是指语法意合特征。“中国的复合句往往是一种意合法，在西文称为parataxis，．．．parataxis在西洋语言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1944—1945/1984：89～90）王力先生还指出：“古人主张不以辞害意，西人的行文却是希望不给读者以辞害意的机会。”（王力，1947：283）王力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指出了精密语法指导下的“法治”语言的优点和“人治”语言的缺点。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潮中，申小龙继承了王力先生“法治语言”和“人治语言”的观点，他说：“如果说西方语言是一种严格受形态规定和制约的‘法治’语言，那么汉语则是没有形态制约的‘人治’语言。”（申小龙，1987）用现代语言学术语说就是，“语法形态标记的选择在英语中是强制性的，而在汉语中是非强制性的。印欧语言是严式语言，而汉语是宽式语言”。（陈保亚，1996）毕继万先生在《英汉句子结构与思维方式》^[5]一文里明确指出，英汉句子结构差异最基本的表现是汉语句子重意合，英语句子重形合；汉语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语义关系表达，并不追求形式上的完整，往往只求达意，而英语语法成分却有其独立作用，比较注重句子结构形式的完整和逻辑的合理。英汉句子结构的差异正是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的真实反映。

徐通锵先生通过西方语言和汉语间的语义对比发现，印欧语言属于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因而其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不一致，而汉语则属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因而其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一致。印欧语重点研究主谓序列及其相关词类，句法结构是以“大”制“小”，而汉语则着力考究“字”与语义及其相互关系，句法结构是以“小”制“大”。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主语—谓语”，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英语则以形制意，而汉语以意驭形。（徐通锵，1998：52）“印欧语的研究传统……长于语法分析，短于语义研究。汉语研究传统的情况正好相反，理据性的编码机制使它始终突出语义，虽然也受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制约，但不受主谓结构之类的表层形式规则的干扰，因而它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语言的共性。……汉语社团的非线性的语言观比较突出，即使是音节，我们的祖辈也早已进行了有成效的非线性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顺着语义生成的途径，从非线性结构的深层开始，考察汉语的特点与语言共性的关系。”（徐通锵，1998：127）

潘文国教授指出：“意合和形合是各种语言都使用的联结手段，但由于语言性质不同，使用的侧重点也不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语法是显性的、刚性的，使用的形合手段远比汉语要多；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重风骨、重凌虚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语法是弹性的、柔性的，这一结构特点又正好适合汉语汉字的特性。”（潘文国，1997：337）他还认为意合和形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纯粹用意合或纯粹用形合的语言都是少见的，各种语言都使用意合手段，各种语言也都使用形合手段，只是使用的范围、程度各不相同”。潘文国教授指出：英语以形合为主，以意合为辅，形合主要在句子以内使用，统篇行文可以以散行为主，不必强调骈偶，意合主要在句子间使用，英语省略是形合的补充；而汉语以意合为主，以形合为辅，意合主要在句子以内，形合主要在句子间，统篇行文爱使用骈偶结构，以增强意义的凝聚。汉语省略是意合的极致。在语篇照应上，英语喜欢使用替代，汉语喜欢使用重复。（潘文国，1997：353～355）

刘宓庆教授总结了汉语语法不同于印欧语言语法的异质性特点有以下三点：①汉语的文字体系和声韵体系独树一帜，不具备形态学发生机制；②汉语的形式/形态弱势与意念强式；③汉语句法生成倚仗意念的直接对接和组合，思维不必经过繁复的形态变化与整合，可以以词根式依线性直接投射于外化的语言形式。（刘宓庆，2001：165）以上三点是汉语语法意合特点的发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