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法的意合特征与形合特征对比

3．3．4　英汉语法的意合特征与形合特征对比

综观汉英两种语言，汉语是一种以意合特征为主的语言，这非常符合汉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而英语是一种以形合特征为主的语言，这与西方民族天人相分的文化传统一致。随着人们对语言与认知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汉英两种语言的语法组织形式并不完全是任意的，而是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直觉和认知过程，语言结构直接映照（directly mapping）经验结构，换言之，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即语言与思维的象似性。（赵艳芳，2001：156）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导论》（1985）中提出了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的观点，他认为语法隐喻主要见之于概念元功能和人际元功能，象似性应以形义对应的概念为前提，形义对应认为语言的语码（即结构）和意义之间存在着有动因的非任意的联系。Newmeyer（1992）认为语法结构来自对现实的象征，他提出了句法象似性原则（iconic motivation），从语言结构的象似性探讨人类的认知思维模式。

西方语言的形合组织机制的特点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哲学的分析型认识模式，萨丕尔在论语言的成分时说：“总括起来，从言语的现实里抽象出来语言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适应从经验的现实里抽象出来的科学的概念世界；而词，作为活的语言的现实存在单位，则适应人的实际经验的单位、历史的单位、艺术的单位。句子呢，只有在我们觉得它是由深藏在词里面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所组成的时候，才是思维的逻辑的对应物。”（萨丕尔，2002：20）语言和世界的对应是西方语言具有很强的形式自足性，即语言要表达的各种意义与关系大都具有形式上的标志，因而西方语言的语法分析也就追求最大限度的形式化描写，由此形成的以印欧形态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形式化理论。

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来看，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表意文字。西方拼音文字的独立符号（即字母）所记录的是音素（phoneme），汉字的独立符号（即单个汉字）所记录的是音节（syllabus）。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从文字与语音的关系说，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音素，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音节，汉字同拼音文字相比，相对粗疏；从文字与语义的关系说，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的独立书写单位是语素，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形位，汉字同拼音文字相比，相对细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语系不同、使用语言的民族文化不同，因而英汉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也不同；英语和汉语在表达同一概念时，会用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语法结构，并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关于象形文字发展形象思维，拼音文字发展理性思维的观点，王竹先生曾指出：“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图形可以引起意义上的联想，这种象形文字的运用发展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而英语是拼音文字……词的拼写与发音按一定的发音规则形成逻辑关系……语言信息的传达依靠符号按一定的语法逻辑关系排列组合，因此可以说英语是一种重形式逻辑的语言。”（王竹，1997）洪堡特认为：“语言的构造方式不同，它对于这一或那一精神活动的适应性也不同。”（洪堡特，2001：76）

洪堡特认为，“凡是为思想所必需的东西，都应当在语言中获得相应的符号（Zeichen）……精神为达到自身的目的在语言中促成一定的构造，这种构造越是发达，精神和语言的联系就越是紧密”。因而一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必须和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契合，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才能从语言中、一个民族的语言才能从文化精神中吸取双方所需的东西，“一种语言的语法若不以上述方式构造起来，在精神的眼中言语连接的一般程式（schema）就有漏洞，铸造得就不完善；而在语言里将这种程式适当地表达出来，则是一切思维活动得以轻松展开的必要条件。这种程式本身并不一定要被人们意识到，即使是高度文明的民族也照样会缺乏这样的意识”。（洪堡特，2001：57～58）

中国人受《易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影响，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从多归一的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则是由具体到一般的表达方式（particular-general pattern），其特点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大到小进行阐述。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的造句法上是不以谓语为核心，主要通过安排词序和使用助词来表达的。词序则是以时间（先后）逻辑事理为顺序横向铺叙，形成“由多归一”的流水式的“时间型造句法”——或称“流水记事法”（chronic style），即主要采用分词和流水句来逐层叙述思维的各个过程。从词法上看，汉语词汇不具备严谨的形态屈折变化形式，从句法上看，汉语的造句注重的不是空间构架的严整，而是时间顺序。汉语句子组织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句子呈线性的流动、转折，意义的表达主要通过词与词之间、句子之间的语义关联，所以汉语句子以动词为中心，以事理时间逻辑为顺序，横向铺叙，好像一根节节相连的竹子，疏散的句子结构通过词序变化、上下文语境及言外事实来达到明晰思路的目的，句子形散而神不散，汉语句子追求流动的韵律、节奏、不滞于形，是一个以意统形、自上而下、形散意合的系统。这反映了汉民族重综合、重形象思维、从多归一的散点思维方式。

英美人则比较注重分析原则，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则是由一般到特殊型的表达方式（general-particular pattern），其特点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整体后细节、由果到因、由小到大等，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结构句法上则是句子往往以主语和谓语两大支柱为中心，谓语动词是全句的灵魂，控制句内其他各种成分（如各种短句等），由主到次，递相叠加，形成“由一到多”的“空间型构造法”。从词法上看，英语词汇以屈折形态为其主要特征，其性、数、体、格等语法范畴的完整性和规律性决定了句子组织机制层次清晰和形态严谨。从句法上看，英语句子组织严密，英语句子主谓机制突出，其他成分按逻辑关系攀附在动词上，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空间的“树型”构造，结构错落有致，层次井然扣接，犹如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潘文国先生把汉语句子结构比喻为“竹式结构”，把英语句子结构比喻为“树式结构”。（潘文国，1997：198）英语重形合，注重运用逻辑语法规则来表明句子内部、句子之间乃至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形驭神，反映了西方民族重分析、重逻辑推理、强调由一而多的焦点思维方式。

总之，中西方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表现的差别，与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别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汉民族的综合思维和模糊思维是汉语意合趋向的能动的理性根源；形合特征则是西方民族依照原子观哲学观念和形式逻辑思维法则对其语言的发展走向做出的自然选择。”（张思洁、张柏然，2001）不过我们也得注意，形合和意合都是表达语义的一种手段，“曲折形态手段的功能无非是一种语法表意功能。汉语取词汇表意功能以补语法（句法）表意之不足，只能说是各有千秋，根本不是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且形态变化是一个封闭系统，只可能有减，不可能有加（英语形态之‘衰变’，从中古英语到现代英语可谓惊人）；而词汇是一个开放系统，机变随流，可减可加，功能之加强无可限量”。（刘宓庆，200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