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字符的文化承载功能

3．2．4　语言字符的文化承载功能

英汉两个民族分处于世界不同的区域，中华民族生活在东亚内陆，是典型的内陆农业型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生活在欧洲的英伦三岛，是典型的海洋商业型文明，不同的客观生活物质环境决定了汉英两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带有很强的民族地域色彩，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崇尚“德治”和“仁政”，注重情义，鄙薄“技艺”，而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科技理性文明，重利、重法，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就是自由探索、勇于批判、大胆创新、小心求证的精神。这种文化差异也必然反映在语言上，使得英汉两种民族语言的语言符号凝聚着各自的民族精神，反映了各自民族的语言哲学观。所谓语言哲学观，是建立在总体的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上，它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语言文字的根本看法，中西语言哲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中西方民族在宇宙观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并且都以自己的哲学与宗教为背景。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探讨。

3．2．4．1　表音文字系统秉承科学理性精神

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古希腊文化的科学理性精神以逻辑方法为基本认识工具，以探求事物现象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为目的，在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解析过程中，剔除了事物的具体形象，以抽象符号（语言）去体现思维规律及其思维对象自有的规律。古希腊文明推崇所谓的Logos（逻各斯），实际上就是指剔除了事物具体形象的抽象符号（语言）以及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思维规律及其思维对象自有的规律，Logos永恒存在，是一切的主宰，世界上一切运动都遵循Logos，万物都根据Logos生成和发展。西方人这种哲学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柏拉图的理性学说，文艺复兴以后经过笛卡儿的主客二分论和康德的绝对理念说的熏陶得到强化，从而孕育了西方民族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人的认识对象，认识的过程就是对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加工、整理过程，由此得到关于对象本身的关系和规律的理论——即科学知识。

从宏观方面来说，西方表音文字系统秉承科学理性精神。人类是通过符号来认知世界的，而认识世界的符号化过程又是从最简单的“是或非”的二元划分中开始的。受二元对立和绝对理性思维模式的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由二元单位构成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的静态语言理论就是建立在语言结构二元对立方式的基础上的。“他（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历时和共时、组合和聚合、关系和价值的二元对立论断改变了语言学的研究面貌，从而在语言学界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把语言学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狭窄范围中解放出来，使语言学研究的重心从历时转向共时，开创了一个结构主义新时期。”（叶南，1997）索绪尔把偶值性看做是语言系统无处不在的基本结构原则，所谓偶值思维，就是指西方民族在认识客观世界时，喜欢从多元的复杂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二元划分，依次作为文化价值的架构或意义的来源，这种偶值性思维方式起源与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想。

西方理性文化铸造了西方民族的理性语言观。西方语言集思维的材料和思想表达的功能于一身，“从一有语言开始，语言在其自身内部就负载着另一种力量：逻辑力量。……语词越来越被简约为单纯的概念的记号（sign）”。（索绪尔，1980：47）在西方人眼里，口语是思想的外化，而书面语言只是口语的记录而已，于是索绪尔做出结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在于表现前者”。拼音文字就成了符号的符号，这也就是拼音文字的哲学基础。因为自古希腊起，西方人就认为有形物给人的视觉形象“是洞彻掌握真理的阻碍者之一”。（见《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包括视觉在内的感觉会妨碍理智，因此，拼音文字的形成是建立在注重抽象演义的西方理性哲学之上的。（谢华，2001）

英语作为拼音文字，音和形结合得比较紧密，听话人能够由音知形（拼写），却不一定能够由形辨义。除非有相当丰富的词源学知识，一般人很难从形态上看出语符包含的字义，这反映了英语民族逻辑思维的特点。如英语单词origin/ orient共有语素ori-，这个希腊语语素表示太阳升起之地的意思，所以oriental表示东方，origin表示起源、来源。英语本族语操持者能够根据音标［Ι：st］拼写出两个单词：east（东方）和yeast（酵母），但east与东方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所以索绪尔说语言（主要是指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arbitrary）。（胡壮麟等，1993）莎士比亚甚至感叹说：“玫瑰不叫玫瑰，它的名字依然芳香。”

英语的字形和词义虽然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但英语通过词形的屈折变化来表示单词的词性和句子时态，在这一点上汉语不及英语。汉语没有明确的形式化描写，其时态靠语气助词来表示，词与词的组合靠词义连缀，“一锅饭吃了十个人”，“十个人吃了一锅饭”，这两句话的语符排列虽然不一样，但句子意义却没有任何差异，这种句法上的模糊性反映了中国人整体认知的思维模式。申小龙教授指出：“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申小龙，1996：327）这在甲骨文中表现尤为明显，如“取”字为以“戈”割“耳”，这反映了上古时代军队打赢仗，士兵有割敌人耳朵计功的习俗。尽管语素（morpheme）能将英语单词的语符和词义联结起来——如语素spect表示看，所以我们可以推出prospect、inspect、respect、introspect这几个单词均与看有关，但spect这个语素本身却无任何象形功能。

3．2．4．2　表意文字系统秉承具象思维的特点

（1）中华民族具象思维与汉字感性语言观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以人为本的传统儒学思想重功能不重实际，重伦理而不重思辨，重悟性而不重分析，所以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以直觉和体悟为特征的感性文化，中国人的认识方式讲究“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直观的体悟从万象中提炼出共象，用象语作为象征符号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与西方逻辑思维相比，中华民族具象思维的特点是：①整个思维过程在于观象与取象，人在认识事物时以物象为基础，与对象保持不可分的一体关系，没有明确的主体与客体之分。②这种具象思维讲求在“象”的基础上演绎出义理，并且注重对“象”的整体直观和体悟，作为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意”也是用浅显易懂的“象”来显示。这种象喻表达不需要经过人为的概念切割，具有整体性和全息性的特征。③这种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混为一体。在认识过程中，不仅不排除情感和非理性的作用，而且情感对思维还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户晓辉，2000）

受具象思维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造字时直接运用空间造型的、可塑的因素来构造文字图像，并借以表达一定的形象观念。当原始先民要表达“山”这个观念时，他们就抓住“山”“突出地面、起伏不平”的外部特征加以描绘，从而造出“山”这个“象物”的符号来。在这里，山的物象和“山”这个符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个符号获得了一种普遍的象征意义，而不管山的具体存在形式。徐通锵认为汉语是语义驱动型语言，英语是形态驱动型语言，汉语之所以属语义型语言与汉民族的“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中、西语言结构基础上的差异是由中西语言的编码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致。（徐通锵，1997：49～52）

庄义友认为，汉字本质上是一套象征性符号系统，汉字的象征性是由汉字寓意于形的造字理据决定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具象思维的结果；汉字具有记录汉语和直接表意两项功能，这两项功能是协调统一、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为汉族人民的社会交际服务。（庄义友，2000）由于汉字在符号化过程中保留了象形性根基，因此，中国人用汉字进行思维就在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同时，还保留着“象思维”或象中心主义的特点，这与用拼音文字思维完全不同。当代神经心理学的实验表明，用拼音文字思维的西方人表现出左脑优势，而用汉字思维的中国人则表现出左右脑均势。

从微观方面来说，汉字以义构形的特点使汉字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汉语词汇以它的意义系统表述了种种文化现象，汉字只需要用少量的笔画即可构成表达全息形象的图形。汉字字符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信息不仅在形声字中得到体现，在非形声字中也得到体现，从而为阐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提供了系统的依据。例如，汉字“东”原是借声字，小篆涉“日出东方”之意，将其形改造为“从日在木中”，“东”由日和木字组成，繁体字写做“東”，“日”插在“木”中，即日在木中，表示太阳刚刚升起，还没有超过树梢，是旭日东升的景象，所以日在木中表示“东”，这是一个会意字，人们可以由形知意。日与木组成的会意字还有“杲”（gǎo）和“杳”（yǎo），“杲”是日在树梢，寓意光明，而“杳”是日在木下，寓意幽暗，东、杳、杲这三个汉字都是从日、木会意。（纪德裕，1997：71）当然，由于汉字书写系统的演化，汉字声旁的表音功能和形旁表意功能都不是完全绝对的，有许多例外和不规则。

（2）中华民族的具象思维与“天人合一”

中华民族的具象思维在整体上遵循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讲求“一元性”，在这种思维看来，人不在宇宙之外，宇宙也不在人之外，人与宇宙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东方天人合一的一元性思维框架与西方天人相分的二元思维方式有明显的不同。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对于宇宙的基本看法就是“天人相分”，他们把宇宙和自然看成是人类征服和无限索取的对象。西方文化通过天人相分和科学实证的手段达到对世界的本源Logos（逻各斯）的理解，而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天人相合和直觉体悟的手段达到对世界的本源“道”的理解，这个“道”是天道和天理，是一种世界大同的人生社会理想，得道就是人对伦理精神的把握和认同，也就是道在主体意识中的内化，“行道有德于心谓德”，得了道就是有德。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所强调的“合”是注重和谐和合作，在二元对立中看到相辅相成的统一，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中华民族的这种形象思维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决定了汉字的发展演变方向：从图形结构过渡到方块结构、数字图形的罗列逐渐变化为偏旁部首和主体结构有机结合、方块与弯曲逻辑搭配的汉字体系。

（3）汉字形意结合的编码方式与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精神

汉字是一种由“图示语符”（pictographic symbol）发展而来的形意紧密结合的文字，象征性是汉字的本质属性，苏新春先生认为“汉字直接表达意义”，“具有象征作用”，这“正是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巨大差异所在，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层根源”。（苏新春，1996：23）作为一种象形表意文字，汉字的图形本身充满了意象性和暗示性。在引发词义演化的义、音、形三个要素中，单音节表义的词语音诱发因素和表意汉字的形体诱发因素，不仅是汉语所独有的，而且异常活跃和发达，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反过来促成了汉民族重感悟、重联想的具象思维方式，并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长于形象思维的文化特色。而且中华民族注重阴阳对立相互转换的整体思维、在对立中求和谐的平衡心理、在和谐中保持差序性的人伦规范深深植根于追求平衡美的民族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喜欢追求形式上的平衡美，这也体现在汉语的各个要素之中。

①从汉字形构造来看，绝大多数汉字都分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具有构造上的视觉平衡美。以上下纵势为中轴线，我们还可以将汉字分为左右对称结构，虽然两者彼此独立，却又相互照应，组成一个对立统一整体。曹军毅认为，中华文明早期发源于黄土高原内陆农业文化，这种内陆文化注重一种内向性主体精神，使汉字发展成为内部和谐、左右对称、虚实相映的方块结构，闪耀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光辉。西方海洋文明趋向于一种外向性客体精神，使英语等西方文字成为外形简练、易于书写的线性结构，有力地突出了语言的合目的性特征。（曹军毅，2002）从汉字的上下结构看，我们可以画出一条掩映其间的平行线，显现出上短下长、上狭下宽的塔形结构，给人以稳固之感。汉字的这种上轻下重、左右虚实相映的特殊结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对立统一的二元哲学方式和讲究对称、平衡的审美意识，反映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一种求稳求实的朴素生活观。汉字在构造上讲究字形的对偶性，即一个汉字往往由两个形符构成，一个是声符，一个是意符，所以我们的祖先在造字时总喜欢用一个声符来标音，用一个意符来提供该字（主要是针对形声字而言）的语义域，因而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紧密地结合着，使汉语成为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系统。鲍林杰（Bolinger，1993：176）在《语言要略》中指出，“书写符号的前身几乎是图示或图解性质的”，在图示语符发展成为文字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规约和文化精神必然制约着不同区域的人们，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经验性联想，在增减图像（icons），发挥符号（symbols）功能时，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文字发展方向，使语言产生了区域性特征，衍变为不同语符的文字体系。

汉语形声字中的形旁也叫意符，大多数形声字的意符与字义有着内在的联系，通过意符能使人概括地了解字义范畴。如“愁”字为上下结构，上半部分“秋”为声符，下半部分“心”字为意符。“秋”字的甲骨文原形为蟋蟀之类昆虫的象形，蟋蟀属于一种秋虫，只活于秋季，其叫声愀愀然，以其秋去而身死故。高树藩在其《中文形音义大字典》中总结说：“古人造‘秋’字，文以象其形，声以肖其音，更借以名其所鸣之季节曰秋。”（高树藩，1989：11）因而，“秋”字所包含的原型意义，也就有了生命衰微走向死亡的信息，包含着凄凉和悲哀的意境。了解了“秋”字所包含的这种原型意义，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来理解“愁”字的含义了。“愁”寓含着“愁是离人心上秋”之意，用秋天的自然景象来抒写伤感凄凉的心境，因此也可以见到“原型”所发挥的深远的影响作用。所以许渊冲教授把秋瑾诗中的“愁”字译成英文时利用英语的文字特性，由sad加后缀派生出sadden一词，以移植原文语符（愁由秋生）的审美愉悦功能。《尚书·序疏》云：“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汉谚“色字头上一把刀”、“忍字心上一把刀”，人们正是利用了汉字的象形功能来进行信息压缩，这两句谚语表面上谈字的笔画结构，实际上给读者人生的经验与启迪，人生应该戒急远色。

②汉语语音的内部结构也具有对称、和谐的特征。音节内部，无论其所包含的音素简单或复杂，除少数零声母字外，都分为声、韵两个部分（声调可以看成韵母的组成部分）。声母都是由辅音来充当的，而韵母的核心总是元音。这样，发音时气流受阻、音质低弱的辅音与发音时气流畅通、音质洪亮的元音相互结合，一张一弛，二者结合形成音节结构的内部平衡。当众多的音节汇合成语流时，则形成铿锵的语调和鲜明的节奏。就音节的韵母说来，韵头有开合的对立和洪细的不同，韵尾又有阴声韵（元音收尾的韵母）和阳声韵（鼻音收尾的韵母）的分别，体现了汉语语音结构的对称特点。特别是汉语的声调，它是构成汉语语音结构平衡美的最主要的因素，“汉语的声调对词和短语的语序也有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甚至压过了逻辑及语义的顺序。”（潘文国，1997：259）汉语的声调既有高（平声、上声）低（去声、入声）之别，又有平（平声）仄（“仄”即“不平”之意，指“上、去、入”三声）、舒（“平、上、去”三声）促（入声）之异，这就使汉语语音的基本单位——音节，具有独特的对称美和节奏感。

③汉语在构词上的对称、平衡特征表现得也很突出。第一，汉语复音词构成在音节上求“偶”，一般要受汉语的音韵律制约，具体说就是要受调序规律和音节奇偶规律的限制。（潘文国，1997：283）汉语的复音词多数是由两个或四个音节所组成，一般复音词以双音节为主，熟语和固定结构则以四个音节居多，呈现出明显的对称特征，有些四个音节复合词，哪怕从构词法上说并不对称，如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1979）中分析的“无肺病牛”，我们在日常交际中念的时候还是把它分为两个音顿，即“无肺/病牛”，同理，很多地名也存在这种为了求得音韵上的和谐对称而改变词序的做法，如“四川北路”不像英文中那样说成North Sichuan Road（北四川路）。潘文国教授指出：海峡两岸的汉语学者发现决定汉语并列式双音节词语的语序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声调，因此他们提出了调序说。所谓调序说，是指汉语并列双音词的组成一般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这四声八调的次序，合乎这一规律的词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甚至更高。对于逻辑不能决定其次序的双音词，调序说更加有效。（潘文国，1997：278）第二，复音词在语义构成上往往有同义（近义）、反义（对义）、相类（相关）的关系。合成词为同义（近义）关系的，如语言、宽绰、斟酌等；有反义（对义）关系的，如生死、安危、往来等；有相类（相关）关系的，如手足、笔墨、眉目等。为了造成语言的平衡美，汉语特别注重运用相关的修辞手段。汉语特有的“互文”与“对仗”等修辞手段不仅形式丰富多彩，使用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的对称结构，增强了汉语的平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