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语言和文化理论

推论2．功能主义语言和文化理论

稍稍伸展一下想象力，我们可以把共同体视为一个文化结构，把一定的语言规则（习俗）强加给它的元素（人）。对此结构之语义的功能主义解释现在需要语言决定论。这个观点拥有一个奇特的历史，并且直到现在还在震动着很多人的心灵。

在20世纪40年代，语言决定论的观点由美国语言学家本雅明·李·沃尔夫（Benjiamin Lee Whorf）进行了普及。所谓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最强有力的形式声称语言决定思想。它同样暗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论点，即认为跨文化交流是不确定的（“翻译的不可能性”）。

在一篇从1940年以来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中，沃尔夫说：

我们把自然切碎，把它组织进概念之中，按照我们的方式赋予其意义，主要是因为我们支持按照这种方式安排它的协定——这种协定维系着我们整个的话语共同体，并编织在我们语言的模式之中。这个协定当然是潜在的、没有申明的，但它的条款是绝对强制性的⁽²¹⁾。

理解这个主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言提供了隐喻的宝藏和通过传统流传下来的“社会事实”，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需要援引这些，因此语言使我们的思想有了信息。这种观点至少从赫尔德的时代就开始传播了，他认为心灵是由小说构成的。它依赖于“年长于我”的语言的“先验历史”。从赫尔德开始，这个观点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索绪尔那里也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语言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角色暗示了如下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即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绝对确定的交流是无保证的。我在第二章指出，这是赫尔德的观点，他还进一步补充说，甚至同一个共同体的协定也不是稳固的，需要在实际中重新确认。

所以，上述形式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至少不是什么标题新闻。它是所有浪漫主义哲学的平凡之见。奇怪的是它的强纲领，它认为，就像沃尔夫在我们刚才引用的那段话里所说的，语言的“先验历史”是绝对强制性的。在这里，语言不仅仅是为思想提供信息——浪漫主义和索绪尔是这样认为的——而是实际上决定了思想。

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个观点的各种变形被用来作为意识形态武器。例如，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的序言中写道：“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毛主席在《小红书》（Little Red Book）中说：“正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思想。”毛主席在这个争论中被彻底忽略了，但我们决不能低估他对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影响。）⁽²²⁾在其他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语言决定论的先驱形式，例如，尼采断言，思想总是被控制在一定的语法功能范围之内⁽²³⁾。

文化-语言的决定论假说看起来十分极端并很难检验。当代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语言的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对此进行了有趣的批评⁽²⁴⁾。不过，问题看来是有争论的，而且不同的观点之间的激烈争论日趋白热化。我提到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复杂的环境网络的一部分，这整个的环境网络导向这样一种观念，即某种“形式”结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神话、语言、语法等等——疏远了那些浪漫主义认为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以个人的（但不是完全与文化无关的）方式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权利。

与这些语言和文化决定论的理论一起，有一种基于功能主义语义学的媒体理论由加拿大学者马舍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进行了详细阐发。在他那里，与“语言在说”或“结构在说”相似的观念以技术决定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与媒介有关。

麦克卢汉发明了著名的“媒介即是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观点。我们现在要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个体的“信息”是媒体结构中特定单元的任意的物理性表现。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那么“程序性内容”也是任意的。每一个单元仅仅是作为整个系统的一个功能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是媒介自身的救世主般信息的展现（而不是把它们，如MTV，视为一个连续的市场行为的人的信息）。

让我们看一下功能主义的让人惊讶的广泛方针还涵盖了哪些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