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现实的趋同在语言方面也有反映。马尔库塞认为，批判的思想方式是双面论域，即“是”与“应当是”、本质与表象、潜在性与现实性等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这种持久的张力变成了历史的张力。具体说来，“两个面相互对抗，现实带有它们两者的特征，而辩证概念揭露现实矛盾。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辩证思想终于把握了矛盾的历史特性及作为历史过程的中介作用过程。于是乎，思想的‘另一’面似乎就是历史的那一面——作为历史可能性的潜在性，作为历史事件的现实化”[192]。只有永远存在着这一矛盾，社会才不会静止，才会有不断的否定，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当前社会的语言体现了极权主义的思想，他把这种语言称为总体管制的语言。“在这些思维习惯的表现中，表象与实在、事实与原动力、实体与属性等等之间的张力趋于消失。自主性、发现、证明及批评的因素，退居到了选派、断言和仿效之后。巫术的、命令主义的及仪式的因素渗透于谈话与语言之中。谈话被剥夺了作为认识和认识评价过程阶段的中介。”[193]现在，双面论域消失了，语言的表现完全屈从于现实，语言失去了批判的一面，完全变成功能化的语言。
这种功能化的表现就是概念被语词同化。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概念代表着意义的发展，人们正是靠对概念的解释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概念是“理解事实因而超越事实的”，而语词则相反，“除了由语词在大众化和标准化用法中指定的内容以外别无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对某个概念多方面的意义和用法也进行分析，但却是按照现实的层面，即按照大众化和标准化进行考虑的：“语言哲学考虑现行意义和用法的多样性，考虑日常言论的力量和常识，但阻止对这种言论就说这种语言的社会所说的东西进行分析，再一次压抑了在这种论说和行动域中一直被压抑的东西。”[194]
许多概念原来不可调和，但在现实的作用下，却很和谐地联结在一起。如在“劳动者在追求谐调”之类的标题中，“劳动者”及“谐调”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概念。而在“豪华的无放射性尘埃掩蔽所”这样的广告词中，也没有任何逻辑和语言应当正确地把“豪华”和“无放射性尘埃”联结在一起。正是这种互相矛盾的概念，表现了现实超强的同化力，由此把语言构建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领域。“在把它的矛盾作为其真理的标志表示出来的时候，这个论域自我封闭，把任何不合自己语词限制的论域排斥出去。而且依靠它把所有其他语词同化为自己的语词的能力，揭示了把最大可能的容忍与最大可能的统一结合起来的前景。尽管这样，它的语言还是证实了这种统一的压抑特性。”各种矛盾尽管相互存在，但却能够和睦相处，在现实的压力下它们被统一在了一起。多面语言也由此变成了单面语言，“多面语言被转变成为单面语言，在单面语言中不同且相互抵触的意义不但相互渗透，而且保持分离、不安分的历史意义面，被堵住了嘴而平静下来”[195]。
如何能使概念被语词同化，方式之一便是重复，把某个概念与解释目标联结在一起，通过不断地重复，把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固定在接受者心中。最典型的就是广告。通过重复，不但使语词具有了催眠特性，也具有了假亲切色彩。“命题接受了挑动性命令形式——它们是唤起的而不是证明的，判断变成了规定，整个交流都有一种催眠特性。同时，它又染上了假亲切色彩——无尽重复的结果，也是巧妙管理的大众直接交流的结果。”[196]
方式之二是把拟人化的语言通过发达的通信表达出来。如它是“你的”国会议员，“你的”马路，“你”喜欢的杂货店，“你的报纸”，它带给了“你”，它请示“你”等。按照这种方式，“附加的、标准化的一般事物及性能都是‘专为你’而显现出来的”。这样，就使该语词与重复一样，也具有了亲切的色彩，容易使人们对此表示认同。因为“它对沾染性所有格的使用，使得个人似乎成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君主或企业的纯粹附属物或属性”[197]。
方式之三是对语词的节略。一些组织长长的名字被缩略成几个字母，如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SEATO（东南亚条约组织）、UN（联合国）。马尔库塞认为，缩略语大部分是合理的，但是缩写本身却“可能有助于压抑那些不合需要的问题”。如NATO模糊了北大西洋的地域界限，从而排除了对处于非大西洋区域的国家如希腊和土耳其的怀疑。UN抛弃了对“联合”的过分强调，SEATO抛弃了那些不属于它的东南亚国家。经过这样的缩略，其中的部分意义被削去了，这些意义本身带有固定的含义，具有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尔库塞说：“缩写意味着，也只意味着哪一个以这样一种使超越内涵被削去的方式成为习惯。意义是固定的、掺有杂质的、修正过的，一旦它成了官方用语，在一般用法中无尽重复并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它就失去了全部认识价值、纯粹用来确认毋庸置疑的事实。”[198]
功能化语言的结果，使语言屈服于当前的事实，排斥了对事实背后动因的认识，它“充当了协调和服从的工具”，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反批判和反辩证法语言”。它是一种反历史的语言，没有给历史理智留下多少空间。相反，通过这种功能化的语言，许多旧的历史概念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赋予了这种概念以现实的意义，从而使该概念符合当局者的利益。马尔库塞说：“如果官僚政权统治规定着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法西斯政权正作为自由世界的伙伴发挥作用，如果启蒙资本主义的福利规划通过把它贴上‘社会主义’这个标签而成功地使之归于失败，如果民主的基础被和谐而民主地消解，那么，旧的历史概念便由于最新的操作新规定而变得无效。”[199]
总之，语言已经变成了一种单面语言、一种功能化语言，为当前的统治利益服务。它变成了一种控制工具。“它要求的不是服从，而是选择，不是屈服，而是自由的地方也是这样。”[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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