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化的语言角色

自从有了人，有了人的意识，有了人化的语言，整个世界就沦为语言的世界，人也成为语言的人。当我们以语言为中心，联系语义场、语言行为“关系”和语言的自我疏离性来看人及其此在化的生存和生活，原来人在这种疏离状态的交织和网络中，由观念上的主体沦落为感性实在的语言角色。作为语言的角色，在情人面前，我们为“爱”的语言所充斥，并为“爱”的语言而表现得死去活来；而我们所爱的对方，往往也同样地如法炮制，在“爱”的语言中沉醉的同时，以“爱”的热烈语言来放倒对方。而实际的情况或许是双方都不那么“热爱”于对方，双方之所以要用“爱”的语言放倒对方，是因为对方激发起了自己的占有欲望与激情，“爱”的语言的热烈制造，不过是成为释放这种占有欲望与激情的渠道和方式而已。我们作为语言角色，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流氓、强盗，但在公开场合，在那些神圣的会议和集会中，却热情洋溢地大谈为公，大谈利他，大谈“主义”和奋斗、建设和改革。语言的角色把语言的我与本质的我完全区分开来，以至本质的我正在男盗女娼，而语言的我正在表演圣人的伟大和革命的光荣。毫无疑问，作为语言角色，刽子手的刀上闪烁着“和平”、“民主”、“正义”的光芒，专制主义者的演说中全是法制和自由，在压迫者的手风琴上弹得最出色的是消灭贫困、帮人解放、助人当家作主人……在群化的生存历史和生活现实中，人的全部行为都被语言角色化了。试想想，在那种种非语词化的语言行为中，哪个人又不是力求掩饰自己、遮蔽自我呢？我们对服饰的精心选择，我们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在出门前梳理、装扮自己，我戴这种表而不戴那种表，我们买冰箱、彩电、洗衣机、装演居室和门面，我们抽大中华而不抽红塔山，喝五粮液、茅台而不是老白干，我们花钱买一个茅台酒瓶子放在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如此等等无声的或有声的语言行为都是我们在具体的生存行为中把自己加以角色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是我们在实际的生存进程中本能地疏离自己的体现。

客观地看，人存在于语言之中，人使自己获得其生存敞开的基本手段和方式是语言，人的生活始终是语言化的，因而，语言无时不在把人角色化。而角色化了的人，既在本能的层面上，也在意识的层面上，最大限度地遮蔽了自己，隐藏了自己。不妨看看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家庭里，客厅的组合式里总留下“书架”，并总又名副其实地装上了书，这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表达了主人的爱学问，或者至少说主人对学问和知识的敬重。然而，这些给“书架”留下一个现代化的或者说豪华的空间的家庭，或许本身就是文盲，或者根本就是反文化者，或者从根本上讨厌书，仇恨书，但他们却必须以“书”为道具来作为装点，否则，就丧失了现代生活的味道。也许他或他们恰恰相反。另一种情况是，我们不少的文人或非文人家里，或者黑厚黑厚的官吏和暴发的土财主家里，他们更为现代化的豪华居室的四周张悬书画条幅，或诗或词，或歌或赋，都可谓书香四溢，满室生辉，什么“虚静”、“致远”，什么“飘逸”，渲染出一幅超凡脱俗的“神仙态”。其实，在这些“神仙”的背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躁动着利禄功名的疯狂。由此可以看出，人的语言的角色化，这是人的基本生存特性，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的基本表征。人的语言角色化是社会化的人类的基本生存现象，凡人都是语言角色，凡人的行为都是语言角色化的。在人化的生存运动中，我们是很难见“真人”的，这即是人类智者一再警告人类“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根本原因。在语言角色化的人面前，在本来就意识地遮蔽和隐匿自己、并从而使自己不露“真人”甚至不知“真人”为人可物的生存状态中，武断地用某种外在的标准去判决人是好是坏、是优是劣、是先进是落后、是革命是反动，这本身就是对人的最大谬误，因为这些标签本身就是角色化的，而这些贴标签的人同样并且首先是语言角色，他们本身就隐瞒了自己，因而他所标签的人也是隐瞒了的别人。

从根本上讲，对于任何人，不管他持守什么样的信念、信仰或意识形态内容，作为一个具体的境遇化的人，一旦沦为语言角色，他就具备了自我修饰的能力，获得了自我修饰的品格。所谓自我修饰，就是把本来的自我，把最为深沉和真实的行为动机和目标隐瞒起来。农村曾流传着“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茶泡饭”的俗语，这一俗语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和真理：人是天生丽质的，上苍创造每一个生命，都赋予了美。这是好看之本原。好看之所以是素打扮，是因为其本身就够看，就耐看，因此，她不需涂脂抹粉反而是楚楚动人；相反，涂脂抹粉浓妆重彩者，总是认为自己不美(或认为自己不够十分美)，因此，“打扮”变成了掩盖、隐瞒自我缺陷(不美)的行为。而清茶粗饭乃食之本来，但我们之不以此为“好食”，恰恰是因为我们在追求奢侈的同时，掩盖了作为人对“食”的贪婪之欲。这一事实赋予我们一副全新的视野：凡是刻意修饰自己和刻意自我宣扬、自我粉饰的行为，其实都是在企图掩盖自己的行为，个体的人是如此，利益化的群体生存更是如此。

语言角色总是附丽于感性生动的生命个体的，因此语言角色总是个体化和个性化的。不同的生命个体，其语言角色的特征也迥然有别。但不管怎样，人之从清高自恃的观念主体沦为实在的语言角色，都现实地要指向于对他人(或它物)的求交流。为着交流，人必须角色化，而在不同的语言行为领域，交流对象(情境)和交流的内容(话题)发生着变化，因而人也就必须因此而改变自我角色。如果不改，那么你作为既定的语言角色，必须要有改变这一语言行为领域的性质和内容的能力，否则，你将被那个语言行为领域所吞没，这就是真正的、充满良知和社会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在一个恶德充斥的社会里当官，并且在这种恶德化的社会环境里一定当不好官的原因。因为在“为政”这一语言行为领域中，“官”当得好与坏最为紧要的能力是看你是否具有自如的语言角色转换能力。然而，一旦你具备很强的语言角色转换能力，你也就被恶德化了，而沦为一个完全异己于自己的具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