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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者的心理需求

时间:2022-03-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3.1.3 语言使用者的心理需求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趋近于社会心理。人们喜欢这类事物,或者趋向于这种方式等,因此人们使用这些词语,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是新词语词群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能够得到大众认同,从而以类推的形式得以广泛使用。汉民族的这种传统思维和心理习惯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汉语。

3.1.3 语言使用者的心理需求

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思想观念的变化对词语的产生有一定影响。“由于人的语言能力和言语能力受到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人际言语要在特定的社会心理环境中进行,因此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话语信息的传递都要依赖于社会心理环境。所以结合社会心理环境研究语言和言语,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特点。”(王德春等,1995:2)社会心理指的是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直接受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是大众流行的普遍心态。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的心理,即群体和社会中人们共同的心理;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影响和制约下的个人心理。社会心理可以说是一个综合体,既是民族文化、传统习惯的积淀,又是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的综合。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趋近于社会心理。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反映,人的社会心理变化必然对语言产生影响。人的社会心理是错综复杂的,导致新词语词群产生的原因也是多层面的。

2007年教育部发布了171条新词语,我们通过对这171条新词语的分析认为,新词语之所以能够被群众所使用,与人们的心理迎合有关。如:韩流、哈韩、哈日等;同时通过一些新词语传达出背离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断背、擒人节、灰色技能、抱抱团、晒工资等。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加重视自由和自我,一些新词语也体现出了这种心态,如自由行、乐活族、新新人类、半糖夫妻、丁克家庭等。人们喜欢这类事物,或者趋向于这种方式等,因此人们使用这些词语,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是新词语词群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171条新词语中不乏新词群的出现,如果说单个新词语的出现还具有某种偶然性,或许与大众心理无关,而可能只迎合少数或一部分人的心理需求,那么171条新词语中以系列形式出现的新词群则呈现出某种必然性,也就是说构成这个新词语词群的共同词素或词必然与大众心理形成了某种契合,人们才会使用这个共同词素或词不断构成新词,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很明显,这些词语符合人们的某种心理基础或思维方式。因此能够得到大众认同,从而以类推的形式得以广泛使用。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大众心理需求对于新词群产生的影响:

1)趋同心理

汉民族自古尊崇儒家思想,《中庸》有言“君子为道也,不远人”,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意即不排斥他人,趋同、从众。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受群体的导向影响,而朝着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就是趋同。英国语言学家简•爱切生(Jean Aitchison)(1997:35)认为:“语言变化像传染病一样传染开来,因为人们有使自己的说话方式跟周围的人说话习惯一致起来的倾向。人们并不想传染疾病,但是他们却想跟他们正在模仿的人讲话一样,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性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正是由于趋同的心理动因,新词语词群的形式和意义才得以传播并且为大众所接受。

例如“黑客、骇客、红客、闪客”这一组词,“黑客、骇客、奇客”是音译外来词,“黑客(hacker)”指通过信息网络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的人;“骇客(cracker)”是利用技术手段进入权限以外的计算机系统并非法盗取资料的人,与“黑客”相比更具有破坏性。翻译过程中“-er”译为“客”,是意译的结果,体现了汉语本身的构词特点。“红客”是指标榜自己正义,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富有政治色彩的黑客。“闪客”的狭义即“flash”制作者。“闪”取自“flash(闪光、闪烁)”以及动画所具有的特点,“客”则标明了词语的语义类型,并使其成为“客”一族的成员。并且汉语中本身就存在“说客、政客、刺客、剑客、侠客、刀客”等一系列词语,在心理上就有认同感(唐希戈,2002)。由于新词语总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产生的,只要它符合人们审美习惯和心理,一旦使用就可能被他人模仿以至于流行开来,经过长期反复的运作,逐渐固定下来,过渡到语言功能系统中,达到更高层面的趋同(夏丽虹,1999)。

向明友(2002:309)的新经济原则中的从众原则认为:从众心理对人类的语用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为了实现语用行为中的言语效用最大化,交际者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从众准则,即必须遵守语言社团内大多数成员都共同遵守的长幼、尊卑、真假、善恶、美丑等社会文化方面的道德、信念及价值观规则,法律、法规及公约等社会组织规则以及语言工具的结构规则。语言社团犹如一张集结社团成员的大网,社团的每位成员都在网上有个给定的位置。当他们要进行语言游戏(即言语交际)时,各自都必须以从众准则为规范,针对不同的伙伴,决定自己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如果要说,该说多少。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从众原则的重要性,在社会组织规则和语言结构规则趋同从众的前提下,发话人的言语投入与受话人的言语需求保持平衡,言语的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交际效果才能得到较好的实现。

2)求简心理

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简、求实的传统。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周易》就总结了这样的观点:“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汉民族的这种传统思维和心理习惯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汉语。汉语从语音、词汇至语法都显示出一种简便省力而协调一致的特色(沈晓静,1999)。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Martinet)提出的“语言经济原则”,指出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是“语言经济原则”,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归结为人们的交际、表达的需要和人们在生理上(体力上)、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促使人们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语言单位,而人们的惰性则要求尽量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这两方面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果,使语言处在经常发展的状态之中(冯志伟,1987:135)。也就是说,在确保达到交际效果的前提下,人们总希望用固定、有限的形式来表义。信息发出者省力,易于信息接受者理解,能够“效用最大化”地达到交际效果。

例如新词语中出现的“嫂”词群现象,最早出现“军嫂”一词,“嫂”本身具有“女性、已婚、年长、亲属”等词汇意义,受汉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又赋予了“嫂”一些附加的感情色彩,如“持家、耐劳、奉献”等品质。“军嫂”这一称谓语就表示出对军人妻子的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精神的敬意。这一意义得到认同之后,类推造出了“警嫂”一词。由于“嫂”的意义的扩大,以及其他词,如“空姐、吧姐”等在语义场内的影响,出现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已有“空嫂、的嫂、乘嫂、商嫂、纺嫂、地嫂、邮嫂、险嫂”等称法,这时的“嫂”意义已经不同,失去了本身所包含的辈份、亲属、血缘或姻亲、长幼等意义,由亲属称谓变成了指称从事某一行业或具有某一共同特点的人的集合名词。

军嫂 警嫂——被称谓者丈夫的职业+嫂

空嫂 的嫂——被称谓者自身的职业+嫂

空姐 的姐——被称谓者自身的职业+姐

“警嫂”的意义是警察的妻子,“空嫂”的意义为已婚的客机女乘务员,在类推的作用下,“嫂”的意义变化了,但是人们仍然愿意使用同一词素表示两种不同的意义,这也是求简心理作用的结果。

现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交换非常频繁,这就要求语言载体尽可能的经济,用最简省的符号表示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使得对语言的求简心理表现的更为强烈,一个集中的体现就是缩略类推词群的出现,如“经援、法援、粮援”,“智商、情商、财商、意商、健商”。这种类推缩略既形式简单,又表义明确,较好地体现了经济原则,也体现了人们的求简心理。例如人们选择用“零库存”而不选用具有同一内容的句子“为了不造成商品积压或滞留的经营方式,并不指商品脱销,没有存货”;同样用“零换乘”指乘客不用长距离行走就可换乘多种交通工具(如火车、地铁、公交、出租车等);用“零上报”指没有经营收入也应上报的制度。可见“X”族词语正符合汉族人们遣词造句尽可能经济简练的语用原则。

同一语义内容如果能用多种语言形式表达,人们往往趋向于选择简单的形式。词群结构简洁,形式相对固定,语义内涵丰富,同一共同词素往往可以表达几种意义类型,仅用有限的造词材料使词语的信息得到表达,符合人们的求简心理。

3)向和心理

“和”是中国审美文化的精神,是儒家价值观的终极目标(李凯,2002)。向和,即追求和谐有序。《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各就其位,以达到协调统一是汉民族的传统思维观念。汉语新词语词群形式一致,意义相联,深合汉民族追求统一、和谐有序的哲学思想。儒家思想推崇“和而不同”,既与它事物相协调,又保持自身的特性。这与新词语词群也有内在的一致性,词群中部分词素不变,作为词语的核心部分以明确语义,部分词素变动,形成新词来适应社会发展和交际的需要。如此,同中蕴含不同,不同中又有相同之处。

汉语新词语词群在语义上可分为对义词群和类义词群,在造词过程中都体现了人们的“向和”心理。如高调-低调、刚性-柔性、买点-卖点、廉内助-贪内助、朝阳产业-夕阳产业等词语的成对出现,都体现了对偶和谐的审美要求。系列类义词群的出现也体现了和谐统一、序列井然,如,看点-亮点-视点;高端-中端-低端;禁放-禁赛-禁鸣-禁渔;软广告-软环境-软资源-软着陆-软指标;硬广告-硬环境-硬资源-硬着陆-硬指标等等,这些词群出现呈现序列性、层次性,给人以和谐的美感。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人与事物美是同形同构的,人的内心心理结构同外在事物的形式结构是和谐统一的(钱冠连,1993:49)。当人们体验到富于对称和和谐的美感的词语形式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

这种“向和”的心理需求还体现在语义系统上,词群的语义体系也呈现出均衡对称与和谐美感,同时也表明语言体系内部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如“淡出”和“淡入”是一对表示摄影手法的术语。“淡出”引申为“从某一范围逐渐推出的意义”,与之相应“淡入”也被引申为“逐渐进入某一范围”的意义。又如“并轨、接轨、转轨”,“输血、换血、造血”等词群中词义都由一个词义发生了引申,其他词义也随之发生了引申。因此,在同一词群内部的语义发展方面,也存在和谐统一的发展趋势。

以上我们所论述的“趋同”、“求简”、“向和”的心理需求,都与汉民族的几千年来的传统思维密切相关,因而这几个方面也是相通的,“从众、经济、和谐”表面看似无关,在汉语新词语词群这一主旨的统摄下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三个方面也是汉语体系内部类推机制存在的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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