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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可行性

时间:2022-03-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再次,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生产关系为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最后,国民教育与公民自身素质的显著提高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保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是落后,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阵营。
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可行性_变迁社会中的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关于山东省平陵村的个案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在那个时候,国家的生产水平仅仅勉强保证人们的温饱问题,国家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来进行社会保障,更不可能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投入。自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经济的基本形势已经由产品短缺过渡到产能过剩。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积累和创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这就为我们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发展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奠定了基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具备改善农村你弱势群体生活状况所需要的充分条件。具体说来,这些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为改善农村养老问题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国传统的“仁孝”文化为我们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扩大对他们的支持力度创造了一个适宜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

再次,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生产关系为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最后,国民教育与公民自身素质的显著提高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保证。接下来,我们就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

一、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物质基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从1978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发展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关键性跨越。改革开放实现了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东西的梯次展开,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数量从世界第十跃居世界第四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为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列第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是落后,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阵营。在1979年至2007年这近30年的时间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8%,大大高于同期间世界平均的增长水平。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我国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0821亿美元,相当于德国的99.5%、日本的74.9%,美国的23.7%。

(二)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200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1978年的10倍。与此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逐步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1978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2007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实现了从短缺到充足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我国的仅1.67亿美元,伴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经常项目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在2006年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并位居世界第一。到2007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2]

(三)贸易出口额位列世界第三

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由1978年的世界第29位一跃成为2007年的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的规模比较小,197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引进外资的规模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说是我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的30年,2007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7亿美元比1978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100多倍,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使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对外贸易大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有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4.9%。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额度显著增加,初级产品的进口额比重出现下降。利用外资的规模逐渐扩大,1979年至200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资金7602亿美元,对外投资也逐渐从无到有,发展迅速。

(四)逐步确立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资料显示,从1995年至2000年,我国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9.3%,超过工业化国家6.1个百分点,超过发展中国家4.2个百分点。按照200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

按照国际工业标准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其中,烟草类的比重为49.8%,纺织品的比重为29.2%,衣服、皮毛类的比重为24.7%,皮革、皮制品、鞋类的比重为33.4%,碱性金属的比重为23.8%,电力装备的比重为28.2%,其他交通工具占34.1%,有15个大类位居世界前三位。

(五)能源自给率达到90%,发电装机容量增长迅速

能源供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国计民生,也关系到国家的基本安全。因此,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增加国家的能源供给。30年来,通过不断扩大对能源建设的资金投入,我国能源生产能力大大增强。“2007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3.5亿吨标准煤,比1978年增长2.8倍,年均增长率为4.7%,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家,仅次于美国,能源自给率达到90%。2007年末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为7.18亿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长率为9.1%。2007年发电量达32816亿千瓦时,比1978年增长11.8倍,年均增长率为9.2%。与此同时,可再生资源开发效果明显,水电、风电、核电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有1978年的3.1%提高到2007年的8.2%。”[3]

从我国取得的以上重大经济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已经具备解决农村养问题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对农村的扶贫开力度,扩大对弱势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提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程。

二、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精神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孝”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在我们一个礼仪之邦的发展过程中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古语云:“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在语源学意义上,孝的基本含义是敬老养老、事亲善行。《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合成的一个会意字。后来,“孝”的古字形和善事父母之义吻合,孝就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据史料记载,孝观念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4] 人类家庭血缘关系、社会政治伦理关系都存在着一个历史的进程。孝观念是伴随着父系制家庭以及父子关系的明确而产生的。孝作为一种伦理观念正式形成于西周时代,在“敬天明德”思想的指导下,孝成为西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伦理价值观念。孝最初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孝的初始含义一是尊祖敬宗,在周代至春秋时期,其主要含义是尊祖,并且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孝的初始含义二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是出于生命崇拜。春秋至战国之际,孝由其初始含义向善事父母转变,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意识、家庭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中国古代孝道有许多安老、养老、敬老的思想和实施方法。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使“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甚至唯一内容。孔子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安老”是孔子的重要社会思想。孔子的孝论不仅包括孝养,还包括敬亲,它强调的是一种根源于血缘关系的自然亲情。《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安老”思想。首先,他把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从人的本性上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中国传统孝道中许多养老、敬老的思想和措施,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社会理想,但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思想文化传统。

孝文化在中国的传承,塑造了我们中华儿女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人格特质,再加上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运动深入人心,这就为我们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加快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增加对老年人福利事业的转移支付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精神文化氛围和意识形态基础。

三、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制度保证

新中国成立初,在“一大二公”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中,作为公有制主体形式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都保持在8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几乎处于被消灭的状态。总起来说,这种单一的所有制经济形式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立足国情,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总的说来,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特点是: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在国名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并且发展迅速。“从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来看,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77.63%降至1980年的76%,接着又降至为1985年的64%,再降至1998年的28.5%,1999年的28.2%.集体工业则由1978年的22.37%升至1980年的23.5%,又上升至1985年的32.1%,再上升至1998年的40.4%;非公有制企业总产值则有1980年的不足0.5%上升至1985年的3%,再上升至1998年的30.8%;相应地结果是,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1978年的22.4%上升至1999年的71.8%。”[5]

虽然以上的数据表明,在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公有制比重的下降不代表公有制经济的主导能力不强。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公有制经济始终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所谓公有制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简单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第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不是体现在数量上是否优势。控制力主要表现为,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总之,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公有制的指导地位,为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扩大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四、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人力资源保证

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逐渐扩大,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进入21世纪后,高等教育逐渐有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增长进一步加快,高校培养的各类人才呈现出一种供大于求的趋势。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十分巨大。下图是从2001年至2013年这13年高等院校招生数量的条形图。[6]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培养的各类后备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这些大量的后备人才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人才市场面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服务产业,特别是养老产业,在农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对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支出、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会增加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众所周知,服务业是吸收劳动力的一个重要产业。如果我们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就会把这些大量的后备人才吸收到第三产业之中,就会化解我国当前人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使人力资源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实现有效对接。从消极的一方面看,我们会看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但是,从积极的一方面看,我们看到的是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为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人力资源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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