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着民主价值观的美国社会文化

第一节　浸润着民主价值观的美国社会文化

在探讨美国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经营与美国民主价值观传播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跨国公司有无国别性或民族性的问题。因为如果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失去了其国别性，其企业文化也随之丧失了国民特性或民族特性，若是这样，其在全球的企业文化经营则不存在着向东道国传播母国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反之亦然。在跨国公司国别性或民族性问题上，自由派和激进派都认为世界政治经济正在全球化，大型跨国公司正逐渐失去其民族性，从而在基本的战略和运作上趋于一致。极端全球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前研一认为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已改变了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公司逐渐抛弃民族认同感，真正变为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1]国家中心论者则认为跨国公司实质上是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的各国公司。这些公司密切地和最终地依附于各自的母国。如保罗·多里默斯及其同事在他们的优秀著作《全球公司的神话》中指出的，每家跨国公司都是其国内总部的独特产物，反映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念。^[2]理查德·杨格斯甚至认为“母国的体制特征限定了不同投资者认识东道国体制环境的重要性的方式”。^[3]本书认同国家中心论者的观点。因为证据很少显示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呈现如自由派和激进派所谓的趋同现象。相反，位于各国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各自内部治理、长期的金融结构、研发（R＆D）战略、海外投资和内部贸易战略方面各不相同。恒久不变的国家制度和鲜明的意识形态传统似乎在塑造和引导着公司决策^[4]。见表5‐1

表5‐1　美国、德国与日本的跨国公司结构与战略比较

资料来源：Louis W.Pauly and Simon Reich，National structure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behav‐ior：enduring differenc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23.

表5‐1显示：深藏在经久不变的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背后的国家特性，直接影响到公司治理及其长远的融资战略。^[5]由于美、德、日三国历史传统和国内制度的差异，以三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融资、研发等战略上各不相同。美国跨国公司较之德、日跨国公司对风险具有更高程度的忍耐性、更低程度的规避不确定性的倾向，因而更不惧竞争。这与美国制度和文化鼓励开放、提倡多元竞争、不惧冒险的特性不无关系。美国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内部贸易、公司治理和公司融资方面所显示出的开放性、竞争性、约束性和多样性，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美国民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特征。本节以麦当劳为例，从公司文化经营的角度探讨美国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中所蕴含的美国民主价值观，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又是如何通过企业文化经营将这些民主价值观向第三世界东道国传播的。

文化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含义。本文无意卷入学界关于文化内涵界定的争论。一般而言，文化可分为广义的指涉和狭义的指涉。广义的文化意指人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和观念或经济、政治和思想资源等，综合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狭义的文化则指人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性的成果，其要素包括：（1）认知体系：指的是认识论和知识体系，由感知、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信仰、宗教、艺术、伦理道德、审美观念以及其他具体科学等构成，其中世界观和价值观最为重要，是认知体系的核心；（2）规范体系：规范是社会规范，即人们行为的准则，包括明文规定的准则（如风俗习惯、规范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3）语言文字：人们只有借助于语言文字才能沟通，只有沟通和相互活动才能创造文化。本书所讲的文化主要指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但有时也指涉广义的文化，即“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6]

一国公司文化往往是其社会文化的反映。因为公司是社会的产物。公司生存在社会中，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和机构。在现代工业社会，“大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代表性机构，公司生活的要求和美国社会基本信仰与承诺之间的冲突终将使人民对政府和社会的忠诚破灭”。^[7]公司文化作为公司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载体，必然体现着其所在社会的文化的特征，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演变，都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公司文化是社会文化的表现和升华。^[8]当我们透视一个国家公司文化的时候，不能离开该公司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美国公司文化是植根于美国文明和美国社会文化土壤中的，因此，美国公司文化即美国文明和社会文化的映射，是美国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升华。在现实中，美国社会文化确实对美国公司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公司文化折射出受美国社会文化影响的痕迹。所以，当我们从公司文化的视角分析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关系时，不能不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在其经营和管理中所体现的美国社会文化因素。

关于美国社会文化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概括。如台湾有学者认为美国社会文化精神包含：第一，个人主义精神，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个人权利；强调个人成就和个性至上的精神。第二，创新精神；第三，勤奋工作和冒险精神；第四，物质追求与实用主义；第五，道德关心和人道主义；第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9]

又有学者认为美国社会文化内容包含：第一，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主导文化，它强调个人既受法律保护，又受法律约束的自由，尤其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平民主义文化的核心强调个人利益至高无上、人身自由、个性自由和行动自由；强调机会均等的公平理念，正是在平民主义的框架内，“美国人倾向于让任何一家机构都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这种权力的集中是在政府内还是在政府外”。^[10]第二，分权思想和联邦主义文化。美国独立运动的先贤和建国者广泛接受洛克，特别是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并将之作为美国建国的政治理论基础和文化理念。分权思想进一步扩展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上，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联邦主义文化。第三，成功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冲突文化。美国人一方面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一方面接受了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道德文化。第四，企业和政府间对立的文化。美国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庞大的竞选开支将自己置于企业的对立面。^[11]

“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则认为美国人民一致接受了美国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尽管在实现这些基本承诺和信仰的具体方法上无法形成共识。这些基本承诺和信仰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十分崇尚个性。由此，（1）它作出了公平的承诺，就是我们常说的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机会；（2）同时，它也承诺个人有权开创“美好的生活”，也许更确切的说法是保障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利。虽然其他国家也崇尚个性的发展，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像美国这样强调个性，也没有一个社会的承诺和信仰能如此集中地体现对个性的追求。但美国和西方现代国家——至少是西方的新教传统的国家都试图在社会、经济领域实现它的信仰和承诺。美国《财富》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占压倒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被访者把自己归为“中产阶级”，这反映了美国人民对其社会原则的信仰和他们实现这种原则的信心。^[12]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盎格鲁—新教文化。他认为“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至18世纪的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工作道德，英语，英国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以及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和音乐传统。在这一文化的基础之上，定居者们于18至19世纪建立了‘美国信念’，其原则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则被同化于这一文化之中，又对它有所贡献和修订，但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根本变化”^[13]。应该说，塞缪尔·亨廷顿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他将美国文化概括为表征“美国特性”的“美国信念”，由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五项原则组成，这五项原则实际上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基本要素的高度概括。而且，亨廷顿从追溯美国殖民地时期和建国时期的传统出发来推导出“美国信念”，其定义文化的思路显然是科学的。因为任何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传统，一种历史定型的价值取向。但亨廷顿缺少从文献上对“美国信念”进行阐述。本书认为美国社会文化大体由三个部分组成：清教主义、自然权利和分权思想，以及实用主义，这三个部分早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和建国时期定型，且都包含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

第一，清教主义。美国学者亨廷顿实际上认为宗教是界定文化的主要特征。^[14]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也强调“民主的概念是从一种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15]清教徒赖以建立新社会的《五月花号公约》体现出一种契约精神，“这种契约精神实际上是把清教徒在上帝面前的契约式的承诺变成了一种世俗的义务。它体现在政治思想中就是政府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16]因此，清教主义的契约精神奠定了美国民主原则的基础。清教主义赋予了美国文化的商业精神，从商业精神中衍生出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赢利赚钱被视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的手段。从商业精神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冒险主义和开拓欲望逐渐成为美国人的民族特征。赋予这种商业精神以美国特色的是‘清教主义’。清教主义颂扬勤奋和生活节俭，认为通过经商致富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17]它强调要成为上帝的选民，个人必须为物质成就而勤劳节俭地工作。这样，清教主义将个人奋斗确定为美国社会人人追求的楷模。清教主义还强调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同上帝使我们自立的那种自由一样，只能是人与上帝立约范围内的任意行动”。^[18]清教徒的平等观念是“在上帝面前，一切人都被视为罪人，任何人都不比别人更有价值，唯有上帝的选民才能获得拯救”。这种新教教义的平等观迁移到世俗方面就是“个人如果得不到平等合理的机会，也就不可能享有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利；个人享有自尊的同时必然也能得到平等的机会”。^[19]美国虽然是个实行政教分离、把信仰自由写进了宪法的国家，但在其诸多宗教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基督教。体现美国民主政体和共和理想的联邦宪法，很多基本原则都是出自《圣经》中的信条。比如《圣经》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个人财产、个人人权、个人自由、民族使命感等有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信条，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和立国文本中，的确都有着“登峰造极”的表达。所以美国素有“圣经共和国”的称号。^[20]

第二，自然权利和分权思想。洛克、孟德斯鸠等欧洲政治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和分权思想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源头。托马斯·潘恩在政治学名著《常识》（1776）、《人权论》中肯定了“所有的人生来是平等的，并且有平等的天赋权利”的基本原则。^[21]为了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潘恩倡议把代议制与民主共和制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简单民主制”概念。^[22]从天赋人权的观点出发，潘恩还论证了人民主权思想，认为“推翻封建暴君，反对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是人民的自然权利”。^[23]杰弗逊的自然权利思想同样构成了以人性自由为前提的美国民主思想的基础。像洛克一样，杰弗逊认为人不仅有道德观而且还有理性，所以人有学习和懂得事理的能力。为了发挥人的这种能力，杰弗逊特别强调教育对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是民主的保证。要成功地推行民主，就必须让民众广泛地接受教育。教育不仅能造就那些将来服务于民众的领袖人物，而且还能让民众懂得如何识别专制的伪装而彻底打败它。不仅如此，教育还能够让人们懂得，“他们实现最大的幸福不能依赖机遇所决定的生活和条件，而是他们健全的良知、身体、职业和正当追求的自由所决定的”^[24]，亦即教育有利于实现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杰弗逊的自然权利思想中，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密切相连，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追求幸福。因此，杰弗逊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和专制，更加强调思想自由。认为自由是个人实现幸福生活的正确途径。像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科顿一样，杰弗逊认为所有掌权的人都有一种滥用权力的自然倾向。杰弗逊在1789年起草的《肯塔基决议案》中指出：“完全相信那些我们选择的人来保护我们的权利，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完全的信任只能带来专制。自由的政府总是建立在猜疑而不是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正是有限的宪法所根据的这种猜疑，可以约束我们所托付权利的人。”^[25]在肯定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前提之后，杰弗逊提出宪法应对各层官员的权力范围作出严格的限定。政府的各个部门必须始终有一种监督的制度，使那些行使权利的人受到另一些行使权利的人的监督，权力的相互监督才能保护、维持民众的自由。他还提出要增加一项权利法案，以防止人民自由的权利受到任何怀疑。可见，杰弗逊自然权利思想的核心总是围绕着对个人自由权利的维护，而且人民自己才是他们权利的最好的维护者。杰弗逊虽然强调政府应建立在多数统治的基础上，但他并不相信多数的意见就一定正确，他只相信多数的意见比少数的意见具有更多的正确性。因此，多数人即使依照宪法的程序行事，也不能伤害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杰弗逊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主张权力相互监督的思想与麦迪逊的分权思想是一致的。三权分立的原则经过麦迪逊的阐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麦迪逊首先肯定权力分立的目的在于防止暴政^[26]。虽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无法截然分开，但是为了“以野心对抗野心”的目的，必须把三种权力作必要的“基本区分”，同时还要使各种权力之间有适当的混合（blending）和重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相互制衡。这样，麦迪逊将理论层面的权力分立上升为政治技术层面中的“相互制衡”，从而使美国政治架构的布局及运作具有可操作性。总之，麦迪逊以一种“分而不绝”、“既分又合”和“相互制衡”的弹性理念重新诠释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不仅使任何一方权力的行使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为原来常为人所忽略的司法部门，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7]

第三，实用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和社会向善精神”的培根式人物富兰克林最早阐述了实用主义精神的实质。他认为实用的知识可以提高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装饰性的知识只能助长人们的奢侈和享乐。在他看来，“美国需要的是实践行动，是旧世界所不认识的首创精神和事业心。奢侈的滋味固然不错，但在美国，更需要的是让人们懂得功利主义的美德和怎样才能致富”。^[28]实用主义虽然把个人看作社会中的人，认为人应当对社会保持忠诚，但它同时也强调维护个人尊严、各执己见和各行其是的权利，认为这样才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调整和保持既矛盾又合法的利益之间的有效关系。美国实用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约翰·杜威对实用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作了最为经典的阐述。一方面，他认为民主的社会为在个人自由和社会需求之间确立较好的平衡关系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们能够觉察一切有关社会伦理的事情，并希望与他人交往。在这个前提下，民主提供了让社会为个人服务的最好机会。因为民主本身是一个开放体系，它具有弹性，抵制封闭，并且有接受能力。所以，具有民主思想的人都广泛追求实用性，能随时接受新事务，并努力使生活增加尽可能多的新内容。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杜威认为人们可以利用暂时的真理来促进民主的不断进步。民主及其他各种“世界历史上同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本质可塑性的证明”。^[29]让处于可塑时期的儿童吸收和重复别人的思想，还不如帮助他们形成独立判断的习惯和培养他们的首创精神。因为儿童能够创造性地学习、思考和发现这一事实，就是可塑性最重要的价值，也是通往更高程度民主的途径。可见，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包含着人的创新实践活动能够推动民主的进步，提高民主的水平。实用主义的伦理观也鼓励人们以批判的态度去分析传统观念在思想意识上所确定的各种固定的视角和统一的标准。实用主义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思想精辟，而是思想开放和没有负担”。^[30]这种思想的开放导致的是各种思想或“真理”之间的竞争。实用主义精神带来的结果就是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学者们之间那种学院式的智力竞赛，还是欧洲艺术家和预言家们的热烈争论，都不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更有价值。“对真理的最佳考验，就是看它能否在市场竞争中成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31]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文化包含清教主义、自然权利与分权思想以及实用主义。这些社会文化又蕴含着美式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分权等价值观灵魂。美国跨国公司文化不可避免地反映美国社会文化，并在其海外经营中传播美式民主价值观。下面以麦当劳为例论证美国跨国公司如何在其企业文化经营中向东道国传播美式民主价值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