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画荧屏配额政策所延续的争论

第一节　中国动画荧屏配额政策所延续的争论

根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的“西洋戏”,是我国第一次的电影放映。^[1]可以说从那时起,国人对外国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自活动影片输入我国,其感动社会至深至巨,久维有识者所共认,维是各片制自他邦,与我国风俗人情完全不合,利权外溢,尤可疾心。”可见,早在清朝末期就有国人对当时外国电影的放映产生了忧虑,所谓“利权外溢”便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洋戏”既从国人的口袋里拿走了钱,又让我们逐渐失去了文化话语权的状况。

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政府控制了全国电影发行与放映市场,成立于1943年的“中央电影服务处”执行“发行统一”的政策,即国内所有上映的影片都必须经过它的手来安排给各个院线。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四年里,从上海进口的美国影片(包括长片、短片)共1896部。在上海首轮影院放映的美国长故事片1083部,主要都是美国八大电影公司出品的作品。拿1946年上海首轮影院公映的383部长片来说,中国影片仅有13部,美国片多达352部,英国电影15部,苏联电影3部。^[2]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配合意识形态的牢牢把控,在引进和播放外国影片的政策方面,整肃国内电影市场、扶持民族电影事业发展、限制外国影片的进口、仅同友好国家维持电影贸易与交流,就成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共识。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的10年间,我国发行的海外影片主要是来自前苏联、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数以百计的影片中,以反映革命历史、反法西斯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题材居多。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我国进口和放映外国影片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西班牙、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国的影片逐渐多了起来。原来外国片的主要进口国只剩下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影片从我国的银幕上悄然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电影对外交流与输入输出业务被全面否定。中影公司几乎完全中断了与各国电影发行机构的业务往来,已输入发行和尚未发行的影片悉数被打入冷宫,直到《中美联合公报》和《中日建交公报》发表后,这种封闭的局面才逐渐有所打开。应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初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荧幕上——当然主要是电影荧幕上播放的内容有着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由于数量有限,再加上当时国内电影业的计划体制,这些外国影片没有对国内电影业产生太多的冲击,因此对于引进和播放它们的争论并不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外国最新的文化产品相继涌入我国的市场。在动画领域,从1980年12月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日本52集系列动画片《铁臂阿童木》以来,外国电视动画仿佛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表4.1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和播出外国动画片的情况。

表4.1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和播出外国动画片的情况^[3]

(续表)

(续表)

很多外国动画片动辄是52集、每集20分钟的大型系列片,而我国当时全国动画片的年产量仅有几百分钟。中央电视台在80年代一共制作了50余部动画片,总时长大约为500分钟,还不及引进的一部外国动画片的长度。因此,即使是从这样一张仍然很不完整、对许多地方电视台引进播出外国动画片的情况有所遗漏的统计表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80年代外国动画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逐年增加的现实状况。考虑到表4.1只是把国内电视台播出外国动画片不重复的部分归纳了一下,而前一年播出的动画片在后一年可能还要重播,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片子在各地方台也可能会重播;如果加上所有首播和重播的外国动画片,说外国动画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乎已经占领了中国电视荧屏恐怕并不为过。

伴随着外国动画引进与播出的是一场全社会的争论。1983年3月31日,君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前年的阿童木,去年的雷欧,今年的尼尔斯,一个个外国电视动画系列片中的主人公,通过电视荧屏,钻进了我国许许多多学龄前儿童的心田,以致言必称阿童木、雷欧或尼尔斯的孩子,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好不好呢?也好也不好。说好,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学到了很多优良的品质。说不好,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光知道外国有英雄,我们中国则没有。我们不是排外主义者。播放外国优秀的儿童电视动画系列片,无疑是有益的。但我也想,我国电影动画艺术在世界上原是颇具水准的,近年来的电视片摄制速度也颇惊人,怎么就拿不出一部大型的儿童电视动画系列片来?

而1989年5月27日,文一在《人民日报》的另一篇报道中则写道:

当前我国的动画片生产正处于急待扶持、振兴的时候。一方面,几亿儿童急切地想看美术动画片,饥不择食,不管是希瑞公主,还是变形金刚都能掀起阵阵热潮;而另一方面,国产动画片又处于资金不足、生产萎缩、人才大量外流的状况,如果不予重视,还有继续滑坡的危险。

1987年,北京西城区少先队员代表大会给中央电视台送来一封公函,小朋友们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最最重要的建议,希望叔叔阿姨多生产一些中国自己的动画片,我们要有自己的动画明星。1988年和1989年连续两届政协会议上,都有一些来自影视界的代表很关心中国动画的发展,他们在提案中表示应该重视发展中国自己的动画片,并且对电视屏幕上外国动画片占了大多数的情况表示忧虑。

可以说,国内对于20世纪80年代电视台大量引进和播放外国动画片的争论点,主要集中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生产同样长度的动画系列片上,而不在要不要对外国动画片予以引进或播出的限制上。这样的争论点反映出当时国内文化业界仍然处在较为根深蒂固的计划思维下,把中国电视荧屏被外国动画占据的现象看成是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不够的结果,而没有看成是我们计划体制无法有效应对市场需求的结果;把电视荧屏仅仅看成是一块宣传的阵地,因为阵地快要沦陷所以着急,而没有把它看做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丢失了市场而扼腕痛惜。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失去的阵地还可以夺回来,中国人是不怕打仗的,哪怕用上“小米加步枪”的方法,也能夺取最后的胜利;殊不知以当时中国动画羸弱的实力去与日、美等文化产业已相当发达的国家进行硬碰硬的对抗,结果无异于以卵击石。当时中国大量动画人才流失到为外国作加工片的企业中去就是最好的例证,因为在外国动画背后是强大的资本支撑。不妨假设一下,即使那时候我们做出了一部、两部甚至几部动画系列片,把它们放到电视荧屏上去,又能掀起多少波澜呢?恐怕很快便淹没在外国动画片的巨浪里了。如果我们当时用市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意识到中国的电视荧屏是一块宝贵的市场,是外国动画的生命线,那么我们完全就可以通过制定市场法则,早一点实施荧屏配额政策,把国产动画的市场保护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动画的发展是有些生不逢时的,一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门打开的时间刚好与世界文化产品的全球化浪潮对接,二来在这种对接之时我们从心理到体制上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产动画都是在外国动画的压迫之下喘息生存着的,一个表征就是在这十年间中国生产的动画片几乎没有一部是盈利的。或许“盈利”这两个字哪怕在90年代前期都还不被看做是制作动画的目标,动画的生产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但是这一切在90年代后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从1995年起,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对美术片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厂家生产的美术片全部由厂家自己发行、销售,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不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对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老美术片厂的冲击较大;另一方面,1995年中央电视台投资数千万开始制作自己第一部重点系列动画片——52集的《西游记》,可以说无论是出于形势所迫,还是因为投资较大故而对作品的盈利期望值很高,中国动画业界都开始真正对市场问题予以关注、研究和思考。而当人们真正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动画的时候,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便积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其中就包括中国动画的市场几乎完全被外国动画片所占据,中国观众对动画的审美需求几乎完全是以外国动画片为标准模板的,等等。

于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逐渐从为什么无法生产出自己的国产动画系列片,转变为到底应不应当允许那么多外国动画片在中国电视荧屏上存在。正是在这种思潮下,以“禁播令”为代表的中国电视动画荧屏配额政策出台了。可以说,“禁播令”等荧屏配额政策延续了国人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近一个世纪的争论,并把它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问题。

从对“播”的争论,到对“禁播”的争论,中国动画跨出了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历史性的一步。然而站得更高,不仅意味着看得更远,还意味着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和更加难解的问题。下一节,我们就将对荧屏配额政策所引发的种种争论进行具体的梳理与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