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电影观众问题的显影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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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电影观众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电影本身的问题。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观众,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无论是被作为宣传教化的对象还是被作为资本增值的环节,那些走进影院或者逃离影院的人群,都不应当承担电影“整体衰落”和“品格下降”的责任。作为接受者和消费者,观众只对自己从电影中获得的美感和快乐负责；而他们的满意程度,以及这个程度直接关涉的宣传效果和票房价值,是电影生产者们的事,最本质的问题是你在电影中说了什么,怎样说的。而这正是观众接受或者拒绝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电影的问题,其实就是在重重压力之下仍然对观众的变化不敏感的问题,或者是看到了观众的变化,而又不想改变自身以适应观众的问题；再进一步,是看到了观众的变化,也努力地调整了自己,但改得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而这造成了当下中国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和观众（相对意义指的是使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的广泛和固定的社会基础）的分离。

在电影本身的批评框架之内探讨电影的兴衰,有时会因观照背景的狭隘而不得要领；甚至仅在“文化”这一大范畴内唇枪舌剑,都有剑锋够不到的盲区。“新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平静的大变革时代,其解构和建构的能量,足以脱去旧胎,换以新骨,塑造一个迥异于此前各个时代的全新社会。在这个还在形成中的社会框架内,中国电影新时期以来的快意、困惑、失落、梦想,均有了来处和根据。电影,自它有了“共同观看”的形式以来,就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历史变量进行话语磋商和权力争夺的阵地,也从此有了鲜明的社会性。电影现象和问题,其实就是社会现象和问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只能通过社会去解释。通过对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其中的“场”——社会环境的分析,采用多变量分析的操作方法,才能在因果链交织的历史和社会之网中,探究社会现象的因因果果,从而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种考察方式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现象分析尤其有效：因为,在流变不居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潮流中,每一种社会现象客观上都是其他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结果。

对于新时期中国电影而言,日趋“小众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79年的观众人次是1999年的65倍。这里面涵纳的沧桑,在20多年社会激变的观照背景下,有了一言难尽的味道。作为公认的“大众传媒”之一,电影在中国居然因为观众的相对疏离而不知不觉成了小众艺术,成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无法绕开“它为何成为问题”这一诘问；对这一诘问的回答,只能自历史和现实深处追寻。本书“上篇”在对中外电影发展史的梳理中,发现导致新时期中国电影困境的原因虽多,但归结到一点,就是“电影观”问题——中国电影在历史和现实中被指派的“角色”,和电影本身的立体属性存在功能偏差。可是,这种导致新时期中国电影“角色错位”的电影观念又自何处来？它在多大程度上和市场/观众的现实状况脱节？新时期中国电影有怎样的问题？它是如何成为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否不可避免？这正是笔者在本书下篇要探究的问题。答案不仅在电影中,还在电影所寄身于其中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中。而透视这个整体结构,以世界普遍的现代化背景做参照系,答案才会一目了然。

笔者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复杂“现代化”转型,是导致中国电影根本问题的深层动因；中国电影的困境是中国现代化状况的必然反映和折射。中国新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有突飞猛进的飞渡,有旷日持久的攻坚；有改革之初皆大欢喜的甜美,也有攻坚阶段难以回避的苦涩。这些苦涩,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就是夹缠在体制、文化、社会中的“困兽”之挣扎,“突围”之努力。然而,社会作为一个“场”,具体而微、无所不在,规定着“场”中每种事物和现象的状态。谁是新时期中国电影传奇的“编剧”？“只要搞过一点社会学,就会明白尽管这世上的男男女女都有各自的责任,但他们（她们）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处的结构以及他们在此结构中所占有的位置的限制。……必须看到他只不过是一个结构的某种副现象而已,就像是一个电子,是一个场的某种反映。如果不了解造就了他并赋予他微薄力量的那个场,就什么也不可能明白”。⁽¹⁾

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作为动力和背景,启动了、也解答了中国电影所发生的变迁。回首中国电影所来之路,我们看到,那难以言表的苍茫与喧嚣,原来是新旧交错、进退取舍的时代氛围的折射。这是来自内部的身不由己。然而麻烦不止于此。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麻烦——来自外部的不由自主。谈到新时期,关键词一定是“改革开放”。而这个关键词的关键词,则是一筐基于不同评价标准的词语串：就经济而言,是“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就政治而言,是“民主政治”、“法治”；就文化而言,是“世俗化”、“娱乐化”、“大众文化”。在人类历史从“地区史”阶段进入“世界史”阶段之后,每一个国家的变革都无法抽身剥离于世界整体历史运动。所以,在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这一国策之后,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在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承受自身蜕变之苦和他者冲击之痛这双重负担。对于电影而言,这苦与痛在改革开放那堆关键词的概念和内涵之网中,来得具体、深刻而又直接。电影浮沉、观众聚散,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早已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中埋伏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在新时期遭遇的问题,又不单单是中国电影本身能负责的。它来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处境,来自中国现代化状况的相对性、复杂性、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