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时期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和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电影交流史上的两段黄金岁月,中国电影界甚至整个思想文化界,都热情地、主动地欢迎和拥抱这种来自异国的文化艺术形式。
早在1924年初,苏联纪录影片《列宁的葬仪》就曾在北京、天津等地放映,这是在中国公开放映的第一部苏联影片。1926年,苏联驻上海领事委托田汉主持的南国电影剧社,以放映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来招待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该片强有力的革命内容和富有创新的艺术形式,“具有一般影片所不具备的完美性”。1927年,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上海拍摄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该片记录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上海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自30年代初开始,《成吉思汗的后代》、《生路》、《金山》、《夏伯阳》等一系列苏联影片的相继公映,在中国电影界和广大观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左翼文艺工作者开始占领电影阵地的时候,他们自觉关注的是苏联的电影理论和创作实践,并以此作为学习借鉴的对象。积极翻译介绍苏联电影理论的有关论文和著作则是他们所做的首要工作,如1928年底,洪深翻译了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亚历山大洛夫联合发表的关于有声电影的宣言,刊于《电影月报》该年12月出版的“有声电影专号”上。1930年7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则刊出了“苏俄电影专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本介绍苏联电影的专刊,该刊集中翻译了多篇评介苏联电影创作和电影事业的文章。田汉撰写了“卷头语”,首次在中国传播了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论述:“在我们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与此同时,由郑伯奇、夏衍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在其创办的理论刊物《艺术》(1930)和《沙仑》(1931)上也译介了列宁对于电影的有关论述,以及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电影的谈话。
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立,组长夏衍,组员钱杏邨(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电影小组开展了剧本创作、影片评论、输送新人、介绍苏联电影等活动。左翼影评人对于当时上映的苏联影片,均予以积极的评介推荐,几乎是每片必评,使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1933年2月苏联有声影片《生路》在沪公映后,受到左翼影评人的推崇和称赞,仅《晨报》的《每日电影》就连续发表了8篇评论和14篇短文,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史上的一件盛事。该片也直接启示了电影导演蔡楚生,使他以后创作拍摄出了中国的《生路》——影片《迷途的羔羊》。上述几方面的工作,不仅传播了苏联电影理论,扩大了苏联电影的影响,而且使许多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从中学到了新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与创作技巧,发现了电影艺术的新天地。他们把苏联电影中特有的某些技巧手法,称之为“苏联镜头”,并有机地借鉴和融合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从而促成了中国电影的转变和提高。
苏联电影节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站。1935年2月21日至3月2日,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中国派遣由周剑云、陶伯逊、余清、黄谦、胡蝶、颜鹤鸣、孙桂籍(翻译)共7人组成的代表团携片参展。参展影片为:明星公司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重婚》,联华公司的《大路》、《渔光曲》,艺华公司的《女人》,电通公司的《桃李劫》。中国影片《渔光曲》(导演蔡楚生)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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