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抗日时期上海新闻史

写好抗日时期上海新闻史^[13]

抗日时期的上海新闻事业,是有特色、有成就、有意义的。但在我们的新闻史教学中,讲得比较少,主要原因是缺乏材料,缺乏研究。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上海新闻界人士,特别是对那段历史有亲身体验的老同志,多作回忆,多作研究,多写文章,大家动手总结历史经验,写出一部内容丰富的上海抗日时期新闻史,作为后来者的学习材料。

上海新闻事业,历来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抗日时期,它又经历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有种种新情况、种种新做法,足以在中国新闻史上独立成篇。就整体而言,抗日时期上海新闻事业的历史,可以划为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有可以传世的经验与资料,也有不少尚待研究的问题。

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七七”到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区。这时期,上海新闻界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形成了全民怒斥日本侵略者的舆论。上海新闻事业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在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举几个例子,以资说明。

一是,上海新闻界率先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对敌。就在7月7日当天,周恩来偕同博古、林伯渠飞抵上海。7月10日,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夏衍谈话。周恩来说：“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汉年和章汉夫负责。此外还要办一些进步的杂志、剧团、歌咏团等等。”^[14]8月中旬,周恩来决定要夏衍协助郭沫若办一张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8月24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便问世了。

也在8月中旬,周恩来会见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和宣传工作的胡愈之、夏衍等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为了广泛团结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大力推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为民族解放而贡献更大的力量,需要把新闻工作者组织起来,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个组织,从上海走向全国,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二是,上海的新闻工作者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奋斗精神,在全国新闻界有广泛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邹韬奋。“七七”事变时,他还在苏州监狱中,7月31日出狱,8月3日应国民党政府之邀,赴南京“作十日之勾留”。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邹韬奋愤怒至极,当天赶回上海,并立即着手办刊物宣传抗日。六天之后,即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就与读者见面了。这般神速,这种效率,今天说来仍令人敬佩。

除了邹韬奋以外,当时上海还有一批很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如胡愈之、夏衍、恽逸群、萨空了、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的辛勤劳作,使上海的新闻事业格外显得有生气、有力量,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

三是,上海新闻事业不仅出色地报道了反侵略战斗,而且在新闻业务和宣传艺术上,也有创新。“八一三”后,上海许多报纸都派了记者到前沿阵地采访,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简明的笔法报道战况。许多“现场报道”,相当出色。曹聚仁为《立报》采写的“战地特讯”,在10月份几乎天天成为头条。他还连续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壮举。他的这些作品,都是短消息、短特写,其中不乏佳作。

上海各报一致报道战事,但又各自显示其特色。夏衍曾说：《救亡日报》是一张“既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闻的报纸”,它在“形式上和一般小报相同,但内容上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而是专靠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为内容的报纸”^[15]。这是对《救亡日报》特色的最佳概括。《救亡日报》正是具有自己的风格,才能为读者所欢迎。《立报》则以精编著称。《申报》、《大公报》等大报也各有自己的招术。可以说,战火纷飞的几个月,是上海各报工作最紧张的日子,也是各报创新最多、见效最快的日子。

第二阶段是“孤岛”时期,即1937年11月中旬至1941年12月上旬。这时期,坚持爱国宣传的上海新闻事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采取特殊的方式,发挥特殊的作用。这在中外新闻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周是敌占区,中间一块外国人统治的租界,成为“孤岛”。“岛”上有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报刊,中国共产党的,重庆国民党的,汪精卫汉奸集团的,还有西方人的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各报工作人员的情况,更为复杂。租界当局同日本侵略者,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出现“孤岛”之前,爱国报刊利用租界条件求得暂时的生存,而日本侵略者则通过租界当局扼杀抗日宣传。1937年9月,邹韬奋办的《抗战》改为《抵抗》就是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的,11月13日迁汉口出版时才恢复原名。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打击,抗日报刊无法继续出版,有些内迁,有些停刊。

出现“孤岛”之初,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用隐蔽的方式,创办中国人主持的抗日报刊,这就是1937年12月9日创刊的《译报》,夏衍、梅益等人主持编辑工作,全部刊载翻译材料,夏衍引用孔子的话形容它是“述而不作”。但是,它只出了12期就被取缔了。

在日本侵略者和租界当局都不允许中国人办抗日报刊的情况下,善于斗争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只得另觅可行途径。他们借用外国人的名义办报,争得合法地位。从1938年初开始,“洋旗报”就风行起来了。《每日译报》、《文汇报》都是1月下旬创刊的,挂的都是英商招牌。随后,《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中美日报》、《大晚报》、《正言报》等数十家报刊,打着英商或美商的旗号,先后创办。早已转到中国人手里的《申报》、《新闻报》也重新以洋商名义出版。原本由洋商出面办的《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又分别出版晨刊和晚刊。同时还有一批用洋商名义办的刊物出版,如《华美》周刊、《文献》月刊、《上海妇女》、《大美画报》等。中国人办的《良友画报》,也在聘请英国人为发行人之后,才得以复刊。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洋旗报(刊）”群。

挂着“洋旗”,貌似“中立”,实际为中国作宣传,数量又这么多,在新闻史上实属绝无仅有。因此,这些报刊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既面对“孤岛”上的读者,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又作为重要渠道,沟通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与沦陷区。如1941年1月份发生的“皖南事变”,“孤岛”报刊就及时报道了真相,揭穿了谣言。“孤岛”报刊销行全国,还发行到东南亚地区和世界许多地方。所以,有人称“孤岛”为消息的“中转站”和战局的“观察哨”。

“孤岛”是各种力量角逐的场所,新闻界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在这里工作。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孤岛”新闻界的力量并不强大,但他们用各种卑劣、恶毒的手段,从递送恐吓信、投掷炸弹到跟踪、暗杀,迫害爱国新闻工作者。朱惺公痛斥特务卖国戕民的罪行,他的文章——《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发表在1939年6月20日《大美晚报》副刊《夜光》上,他的英勇精神,鼓舞了“孤岛”人民的反日伪斗争。还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打着“反共”旗号活动,他们的牌号是“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这说明,敌人最害怕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人是最坚定的爱国者。

第三阶段是从“孤岛”陷落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即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5年8月14日。这时,日木侵略者统治着整个上海,新闻界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日本加强了法西斯新闻统制。

消灭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新闻阵地,是日本法西斯新闻统制的主要目标。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上午,日军进入租界后就立即宣布查封《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9家“洋旗报”,还有20多家民营广播电台。1942年6月,日本宪兵队还先后逮捕了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的10多名外国人,其中有鲍惠尔(《密勒氏评论报》主笔,美籍）、奥柏(《大美晚报》记者,美籍）、伍得海(《远东周报》主笔,英籍）和《新闻报》发行人福开森(美籍）等。

日本侵略者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日本军方控制上海新闻检查所,所有新闻稿件都要事先送检。对于无线电广播的管制更为严格,收音机要登记,七灯以上不准用,收听短波的要按军法处理。

日本侵略者强化它在上海的新闻机构。如《新申报》和《大陆新报》,原先是以日商名办的,后来都改组为军方所属机构。《大陆新报》还在南京、汉口等地出了分版。

在数量上居多数的,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新闻机构。汪伪集团在上海办了许多报刊,如《中华日报》、《平报》、《新中国报》、《政治月刊》、《中华月刊》等；也办了通讯社,即中华通讯社、伪中央电讯社上海分社；还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当然,所有这些机构都由汉奸出面,实际听命于日本军方。至于《申报》、《新闻报》,也是在日本军方的操纵下,恢复出版的。

但是,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并未止息。对于敌伪报刊,人们不订不看,它们只能强制推销。敌伪宣传机构遭到群众袭击的事件,多次发生。在极其严密的封锁下,日军屡战屡败的消息仍不胫而走,抗日新闻在群众中默默流传,直到抗战胜利,淞沪重光。

以上所述,只是抗日时期上海新闻事业的粗略概貌。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挖掘材料,如早期的上海沦陷区(即“孤岛”以外的上海市区）的新闻活动,抗日根据地报刊及宣传品在上海的传播情况；有些方面,需要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如抗日报刊的工作经验。总之,抗日时期上海新闻事业有好经验、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并载入史册,传诸后世。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战时期上海新

闻文论集》,199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