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共和国的诞生
“叙利亚”一词始见于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时期，系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地中海东岸和陶鲁斯山以南地区的称谓。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旧称沙姆；“沙姆”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左侧或北方之地，泛指阿拉伯半岛以北、陶鲁斯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一带。[335]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地中海东岸和陶鲁斯山以南地区处于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叙利亚的称谓恢复使用。
叙利亚与伊拉克同为古代闪米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叙利亚的古代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腓尼基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的时代，叙利亚具有地中海文明的浓厚色彩。地处巴拉达河畔的大马士革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圣经》“旧约”曾经提及亚伯拉罕时代的大马士革，古典时代建造的城市遗迹至今依稀可见。伊斯兰教兴起后，叙利亚被纳入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世界，大马士革成为倭马亚哈里发国家的首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始建于倭马亚时代，堪称叙利亚伊斯兰教的象征。十字军东征期间，来自西欧的基督徒一度占领叙利亚沿海地区；1187年，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在赫淀战役中击败十字军，标志着十字军统治叙利亚时代的结束。此后，叙利亚处于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之下。1260年，马木路克苏丹伯拜尔斯在艾因·贾鲁特击败蒙古军队，进而迫使蒙古军停止西征的步伐。奥斯曼帝国时代，叙利亚划分为北部的阿勒颇省和南部的大马士革省，隶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
1516—1918年，叙利亚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缺乏明确的政治框架和疆域基础。一战结束后，叙利亚脱离奥斯曼帝国。1919年7月，叙利亚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大马士革发表决议，宣布建立具有完整主权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反对西方殖民列强的委任统治，反对锡安主义，反对分割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政治企图。[336]1920年3月，叙利亚第二届国民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宣布建立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以及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在内的叙利亚王国，迎请麦加的沙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萨尔出任国王。同年4月，协约国在意大利签署圣雷莫协议，将叙利亚和黎巴嫩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将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7月，法军进入大马士革，废黜费萨尔。[337]1922年，国际联盟宣布黎巴嫩脱离叙利亚，授权法国在叙利亚实行委任统治，规定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三年内制定宪法和组建政府。[338]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隶属于贝鲁特的法国高级专员，利凡特军团构成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控制叙利亚的主要军事力量。20年代，叙利亚和黎巴嫩共有法国官员350人、法国军官1000人和法国侨民3000人。利凡特军团的士兵来自非洲的法属殖民地以及土著人口中的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1921年达到7万，1924年削减为1.5万。[339]法国高级专员在叙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根据教派的分布格局将叙利亚划分为逊尼派穆斯林人数居多的大马士革省和阿勒颇省以及阿拉维派人数居多的拉卡提亚省和德鲁兹派人数居多的德鲁兹省，实行联邦制的政治制度，给予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广泛的自治权利。1924年，大马士革省与阿勒颇省合并。[340]
1928年4月，叙利亚选举产生立宪会议，哈希姆·阿塔斯当选立宪会议主席。立宪会议拟定的宪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共和制，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属于叙利亚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作为叙利亚共和国的官方信仰。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拒绝接受立宪会议拟定的宪法草案，解散立宪会议。[341]1930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单方面颁布叙利亚宪法。1932年，叙利亚共和国成立，穆罕默德·阿里·阿比德出任总统。1936年9月，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与叙利亚政府签署条约，法国承认叙利亚共和国的统一和独立，同时保留在叙利亚的驻军权，条约有效期25年。随后，拉卡提亚省和德鲁兹省宣布并入叙利亚共和国，哈希姆·阿塔斯出任叙利亚共和国总统。[342]
1939年初，法国政府宣布中止1936年条约，恢复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接管叙利亚政府。1940年法国战败后，叙利亚处于轴心国的控制之下。1941年，盟军占领大马士革。1943年8月，叙利亚恢复宪法，舒克里·库瓦特里当选叙利亚共和国总统。1944年，叙利亚政府对轴心国宣战，法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则相继承认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1945年二战结束后，叙利亚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343]
议会民主制框架下的多党政治
叙利亚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叙利亚共和国的疆域系西方殖民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结果。叙利亚的国家制度缘起于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于1930年颁布的宪法长期构成叙利亚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法律基础。根据1930年宪法，叙利亚实行议会制和共和制的政治制度；议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采用一院制，设60个议会席位（1943年增至124个议会席位），议员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区和教派，任期4年；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由总统任命；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享有被选举权（1943年改为年满18岁的全体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44]议会选举构成议会民主制框架下国家权力更替的重要政治形式，诸多政党的权力角逐则是议会民主制框架下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
叙利亚的现代政党自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初露端倪。传统秩序的衰落，无疑是现代政党滋生和成长的土壤。法国委任统治的历史环境和尖锐的民族矛盾，赋予诸多政党以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建立具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成为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诸多政党共同的政治目标。
民族阵线是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最具影响的政党和叙利亚现代政党的原型，始建于1928年立宪会议选举期间。民族阵线系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成员主要是来自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土地贵族、商人、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旧官僚和新兴知识界人士。民族阵线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形式，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和明显的松散倾向。[345]民族阵线主导的立宪会议曾经起草叙利亚的第一部宪法，引进欧洲的宪政模式，强调国家主权、议会选举、法律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现代政治原则。[346]1943年8月，叙利亚举行法国委任统治结束后的首次选举，民族阵线获得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民族阵线领导人舒克里·库瓦特里当选总统。[347]二战结束后，民族阵线逐渐解体，分裂为民族党和人民党，其中舒克里·库瓦特里、贾米勒·马尔达姆和法里斯·胡里领导的民族党代表大马士革以及叙利亚南部土地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哈希姆·阿塔斯领导的人民党代表阿勒颇以及叙利亚北部土地贵族和商人的利益。[348]
叙利亚共产党始建于1930年，创始人是来自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哈立德·巴克达什。叙利亚共产党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者主要来自北部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349]1954年，叙利亚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共产党。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哈立德·巴克达什进入议会。[350]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以后，叙利亚共产党遭到取缔。阿萨德执政时期，叙利亚共产党恢复合法地位。[351]
二战末期，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在叙利亚建立分支机构，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和激进的社会改革，在巴扎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352]1949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创立伊斯兰社会主义阵线。[353]
1945年，来自哈马的阿克拉姆·豪拉尼创建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代表青年军官和乡村农民的利益，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主张铲除封建主义和改善农民境况，倡导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复兴党始建于1941年，创始人是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格和逊尼派穆斯林萨拉赫丁·比塔尔。1946年，复兴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强调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激进的民粹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354]复兴党以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三项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纲领，主张超越教派之间的狭隘界限、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政治联合和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强调发展国有经济和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倡导土地改革和社会公正。1952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与复兴党合并组建复兴阿拉伯社会主义党（简称复兴党），进而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复兴党在理论上具有泛阿拉伯主义的浓厚色彩，长期致力于超越国家界限的政治活动。复兴党于1952年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明确规定，复兴党民族委员会是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的最高领导机构，下设若干地区委员会作为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各国的执行机构。1954—1958年，复兴党成为影响阿拉伯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政治组织；复兴党以大马士革作为总部所在地，同时在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建立分支机构。复兴党成员分别属于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不同教派，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体现超越传统家族势力、地区利益和教派分歧之狭隘界限的聚合倾向。[355]复兴党持左翼政治立场，在知识界和青年军官以及城市下层、乡村民众和宗教少数派的中间具有广泛的影响，逐渐成为叙利亚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356]50年代初，复兴党与叙利亚共产党结成政治同盟。1955年以后，复兴党支持埃及的纳赛尔政权，其与叙利亚共产党之间的同盟关系逐渐破裂。[357]
1947年7月，叙利亚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大选，民族党获得24个议会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舒克里·库瓦特里连任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贾米勒·马尔达姆出任政府总理，法里斯·胡里当选议会议长。[358]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叙利亚军队战败，引发国内民众对于舒克里·库瓦特里总统和贾米勒·马尔达姆内阁的强烈不满。同年11月，叙利亚民众举行罢工和示威。12月，舒克里·库瓦特里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哈立德·阿兹姆接替贾米勒·马尔达姆出任总理，组建新内阁。1949年3月，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侯斯尼·扎伊姆上校发动军事政变，逮捕总统舒克里·库瓦特里和总理哈立德·阿兹姆，取缔包括民族党、人民党和复兴党在内的诸多政党。同年6月，侯斯尼·扎伊姆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以99.98%的得票率当选总统，穆赫辛·巴拉兹出任内阁总理。侯斯尼·扎伊姆1894年出生在阿勒颇的地主家庭，具有库尔德人血统，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长期在叙利亚担任军职。[359]侯斯尼·扎伊姆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强调阿拉伯民族利益的至高无上，主张通过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合并实现新月地带阿拉伯世界的统一。[360]侯斯尼·扎伊姆当政后，邀请土耳其军官负责改组叙利亚军队，按照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模式改造大马士革大学，给予叙利亚妇女以选举权，废除奥斯曼帝国时期贝伊和帕夏的贵族称谓，颁布世俗刑法、民法和商法取代伊斯兰教法，推广西服取代阿拉伯人的传统服饰，倡导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宣布叙利亚将采用土耳其的模式建设发达的现代世俗国家。侯斯尼·扎伊姆曾经声称：“如果给我五年的时间，我将使叙利亚如同瑞士一样繁荣和开明。”[361]侯斯尼·扎伊姆发动的军事政变首开叙利亚共和国军人政治的先例，侯斯尼·扎伊姆则被时人视作叙利亚的凯末尔。[362]
1949年8月，来自阿勒颇的军官穆罕默德·萨米·辛纳维上校发动第二次军事政变，逮捕并处死侯斯尼·扎伊姆，哈希姆·阿塔斯出任临时政府总理，阿拉伯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阿克拉姆·豪拉尼出任教育部长，复兴党领导人米歇尔·阿弗拉格出任农业部长，民族党领导人的哈立德·阿兹姆出任国务部长，人民党领导人的纳兹姆·库德斯出任外交部长。同年11月，叙利亚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哈希姆·阿塔斯当选总统，人民党获得全部114个议会席位中的51席，民族党获得13席，复兴党和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各获1席，独立人士和其余小党获得剩余席位，鲁什迪·基希耶当选议长。新政府持亲伊拉克的外交立场；在人民党主导的议会支持下，叙利亚内阁与伊拉克政府举行谈判，着手推动两国合并的进程。[363]
1949年12月，来自哈马的军官阿迪卜·什沙克里少将发动第三次军事政变，逮捕穆罕默德·萨米·辛纳维，民族党领导人哈立德·阿兹姆出任内阁总理。1950年5月，哈立德·阿兹姆辞职，人民党领导人纳兹姆·库德斯出任内阁总理。1951年3月，纳兹姆·库德斯辞职，哈立德·阿兹姆出任内阁总理。同年7月，人民党组织民众举行罢工，抵制民族党主导的政府，迫使哈立德·阿兹姆辞职，独立人士哈桑·哈基姆出任内阁总理。12月，哈桑·哈基姆辞职，来自人民党的马阿鲁夫·达瓦里比出任内阁总理。不同于哈立德·阿兹姆、纳兹姆·库德斯和哈桑·哈基姆，马阿鲁夫·达瓦里比寻求人民党、民族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拒绝与军方合作。阿迪卜·什沙克里再次发动政变，推翻马阿鲁夫·达瓦里比领导的内阁，解散议会，总统哈希姆·阿塔斯被迫辞职。1952年1月，阿迪卜·什沙克里宣布实行党禁，解散民族党、人民党、穆斯林兄弟会和共产党。1952年8月，阿迪卜·什沙克里创建阿拉伯解放运动作为广泛动员民众的政治组织，阿拉伯民族主义、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进步是阿拉伯解放运动的基本纲领。1953年7月，叙利亚颁布新宪法，实行总统制。在随后举行的全民公决中，阿迪卜·什沙克里获得99.6%的选票，正式出任总统，兼任政府总理。[364]
“阿迪卜·什沙克里是叙利亚第一个真正的军事独裁者……他将军人带入政治舞台，却未能建立起稳定和得到广泛承认的政府体系。”[365]1954年2月，阿迪卜·什沙克里政权垮台，军人独裁结束，文官政治取代军人政治，哈希姆·阿塔斯出任总统，民族党领导人萨布里·阿萨里出任内阁总理，恢复宪政，解除党禁，解散阿拉伯解放运动。同年6月，萨布里·阿萨里辞职，独立人士赛义德·加兹出任内阁总理。[366]在1954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获得30个议会席位，复兴党获得22个议会席位，民族党获得19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64个议会席位，法里斯·胡里出任内阁总理。[367]1955年8月，叙利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舒克里·库瓦特里当选总统，萨布里·阿萨里出任总理。[368]
叙利亚与以色列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1955年初巴格达条约组织建立后，叙利亚面临新的安全隐患。1955年10月，叙利亚与埃及签署军事合作协议，旨在共同对抗以色列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威胁。[369]1957年，土耳其军队进驻叙利亚边境的土方一侧，威胁叙利亚，叙利亚被迫求助埃及军队协助防御。[370]1958 年2月，叙利亚与埃及正式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出任总统，舒克里·库瓦特里出任副总统。此后3年，纳赛尔政权在叙利亚推行埃及化的改革举措，解散政党，实施国有化和土地改革。1961年9月，来自大马士革的逊尼派军官阿卜杜勒·卡里姆·纳赫拉维中校发动政变，驱逐埃及官员，废除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解体。[371]同年11月，叙利亚颁布临时宪法。12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人民党获得32个议会席位，民族党获得20个议会席位，复兴党获得18个议会席位，穆斯林兄弟会获得10个议会席位，来自阿勒颇的人民党领导人纳兹姆·库德斯当选总统，马阿鲁夫·达瓦里比出任政府总理。[372]传统土地贵族和城市商人重新主导叙利亚的政治舞台，左翼政治势力遭到排斥。
叙利亚位于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地处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区域，在阿拉伯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叙利亚尽管教派林立，长期缺乏明确和稳定的政治疆域，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倭马亚时代是叙利亚人备感骄傲的时代，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穆阿威叶则是叙利亚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在叙利亚兴办教会学校。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仅法国传教士在叙利亚创办的教会学校便达到500所之多，学生人数超过5万。[373]与此同时，现代西方文化逐渐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随之萌生于叙利亚的古老土地，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大马士革则被誉为阿拉伯世界“跳动的心脏”[374]。从复兴阿拉伯民族文化到争取阿拉伯民族的政治独立，构成阿拉伯民族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19世纪后期，东正教徒纳绥夫·雅兹吉、萨利姆·塔格拉、雅库布·萨鲁夫和马龙派基督徒布特鲁斯·布斯塔尼、法里斯·什德雅格致力于阿拉伯文学的创作和阿拉伯文化的复兴，倡导自由平等和宗教宽容，是叙利亚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和泛土耳其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剧了叙利亚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1913年，阿拉伯人大会在巴黎召开，出席者主要是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阿拉伯人大会倡导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争取阿拉伯省区的自治权利和阿拉伯语的官方地位，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延伸。[375]一战结束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进一步演变为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日趋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超越诸多教派的狭隘界限，成为维系叙利亚人的社会纽带。在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贝鲁特和耶路撒冷的大叙利亚范围内建立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进而实现新月地带阿拉伯人的政治统一，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代，逊尼派阿拉伯贵族拥有大量地产，控制巴扎和城市工商业活动，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构成联结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与叙利亚土著民众的中间环节。叙利亚的逊尼派贵族延续传统的部族形式，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贵族政治通常表现为地域之间的权力角逐，尤其是南部中心城市大马士革与北部中心城市阿勒颇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强化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以及非穆斯林的自治地位，助长叙利亚内部民族同一性与教派差异性之间错综交织的矛盾对抗，加剧叙利亚社会结构的支离破碎。1920年7月法军占领大马士革后，法国政府按照穆斯林和基督徒之不同教派的人口分布，将叙利亚划分为大马士革、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德鲁兹山区四个省，其中南部城市霍姆斯和哈马并入大马士革省，北部城市伊斯肯德伦和代尔祖尔并入阿勒颇省。[376]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一方面沿袭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政治传统，寻求逊尼派阿拉伯贵族的支持，另一方面给予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以广泛的自治权利，尤其是依靠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提供兵源。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目的在于借助叙利亚内部的教派冲突和离心倾向，遏制逊尼派阿拉伯贵族，削弱日趋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议会民主制时代，来自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逊尼派贵族长期主导叙利亚的政治舞台，极力削弱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以及非穆斯林群体的自治地位和离心倾向，解除教派武装，试图整合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相比之下，乡村民众和宗教少数派作为弱势社会群体，长期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1947—1949年，阿拉维派的议会席位由7席下降为4席，德鲁兹派的议会席位由5席下降为3席，基督徒各教派的席位由19席下降为14席，犹太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塞加西亚人则被排除于议会之外。1953年，总统阿迪卜·什沙克里宣布取消依据教派人数划分议会席位的选举原则，废止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享有的特殊法律地位和自治权利，以统一的国家法律取代传统的宗教法律和教派法律，明确叙利亚共和国的阿拉伯民族性。[377]然而，民族党和人民党作为主要的议会政党，代表逊尼派传统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的既得利益，排斥下层民众以及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议会民主制时代的突出现象，在于乡村依附于城市、下层民众依附于传统贵族、宗教少数派依附于逊尼派，由此形成逊尼派传统城市贵族的财富垄断和权力垄断。议会民主制时代的突出现象，在于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传统贵族与下层民众的对立、逊尼派与宗教少数派的对立。议会民主制的实质，在于逊尼派传统城市贵族的统治。传统经济秩序的延续和下层民众普遍的依附状态，构成传统贵族垄断国家权力的历史基础。
复兴党政权的建立与阿萨德时代的内外政策
1963年3月8日，齐亚德·哈里里上校在复兴党和纳赛尔主义者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接管哈立德·阿兹姆领导的内阁，组建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由20人组成，其中12人系复兴党成员，其余成员大都系纳赛尔主义者，鲁阿维·阿塔斯出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378]随后成立的内阁处于复兴党的控制之下，复兴党叙利亚地区委员会主席萨拉赫丁·比塔尔出任总理，军事政变的领导人齐亚德·哈里里出任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379]
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军事政变作为国家权力的更替形式，既是政治动员和民众广泛政治参与之严重滞后的逻辑结果，亦是新兴政治精英挑战传统政治精英之权力垄断和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进程的必要环节。1963年复兴党政权建立前，加入军队和复兴党是下层民众和宗教少数派步入仕途和角逐政坛的仅有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政权往往具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构成挑战传统贵族之权力垄断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包含政治革命的历史特征。复兴党的社会基础，在于反对传统贵族垄断权力和财富的中下层激进势力和包括乡村民众以及宗教少数派在内的边缘化弱势群体。复兴党政权起源于军事政变，军人与政党的密切结合是复兴党的突出特征。复兴党政权的建立，作为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剧烈变革的逻辑结果，标志着新兴势力挑战传统秩序的政治走向。新旧势力的剧烈消长、精英与民众的尖锐对立以及教派之间的权力角逐，导致议会民主制时代的政治动荡。民族同一性与教派差异性的错综交织，深刻地影响着议会民主制时代叙利亚的政治生活。政治的激进化和军人的政治化，既是议会民主制时代叙利亚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亦是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和宗教少数派角逐国家权利和否定传统贵族之精英政治的重要形式。
1963年复兴党政权的建立构成叙利亚共和国政治演变的重要分水岭。1963—1970年的复兴党政权可谓叙利亚的“雅各宾派政权”；“新一代复兴党领导人的目标，并非只是通过政变夺取政权，而是发动一场革命”[380]。议会民主制的衰落和威权政治的确立、复兴党内部领导层的新旧更替、逊尼派军人与宗教少数派军人之间的激烈角逐、阿拉维派复兴党军人的政治崛起，构成此间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复兴党的统治，不仅标志着叙利亚政治模式的变革，而且掀开叙利亚经济社会领域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崭新一页。
复兴党与纳赛尔主义者皆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进程。然而，复兴党主张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进程中与埃及平分秋色，建立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松散政治联盟，纳赛尔主义者则强调埃及和纳赛尔政权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地位，主张恢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实现叙利亚与埃及的重新合并。[381]1963年7月，复兴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爱敏·哈菲兹上校接替齐亚德·哈里里出任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叙利亚的纳赛尔主义者在阿勒颇发动暴乱，遭到镇压。随后，复兴党控制的政府清洗纳赛尔主义者，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关系随之恶化。[382]复兴党由此确立在叙利亚政坛的主导地位，复兴党军人开始取代传统贵族成为新兴的政治精英。
1963年10月，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在大马士革召开第六次大会。会议期间，复兴党内部形成明显的意见分歧。以复兴党总书记米歇尔·阿弗拉格、内阁总理萨拉赫丁·比塔尔和军方将领爱敏·哈菲兹为代表的元老派代表逊尼派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持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明显倾向，强调统一高于自由和社会主义作为复兴党三大基本原则的核心，倡导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主张温和的经济社会改革和中立的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统一进程。阿拉维派复兴党成员萨拉赫·贾迪德、哈菲兹·阿萨德、穆罕默德·乌姆兰以及德鲁兹派、伊斯马仪派军官作为复兴党内部的新兴势力，代表乡村和下层民众以及宗教少数派的利益，持激进的政治立场，强调叙利亚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作为复兴党的首要任务，主张实现一党制的政治制度和亲苏的外交政策，倡导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致力于铲除传统贵族的经济基础。[383]复兴党民族委员会第六次大会以后，复兴党元老派的影响明显削弱，左翼激进派逐渐成为复兴党内部的主导势力。
1964年4月，复兴党政权颁布新的临时宪法。根据1964年临时宪法，叙利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制的国家制度，伊斯兰教是叙利亚的官方宗教，伊斯兰教法构成国家的立法基础，国家革命会议取代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384]1965年4月，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大会，米歇尔·阿弗拉格被迫辞去复兴党总书记的职务，爱敏·哈菲兹以及萨拉赫·贾迪德、哈菲兹·阿萨德成为叙利亚政坛的核心人物，国家政权处于复兴党激进势力的控制之下。[385]
1966年2月，阿拉维派复兴党军事将领萨拉赫·贾迪德、穆罕默德·乌姆兰和哈菲兹·阿萨德发动政变，爱敏·哈菲兹以及米歇尔·阿弗拉格和萨拉赫丁·比塔尔遭到囚禁，进而被开除复兴党。[386]逊尼派复兴党成员努尔丁·阿塔斯和尤素夫·祖尔因分别出任总统和政府总理；阿拉维派军人控制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和武装部队，成为叙利亚政坛的主导势力。[387]此后，叙利亚复兴党与伊拉克复兴党分道扬镳，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党组织逐渐形成两大派系，其中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复兴党处于叙利亚的控制之下。1969年，复兴党政权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一党制的政治制度，复兴党成为叙利亚的唯一合法政党。[388]
1966—1970年，萨拉赫·贾迪德与哈菲兹·阿萨德之间展开激烈的权力角逐；萨拉赫·贾迪德主张推行激进的内外政策，哈菲兹·阿萨德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389]1967年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叙利亚战败，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此后，复兴党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矛盾凸显。1968年，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召开大会，讨论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主张放弃激进的外交政策，缓和与持保守立场的海湾阿拉伯产油国之间的关系，换取海湾阿拉伯产油国的经济援助，同时缓和与伊拉克、约旦之间的关系，进而与伊拉克、约旦的武装力量共同组成反对以色列的东方阵线。1969年，叙利亚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外汇短缺，农业歉收，财源枯竭，无力负担庞大的国防开支；哈菲兹·阿萨德主张实行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改革，鼓励私人投资和发展私人经济，向私人承包商出租国有土地，进而振兴国内经济。[390]1970 年11月，哈菲兹·阿萨德发动政变，出任政府总理。[391]叙利亚由此进入哈菲兹·阿萨德执政的时代。
哈菲兹·阿萨德1928年出生于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贫困农民家庭，早年从军，崇尚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1947年加入复兴党，1951年进入霍姆斯军事学院。60年代初，阿萨德与萨拉赫·贾迪德、穆罕默德·乌姆兰等人共同组建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参与1963年军事政变。复兴党政权建立后，阿萨德成为复兴党新兴激进派别的核心人物之一，进入革命指挥委员会，先后出任空军司令和武装部队参谋总长。[392]阿萨德在诸多方面与纳赛尔颇具相似之处。1970年纳赛尔逝世后，阿萨德成为纳赛尔的继承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核心人物。
1971年2月，复兴党任命组建新一届议会。同年3月，阿萨德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当选总统。1972年3月，阿萨德创建民族进步阵线，出任民族阵线主席。[393]1973年3月，复兴党起草的新宪法经全民公决批准。[394]
议会民主制时代，叙利亚经历长期的政治动荡，权力更迭频繁，现代化进程的方向表现为明显的不确定性。1970年阿萨德政权的建立，掀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的崭新一页；极权政治的膨胀、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新旧势力的剧烈消长、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构成阿萨德时代的鲜明特征。
阿萨德政权建立后，致力于所谓正确的运动。阿萨德在1971年召开的复兴党民族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上声称，新政权无意改变民族社会主义的既定路线，1970年政变的目的在于使复兴党通过正确的运动回到正确的道路，进而动员一切力量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所谓正确的运动，即在复兴党倡导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框架下，纠正此前复兴党政权的诸多激进举措，减少对苏联和东欧的依赖，扩大与西方以及持保守立场的阿拉伯产油国之间的关系，重建宪政秩序，释放政治犯，实现政治自由和社会稳定，推行相对温和的经济社会政策，放弃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励发展私人经济，积极吸引国外投资，减少政府对于外贸和进口的限制，改善国内经济形势。[395]阿萨德推行的所谓正确的运动，与萨达特政权推行的纠偏运动颇多相似之处，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旨在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阿萨德一改阿拉维派的传统，参加逊尼派清真寺的聚礼活动，赴麦加朝觐，试图淡化教派界限，缓解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间的宗教对立，争取穆斯林主流势力对于阿拉维派的宗教认同。1972年，黎巴嫩的什叶派领导人穆萨·萨德尔颁布宗教法令，宣布接纳阿拉维派作为什叶派穆斯林。[396]然而，1973年宪法在规定复兴党的执政地位的同时，并未规定伊斯兰教作为叙利亚的官方宗教，只是规定伊斯兰教是总统个人的宗教信仰。[397]
阿萨德时代，叙利亚政治制度的核心可谓“绝对总统制”（Absolute Presidency）抑或“总统制形式的君主制”（Presidential Monarchy）。根据1973年宪法，叙利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理和内阁对总统负责，省长和地方政府亦对总统负责，各级政府职位根据教派人数比例分配[398]；总统由复兴党地区委员会推荐人选，经议会正式提名，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连选连任；总统兼任复兴党总书记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任免副总统、政府总理和内阁部长，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和解散议会；宪法修正案须经议会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并经总统批准。[399]阿萨德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于1971年、1978年、1985年和1991年连续四次当选总统；在1985年和1991年的总统选举中，阿萨德获得99.9%的选票。[400]阿萨德当政期间，国防、外交、经济战略和国内安全的决策权处于总统的操纵和控制之下。1983年，阿萨德任命3名副总统，其中里法阿特·阿萨德掌管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阿卜杜勒·哈里姆·哈达姆负责政治事务，祖哈伊尔·马沙里卡控制复兴党。[401]
1973年宪法规定，叙利亚共和国议会实行一院制，设195个议会席位；1990年，议会席位增至250个。[402]根据1973年宪法，议员选举产生，任期4年，代表工人和农民的议员不得少于议员总数的51%；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公民享有被选举权；议会的主要权力包括提名总统候选人、通过立法和批准政府财政预算。[403]议会在理论上具有广泛的权力，构成阿萨德时代宪政和民主的外在形式，实际上处于复兴党的操纵和控制之下，缺乏必要的自主地位和制约政府的法律职能，议会所讨论的议题局限于政府的具体政策和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不得涉及国家制度，不得批评总统以及总统制定的基本政策，与海湾诸国的协商会议如出一辙。议会从属于总统，议会选举只是象征性的表决机构和总统制极权政治的点缀。1973年宪法规定，议会选举实行多党制，然而复兴党主导的民族进步阵线预先分配议会席位，民族进步阵线以外的政党不得参与议会席位的竞选，复兴党长期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独立候选人构成非政党组织的议员来源，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一的席位，1977年获得不足五分之一的议会席位，1981年未能进入议会，1986年获得35个议会席位。自70年代中期开始，议会完全丧失制约政府的职能，游离于国家决策权力的边缘地带；议会法案均由政府提交，而政府提交的法案从未遭到议会的否决。[404]1990年，议会席位由195席增至250席，独立候选人获得三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复兴党的议会席位从66%下降为54%；然而，独立候选人大都系阿萨德的支持者。复兴党议员与独立候选人议员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大都来自包括政府、复兴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官方机构，后者大都来自商人、知识界、部族长老和教界人士，具有非官方的政治色彩。1994年的议会构成亦大体如此。政府经济干预的削弱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导致议会构成变化和独立候选人席位增加的重要原因。[405]
政府总理和内阁部长由总统根据复兴党指挥委员会提名任命产生，负责执行总统和复兴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政府总理由复兴党指挥委员会成员担任，约二分之一的部长亦来自复兴党，内阁处于复兴党的控制之下。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政府机构日渐扩大，政府职能日渐完善。80年代，政府雇员占从业人口的五分之一。[406]1970—1990年，政府雇员人数增长5倍。1970年，政府雇员为13.6万人；1991年，政府雇员达到68.5万。[407]
自1963年开始，复兴党分裂为叙利亚阵营与伊拉克阵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皆设有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分别作为叙利亚复兴党和伊拉克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机构，进而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叙利亚复兴党与伊拉克复兴党的分裂，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党分裂为亲叙利亚的复兴党与亲伊拉克的复兴党。20世纪末，随着萨达姆政权的衰落，大马士革的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复兴党与叙利亚的联系日益密切。[408]另一方面，自1963年开始，叙利亚的复兴党由民间色彩的反对党和动员民众参与的政治组织转变为官方色彩的执政党和国家控制民众社会的御用政治工具，进而形成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和官僚化的组织体系。
进入70年代以后，复兴党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复兴党主导的民族进步阵线成为国家驾驭社会和控制民众的重要政治工具。阿萨德于1970年政变后出任复兴党地区委员会总书记，1971年兼任复兴党民族委员会总书记。1971年召开的复兴党大会通过新的章程，修改复兴党中央机构的选举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明确规定阿萨德在复兴党内部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化复兴党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409]阿萨德政权实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左翼政党构成合法的政党。1972年3月，阿萨德创建复兴党主导的政党联盟，名为民族进步阵线，作为叙利亚民众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渠道，旨在联合各种进步和爱国的政治力量，凝聚民众社会，扩大国家的政治基础。[410]民族进步阵线除复兴党外，包括叙利亚共产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社会主义联盟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五个左翼政党；其中，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系纳赛尔主义政治组织，始建于1961年的社会主义联盟运动、始建于1974年的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党和始建于1964年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均脱胎于复兴党。[411]纳赛尔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作为“进步的反对派”，加入复兴党主导的民族进步阵线。[412]复兴党与加入民族进步阵线的诸政党保持良好的政治合作；加入民族进步阵线的诸政党具有合法的地位，参与议会选举，出任内阁职位。[413]进步民族阵线以外的一切政治组织及其政治活动均被视作非法，非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交由特别军事法庭审理。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缺乏纯粹民间的社会组织，尚无真正意义的公民社会可言。[414]民族进步阵线的领导机构由18人组成，其中10人来自复兴党，8人来自其他五个左翼政党。[415]民族进步阵线章程规定，复兴党总书记兼任民族进步阵线主席。[416]1973年宪法规定，复兴党作为叙利亚共和国的执政党和叙利亚人民的先锋队，在民族进步阵线中居领导地位。[417]1973年，复兴党主导的民族进步阵线首次参与议会竞选，获得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1990年，复兴党主导的民族进步阵线获得议会250个席位中的166个席位。[418]
阿萨德时代的复兴党与埃及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颇多相似之处，体现农民、工人、官僚和军人的广泛政治联合。另一方面，复兴党长期控制国家权力，垄断军政要职，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错综交织，加入复兴党则是民众步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复兴党民族委员会与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即复兴党中央委员会构成复兴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包括90名成员，其中21名成员组成指挥委员会，作为核心权力机构，下设若干职能组织；中央委员会和指挥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任期4年。[419]1971年，复兴党修改章程，以阿萨德的个人领导权取代集体领导权。此后，复兴党逐渐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70年代初，复兴党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指挥委员会。1980年，复兴党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指挥委员会。[420]1985年召开的复兴党大会明确规定，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和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成员由阿萨德任命。[421]阿萨德时代，复兴党演变为官僚化的国家机构；1983年，复兴党的活动经费为1.29亿叙镑，其中80%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与此同时，复兴党成员急剧增多，1963年仅数百人，1966年约0. 8万人，1971年增至6.5万人，1979年达到37.3万人。[422]自1966年开始，复兴党的活动范围从城市向乡村的逐渐延伸，导致复兴党的社会构成发生相应的变化，城市下层和乡村民众取代中产阶级成为复兴党的社会基础，复兴党的政治纲领随之经历从温和向激进的转变。工商业领域的国有化和农业领域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排斥城市商业贵族和乡村土地贵族，另一方面强化复兴党与城市下层民众、乡村农民之间的广泛政治联盟。80年代，复兴党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包括11163个称作“哈勒卡”的基层单位、1395个称作“菲尔卡”的支部、154个称作“舒尔巴”的区域委员会和18个称作“法尔”的省级委员会，军队内部亦有相应的复兴党组织。复兴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地方层面的权力核心，负责监督复兴党方针政策的实施，进而构成动员民众和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80年代，复兴党成员达到50万人，主要来自教师、学生、政府雇员、农民和工人；换言之，复兴党成员主要来自中下层社会群体，其中超过60%来自农民和工人。进入80年代，复兴党的内部选举采取自上而下的提名方式，进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自下而上的竞选方式随之废止。[423]1984年，复兴党成员达到53.7万人，其中学生约占50%，工人和农民占14%，政府雇员占9%，教师占7.5%。1992年，复兴党成员超过100万人，其中军人占10%。包括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以及各种职业性协会在内的诸多民众组织，缺乏必要的自治地位和独立性，内部结构亦实行自上而下的原则，具有半官方的色彩，处于复兴党的操纵和控制之下。1992年，工会联盟的成员共计54万人，主要来自国营企业，私人企业的工会成员约占工会联盟成员总数的四分之一。[424]
阿萨德政权具有军人政治的浓厚色彩。安全机构既是绝对总统制政治体制的忠诚捍卫者，亦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政治工具。叙利亚的武装部队，1970年为8万人，1985年增至40万人。内务警察主要来自阿拉维派，90年代初约10万人。[425]安全机构下属部门的雇员人数，约占叙利亚从业人员总数的五分之一。[426]阿萨德时代，叙以之间的战争状态以及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占领需要叙利亚保持相应的武装力量。然而，叙利亚武装力量的任务“不仅在于保卫国土，更在于保卫政权”[427]。
阿萨德时代，叙利亚的国家政权呈金字塔的结构，阿萨德、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依次主导政治舞台和政治生活。阿拉维派作为叙利亚的宗教少数派，长期位于社会底层，议会民主制时代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阿联期间，复兴党遭到取缔，复兴党组织在叙利亚的多数地区遭到破坏，却在拉塔基亚得以延续，阿拉维派的复兴党成员在叙利亚军队中尤其具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阿萨德政权建立后，阿拉维派在叙利亚政坛异军突起，阿拉维派的复兴党军人成为国家核心的权力集团。阿萨德时代，逊尼派军官不足叙利亚军官总数的四分之一，相比之下，阿拉维派军官超过叙利亚军官总数的二分之一，内务警察和情报人员亦大都来自阿拉维派。[428]复兴党中央委员会的18名军人中，12名系阿拉维派军人。[429]70年代至80年代初，阿萨德的胞弟里法阿特·阿萨德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阿萨德的女婿阿德南·马赫鲁夫控制总统卫队。此外，特种部队司令阿里·哈伊达尔、情报局长穆罕默德·胡里、军事情报局长阿里·杜巴以及第1师师长伊卜拉欣·萨费、第3师师长沙非格·法耶德、第9师师长阿德南·巴德尔·哈桑，均系阿拉维派。90年代末，来自阿拉维派的阿里·阿斯兰取代逊尼派军官西克马特·什哈比出任武装部队参谋总长。[430]
阿萨德政权可谓叙利亚史无前例的独裁政权，家族政治、教派政治与政党政治的三位一体以及军人政治浓厚色彩则是阿萨德独裁政权的突出特征。然而，阿萨德政权并非阿拉维派的教派政权，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在叙利亚的政治舞台依旧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来自逊尼派下层的复兴党军人崛起于60年代，构成阿萨德政权的政治盟友。阿萨德政权的副总统阿卜杜勒·哈里姆·哈达姆和祖哈尔·马沙里卡、总理穆斯塔法·米鲁以及外交部长法鲁格·沙尔、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参谋总长西克马特·什哈比，均为逊尼派的复兴党成员。[431]在复兴党的领导层内部，逊尼派占43.4%，阿拉维派占37.7%。[432]1963—1978年的内阁成员中，逊尼派占58.2%，阿拉维派占20%，德鲁兹派占10.6%，伊斯马仪派占6.5%，基督徒占4.7%。[433]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亦来自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和伊斯马仪派在内的诸多宗教少数派，以及70年代以来形成的逊尼派新兴资产阶级。[434]诸多新兴阶层超越教派界限的广泛联盟，构成阿萨德政权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阿拉维派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处于裂变的状态，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60年代末萨拉赫·贾迪德与阿萨德之间的角逐，以及80年代初阿萨德与里法阿特·阿萨德之间的矛盾，可谓阿拉维派内部对立冲突的缩影。政治利益超越教派的狭隘界限，决定着国家的体制和权力的分配。大马士革而非拉塔基亚，构成阿萨德政权的重心所在。阿萨德政权无疑凌驾于教派之上，成为叙利亚国家利益的象征。[435]
阿萨德政权的建立根源于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社会秩序的此消彼长和新旧政治力量的激烈对抗，阿萨德政权的独裁统治与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之威权政治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阿萨德政权具有军人政权、复兴党政权、阿拉维派政权、官僚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多重内涵，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经历自上而下的深刻革命。以牺牲政治层面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代价实现新旧秩序的更替和推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构成阿萨德时代自上而下之革命进程的实质所在。阿萨德政权具有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根基，体现叙利亚诸多教派的广泛政治联合，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至高无上是阿萨德政权遵循的基本政治准则。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长期军事对抗，特别是1973年中东战争，提升了复兴党政权在叙利亚国内的凝聚力。如同纳赛尔是埃及主权和独立的象征，阿萨德成为叙利亚国家利益的象征[436]。
复兴党政权建立前，穆斯林兄弟会与复兴党均为政治反对派，在诸多方面持相似的立场。复兴党执政后，穆斯林兄弟会与复兴党分道扬镳。在埃及，爱资哈尔清真寺与政府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持亲政府的立场，在埃及穆斯林社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相比之下，叙利亚并无诸如爱资哈尔的权威宗教机构，欧莱玛在诸多方面与政府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阿萨德政权建立后，复兴党内部的权力斗争逐渐平息。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与复兴党代表的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对立日渐加剧，进而构成威胁阿萨德政权的主要政治力量。复兴党政权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宗教政治构成挑战复兴党世俗政权的重要形式。
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始建于1935年的阿勒颇，支持者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的逊尼派穆斯林。1944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总部从阿勒颇移至大马士革。1945—1961年，穆斯塔法·萨巴伊出任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437]穆斯塔法·萨巴伊持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曾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号召解放巴勒斯坦而身陷囹圄。继穆斯塔法·萨巴伊之后，伊萨姆·阿塔尔于1961年出任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60年代中期，来自哈马乡村棉农家庭的麦尔旺·哈达德致力于反对复兴党政权的暴力活动，成为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核心人物。1975年，阿德南·萨阿德、赛义德·哈瓦和阿里·萨德尔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新一代领导人，侯斯尼·阿布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军事组织的核心人物。[438]
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亦曾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具有相似的政治境遇。1963年复兴党执政后，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遭到取缔，成为叙利亚最重要的非法反对派政治组织。叙利亚北部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活动范围，阿勒颇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据点所在。1964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北部城市哈马发动叛乱，遭到政府的镇压。[439]
70年代中期，伊斯兰主义在中东诸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影响随之迅速扩大。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1975年不足千人，1978年达到3万人。[440]70年代末，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城市下层和中产阶级，清真寺、巴扎和大学校园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专制、腐败、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贫富分化加剧导致民众对于复兴党世俗统治的强烈不满，伊斯兰教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渠道。伊斯兰主义的反政府活动，开始于清真寺的宣讲，进而演变为民众示威和暴力冲突。作为非法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是，对异教徒阿拉维派主导的复兴党统治发动圣战，推翻阿萨德政权和阿拉维派的统治，建立伊斯兰政体，实行多党选举基础上的议会宪政制度，恢复伊斯兰教法的权威地位，保证司法独立，保护宗教少数派的信仰自由，限制政府的经济干预，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取代国有化经济，通过天课和慈善的形式缩小贫富差别。[441]穆斯林兄弟会与阿萨德政权的对立，兼有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间教派矛盾以及民众与国家之间政治矛盾的双重色彩，包含宗教与世俗之抗争、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抗争、民主与专制之抗争的政治内容。
1976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北部发动骚乱。1979年，63名阿拉维派军官在阿勒颇遭到穆斯林兄弟会的暗杀。阿萨德政权一度采取怀柔政策，控制通货膨胀，惩治腐败，承诺给予反对派更大的政治空间，改组内阁，来自逊尼派的阿卜杜勒·拉乌夫·卡兹姆出任总理。1980年春，在伊朗革命的影响下，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发起组建“伊斯兰阵线”和“解放叙利亚国家联盟”，采取进一步的激进行动，控制阿勒颇，进而波及哈马、霍姆斯、伊德里卜、拉塔基亚、代尔祖尔等地，诸多社会阶层和政治组织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反政府阵营。[442]与此同时，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政策。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北部城市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等地发动反叛。[443]复兴党政府出兵1.2万人，历时两个星期，平息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叛。[444]在穆斯林兄弟会反叛中心的哈马，30%的建筑物被毁，死亡人数超过万人。[445]
阿萨德政权致力于改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逐渐打破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状态，旨在共同对抗以色列和收复1967年中东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1970年12月，叙利亚与埃及、利比亚签署的黎波里宪章，致力于共同组建阿拉伯联邦。[446]与此同时，阿萨德政权试图联合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组建大叙利亚联邦。1973年，叙利亚恢复与约旦的外交关系。1976年，叙利亚出兵黎巴嫩。1977年，叙利亚与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军事、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协议。[447]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叙利亚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前线国家”，从海湾国家获得累计15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448]1983年，阿萨德授意组建巴勒斯坦阵线，作为抗衡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主导巴勒斯坦形势的政治工具。1985年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后，叙利亚军队长期进驻黎巴嫩，黎巴嫩处于叙利亚的控制和影响之下。[449]
另一方面，叙利亚与其他诸多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叙利亚与伊拉克长期角逐新月地带的霸权，幼发拉底河水源的分配亦是影响叙伊关系的重要因素。1966年，叙利亚复兴党与伊拉克复兴党分道扬镳，两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成为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再度陷入孤立的境地，尤其是海湾国家向叙利亚提供的经济援助明显减少。1973—1978年，阿拉伯世界向叙利亚提供的官方援助年均6亿美元。1978年在巴格达召开的阿拉伯联盟峰会，承诺未来10年中每年向叙利亚提供18亿美元的援助。两伊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世界向叙利亚实际提供的援助下降为年均6.7亿美元，至1989年停止提供援助。此间，叙利亚从伊朗获得约10亿美元的援助。[450]
叙利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和反西方倾向，是战后唯一拒绝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中东国家。冷战时代，叙利亚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盟国；美国政府抨击叙利亚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英国政府指责叙利亚涉嫌参与策划希斯罗机场的空难事件并于1986年中断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阿萨德政权则坚持明确的反美立场。[451]冷战时代结束后，阿萨德政权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叙利亚与与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关系逐渐改善。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叙利亚支持联合国通过的相关决议，出兵参加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进而从西方世界和海湾国家获得丰厚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回报。[452]
叙以关系是影响叙利亚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恢复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叙以边界和以色列归还于1967年占领的戈兰高地则是叙利亚政府与以色列举行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阿萨德政权建立后，叙利亚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其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随之扩大。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的状态，阿萨德时代的防务支出约占叙利亚政府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叙利亚的武器进口，1970—1977年年均5.7亿美元，1978年为9亿美元，1979年增至20亿美元，80年代前期达到年均28亿美元，80年代后期下降为年均14亿美元，90年代再度呈增长的趋势。[453]尽管从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和利比亚获得相应的资助，数额巨大的军费开支依然构成叙利亚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进而影响叙利亚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
80年代末，阿萨德政权面临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自1986年起，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海湾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随之减少，进而对叙利亚的经济形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东欧政治的剧变和冷战的结束，迫使叙利亚开始寻求西方世界的支持。进入90年代，叙利亚国内出现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民众呼声，民主化进程暗流涌动，穆斯林兄弟会死灰复燃，阿萨德政权的独裁统治面临严峻的挑战。[454]
1991年12月，阿萨德第四次当选总统。1992年3月，阿萨德总统发表讲话，强调叙利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叙利亚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叙利亚的民主制尚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然而西方模式的民主制无疑不适应叙利亚的国情。阿萨德声称，叙利亚的现行民主制度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民主制并非随意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每个国家皆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亦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阿萨德政权逐渐调整国内政策，放松对于民众生活的诸多限制，安全机构减少对于民主生活的监督，扩大议会的权限，允许非复兴党成员进入议会，承诺扩大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对话，旨在扩大政治基础，试图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要求，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455]
进入90年代，阿萨德政权调整世俗化政策，资助建立宗教学校和清真寺，给予宗教学校和清真寺相应的自治地位，解除宗教图书的发行限制。与此同时，政府在反对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前提下，改变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强硬立场，释放80年代初入狱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允许教界作为独立人士参加议会的竞选。1991年12月，2864名政治犯获释。1993年3月，600名政治犯获释。1993年11月，554名政治犯获释。1995年11月，5300名囚犯获释，其中包括1200名政治犯。阿勒颇的著名伊斯兰主义者阿卜杜勒·法塔赫，自1963年复兴党执政起长期流亡沙特阿拉伯，从事反政府的政治活动，1976—1982年担任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1982年以后放弃政治活动，在吉达大学著书立说。1995年12月，阿卜杜勒·法塔赫获准返回叙利亚，定居于阿勒颇，1996年夏再次移居沙特阿拉伯，1997年2月去世，葬于麦地那。阿卜杜勒·法塔赫死后，阿萨德发去唁电，宗教部长和阿勒颇市长代表阿萨德慰问阿卜杜勒·法塔赫的家属，阿萨德甚至有意派总统专机将阿卜杜勒·法塔赫的遗体运回叙利亚下葬，赢得阿卜杜勒·法塔赫家属的感激。阿萨德的怀柔举措，旨在缓解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之间的矛盾。90年代后期，阿萨德政权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渐频繁。访问大马士革的伊斯兰主义组织领导人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和精神领袖侯赛因·法兹拉拉、苏丹伊斯兰运动领导人哈桑·图拉比、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约旦伊斯兰行动阵线领导人伊斯哈格·法拉罕于1997年1月访问大马士革，与复兴党签署合作协议。[456]大马士革俨然成为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主义的国际中心，共同反对以色列成为叙利亚复兴党政府与伊斯兰主义组织广泛联合的政治基础。
90年代，叙利亚议会的权限和影响逐渐扩大，进而成为缓解国内矛盾的减压阀。1990年5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议员人数从195人增至250人，占议会席位40%的84个席位分配给持中立政治倾向的独立候选人，其余166个席位分配给民族进步阵线的诸多政党。相比之下，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只有不足20%的议会席位即35个席位分配给独立候选人。1994年8月产生的议会和1998年11月产生的议会，独立候选人均为83席。与此同时，政府允许独立候选人组成竞选联盟。[457]
90年代阿萨德政权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导致新富人阶层即资产阶级和商人的崛起。新富人主要来自逊尼派的城市精英，1963年复兴党政权建立后长期处于经济生活的边缘地带，90年代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新富人阶层是9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亦是阿萨德政权的政治盟友，构成议会独立候选人的主要来源。议会之独立候选人席位比例的提高，反映出90年代新经济政策所催生的新富人阶层的崛起。新富人阶层尽管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十分有限，却渴望稳定的政治形势和宽松的经济环境，支持政府稳定社会的政治举措。来自教界的独立候选人亦大都持温和的政治立场，强调伊斯兰教的宽容性和非暴力性，与阿萨德政权广泛合作，进而区别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458]
70—80年代，国家主义占主导地位，政府和国有企业构成主要的就业领域，从业者普遍依附于国家，自治的民间群体和所谓的公民社会微乎其微。9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逻辑结果，在于民众逐渐脱离国家和政府的趋势，进而催生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换言之，国有经济面临困境是私人经济得以复兴的前提条件，国有经济的削弱提供了私人经济拓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私人经济的复兴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导致国有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而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提供了民众权利拓展的空间。
经济参与的进程与政治参与的进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经济参与的扩大无疑导致政治参与扩大的历史趋势。国家主义时代，服务于国家利益抑或官方利益的需要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准则，土地改革和国有化举措集中体现国家利益抑或官方利益的至高无上。相比之下，在非国有化的条件下，民间利益抑或民众利益逐渐取代国家利益抑或官方利益，成为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非国有化运动的逻辑结果是私人投资的增长和民众经济参与的扩大，而民众经济参与扩大的逻辑结果则是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民主化运动的高涨和极权政治的衰落。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官僚阶层逐渐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与此同时，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作为新经济政策和自由化经济改革的牺牲品，逐渐由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转化为政治舞台的边缘群体，进而成为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
阿萨德政权无意从根本上放弃极权统治、推动民主化进程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只是推行政治减压的相应举措，吸收新阶层进入复兴党主导的政府机构，作为民主化改革的替代，旨在适应变动的经济社会秩序，维持经济社会秩序变动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在90年代的叙利亚，司法、新闻和职业性协会依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亦无多党制的议会竞选，民主化程度明显不及同时期的埃及。[459]
1984年，阿萨德总统与掌管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的副总统里法阿特·阿萨德之间爆发激烈的权力角逐。阿萨德挫败里法阿特·阿萨德的政治阴谋，继而指定长子巴希勒·阿萨德作为总统的继承人选。1985年起，里法阿特·阿萨德先后流亡法国和西班牙寻求政治避难，直至1992年返回叙利亚。1994年，巴希勒·阿萨德遭遇车祸，意外身亡。2000年5月，叙利亚复兴党举行大会，确定巴沙尔·阿萨德作为阿萨德总统的继承人。[460]
2000年6月，阿萨德逝世。阿萨德的逝世，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一个时代的结束。阿萨德是20世纪高举泛阿拉伯主义的最后旗手，阿萨德的逝世结束了20世纪实现阿拉伯世界统一的最后梦想。阿萨德以牺牲政治自由作为代价，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的稳定，致力于推动叙利亚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进程，致力于捍卫叙利亚的国家利益和阿拉伯民族的利益。阿萨德与同时期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不乏相似之处，亦有明显的不同。阿萨德逝世后，叙利亚实现平稳的权力过渡。2000年7月，巴沙尔·阿萨德在全民公决中获得97.29%的支持率，正式当选叙利亚总统。[461]
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叙利亚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交往由来已久。拉塔基亚自17世纪种植烟草，出口欧洲市场。[462]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基督教诸国相继在叙利亚设立领事馆，叙利亚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经济交往明显扩大，农产品出口迅速增长。[463]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生丝、棉花和烟草构成叙利亚出口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商品。1861—1880年，叙利亚的生丝年产量从96万公斤增至247万公斤；1913年，叙利亚的生丝产量达到562万公斤，占叙利亚出口商品的四分之一。棉花主要种植于阿勒颇与沿海之间的山区，1885年产量100万公斤，20世纪初达到200万公斤，其中三分之一经伊斯肯德伦出口欧洲市场。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经伊斯肯德伦和拉塔基亚等沿海港口进入叙利亚市场，叙利亚与欧洲基督教世界诸国之间的贸易额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沿海地区的农业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内陆地区，由此形成沿海与内陆之间经济生活的巨大差异。沿海地区的农作物呈多元化结构，包括烟草、橄榄、柠檬和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较高。相比之下，内陆地区的农作物呈相对单一结构，普遍种植包括小麦和大麦在内的粮食作物。[464]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农业的进步主要表现为阿勒颇商人投资北部内陆平原、推广农业机械和扩大棉花的播种面积；相比之下，东北部的贾吉拉位于幼发拉底河左岸，地广人稀，封闭落后，农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465]40年代后期，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和其他城市的商人投资开发贾吉拉地区，推广农业机械，增加棉花的播种面积，扩大货币关系和雇佣劳动，现代农业随之初露端倪。[466]自50年代起，叙利亚政府成立国有土地开发公司，增加农业投资，引进灌溉机械，开发贾吉拉地区；贾吉拉地区的耕地面积，1942年约2万公顷，50年代中期增至40万公顷。[467]此后，贾吉拉成为叙利亚的新兴谷仓，代尔祖尔一带种植的棉花主要销往国际市场。[468]1968年，叙利亚政府效仿埃及在尼罗河上游建造的阿斯旺高坝，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建造塔布卡水坝。1973年，塔布卡水坝合拢，水坝之上形成巨大的湖泊，名为阿萨德湖。1978年，塔布卡水坝竣工，预计灌溉面积达到64万公顷。80年代中期，叙利亚政府在幼发拉底河右岸兴建引水工程，预计灌溉面积超过30万公顷。叙利亚的耕地面积，1938年为175万公顷，1953年增至360万公顷，1969年达到590万公顷。[469]1980年，叙利亚的耕地面积达到620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1%，其中三分之二的耕地播种谷物，四分之一的耕地播种棉花。[470]耕地面积的迅速增长，明显缓解了城市承受的人口压力。
叙利亚的农业生产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一是南起黎巴嫩边境、北至土耳其边境的沿海平原，主要农作物是包括水果、橄榄、烟草和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二是奥伦特河谷，亦称加卜河谷。三是主要城市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所在的中部平原和幼发拉底河谷，主要农作物是谷物、水果和棉花。四是东北部的贾吉拉，主要农作物是谷物和棉花。[471]1946—1980年，叙利亚的小麦播种面积从88万公顷增至149万公顷，大麦播种面积从37万公顷增至92万公顷，棉花播种面积从3万公顷增至19万公顷，果蔬播种面积从18万公顷增至38万公顷。1943—1980年，小麦年产量从60万吨增至145万吨，大麦年产量从28万吨增至63万吨。[472]
1972年以前，农产品占叙利亚出口商品的二分之一以上，其中棉花占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1974年以后，石油取代棉花，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980年，农产品仅占出口商品的13%。进入80年代，国际市场油价下跌，国内市场石油需求增长，农产品特别是棉花再度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1968—1973年，皮棉年产量超过20万吨，1976年下降为15万吨，1980年仅为12万吨。此后，皮棉产量逐渐上升，1983年皮棉年产量增至19万吨，其中出口皮棉13万吨。[473]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城市商人和部族舍赫占有大量土地，普遍采用分成制的租佃方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将大量的国有土地和部族土地赠与城市商人和部族舍赫作为私人地产，农民丧失传统的土地公用权，乡村社会的贫富差距随之明显扩大。据相关资料的统计，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土地贵族仅占人口总数的2%，却占有全部农业收入的50%，耕种土地的贫困农民约占人口总数的80%，仅占有全部农业收入的25%。[474]叙利亚独立初期，土地贵族垄断国家权力，操纵议会，维护传统的土地制度，耕作者依旧处于贫困的状态。
叙利亚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于阿联时期。1959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私人占有的人工灌溉耕地不得超过80公顷，私人占有的自然灌溉耕地不得超过300公顷，超过规定的部分由政府征购，以人工灌溉耕地8公顷和自然灌溉耕地30公顷为单位向农民出售，农民从政府购置的耕地不得出售和出租，必须由购地者本人耕种，购地者必须加入政府创办的合作社。1963年复兴党政权建立后，进一步限制私人地产，规定私人占有的人工灌溉耕地不得超过50公顷，私人占有的自然灌溉耕地不得超过200公顷。[475]
叙利亚共和国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铲除旧秩序的社会基础，进而强化国家和政府在乡村农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土地改革的直接结果则是地权结构的剧烈变化，即大地产的衰落和中等地产的明显上升趋势。至1969年，4500户大地产主的150万公顷耕地被政府征购，约占当时全部耕地的17%；10万户小农获得政府征购的44.5万公顷耕地以及政府在加卜河流域开垦的43.2万公顷耕地。[476]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土地改革前的1952年，占有耕地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1%，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占全部耕地的50%；占有耕地10—10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9%，10—100公顷的中等地产占全部耕地的37%；占有耕地不足10公顷的小农约占农户总数的30%，不足10公顷的小地产占全部耕地的13%；无地农民约占农户总数的60%。土地改革后的1970年，占有耕地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0.5%，超过100公顷的大地产占全部耕地的17.7%；占有耕地10—10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15.3%，10—100公顷的中等地产占全部耕地的58.7%；占有耕地不足10公顷的小地产主约占农户总数的48%，不足10公顷的小地产占全部耕地的23.6%；无地农民约占农户总数的36%。[477]1980年，政府颁布新的土地法，进一步限制私人地产的面积，42700公顷土地被政府征购，由农民租种。[478]
土地改革的相关举措是乡村的合作化进程。至1982年，约三分之一的耕地和三分之二的农户纳入合作社的范围。[479]官僚化的合作社通过物价控制、信贷发放和农产品购销政策干预农业生产，进而取代传统的土地贵族，成为联结国家与农民的纽带和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政治工具。与此同时，传统土地贵族经历普遍的衰落过程，分成制的租佃方式逐渐废止，农民随之开始摆脱依附状态。然而，土地改革并未直接导致农业的进步和贫困农民经济境况的改善。小农地产面积有限，财力匮乏，投资严重不足，加之政府控制作物播种和规定收购价格，农民往往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直至沦为雇工，或流入城市而导致农业劳动力的严重缺失。相比之下，中等农户投资土地，购置农业机械，采用现代经营模式，提高产量和市场化程度，成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直至取代在外地主成为主导乡村社会的新兴阶层和复兴党政权的社会基础。
阿萨德时代，地权结构渐趋稳定。[480]阿萨德政权实行国有农业与私人地产并重的二元政策，一方面延续复兴党的合作化政策，扶植和巩固小农经济，另一方面鼓励私人投资农业，推广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扩大农业雇佣关系，推动农业的市场化进程。自70年代开始，国有农业、私人地产以及政府与私人合作投资的农业公司构成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新兴农业资产阶级成为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合作伙伴。[481]
自19世纪开始，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导致叙利亚的工业生产呈不断萎缩的状态。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织机数量，19世纪60年代初超过10000锭，19世纪70年代末下降为不足5000锭。[482]20世纪初，叙利亚的工业生产水平明显落后于埃及和土耳其，亦不及沿海的黎巴嫩地区。1914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工业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0%～15%，工业生产局限于传统的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483]
法国委任统治统治结束后，叙利亚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启动。1945—1954年，叙利亚新建工业企业37家。50年代前期，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2%。[484]然而，议会民主制时代，传统土地贵族长期控制国家机器，农业构成政府投资的首要领域，工业投资增长缓慢，工业的进步主要表现为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基础工业发展缓慢。1960年，叙利亚政府成立计划部，负责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1—1965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投资占政府投资总额的60%。[485]复兴党政权建立后，致力于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模式，不断强化政府的经济干预，政府的工业投资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966—1970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依靠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贷款和经济援助，投资发展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大型水利灌溉项目。1971—197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幼发拉底河水利工程，旨在扩大耕地面积、吸收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发电量。[486]60年代末，复兴党政府投资的工业项目包括哈马的面粉厂、霍姆斯的化肥厂、阿勒颇的拖拉机厂、拉塔基亚的发电设备制造厂，以及为数众多的纺织厂和食品加工厂。1970年，国有企业雇佣工人达到5.7万人，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487]阿萨德时代，继续推行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加政府的工业投资，鼓励私人投资工业领域，积极引进国外投资。70年代，包括化工、钢铁和机械制造在内的现代工业发展迅速。1971年，工业产值首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超过农业产值所占的比例。[488]1970—1978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6%。电力装机容量，1950年为100万千瓦，1974年增至1400万千瓦，80年代达到4000万千瓦。[489]
70年代，叙利亚政府在苏联的援助下建成即自大马士革至约旦首都安曼的铁路、自西部港口城市塔尔图斯经霍姆斯至北部内陆城市阿勒颇的铁路、自西部港口城市拉塔基亚经阿勒颇至东北部边境城市卡米什里的铁路以及自阿勒颇经拉卡至东北部中心城市代尔祖尔的支线铁路。[490]铁路通车里程，1968年为850公里，1980年增至2000公里。铺面公路长度，1968年为8000公里，1980年增至17000公里。拉塔基亚港始建于1952年，进入70年代，航运功能进一步完善。塔尔图斯港始建于1970年，成为叙利亚最大的港口。巴尼亚斯港始建于70年代末，是叙利亚出口石油的主要通道。[491]
石油开采是叙利亚的重要工业部门。1959年，一家西德石油公司在叙利亚东北部的苏韦迪耶建成第一座油井。1964年，叙利亚政府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1968年，叙利亚建成自东北部油田至西部港口城市塔尔图斯的输油管道，开始向国际市场出口石油。1975年，叙利亚政府开始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加拿大、美国的多家石油公司合资开采石油。[492]1986年，在东北部的代尔祖尔建成第二座油田。叙利亚的石油日产量，70年代初不足12万桶，80年代中期增至20万桶，90年代初达到58万桶。自70年代开始，石油取代棉花成为叙利亚主要的出口商品，石油和石油产品在叙利亚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70年，叙利亚出口总额2.03亿美元，其中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额0.34亿美元；1992年，叙利亚出口总额31亿美元，其中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额21.51亿美元。[493]
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53—1959年平均为35.1%，1960—1973年平均为26.6%，1974—1980年平均为19.9%。1970—1991年，农业劳动力人数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51.0%下降为28.2%，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20.8%上升为25%。[494]1956—1984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8.3%下降为19.7%，工业产值所占的比例从11.8%上升为16.0%。[495]
工业化的水平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并非衡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唯一标准，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资源构成影响和制约工业化进程的首要因素。耕地面积的有限与人口的膨胀之间的矛盾是埃及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亦是加速埃及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动力。相比之下，叙利亚具有较为充足的耕地、水源和发展农业的良好环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劳动力结构相对稳定，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亦相对缓慢。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为20%，1990年为21%；包括制造业、石油矿产业和建筑业在内的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为25%，1990年为24%。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为51.0%，1981年下降为26.0%，1991年上升为28.2%；包括制造业、石油矿产业和建筑业在内的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为20.8%，1981年上升为35.2%，1991年下降为24.7%。[496]产业工人大都属于国有企业，从属于政府。私人企业通常规模较小，工人处于分散的状态，从属于私人企业主。工业化进程的相对缓慢以及特定的工业结构，决定着产业工人和工会力量的软弱状态。
议会民主制时代，私人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有经济成分微乎其微。复兴党政权建立后，致力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强调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模式，政府经济干预的扩大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成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举措。1963年底，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大会，决定在主要工业部门、金融财政、基础设施、对外贸易以及部分国内贸易领域实行国有化的政策，旨在铲除旧制度的经济基础。[497]1964年，复兴党政府首先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实行国有化。1965年初，国有化的范围扩大到制造业、加工业和石油矿产业领域，复兴党政府将超过100家工业企业收归国有。[498]
复兴党政权推行的国有化举措，导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尤其是政府投资上升为工业投资的主要形式。196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劳动力约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国有商业控制进出口贸易的40%。[499]1963年，私人资产约3.55亿叙镑，国有资产约1.7亿叙镑，私人资产显然构成资产占有的主要形式；1976年，私人资产增至6.55亿叙镑，国有资产增至12.6亿叙镑，国有资产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私人资产的增长幅度，国有资产取代私人资产成为资产占有的主要形式。[500]70年代，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国内工业生产总值方面可谓平分秋色，然而私人企业规模较小，经营分散，98%的私人企业雇佣劳动力不足10人。1984年，国有企业的劳动力约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产值则占工业生产总值的78%。[501]
复兴党执政前的1953—196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6%。相比之下，复兴党政权建立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963—1969年为5.5%，1970—1975年为8.2%，1977—1980年为6.8%。[502]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为234亿叙镑，1980年增至518亿叙镑，1983年达到655亿叙镑。[503]国有化和工业化进程，无疑构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然而，政府经济干预和国有化政策存在明显的弊端，生产成本过高，投入产出比率失衡，投资渠道单一，资本积累不足，市场活力匮乏。进入80年代，政府经济干预和国有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980—1983年下降为4.7%，1983—1987年甚至出现负增长。[504]经济的增长速度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民众生活水准呈下降趋势。1986—198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0%。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政府开始推行非国有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505]
自80年代末开始，政府实行新的经济政策，逐渐放宽对于私人经济的限制，鼓励私人投资旅游业和农业，旨在增加收入和提高就业率，实现经济繁荣，投资结构随之出现相应的变化。[506]政府投资在国内投资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约为40%，1975—1985年约为50%，90年代初下降为25%。[507]与此同时，私人投资和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75—198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本总额从62亿叙镑增至103亿叙镑，国有企业资本总额所占的比例从72%下降为60%；私人企业固定资本总额从24亿叙镑增至70亿叙镑，私人企业固定资本总额所占的比例从28%上升为40%。[508]1981年，私人企业共计22万家，其中雇佣劳动力超过10人的私人企业890家；1988年，私人企业总数增至37万家，其中雇佣劳动力超过10人的私人企业达到1800家。[509]然而，私人投资不同于政府投资；政府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私人投资大都热衷于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开发以及其他非生产性领域，工业投资数额有限，私人工业企业规模较小，轻工业领域的私人企业居多。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私人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增长一倍，其中60%从事商业；1992年，私人工业企业平均雇佣劳动力不足3人。[510]
1990年，政府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削减补助金，贬值货币，放松进出口贸易的限制。[511]1991年，政府颁布投资法，旨在进一步吸引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标志着自由化经济改革进入新的阶段。私人获准投资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国有经济控制领域，私人投资自1963年以来首次超过政府投资。[512]1993年，登记投资项目约700项，其中300项属于工业项目，其余400项大都属于服务业项目。[513]1994年，私人投资474个项目，共计17.8亿美元。至1998年，根据投资法批准的投资项目达到1494个，预计投资总额85亿美元，预计提供10个万就业岗位。然而，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周围，乡村和边缘地区的投资项目寥寥无几。与此同时，政府放宽进口贸易的限制，进口额1989年20亿美元，1991年27.6亿美元，1993年46.7亿美元。[514]
1987—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9%；1990—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8%。[515]此间，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趋势，贸易逆差明显缓解。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劳动力在工业和建筑业占全部劳动力的40%；90年代初，国有企业劳动力不足工业和建筑业全部劳动力的30%，私人企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516]然而，90年代的私人投资长期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尚无私人银行和证券市场。政府投资在石油、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独占鳌头，私人经济在旅游业、农业和商业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90年代前期，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大幅增加；水电、交通、教育和卫生的政府财政预算投资，1992年为362.5亿叙镑（约合32.3亿美元），1993年达到607.5亿叙镑（约合64亿美元），约占预算投资总额的51%。与此同时，军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1992年的29%下降为1993年的23%。90年代末，叙利亚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政府的控制导致私人投资严重不足，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不足1%，民众生活水准下降。经济形势的恶化加剧民众的不满，新闻媒体和国民议会激烈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称叙利亚是“官僚制的世界冠军”[517]。
政府控制下的有限自由化改革，是90年代叙利亚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政府和官僚阶层成为受益者以及政府和官僚阶层与新兴资产阶级分享成果，是推行自由化经济改革的宗旨和前提条件。政府与私人的合资企业，形成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共同利益。90年代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其范围、深度和速度均处于政府的操纵和控制之下，旨在延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主导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避免国有企业的雇员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而新兴资产阶级作为潜在的政治对手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其次是下层民众构成复兴党政权的社会基础而保护下层民众的既得利益构成复兴党政权之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第三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主要的财源需要得到相应的保护，第四是与以色列军事对抗的国际环境需要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第五是私人投资的主要领域局限于非生产性领域而基础工业依然需要政府投资。
法国委任统治初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人口约250万。[518]自50年代起，叙利亚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55年约为400万，1965年增至560万，1975年达到720万。[519]1986年，叙利亚人口超过1000万。[520]1993年，叙利亚人口增至1400万。[521]1950年以前，叙利亚人口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以及南部中心城市大马士革和北部中心城市阿勒颇周围。1950年以后，叙利亚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东北部幼发拉底河流域哈萨卡、拉卡、代尔祖尔地区的人口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60年，拉卡33%的人口和哈萨卡18%的人口系外来的移民。1972年，叙利亚总人口670万，其中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省人口290万，占总人口的44%；1980年，叙利亚总人口增至898万，其中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省人口360万，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40%。[522]另一方面，不同教派的分布区域亦经历明显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渐打破乡村和教派的孤立和封闭状态，导致诸多教派人口的移动趋势。来自乡村和分别属于不同教派的人口脱离传统的生活环境而融入城市，祖居山区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人口移居逊尼派人口居多的城市成为叙利亚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阿拉维派是叙利亚最重要的什叶派分支，其称谓源于什叶派伊玛目阿里，意为阿里派，亦称努赛里派。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包括沙姆绥耶、嘎马里耶、穆尔什迪耶三个支派，分别属于哈亚廷、哈达丁、马塔维拉、卡勒比耶四个部族；1966年发动政变的阿拉维派将领穆罕默德·乌姆兰、萨拉赫·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分别属于哈亚廷部族、哈达丁部族和马塔维拉部族。[523]阿拉维派成员的人数约占叙利亚什叶派穆斯林总数的四分之三，主要分布在西部城市拉塔基亚附近的安萨里耶山区（亦称阿拉维山区）。哈马原本是典型的逊尼派城市；复兴党政权建立后，哈马的阿拉维派人口比例急剧上升。拉塔基亚曾经是逊尼派和基督徒聚居的城市，1945年有逊尼派穆斯林18500人和基督徒6400人；阿萨德当政期间，大批阿拉维派人口自安萨里耶山区即阿拉维山区涌入拉塔基亚，拉塔基亚俨然成为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大本营。德鲁兹派祖居黎巴嫩山区，19世纪后期移居豪兰山区，豪兰山区遂改称德鲁兹山区。叙利亚境内80%的德鲁兹派成员生活在德鲁兹山区，德鲁兹派成员占德鲁兹山区人口的90%。[524]复兴党执政期间，德鲁兹派自豪兰山区即德鲁兹山区移居大马士革，聚居于大马士革的贾拉马纳区、希纳耶区和阿什拉菲耶区；至80年代，叙利亚德鲁兹派人口的约三分之一生活在大马士革及其周围地区。[525]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通常表现为同步的状态，而乡村社会的变化与城市化进程之间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一战前夕，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大叙利亚人口约400万，大马士革、阿勒颇、贝鲁特和耶路撒冷是大叙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526]法国委任统治初期，不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人口共计220万，城市人口为50万，其中大马士革人口17.5万，阿勒颇人口20万，霍姆斯和哈马人口各约5万。[527]1947年，叙利亚总人口共计300万，其中20%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叙利亚共和国建立后，总人口年均增长2.7‰，城市人口年均增长4.7‰；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人口的流动则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528]1960年，叙利亚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6.8%。1963年复兴党执政以后，叙利亚的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增至43.3%，1985年达到50.6%。[529]1986年，叙利亚总人口1000万，其中38%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530]尽管如此，叙利亚的城市化程度依然低于中东其他主要国家。直至80年代，大马士革、阿勒颇和霍姆斯是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仅有省份；在其他省份，乡村人口普遍超过城市人口。[531]工业化进程的缓慢无疑是制约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叙利亚乡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超过高于中东其他主要国家，地广人稀的生存环境对叙利亚的城市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以埃及为例，1947年，五口之家的平均耕地面积为1.31公顷；1971年，五口之家的平均耕地面积为0.84公顷；进入80年代，乡村人均耕地面积继续呈下降的趋势，城市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相比之下，叙利亚耕地面积，1953年175万公顷，1969年590万公顷，1980年620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城市化压力有限。[532]进入90年代，叙利亚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0%。[533]大马士革的人口，1970年约80万，1990年增至150万。[534]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导致游牧经济的衰落，游牧人口数量随之呈下降趋势。1930年，叙利亚的游牧人口为36万，占总人口的12.8%；1960年，叙利亚的游牧人口下降为21万，仅占总人口的4.7%。叙利亚东部沙漠和幼发拉底河上游曾经是游牧部落主宰的世界，50年代叙利亚政府在贾吉拉地区大规模的垦殖和开发则是导致贝都因人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535]
60年代是叙利亚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分水岭。复兴党执政期间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导致叙利亚的社会结构经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长足进步以及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和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否定着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从属于国家的政府雇员规模呈上升趋势，从50年代末的2.2万人增至70年代的25万人，80年代达到47万人。1960—1970年，小农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7.4%上升为41.5%，城市工商业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2%下降为0.7%，乡村土地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4.5%下降为0.6%，乡村无地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0.5%下降为8.9%。[536]自80年代末开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政府官僚逐渐转化为经营企业的资产阶级，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导致中间商阶层的兴起，城市化的进程导致建筑承包商势力的膨胀，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机械化和农业商品化导致分成制的衰落和现代农业雇佣关系的扩大，市场化的进程加剧人口的移动和瓦解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新旧阶层的消长和社会的整合作为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逻辑结果，构成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突出现象。
教育事业的进步是现代化进程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19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宗教教育是叙利亚仅有的教育模式。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初露端倪。一战前夕，叙利亚有77所俄国教会创办的私立学校和14所德国教会创办的私立学校。[537]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的学校教育具有法国化的浓厚色彩，教会和慈善机构创办的私立学校居多。大马士革大学始建于1923年，是叙利亚的第一所大学，包括医学院和法学院。1940年，叙利亚共有中等学校17所，其中官办中等学校7所，在校学生共计4000人；官办初等学校450所，在校学生50000人，相比之下，私立初等学校相当于官办初等学校的三倍。[538]直至1944年，6—12岁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四分之一，13所官办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不足5000人，国民的文盲率为80%。[539]叙利亚独立后，教育事业经历长足的进步。1956年，官办中等学校增至258所，在校学生超过60000人。[540]复兴党政权建立后，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民众教育，教育资源的分配日趋均衡，乡村教育环境明显改善。教育预算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40年代后期为13.4%，50年代后期为14.5%，70年代中期为18.6%，80年代初为18%。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1972年为2.66亿叙镑，1981年增至29.68亿叙镑。[541]1964—1977年，学校在校学生和教师人数增长一倍，学龄儿童入学率从58%提高为85%；1960—1970年，小学毕业生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不足10%增至超过20%。[542]1963—1981年，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总数从74万增至221万。[543]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国民的文盲率从50%下降为25%，其中女性的文盲率从75%下降为40%。[544]1963—1968年，大马士革大学的学生人数增长一倍；1968年大马士革大学的在校学生中，来自社会下层的学生约占40%，来自乡村的学生约占50%，父辈曾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仅占大马士革大学在校学生的6%。[545]80年代初，叙利亚政府在北部城市阿勒颇、西部城市拉塔基亚和东部城市代尔祖尔创办新的大学。大学在校学生人数，1964年为2.6万，1983年增至11万。[546]教育事业的进步，构成促进社会流动、变动社会结构和加速下层民众崛起的重要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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