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帝制时期

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在元老院宣称恢复共和制，把权力交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此时的元老经过屋大维筛选，已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元老院因此上演劝进剧，请辞的屋大维不仅继续担任执政官，且被授予元首（首席元老）的头衔，并享有“奥古斯都”（至尊至圣）的尊号。之后他连年当选，直到公元前23年主动请辞执政官一职，但仍享有执政官权力。公元前19年，他成为“终身执政官”，加上他先前获得的终身保民官，之后获得的大祭司长职务，实际把持了罗马的最高军政宗教权力。他所称的“恢复了的共和国”不过是他掌中玩物，所以元首制是打着共和制旗号的君主制。

奥古斯都

屋大维深谙予夺相济之道，在独揽中央权力之后，又给予元老贵族一定的政治待遇。他规定凡家产在100万塞斯退斯以上的公民便属元老等级，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职（执政官、总督、军团司令）的候补人选。家产在40万—100万塞斯退斯的公民属骑士等级，可担任财务官员和其他特定高级官职。在这两个贵族等级之下是广大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元首制时期，因各个行省居民相继获得公民权，公民大会无法正常召开，变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为了使流入城市的贫苦公民安分守己，奥古斯都每月向20万平民无偿发放粮食，同时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转移平民对政治的关注。罗马人戏称这是一种“面包和马戏”的政策。

对于奴隶制，奥古斯都严加维护，限制释放奴隶，规定严厉打击奴隶的不驯行为，甚至实行连坐法，即奴隶杀害主人，在场的奴隶不去营救，则一律处以死刑。

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屋大维分出部分权力给元老院。罗马行省在帝制时期增至约50个（不同时期区划不同），凡需驻军的多数行省由元首直接控制，无须驻军的科西嘉、撒丁尼亚、西西里、阿非利加行省由元老院任命总督，但其军队的招募则由中央负责，屋大维亦可从元老院省中收取一定的税赋。

奥古斯都事业之成功，可以用辉煌二字形容。作为第一代君主，他深知创业维艰，因此以身作则，勤于朝政，善于用人，读书不倦，是帝国难得的明君贤君。在他统治期间，各个阶级与等级各安其位，社会稳定繁荣，官吏遵纪守法，财政收入充盈，边疆安定和平。但是，他的继承人却成为难题。他没有儿子，起初寄厚望于两个外孙，不料两人都死在他前面。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提比略·克劳狄收为养子，定为继承人。

公元14年9月，奥古斯都南巡途中病危，弥留之际神志清醒。他让人为他梳好头发，对周围的人说：“我是否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如果我演得不错，在我离开舞台时就为我鼓掌吧！”^[4] 他把自己看作是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这在古代重大人物中颇为少见。

奥古斯都死后，提比略·克劳狄继位，在推翻王政500多年后，世袭君主制回到了罗马。早期帝制共有三个王朝：朱利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历时178年。在朱利亚·克劳狄王朝（14—68年），元首权力越来越具有赤裸裸的皇权特征，初步形成一套隶属元首的中央官僚机构。

公元31年，发生近卫军长官暗杀元首的事件，对提比略·克劳狄影响很大。他实施一些自我防护的集权措施，把重要国事交元首顾问会议处理，在首都集中禁卫部队。但另一方面，如何保持禁卫军长官的忠诚成为历代元首的难题，许多元首或皇帝死于禁卫军长官或士兵之手，小心谨慎的提比略也是其中之一。

卡里古拉统治时，元首引入希腊化王朝的君臣礼制，属下须向元首俯拜，把元首看作罗马主神朱庇特的化身。到克劳狄在位时，服务于元首的中央治理机构成型，产生直接听命于元首的处理内务、外交和军政事务的秘书处；也有元首直接管理的会计处，负责国家的日常财务。在这些处室工作的人员多是元首的被释奴，以保证对元首的忠诚。

克劳狄王朝的几位元首因初次享受无限权力，无前朝教训可鉴，以为家天下了便可为所欲为，残民以逞，结果成为类似桀纣的暴君淫君昏君，尤以卡里古拉、尼禄为甚。但恶有恶报，他们在位时间均很短暂，且都死于非命。

在弗拉维王朝时期（69—96年）有了元首通告。至安敦尼王朝（96—192年），元首顾问会议固化，实际成为御前会议，税收也由包税人手中完全转归中央政府直接掌管。在安敦尼王朝末期，元老院的作用已接近于零，中央和地方单位均听命于元首。

早期帝制也是罗马政权彻底转化为整个帝国范围内的贵族政权的时期。起初，罗马与意大利贵族在元老院和国家政权中占据优势。克劳狄王朝时，外省贵族大批进入元老院。弗拉维王朝时，边远行省居民获得公民权。安敦尼王朝时，行省元老在元老院中已有四成以上的席位，该王朝大多数元首都是行省出身，如把帝国疆界扩至极端的元首图拉真就是行省人，另一著名元首哈德良也是行省人。到3世纪初，行省元老已占有元老院席位六成以上。虽然元老院已成政治摆设，但却是行省贵族地位变化的指示器。

自奥古斯都始，因大规模的战祸稀少，罗马帝国的经济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稳定发展期，这一时期罗马人自称为“罗马的和平”期。连接整个帝国的道路网得以修建，社会上有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成语。地中海与大西洋的航路也畅通无阻，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希腊—罗马文化借助政治、经济和交通的有利条件在行省传播开来，出现行省罗马化的趋向。

西班牙等西部行省在1世纪经济高涨，是城市最多、奴隶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元老、诗人、作家是西班牙人。2世纪，高卢经济发展突出，兴起了一大批新的手工业、商业中心，高卢的亚麻布、金属制品、陶器、玻璃制品销至西部各行省。同期亚洲行省叙利亚、小亚细亚、俾提尼亚，北非行省埃及的经济都达到繁荣程度，国内贸易往来频繁，罗马向行省，包括不列颠输出陶器、橄榄油、葡萄酒等产品，从行省输入粮食、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各种奢侈品。对外贸易北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远达印度、东南亚和古代中国。

经济的繁荣伴随建筑业的发展。屋大维曾经自诩他接手的罗马是泥砖的城市，交给后人的是大理石的城市。以后历代元首继续城建，并在帝国各地兴建纪念碑和公共文化设施，因而留下了众多大型建筑遗存。当代罗马城内外的万神殿、广场、凯旋门、记功柱、水道、斗兽场等都是古罗马繁荣期大兴土木的典型代表。罗马最盛时人口多达150万左右，现代欧洲的名城如维也纳、布达佩斯、里昂、科隆、波恩、伦敦等均发端于这一阶段。

但罗马繁荣的背面却积聚着衰败的消极因素，这就是统治阶级的腐败随着国家的富足而逐步升级。奥古斯都之后，历代元首在奢靡上均不节制，许多元首甚至穷奢极欲。以尼禄为例，他的宫内连骡子都钉上了银掌。他为自己兴建新宫，占了罗马城中央几个街区，宫内用宝石、黄金、珍珠、象牙装饰得金碧辉煌。他因贪图姑姑的财产而毒杀姑姑，还杀了几乎所有与他有血亲与姻亲关系的人，包括亲生母亲、妻子。他的贪暴可谓罗马皇帝之最。

为了维持统治，帝国国家机器日益膨胀，百万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军队、警宪成为社会赘疣，需要巨额经费，只能加重直接生产者的负担。所以元首制时期的经济繁荣后面潜藏着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