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知识的萌芽

语言是人们相互间传递信息的符号体系，通过声音符号与书写符号加以表达。人类的语言大体经过单音节语、无文字符号的分节语、有符号的分节语三个阶段。

在分节语产生之前，一个人获得的信息只能通过十分有限的符号载体，如单音节的声音和表情动作向他人传递。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十分困难，人们能够分享的信息只能局限于种的生存和延续所必需的一些知识，如打制石器的技术、制作木器的技术、狩猎采集的技术、躲避天灾的方法等。

分节语的出现是人类体质与思维长期进化的产物。由于分节语的出现，个人积累的信息可以方便地提取出来转化为群体的记忆，个人和群体的记忆可以通过口头传说世代相传，不致因个人的消失或遗忘而湮没无闻。原始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连续性因此得到较为可靠的保障。人类知识的积累速度因此加快，已获得的知识信息开始条理化，有了最初步的分类，自觉保留经过整理的记忆并向后代传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的氏族部落普遍出现创世记、人类起源、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崇拜，反映思维进步的古人对自身起源等历史问题的热切探求，这是文字符号能够产生的驱动力。

在迄今所发现的原始氏族和部落当中，塔斯马尼亚人、火地岛人、澳大利亚人最为原始。他们的语言有众多具体概念，却仅有很少量的抽象概念，如树、鸟、鱼等，完全没有更大的概括性词汇，如生物、动物等，反映人类在新石器时代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原始思维状态。但所有族群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关于人类起源的图腾传说，这些传说世代相传，表明史前人们有群体记忆的强烈意识。

在缺乏文字记载的条件下，原始人竭力发明一些较口头传递更有效的方法，克服记忆的不足和回忆的失真，保持逝去的过去的真实面貌。民族学材料表明，晚后期的史前人类发明了众多帮助记忆部落迁徙、生产、械斗、祭典等重大事件的方法。北美的印第安人，西伯利亚北方的各部落，赤道非洲的部落，太平洋岛屿的美拉西尼亚人等利用打结的绳头、成串的不同颜色和形状的贝壳、刻纹、图画来记录相当复杂的史事。比如毛利人大约有40个部落，各部落都有对本部落与外部落之间的侵夺、仇视、报复事件的详细记载。美洲捷拉瓦尔印第安人甚至用图画形式编写了一部著名的编年史，称《瓦拉姆奥鲁姆》（《红笔记》），以在树皮上的184幅画描绘出他们的全部历史传说，从世界的起源到欧洲殖民者在当地的出现。这表明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的历史记载已具有初步连续的时间与地点观念，创造出用绘画符号叙述的历史记载形式。

原始人为了改进口头传递的效率，发明了一定长短的语句，句尾尽量使用相同的韵脚用来叙说史事，以便于记忆，这就是史诗。世界各古老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发端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或长或短的史诗，均以生动的叙事表明语言的丰富与多样。至晚期智人时期，新旧大陆的古代居民已经形成了约六七千种不同的语言，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复杂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并有自己的文学遗产。这表明文明社会到来之前，人类已经创设出具有同源和相似语法特征的最大语言系属——语系，每个语系内部又根据相似程度分为一系列语族，语族之下还分出更多的语支，语支之下还有大量语种。这种语言的分类谱系类似生物的谱系，标示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是追踪与确认古代居民来源与相互关系的重要工具。

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印欧语系，包括日耳曼、斯拉夫、罗马、凯尔特、希腊、波罗的、亚美尼亚、伊朗、印度等语族；东亚大陆形成了汉藏语系，包括汉、藏、缅语族，所属人数次之；西亚北非形成了塞姆—哈姆语系，包括塞姆、哈姆语族；亚洲腹部形成了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朝鲜等语族（也有语言学家认为朝语的系属不清，是独立语言）。

早期国家形成时，各国普遍已经具备文字符号系统，如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埃及人的象形文、中国的甲骨文，这表明原始社会晚期是文字的孕育与降生期。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更有效地记载、表达、传播知识信息的文字符号。

原始宗教的特征是万物有灵，自然崇拜。这是人类对自身与周围自然界关系进行最初思考的产物，试图解答或表面或终极性的问题。如为什么会有星辰日月、四季循环、雾雨雷电、花草荣谢等自然现象，为什么人会生老病死、谁是人的创造者，等等。由于史前人类认识能力有限，在难以发现正确答案的情况下，只好把一切原因归结于某些特殊的造因者——神灵。所以，一切宗教与宗教崇拜对象都不是自在的，我们人类是宗教的造物主，却反过来向自己的造物顶礼膜拜。

人类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产生了最初的安灵崇拜。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洞穴中发现古人遗骸旁边放置着石器陪葬物，似乎表示尼安德特人已具有灵魂不死的意识。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陪葬物已很普遍，证明安抚灵魂与安排来世生活成为史前人类的基本共识。

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对灵魂尊重和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自然崇拜。史前人类认为自然界与人是统一的整体，人体内的灵魂可以转移，他们赋予某种与人关系密切的动植物或其他事物以人的灵性，认为它们与自己有亲缘关系，是自己的祖先，并把这些动植物当作氏族和部落的保护神加以祭拜，这就是图腾崇拜。

此外，史前时代末叶的人还创造出其他崇拜形式，例如太阳崇拜、月亮崇拜、拜雨水、拜雷电、敬山岳、敬海洋，等等，并按自己的面貌和动植物形象来想象崇拜对象的形状。有时连某些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工具、用具也可成为祭祀对象。原始崇拜的发展，衍生出一些专门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祭司，并设计出成套的祭祀与实行巫术的仪式，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僧侣贵族或祭司集团。

史前人类在漫长的生存斗争当中，积累了许多与自然交往的经验，并试图予以初步的总结，催生了科学知识的胚胎与萌芽。

由于依附于自然界，原始人对自然万物万象的认识最多，积累出关于天文、地理、气象、动植物的初步知识。他们能够根据某些天气迹象预测气象变化，预先做好应对准备。他们能够利用肉眼观察星辰的位置，发现它们之间的细微变化。如南非布须曼人能够独立发现在天空中运行的人造卫星。他们因外出狩猎的需要，对于自己居住与游猎的地域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自己曾经到过的远方地形地貌和路径可以有深刻的记忆，能够辨别方向、确定自己的方位，有些史前猎人还能绘制简单的地图。

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获得了动植物分类的知识，能够识别有毒或无毒的植物，并最终选择出最适合需要的物种加以栽培实验。古代中国人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人苦苦追求真理的努力。他们还在捕猎动物的生存竞争中逐渐熟悉了不同动物的习性，认识了动物的迁徙路线，正确辨认鸟兽的踪迹，并利用自己积累的经验捕捉野兽，直至人工驯化出第一批家畜家禽。

在与森严险恶的大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原始人发明了各种治疗伤病的方法，如广泛应用动植物、矿物性药物，用放血、冷热敷、按摩等理疗方法处理胃痛、发烧、肌肉痛、神经痛等疾病，土著澳大利亚人甚至发明了用夹板固定骨折部位的方法，涂抹火灰与油脂止血，涂抹尿液与泥巴治疗皮肤病。

但原始人对数字并不敏感，只有简单的单数概念，且一般只能识别1—3个具体事物。如需要表示5，则用3+2的加法，超过10的数目则用“很多”。各地原始人在计数和度量时普遍使用自己的手、脚、步作为工具，也用某些工具与武器或旅途天数来表示距离，如距某地较远时用步行几天来表示，距某地较近时用抛掷几次标枪或射出几次箭矢来代指。

晚期智人时期出现了精彩的原始艺术，这是史前人类思维进步的伟大成果。实际上，自人类的动物祖先打制第一件石器的时候已经有了审美意识。目前看到的奥杜威峡谷出土的石器已有双面均衡打制刃口的砍砸器，显然有预先的设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球圆度并不需要很高，有些箭镞也不需那么精致，但这些武器的制造者却精心地敲琢，达到审美的效果。原始人最令人惊异的艺术作品是2万年以里在新旧大陆发现的洞穴壁画、岩画和石雕、木雕。

阿尔塔米拉洞窟内的壁画

欧洲考古学家在法国、西班牙、东欧洞穴中发现大批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家的作品，不仅有壮丽的壁画，还有浮雕，刻画的对象包括各种动物，如野牛、野马、狮子、狗熊、猛犸象、猛禽、鹿、骆驼，也包括人们围猎的宏大场景。在洞穴深处以及在颇高的洞顶部如此费时费力地持续作画，其原因至今难以捉摸。

同时代的人不仅绘画，还用石头、骨头、兽角、象牙等材料创作出动物、人物题材的雕像。尤其是大量妇女雕像，对女性的身体特征予以艺术夸张，称颂生育的伟大，反映对女性的尊重与崇拜。

音乐艺术在晚期智人时代也显而易见，表明这个阶段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飞跃。歌唱与人们的宣泄情感有关。在艰苦的劳动中，在猎获动物和获得食物的喜悦中，在原始宗教仪式和庆典仪式中，人们会发出各种欢呼，并演化成规律性的重复，形成歌唱的旋律。通过音乐语言可以表达一般语言难以表达或不好表达的人类情感、欲望与追求，所以音乐与绘画不同，是原始社会晚期非常流行的大众艺术形式。

最初的音乐语汇还很有限，所以节奏要强过旋律，打击乐器因此有可能早于管弦乐器的发明。强烈的节奏激发人的忘情舞动，舞蹈艺术与音乐相辅相成地共生出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壁画与岩画中描绘的群舞与独舞画面，中国贾湖遗址出土的约8000年前的吹奏乐器骨笛，已能发出较准确的七声音列，证明史前人已掌握了骨笛制作中如何保证音准的技能。

音乐与舞蹈艺术的发展引起艺术的仪式化、标准化，产生专门用来庆祝丰收、战争出征及胜利、新首领即位、旧首领死亡、驱除鬼怪、祈福上天之类喜乐和哀乐以及仪式舞蹈形式。这些形式成为氏族部落举办的诸如结盟、成丁、围猎等大型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烘托活动的庄重与神秘，远远超出了音乐与舞蹈的审美意义。

[1] 人类的体质进化过程实际上仍在继续，所谓“基本完成”只是相对现代人而言。

[2] 有的考古学家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加入一个过渡阶段——细石器时代，但细石器时代仍是打制石器阶段。

[3] 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设想的原始社会组织的演化模式，如据说存在一个单独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等看法，已被学术界普遍抛弃。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