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以来，西方人在著述中开始频繁使用所谓“文明”一词。“改革开放”后，提到“文明”概念的中国人也似日渐增多。他们中有的人在研读了西方人对“文明”的阐释后，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理念；有的人在触及西方“文明”后或纳之或拒之或惑之；也有一部分人不知是由于语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对“洋文明”着实尚未弄懂的前提下，也勇敢地加入了“研究西方文明”的“专家”队伍，当然，在“文明”的演进中这也实属难免的现象。
在中外不同的著述中，对于“文明”的解释可谓五彩缤纷，然而迄今为止仍难以找到一个公认的科学概念。古代伟大文明中哪一个更古老，现在依旧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许多人已经从地理环境、经济组织、科技水平、文化成就等方面，对“古代文明”发祥地的过去进行了分析。这些学术成果为我们今天回溯最早点燃文明火炬的古代民族的社会生活、族际关系与族体走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古埃及的地理范围与现代埃及大体一致。它位于非洲东北部，包括亚洲西南的西奈半岛，北邻地中海，南连努比亚，东隔红海与阿拉伯半岛相望，西与利比亚接壤。
尼罗河文明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它虽然不一定是人类古代的最早文明，但可以肯定它是非常古老的。
地理环境是尼罗河文明在古代世界率先崛起的重要条件。
肥沃的土地是尼罗河文明产生的一个先决因素。尼罗河全长6671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纵贯埃及南北全境。在漫长的岁月中，尼罗河切割出一条大峡谷，高度从数百英尺到1000英尺不等。峡谷底部覆盖着一层肥沃而厚实的冲积地层，一年可三熟。
埃及的土壤曾被古典作家称为“河流的赠赐”。
在文明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流域的诸原因中，气候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埃及的天气是干爽型的，一年之中几乎没有令人闷热难挨的日子。每年7月到10月尼罗河出现洪水泛滥，湿度的不足因此得以抵消。在一年的大半部时间里，盛行风从北、西北吹来，与尼罗河流向刚巧相悖，使逆水行舟成为一件不算困难的事情，从而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以及古埃及人之间的交往。
尼罗河流域自身所拥有的天然屏障使其受到较好的保护，不易受到外族的侵犯。它的北面的三角洲地区是没有港湾的海岸，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下的大瀑布，东面是阿拉伯沙漠，西面是利比亚沙漠，古埃及人的安全因此较有保证，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组织生产和生活。
埃及学在近代的兴起及其发展，为人们走近古埃及人和尼罗河文明铺垫了道路。它从尼罗河流域产生人类起，到阿拉伯人入主埃及为止的时间范围内，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研究了尼罗河文明的产生、发展与运行规律，为人们展示出一幅幅绚烂而神秘的尼罗河文明画卷。
人们对有关古埃及人的民族起源问题的探讨，至今未能达成共识。
一种意见认为，史前埃及人是地中海民族之一。他们曾与混合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闪米特（Semitic）血统的巴勒斯坦人混血，形成了历史上的埃及人。古埃及人的毛发是黑色波纹状的，身体细长，面部呈椭圆状，头颅较长。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按照古埃及人的性情和思想方式所体现的非洲特征”，可以把他们称为“非洲种族”。
人们通常认为，古埃及人是非洲的含米特（Hamitic）语系的部落和亚洲的闪米特语系的部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古埃及语是闪含语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亚洲的闪米特人和非洲的柏柏尔人（Berber）、库希特人（Cushitic）等原始部落与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具有统一语言的古埃及人。[1]总之，古埃及人的民族起源及其种族类属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史前埃及人属于地中海民族之一。而不论将古埃及人归于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黑白混种人之说，都是缺乏证据的。
古埃及语是闪含语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埃及人使用的文字称为“象形文字”，经常使用的符号约有700余个。古埃及文字最早起源于绘画文字，描写一些动植物、物品和人物的具体形象。
象形文字从公元前4000年后半叶开始出现，大约流行了4000年。由于它的形体复杂，书写速度缓慢，经常使用象形文字的古埃及僧侣们在实践中逐渐将其简化，并且采用速写或圆笔的形式，创造了一种较早的类似于行书的“草书体”，人们称之为“僧侣体文字”。这种文字曾与象形文字并行使用。
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世俗体文字”产生了。它是一种从僧侣体文字演变出的更为快速的书写形式的文字。最初被政府官员用来书写公文、法律文书等。后来到了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世俗体文字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中，如记录商业活动、宗教礼仪和文学创作，等等。
古埃及人与近东其他民族相比，其宗教意识极为浓厚。宗教对古埃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非常复杂。今天，为人们所了解的诸神名字达2000个之多，但其中没有一个神为其崇拜者所完全敬畏或顺从。古埃及人相信，可以为道德或不道德的目的而求助神，可以为个人或公众的利益而避开或操纵神。他们对诸神的起源、特点和关系不感兴趣，但却特别关注死亡。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为来世做好物质方面的准备。[2]国王死后被用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
金字塔的建造是一种信仰行为，是希望国家永恒、巩固的一种表达方式。当时的人们认为，金字塔可以保证民族不朽，而法老是民族生存的体现。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福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这座金字塔通高超过480英尺，所用石灰石200万块以上，其砌工之精确很少有现代工匠能够企及。每块石头重约2.5吨，而那时甚至连铁滑轮都没有。
古埃及的哲学主要是伦理和政治的哲学。埃及伦理哲学的最早作品是哲人的劝世格言，类似《圣经·旧约全书》的《箴言》和《传道书》。它们很少超出实用知识的范围，但偶尔也告诫人们宽容、中庸和公正。
在政治哲学方面，埃及人提出了一种观念，认为国家是由仁慈的君主所主持的福利机构。认为君主应惩处有当，促进繁荣兴旺、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
埃及人最早关注的科学门类是天文学和数学。其目的是为了计算尼罗河泛滥的时间，设计金字塔和神庙的建筑，解决灌溉和经济职责等问题。他们改善了太阳历，绘制了天体图，认出了主要的恒星；发明了十进法，能准确计算三角形、正方形和六边形的面积，计算出圆周与其直径的比率即圆周率为3.16，知道如何计算角锥体和圆柱体的体积，能够算出半球的体积。
古埃及人已有了较为切实的科学诊断和治疗观念。医生们往往有专业分工。他们可以做简单的手术，认为疾病是由自然的原因引起的，发现了泻药的价值，记录了许多药物的治疗性能。
埃及人对于周边民族乃至对现代世界的贡献是很少有古代文明能够超过的。他们创立了法学和政治理论的一种最早体系，使灌溉、工程、制陶、玻璃制造和造纸成就更臻完美，提出了后来历史上广泛使用的建筑原则，是最先具有某种明确装饰艺术概念的民族之一。
埃及人许多的药物和治疗法，包括科学的和巫术的方法，由希腊人带到欧洲，至今还被若干闭塞地区的农民所采用。
埃及的伦理学理论是派生许多民族个人和社会道德标准的本源。它不仅禁止懒惰、盗窃和谋杀，而且还包括正义、慈善和人人有平等权利的思想。在古代世界，除波斯人以外，只有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建立了以长生不老教义为中心的民族宗教。
传统的法老文明延续了3000年之久，古埃及国家经历了从分散、独立的城市国家到称霸亚非的古代世界第一个大帝国的历程。随着东西方文明接触的日益密切，传统的法老文明受到了挑战。
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演变，埃及逐渐削弱，最终为希腊、罗马所征服。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征服小亚细亚后，举兵进犯埃及，占领了古都孟斐斯，结束了“法老埃及”文明的时代，树立了西方文明统治埃及的里程碑。
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领罗马军队入侵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自杀身亡，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埃及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其间，埃及奴隶制继续发展，并逐渐向封建制度过渡。
640年后，阿拉伯人陆续迁入，埃及社会随之开始阿拉伯化。9世纪中叶，阿拉伯人下层大半移居农村，同埃及土著杂居混合，并且不断吸收努比亚人、柏柏尔人、叙利亚人和其他外来成分。至12世纪，代替希腊语和科普特语，已普遍通用阿拉伯语，有文字，属非亚语系闪米特语族。取代基督教神人合一派，普遍皈依伊斯兰教逊尼派。现代埃及民族趋于形成，并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大民族。[3]
“美索不达米亚”一词常被用来指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北部地区。我们这里所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指至少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存在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明。这支文明曾经被称为“巴比伦文明”、“巴比伦—亚述文明”，在人们得知它的创立者是苏美尔人后，便将其改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从民族属性上讲，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属于苏美尔人。在这一古老文明诞生和成长的土地上，苏美尔人创造了文字体系、宗教，创立了法律及诸多自然科学学科，并且率先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他们也给后来的征服者留下了一些表现其才能的空间，它们是人文基础科学、军事战略学和行政管理学。
苏美尔人（Sumerians），也有人将其翻译为“苏末人”或者“苏马连人”，是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迁入到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居民。他们是西亚古代居民之一，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公元前4000年前他们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至今为止，我们对苏美尔人的故土所在地仍然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有人说，他们原先生活在东部的扎格罗斯山区；有人说，他们的故土在东北方的里海一带；有人说，他们是来自西北方的安纳托利亚地区。[4]苏美尔人的语言同迄今所知的任何语言都没有亲属关系，但他们的文化同印度的远古文明有相似之处。
苏美尔人的外貌特征也比较有特点。他们身材矮小健壮，头圆鼻直，脖子较短，毛发较少。
在苏美尔人迁入到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之前，这里的“原住民”是一支刚刚走出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他们不是苏美尔人的对手，苏美尔人没有花费什么气力便将他们归为自己的属民。
公元前3000年初，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城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基什、拉格什等。
公元前28世纪，基什国王埃坦那曾经将各个独立的城邦统一起来。诸城邦在结盟一段时间之后，彼此间展开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争霸战争。血雨腥风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各城邦的实力，以致当外族入侵时，他们只能略施招架之功，因为抵挡之力已然在内耗中释放殆尽。
最先征服苏美尔人的是他们的邻居。不知他们沉醉于同室操戈的“游戏”时，是否会虑及毗邻而居的人们觊觎的眼神。公元前26—前25世纪，苏美尔人首先被东邻埃兰人征服。公元前24—前23世纪，他们又不得不屈服于西邻闪族阿卡德人的攻势。当阿卡德人建立的萨尔贡王朝结束后，苏美尔人各城邦又重新获得了独立。乌尔第三王朝是苏美尔文明最后阶段的鼎盛时期。
公元前3000年末，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已经逐渐融合。
公元前1950年，闪族的一支阿摩利人征服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文化大部分被保存下来，但苏美尔人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和民族特点。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许多独到之处。它的政治历史曾经经历了几次突然的中断，种族成分比较复杂，社会和经济结构给个人主动性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它着重法律，讲求实惠，提倡利己主义。它的宗教很少超出原始多神教阶段。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然无法摆脱奴隶制和帝制的弊病，无法排除僧侣的贪婪和君王的残暴。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诸多特点与其创立者苏美尔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美尔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文明遗产。
他们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批城邦。苏美尔人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因军事目的而建立的松散的城邦联盟之中。各城邦设有自己的首领，即所谓的“帕达西”，此人拥有领导僧侣、统率军队、兴修水利的权力。在苏美尔人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实力较强的“帕达西”兼并几个城邦而自立为王的现象。
苏美尔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典。公元前3000年间，他们将逐渐进化的地方惯例集成一部全面的法典，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后来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大体上可以称为《苏美尔法典》的修订本。应该说《苏美尔法典》是巴比伦人、亚述人、加勒底人、希伯来人等几乎所有闪族人的法律基础。
阿摩利人来自阿拉伯沙漠的边缘地区，他们把巴比伦村建成自己帝国的首都，人们通常因此称之为“巴比伦人”或者“古巴比伦人”。古巴比伦人的兴起，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由苏美尔人完成了创造阶段的使命后，进入第二个重要阶段。
巴比伦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自己的专制国家，苏美尔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于是宣告终结，但苏美尔文化的大部分被保存下来。
古巴比伦人同苏美尔人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深受苏美尔人的影响。他们承袭了苏美尔人的文化成果，但在他们统治两河流域地区期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知识和人文科学方面，出现了局部的衰落和倒退。
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他们抛弃了苏美尔人所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王权凌驾一切，国王成了神，至少自称受之于神。同时，建立了征课制和义务兵制。为了适应中央集权专制的需要，他们改变了苏美尔人的法律制度，加重了惩罚，逮捕和惩办罪犯，成为官吏的主要职责。[5]在宗教方面，古巴比伦人用新的神明代替苏美尔人所崇拜的神祇。但与苏美尔人一样，古巴比伦人的宗教也是以物质利益为本，不修来世。他们比苏美尔人更加重视占星术、占卜术和其他巫术，更加崇拜鬼怪，用一种有关罪孽的恐惧观念代替了苏美尔人基本的非伦理态度。有人认为，古巴比伦人是最先把巫术大大扩充的“文明”民族。人们至今难以确定，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两河流域的气候日益不利于人类健康的缘故，还是古巴比伦人作为征服者要威吓其他臣服者的缘故。
两河流域的商业活动在古巴比伦人统治时期比从前有了较大进步。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在经商中获利，成为社会中的特殊阶层。商业、金融和工业，都由国家统一管理。
古巴比伦人统治时期，两河流域地区仍以农业为主。多数公民仍以从事农业为生。土地部分属国家所有，部分属个人所有。佃农需要将收成的2/3缴纳地租。国家法律对草率耕种和忽视修堤筑坝的行为，规定了惩罚措施。
公元前1650年，古巴比伦人的帝国被喀西特人推翻。喀西特人是一支游牧民族，他们似乎对两河流域的文化成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始终热衷于原有的生活方式。这样，在古巴比伦人衰落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了600年的倒退时期。
公元前10世纪，闪族人的一支推翻了喀西特人在巴比伦尼亚的残余势力。这支闪族人被称为“亚述人”。公元前3000年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亚述高原建立了王国，并因此而得名。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他们开始扩张，很快控制了两河流域地区。
亚述人自称“阿图赖人”、“艾索尔人”、“苏赖人”，亦译作“亚述里亚人”，是西亚跨界民族之一。他们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操亚述语（即新叙利亚语、艾索尔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北部语支。
亚述人的崛起，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亚述人热衷于军事追求，工商业在亚述人的统治下萧条下来。非经营不可的制造业和贸易，多半由阿拉米人完成。阿拉米人是一个与腓尼基人、希伯来人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民族。
亚述人靠农业为生。土地制度包括公有和私有。神庙掌握国家财富的大部分，王室田产由于不断赏赐有功军官而日益缩减。
农奴和奴隶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或以租地纳租为生；或一贫如洗，靠打短工谋生。农奴除了要忍受极其贫困的生活外，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和强制兵役。奴隶主要是城市劳动阶层。
亚述人的法律受古巴比伦法律的影响，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制定了惩罚法，以及按照受害者和犯罪者地位分等级处罚的法律制度。与巴比伦人严惩煽动叛乱罪和暴动罪不同，出于军事原因和作为防止人口数量下降的措施，亚述人将鸡奸和堕胎作为最大罪行。
在科学方面，亚述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他们能够将圆周分为360度，利用某种类似划分经纬度的办法，测算物体在地球表面的位置。可以识别五个行星并加以命名。出于开展军事活动的需要，亚述人非常重视医学的发展，他们建立了五百多种药物的分类子目和使用说明，对多种疾病症状均有描述，但符咒等“邪魔术”仍被普遍用作治病方法。
亚述人在艺术方面可与苏美尔人相媲美，超过了古巴比伦人。雕刻是亚述人最发达的艺术，雕刻艺术的内容几乎完全集中于反映战争和运动这两项内容。亚述人的建筑水平要低于雕刻水平，他们的建筑设计过于粗大，美感不足。
亚述人虽然功绩卓著，但好景不长。在迅速膨胀的帝国版图内，民族矛盾重重，阶级压迫深重，被征服的民族随时准备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残暴统治。
公元前612年，一个曾被亚述人俘虏的人——那波帕拉萨尔，领导闪族的一支加勒底人，占领了亚述人的首都尼尼微。
随着亚述被推翻，加勒底霸权建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进入最后阶段。加勒底人试图恢复汉穆拉比时期的文化，但没有完全成功。他们恢复了某些古老的制度和思想，包括古时的法律和文化，古巴比伦治理方式的精髓，他们认定的祖宗的经济制度，并使其在工商业中占据统治地位。
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没费一兵一卒”，推翻了加勒底人的帝国。波斯国占有了原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的全部疆土。但波斯人的文化却是另一种类型的新文化。加勒比人帝国的覆灭，因此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告终。[6]
上文提到，在西亚古代民族中，有一个叫阿摩利的民族。阿摩利人（Amorite），也译作“阿摩列伊人”或“阿莫里特人”，来自阿拉伯沙漠的边缘地区，为闪米特人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在最古老的阿卡德楔形文字泥版文献中，他们被称作“阿穆鲁”，意思是“西方人”。实际上，他们真正的发祥地是在阿拉伯半岛，而不是叙利亚。
阿摩利人原来是游牧民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末叶进入两河流域南部，攻打乌尔第三王朝，并建立伊新、拉尔萨等城市。
公元前1950年，阿摩利人征服了埃兰人，占领了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建立巴比伦王国。从此，阿摩利人被称为“巴比伦人”或者“古巴比伦人”，以区别于后来占据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人”即“加勒底人”。
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古巴比伦人的王国处于其第6代国王汉穆拉比统治之下，国势达到鼎盛，并颁行《汉穆拉比法典》。[7]公元前16世纪，巴比伦王国国势转衰，终被赫梯人所灭。阿摩利人作为闪米特人的一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快便与其他新兴的闪米特人相融合。
加勒底人是定居于两河流域东南方闪米特人的一支，曾是亚述人的臣民。亚述帝国的暴虐统治和其内部分裂局面的出现，使决心夺回失去的自由的加勒底人揭竿而起，推翻了亚述人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霸权。[8]加勒底人因为重建首都于巴比伦，并试图复兴汉穆拉比时期的文化，故被人们称为“新巴比伦人”。
同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文化相比，加勒底人在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这在天文学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因为在天文学方面成绩卓著，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最有才能的科学家”。他们制定了空前精细的计时体系，设七天为一星期，分一天为12个时辰，每个时辰为120分钟。保持了350多年的观测蚀象和其他天象的准确记录。
加勒底人复兴汉穆拉比时期文化的计划是失败的，最明显的是在宗教方面。他们的宗教体系，只是徒有巴比伦的表现形式。神的原先有限的人的品格被除去了，转而“上升”为超凡的万能的神灵，并被视为星宿，可机械地主宰万物，其最终目的是神秘莫测的。
对加勒比人来说，人必须绝对服从神，无保留地相信神。这样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虔诚即顺从”的理念。加勒底人认为，人没有来世，不必为来世释罪，顺从可能带来某些现世的报偿；人不能与神相比，神可以主宰人世间的命运；人是低下之物。
关于罪孽的意识，在巴比伦和亚述的宗教中就已存在，但加勒底人却将之推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他们认为，人是不可救药的堕落者，是注定要犯罪的。
不应忽视的是，加勒底人的宗教观和道德意识，与其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他们热衷于物质利益，追求享乐，不禁欲，对自我牺牲不感兴趣。在祈祷时，他们多祈求长生不老、子孙满堂和生活奢华。
在苏美尔人时期之后，亚述人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诸民族中，经历了最充分发展的独立的民族。公元前1300—前612年是亚述称霸时期，这一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具有许多特性。
公元前3000年末期，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人的部落兴起。
亚述帝国兴起于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流域间的土地”）。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671年，伊萨尔哈东远征埃及，攻占孟斐斯城，使亚述成为地跨西亚、北非，版图几乎囊括整个中东文明世界的大帝国。亚述帝国雄踞中东，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等地，其首都尼尼微（遗址在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是当时世界上闻名的大都市。[9]亚述帝国兴起之时，强大的古埃及已然衰败，小亚细亚强国赫梯也为“海上民族”所灭，亚述南部的巴比伦四分五裂，东方的米底亚和波斯尚未兴起。亚述人从赫梯引进了炼铁技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仰仗着锋利的铁制兵器，亚述开始对外扩张。战争的要求决定了亚述制度的全部性质。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常备军的规模大大超过近东其他民族。
公元前745—前727年，在位的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亚述帝国的军队，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其中一种叫投石机，是亚述军队特有的一种攻城器械。它是在一个巨大的木框里面装上一种特制的转盘，上面绞着用马鬃和橡树皮编成的绳索。只要用力一拉，就能射出巨大的石弹和燃烧着的油桶。还有一种攻城锤，是用青铜铸成的，攻城时用来撞击城墙。亚述的军队兵种齐全，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等。行军非常迅速，就是过河也不困难，他们善于使用充气的皮囊渡河。这种皮囊可以连接起来，安置在河面上，从这岸排到那岸，上面再铺上树枝，就成了一条军用的浮桥。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他的后代，凭借强大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等地，成为两河流域和北非一带最强大的军事强国。
剑、矛和其他战争器械，并不是亚述人仅有的作战工具，他们还用恐怖手段制服敌人。亚述军队使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惩治不肯投降的战败国家。亚述国王对不肯投降而在战争中失败的国家，报复极其残酷，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破城之后，亚述士兵残酷地对待城里的人们，敲碎他们的头颅，割断他们的喉管，火烧他们的房屋，抢走他们的财产，还掳走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公元前743年，亚述军队攻陷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由于城中军民拼死抵抗，城破之后被亚述士兵斩下的头颅，竟然堆成一座小山。亚述人还把成千的战俘，绑在上端削尖的木桩上，让他们慢慢在痛苦中死去。对于孩子，亚述人也不肯饶过，统统杀掉。城中所有的贵重物品，都被运回亚述。公元前8世纪，亚述王辛赫那里布，将都城由萨尔贡城迁到底格里斯河左岸的尼尼微。在犹太人的经典中，尼尼微被称为“血腥的狮穴”[10]。
亚述人因为对被征服者施用酷刑，而受到古代民族的普遍痛恨。公元前2500年左右，尼尼微就开始形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并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成为亚述的首都之后，尼尼微开始了自己的鼎盛时期。辛赫那里布对战争不感兴趣，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尼尼微的建设方面。他兴建了一座每边长近200米的“盖世无双王宫”。这座王宫包括两座亚述风格的大殿、一幢椭圆形建筑物，以及一个植物园和一座凉亭。王宫里的浮雕长达3000米。这件古代艺术珍品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辛赫那里布还在他的“盖世无双王宫”的西北，为他的后妃们盖了一座后宫，为皇太子盖了一座东宫。他还加宽了尼尼微的马路，增加了城市公园，修建了供水网，并且从郊外60公里处的山上引水入城，以保证尼尼微城里的供水。
公元前722年，萨尔贡二世即位为王。萨尔贡二世是一名因战功显赫而得到提升的下级军官。在他统治时期，亚述军队打败了以色列、埃及，镇压了埃及支持的叙利亚和腓尼基等地的起义。萨尔贡二世使亚述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
辛赫那里布（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是萨尔贡二世的长子，他在位时力图扩大先父的战果。据史载，他的辉煌战果包括占领89座城镇、820个乡村，俘获7200匹马、11.1万头驴、8万头牛、80万只羊以及20.8万名俘虏。
尽管辛赫那里布的战绩卓越，但真正让历史铭记他的还是他兴建的“盖世无双王宫”。宫殿四周花园环抱，园林水源充足；殿内房屋设施舒适，由水井、滑轮、吊桶等组成的供水设施可将水送到国王的浴室；浴室内有淋浴，格子窗和通风孔不断向室内送入新鲜空气，还配备有带轮子的火炉在冬天为房间供热。
在辛赫那里布之后的亚述王伊萨尔哈东（公元前680—前669年在位）手中，亚述帝国达到其顶峰。公元前671年，伊萨尔哈东远征埃及，攻占孟斐斯城，使亚述成为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伊萨尔哈东的继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亚述巴尼拔王。他除了大量收藏亚述人的图书——泥版文书外，还兴建了巨大豪华的亚述巴尼拔王宫。辛赫那里布王的继承者伊萨尔哈东王在位时，仍继续扩建尼尼微，从而使它成为一座像《圣经·约拿书》中所描绘的有12万多居民的大都城。
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亚述帝国渐渐衰落。埃及首先摆脱了亚述的统治。随后，东北方的游牧部落接连兴起，也日益威胁着尼尼微。公元前626年，居住在新巴比伦的加勒底人和东边的米底人联合起来进攻亚述。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和米底联军攻进了尼尼微。尼尼微在被洗劫一空后，又被放了一把大火，一代名城尼尼微和庞大的亚述帝国一起，就这样从地面上消失了。[11]几千年过去，人们除了从史书上知道曾经有过尼尼微这个城市之外，其他就一无所知了。1842年，一位叫博塔的法国考古学家，在反复琢磨了《圣经·约拿书》之后，来到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市。在流经摩苏尔的底格里斯河左岸，他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小山冈。大的叫“库容吉克”，小的叫“约拿之墓”。博塔认为这两个山冈就是古城尼尼微的遗址。在“约拿之墓”山冈上，有一个村庄和纪念先知约拿的清真寺，村民不让博塔发掘。于是，博塔就在库容吉克山冈上开始了发掘。遗憾的是，他挖掘了好几个星期，竟一无所获。1845年，有一位名叫莱亚德的英国考古学家，也按照《圣经·约拿书》中对尼尼微城址的描述，找到了这里，对库容吉克山冈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发掘，终于找到了辛赫那里布的王宫和亚述巴尼拔王的部分藏书室。证明这里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
在亚述巴尼拔王的藏书室里，堆满了刻有亚述楔形文字的大大小小的泥版。最大的一块楔形文字泥版长达3米，宽2米多；最小的一块还不到1寸长，只刻着一两行文字。这些泥版就是2500多年前亚述人的图书，涉及的内容包括历史、法律、宗教以及文学、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宝贵的文献资料。
过了几年，曾和莱亚德合作共同发掘库容吉克山冈的一位伊拉克考古学家拉萨姆，再次来到这里。他在1852—1854年期间，又在库容吉克山冈下发现了另一处王宫藏书室，找到了许多新的楔形文字泥版，而且还发现了亚述巴尼拔王的王宫。他在亚述巴尼拔王王宫废墟的墙上，发现了著名的浮雕“皇家狩猎图”。在新发现的泥版文书上，刻有许多亚述和古巴比伦的神话，其中就有著名的神话史诗《吉尔伽美什》，诗中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洪水的描述，跟《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几乎完全一样，而且用的是第一人称，表明这是一位亲眼目睹洪水的幸存者的记叙。还有一块描绘当时亚述的奴隶劳动情景的浮雕，这些奴隶多半是亚述人俘获的战俘，他们戴着手链脚镣，有的被铁索相互系在一起，旁边有手执武器的亚述士兵在监督。这些浮雕现在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后来，许多英国考古学家相继来到这里对尼尼微进行发掘，一共找到了2.4万多块泥版文书。这些珍贵的泥版文书现在也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从1927年到1932年，几个英国考古学家又对尼尼微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挖掘的深度达到离地面27.5米。在尼尼微古城遗址里发掘出来的大量泥版文书、浮雕等文物，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亚述帝国和尼尼微的兴衰历史。但是，令人痛惜的是，由于19世纪在库容吉克山冈下的无计划的胡乱发掘，尤其是为了得到浮雕和泥版而采用的毁灭性的发掘方式，虽然使大英博物馆增添了不少稀世珍宝，却毁掉了一座历史名城尼尼微的城址遗迹。
由于亚述是依靠武力和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所以根基不稳，中央政权对许多地区鞭长莫及，无法行使有效统治。同时，亚述人的残暴统治也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加上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最终加速了帝国的衰亡。
公元前612年，新崛起的邻国新巴比伦王国联合伊朗高原的米底亚人攻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击败了亚述的残余部队。曾在历史上称雄一时的亚述帝国灭亡了，其遗产被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亚王国瓜分，此时距亚述的鼎盛时期不过五十余年。
建立于军事强盛基础上的权力和安全是脆弱的。很少有哪个帝国像亚述那样急剧衰落。帝国内曾被征服的民族纷纷继起反抗，并用恐怖方式报复统治者，帝国的领土全部被吞并，民众或被消灭或被奴役，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已很难找到昔日亚述的踪迹。
爱琴海沿岸的土地见证了欧洲最早的两大文明：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和迈锡尼文明（Mycenae civilization）。之后希腊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直到公元前800年新的希腊文明的诞生。当时的希腊城邦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成功地抵御了波斯人的入侵，并最终发展出了灿烂的希腊文化。
爱琴海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在北希腊的卡尔息狄斯地区曾发现早期人类头骨，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尼人类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散见于希腊半岛。南希腊阿哥利斯地区的弗朗克提洞穴中有约公元前7000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居民捕捉海鱼，并使用黑曜石制作的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居住地分布于希腊本土和爱琴海诸岛，最早的时间可推至公元前6000年前，著名的遗址有马其顿的新尼可米底亚、色萨利的塞斯克罗和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等。新石器时代各处居民的生活方式大致相同，种植大麦、小麦和豆类作物，驯养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崇拜象征丰产的泥塑女神像。新石器文化各处居民多以黑曜石制造具有较锋利边缘的石器，而黑曜石只产于基克拉迪斯群岛的米洛斯岛。这说明早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间，爱琴海上就开始了互通有无的往来。
公元前3000年初，希腊爱琴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代则为中、晚期青铜时代，先在克里特、后在希腊半岛出现了最早的文明和国家，统称爱琴文明。自此，古代希腊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爱琴文明或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20—前12世纪）；荷马时代（公元前11—前9世纪）；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中期）；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4年）。
爱琴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最初实际上为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并不多。金属冶炼技术大概与农业种植一样来自东方。公元前2500—前2200年间，爱琴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较大变化。金属器逐渐增多，人口明显增长，爱琴海上贸易交通较前更为频繁，靠近海的地方出现了较大的建筑物和城防设施。这一切反映出物质财富正在增加，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开始复杂起来，出现了向文明过渡的迹象。基克拉迪斯群岛是由小亚细亚运铜等金属原料通往希腊半岛的要道，其早期青铜文化在爱琴地区居领先地位。那里出土的大理石“大地母神”偶像和奏琴吹笛者人像古朴传神，开后来希腊大理石雕刻艺术的先河。
希腊爱琴地区的早期居民不是希腊人，古代希腊作家称他们为皮拉斯吉人、勒勒吉人和卡利亚人。爱琴地区有不少地名以“nth”、“ss”为词尾，如希腊半岛的科林斯、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和小亚细亚西岸的哈利卡纳苏斯等。从语言学来说，这种词尾非希腊语所有，从而说明爱琴地区的原先居民不是希腊人。学者们称之为地中海民族，他们与小亚细亚半岛的居民大概有较多的关系。公元前2500年后，一批属于印欧语系的操希腊语的人大约从多瑙河流域来到马其顿等地，其中一部分在公元前3000年末分批进入中、南希腊，与当地居民混合而成为希腊人。
“米诺斯”本是一个神的名字。有人认为米诺斯文明是近东各地最自由、最进步的文明。米诺斯王称“米诺斯”（相当于法老），不是像亚述王和波斯王那样的军事独裁者。他所拥有的一支强大海军，是为抵御外族入侵和保护贸易服务的，而不是用于威慑国内民众的工具。
米诺斯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克里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约始于公元前6000年，以后发展较平稳，居民多居洞穴中。远在公元前3000年，克里特的土著人就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过渡，可能还达到文字时代。公元前2500年后，铜器、青铜器逐渐增多，匕首占很大比重。冶金术大概由小亚细亚和基克拉迪斯群岛传来。石瓶、印章、黄金饰物的制作引人注目。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导致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化。从大量的私人印章、豪华的金银首饰和东克里特发现的大型L形建筑来看，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已相当发展。[12]克里特文化深受西亚的熏陶，也有埃及的影响。公元前2500年左右，有来自北非的移民迁至南克里特，与当地居民相混合。从埃及输入了蓝釉陶珠、彩瓶、象牙和装饰品。但克里特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外来文化的复制和模仿，而是加以吸收改造，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宫殿的修筑，每个城市国家多围绕王宫而形成，宫廷是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克里特易发生地震，由于天灾人祸，各地王宫多遭到过破坏和进行重建。学者们根据这一特点将克里特文化的发展分成前王宫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古王宫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700年）、新王宫时期（约公元前1700—前1450或前1380年）和后王宫时期（约公元前1450年或前1380—前1100年）。
古王宫时期是克里特文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期。从发现的遗址看，最初的国家主要兴起于克里特岛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里亚、古尔尼亚、菲拉卡斯特罗和札克罗等。其中以克里特岛中部北岸的克诺索斯和中部南岸的法埃斯特最强盛，均为较大的城市，并拥有海港。两者之间有道路相通，纵贯克里特岛。在古王宫末期，大概克诺索斯已统一全岛。按希腊神话克里特岛有米诺斯王的传说，学者们遂称克诺索斯的王朝为米诺斯王朝，克里特文化亦名米诺斯文明。克里特此时出现了欧洲地区最早的文字，初呈图形，后字体逐渐简化为线形，向音节符号演进，人称线形文字A，至今仍未被释读，大概属非希腊语。[13]克里特岛林木茂密，东部平原适于农耕，农业以种植谷物、橄榄、葡萄为主，除粮食外，橄榄油和葡萄酒也是出产的大宗，王宫皆特置贮藏室以巨瓮存储油和酒，往往库房连接成行，瓮缸数以千百计，可见油、酒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克里特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成就还有工商业和航海贸易。它的手工产品以精巧秀丽著称，铜器和金银制作的日用品和工艺品皆相当精美。陶器尤为杰出，古王宫时期生产的一种称为卡马雷斯的彩陶，秀巧可爱，彩绘优雅，被公认为古代世界最精美的彩陶。它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商船来往地中海各地，还有相当数量的海军舰只，成为各城市的主要防卫力量，因此克里特的城市和王宫都不设置厚墙高垒，与其他古代文明之重视城防建筑完全异趣。克里特以其农工产品和地中海各地广作贸易，和埃及的联系尤为密切，所用黄金、象牙、皂石印章和高级奢侈品大都得自埃及。在古王宫时期，埃及的文物曾流传于克里特，埃及影响亦普见于爱琴文明的各方面。工商业和海运的发达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兴旺，这是和日后的希腊文明共有的特色。但克里特一开始便以王宫为政治中心，统一后王权更有加强，王宫建筑越来越富丽豪华，表明它的城市是王朝统治的中心，这是它和日后希腊奉行共和政治的城市国家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四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正处于上升时期。新王宫时期是克里特文明的繁荣期。此时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朝不仅统治克里特岛，还包括基克拉迪斯群岛，米诺斯的商站和殖民点则遍及整个爱琴海地区，东可达罗德斯岛和小亚细亚的米利都，西北于希腊本土的迈锡尼、雅典和底比斯，最西可达意大利的利巴拉群岛。此外，克里特和埃及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埃及第18王朝宰相列赫米拉墓中有壁画表现克里特使节奉献方物，题词称“海中诸岛及克夫提乌大君和平抵达”，表明克里特已和埃及建立友好关系，商业交往更趋频繁。海外商业的发达和海军的强大使米诺斯王朝建立了海上霸权，被日后的希腊人传为美谈。[14]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称米诺斯为海上统治者，说他“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经常取得成功的国王”。修昔底德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根据传说，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他控制现在希腊海的大部分。”米诺斯海上霸权的意义就在于它控制了东部地中海的海运贸易网，它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个以克里特为中心，东达罗德斯岛、西连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环形带，这些地区和更远的欧洲内陆作为待发展地区都迫切需要和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特别是当时最富裕的埃及进行交往，而克里特控制的环形带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各方海运皆受其节制，从而使它得以攫取欧、亚、非三大洲的资源。
克里特首都克诺索斯这时已有8万人口，加上海港，当在10万以上，足可称为地中海上最大城市。它的王宫是克里特文明最伟大的创造，这里不仅是米诺斯王朝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为宫中有众多的库房、作坊、存放经济档案的办公室和征收税款的机关。实际上，目前所知有关克里特文明的考古资料，有一半以上都来自这座王宫。新王宫时期，此宫曾多次遭到破坏（可能和地震有关），但每次破坏后都修造得更为宏伟富丽，最后落成的王宫是一组围绕中央庭院的多层楼房建筑群，面积达2.2万平方米，宫内厅堂房间总数在1500间以上，楼层密接，梯道走廊曲折复杂，厅堂错落，天井众多，布置不求对称，出奇制巧，外人难觅其究竟，因此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誉之为“迷宫”[15]。现在王宫遗址已得到充分发掘和部分复原，其建筑总体呈长方形，按米诺斯宫室的通例，四周不设围墙望楼，全宫以长方形中央庭院为中心（长60米、宽30米），倚山而建，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庭院以西楼房有两三层，以东楼房则有四五层，从东麓远望王宫，但见层楼高耸，门窗长廊参差罗列，其景观为古代王宫所罕见。庭院西面楼房主要用于办公集会、祭祀和库存财物，东面楼房则是寝宫、客厅、学校与作坊。各层各处都有楼梯相连，尤以庭院东面的中央大楼梯最为宏伟，它有天井取光，三面构成柱廊，梯道宽阔，彩绘艳丽，被誉为王宫建筑最杰出的纪念物。其旁之双斧大厅分内外两室，以折叠门扇相隔，冬可保暖夏可通风，显示米诺斯建筑的灵巧。厅旁的王后寝宫则是一套典型的米诺斯豪华住房，内壁绘有海豚戏水的壁画，优美雅致，相连小间有浴室和冲水厕所，这种卫生设备在古代是独一无二的。与建筑的高度水平相仿，王宫各处的壁画也是古代艺术的上乘之作，显示了克里特文明注重灵巧透逸的特色，和东方各国的威严沉重有别。
米诺斯宗教是一元神教。母神司恶也司善，目的是为了补充自然。死亡被解释为生存的先决条件。
除希腊艺术外，古代世界没有其他艺术可与米诺斯艺术媲美。其突出特点是自然、写实、雅致，表现普通人对美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古代传统艺术的落后因素。米诺斯的艺术用途广泛，包括绘画、雕刻、日用器物等多方面。[16]由于克里特的线形文字A尚未释读成功，我们对其政治历史和社会结构知之不多，但可以肯定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和日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种族；此外，米诺斯王朝统治无疑奴役大量奴隶和农民，与古代东方各国相似。近年还发现克里特保留着以人作牺牲祭神的习俗，反映其社会的奴隶制实质。公元前1450年左右，操希腊语的人占领了克诺索斯王宫，标志着克里特文明的衰落。从此以后，爱琴文明的中心便转移到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地区了。
克里特人是一支混合民族。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同赫梯人及最早入侵的印度人有密切关系。他们身躯矮瘦，头发黑色、呈波浪形，头颅较长，表明在血缘上他们与埃及人也有联系。虽然居住在希腊土地上，但不是历史上所说的“希腊人”。克里特人十分注重牛，在克里特岛，在现存的壁画中可看到跳牛背的年轻人图案，酒器也有牛的图案，而黏土制棺材上的葬礼画中，所绘的牺牲品也是牡牛。克里特岛上关于牛的神话很多，其中之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牛头人身怪物米诺陶洛斯，此怪物被囚禁于诺萨斯宫殿般的迷宫中，后来被雅典英雄铁修斯杀死。
公元前1400年米诺斯文化突然崩溃，其直接原因是来自希腊本土的迈锡尼人的入侵，但后人知道迈锡尼人入侵之前，克里特岛突然发生天灾地变，[17]更加强了米诺斯王国历史和亚特兰提斯故事的相似性。
克里特人贫富差距不大。识文断字是较普遍的现象，实行男女平等。国王是国家的首富和企业家。个人营业不受禁止，在首都以外的城市，农业和贸易掌握在个人手中。
赫梯人（Hittite）又译作“喜太人”或“喜特人”，是西亚古代民族之一。约于公元前2000年初出现于安纳托利亚，讲古印欧语，可能来自黑海以北地区。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对赫梯人的情况知之不多，一般认为，他们在历史上未曾起过什么作用。《圣经》提到的赫梯人，似乎处于半野蛮状态，是人们蔑视的对象。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叶的考古发现，使人们逐渐认识了赫梯人的真实面貌。
原来，赫梯人曾经是一个据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并向幼发拉底河上游扩张的强大帝国的统治者。帝国的版图一度还包括叙利亚以及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公元前2000—前1200年，赫梯人的势力达到鼎盛。公元前19—前18世纪，形成部落联盟。公元前17世纪，国王塔巴尔那以哈图萨斯为首都建立赫梯古王国。公元前1650—前1620年，国王哈图利斯一世在位期间，进一步扩大了版图，而拥有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和叙利亚北部。哈图利斯一世的孙子穆尔西利斯一世，沿幼发拉底河侵袭巴比伦，大约在公元前1590年消灭巴比伦的阿摩利王朝。穆尔西利斯一世死后，王国发生内乱，最后大权落入泰利皮努斯之手。泰利皮努斯实行改革，确立王位继承制度，制止了王族内讧。大约在公元前1400—前1200年间，赫梯进入帝国或新王国时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元前14世纪中叶，赫梯人开始使用铁器，生产迅速发展，国势臻于鼎盛，频频向外扩张，一度成为西亚头等军事强国。
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能确定赫梯人来自何方，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如何。根据埃及人的描述，有些赫梯人似乎属于蒙古人种的一个类型。所有赫梯人都是鹰钩鼻子，前额不高，眼眦倾斜。有人认为赫梯人起源于突厥斯坦，与希腊人同源，其语言属印欧语系。
有些学者认为，赫梯文明可以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提并论。赫梯人的农业知识很丰富，经济生活水平较高。他们发明了铁矿的开采和使用，大量开采银矿、铜矿和铅矿，并将这些矿产品供给周边民族。贸易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
赫梯人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他们的法律体系。[18]他们的法律比古巴比伦人的法律显得人道。剥皮、宫刑等酷刑在其法令中无例可循，甚至谋杀也可以只判罚金。
赫梯人除了崇拜太阳神外，还有其他许多神祇。他们把被征服民族，甚至购买其陶器的民族所敬奉的一切神明，都纳入自己的崇拜范围。宗教活动包括占卜、祭献、斋戒和祈祷。
赫梯人在艺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他们的雕塑作品线条粗犷、简洁、生动、新颖、朴素大方，雕琢较少。大部分雕刻品是表现战争和神话场面的浮雕。建筑粗大敦实，没有什么装饰，门廊较小，常在神庙和宫殿外立一巨大石狮。[19]赫梯人的文字包括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两部分。[20]前者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吸收过来并加以改造的文字，后者是自己创造的具有音符性质的文字。他们的文学主要是神话，包括根据古代巴比伦的创世和洪水传说改编的作品。
国王穆瓦塔利斯在位期间（公元前1320—前1294年），赫梯人为争夺叙利亚与埃及进行了世界古代史上最大一次战争，即公元前1299年的卡迭石战役。大约在公元前1280年双方缔结和约，叙利亚北部大片领土归属赫梯。
公元前13世纪末，“海上民族”侵入，帝国分裂，国势骤衰。公元前1200年以后，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克米什一度成为赫梯的主要城市，但这是商业中心，而不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帝国繁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到公元前8世纪末叶，残存而分散的各赫梯小国被亚述帝国所灭。赫梯人逐渐与后来进入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各民族发生融合。
赫梯人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与近东的西部地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些文化成果就是通过这座大桥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到了迦南人和希克索斯人中，传到爱琴海诸岛的民族中。他们是埃及、两河流域和爱琴海地区诸文明之间的主要链环之一。
赫梯帝国覆灭时，在其主要地域内的继起者是吕底亚人（Lydians）。吕底亚人是一支由小亚细亚土著民族同来自东欧的种族混合而成的印欧语民族，与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各城邦有密切联系。他们生活富裕，以精美的战车和优质的金子及奢侈品而闻名。吕底亚人用沙金、羊毛，从两河流域到爱琴海的长途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21]吕底亚人建立的政权，位于现今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的疆土。他们在推翻赫梯帝国后，很快控制了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城市和黑黎斯河以西的整个高原地区。吕底亚人政权的寿命不长，公元前6世纪中叶，居鲁士突然袭击吕底亚人的国都萨狄斯城，攻占并焚烧了这座城池。吕底亚人经此打击一蹶不振。此后不久，他们的全部领土，包括沿海的希腊城市，全部落入居鲁士大帝的统治之下。
闪语民族的一支腓尼基人，因爱琴海霸权的消亡而崛起。他们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帝国的创立者，而是通过商业活动来发挥其影响。他们的疆域位于黎巴嫩山脉和地中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及靠近海岸的岛屿。公元前10—前8世纪达到文化鼎盛阶段。
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落入加勒底人的统治之下，后来又成为波斯人的属地。公元前332年，其主要商业中心之一推罗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
腓尼基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与迦南人关系密切。他们善于改造他人的成就。腓尼基人的宗教与迦南人的宗教一样，以人牲献与摩洛神，行繁殖礼仪。他们在专门制造业、地理学和航海事业方面颇为出色。
波斯人（Persians）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帕米尔类型。使用波斯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含有相当多的阿拉伯词汇，还有突厥、蒙古等语言借词。古波斯文曾用楔形文字。7世纪改用阿拉伯字母。信奉伊斯兰教，属什叶派。[22]公元前2000年，古伊朗部落从中亚来到伊朗高原。尔后，逐渐吸收了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成分。
公元前6世纪以前波斯人的情况所知甚少。有人认为当时他们很可能居住在波斯湾东岸。东面被高山包围，海岸线缺少港湾，内地的肥沃河谷能为居民提供充裕的生活资源。他们没有文字，其语言与梵语及古代、现代的欧洲语言有密切的同源关系。
当时统治底格里斯河北面和东面的强大民族是米底亚人。他们与波斯人有亲属关系，并曾一度成为波斯人的主宰。
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波斯南部某部落的首领。公元前550年，又成为所有波斯人的统治者，并征服了周围邻近的民族。
大流士执政时，波斯帝国达到极盛。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所灭。亚历山大死后，波斯人又先后建立了“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波斯文化。
赫梯人和小亚细亚诸民族的历史，具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侵略战争和追求帝业。他们崇拜黩武主义和对外征服，结果是自己走向崩溃。当外敌入侵时，他们往往不是被征服者消灭，而是本民族自取灭亡。黩武主义成为导致民族心理狭隘、赋税繁重、民众反抗情绪强烈的重要因素。求生的欲望与富裕邻国的诱惑，成为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的强大动力。
腓尼基（Phoenicia），古代地中海东岸地区一系列小城邦的总称。位于利万特海岸中部狭长地带，北起阿拉杜斯，南到多尔，长约320公里。城邦有推罗、西顿、比布鲁斯、乌加里特等，居民是闪族的一支，自称为基纳胡人，或根据整个地区的名称说自己是迦南人。
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腓尼基沿海已出现一批贵族统治的城市小国，臣服于埃及新王国。公元前1000多年，腓尼基城邦才从其他迦南人国家中脱颖而出。居民以海上贸易为主。
公元前12世纪初，腓尼基达到极盛时期。公元前10世纪起，各邦开始大批向海外殖民，殖民地遍布地中海沿岸各地，其中迦太基最强大，腓尼基成为仅次于希腊人的殖民民族。
公元前9—前7世纪，腓尼基各城邦多次参加叙利亚各国反对亚述的同盟，均告失败。
公元前6—前4世纪，腓尼基各城邦先后被新巴比伦王国征服，后又成为波斯帝国的第五行省。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在推罗遇到顽强抵抗。此后，腓尼基人先后处于希腊人、罗马人的长期统治下，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
在母邦丧失独立时，腓尼基的殖民地却正在西部地中海称霸（公元前7—前2世纪），先与希腊人争雄，后又成为罗马人的劲敌。罗马人称其为布匿人。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失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大军几乎攻入罗马，但最后罗马人仍取得胜利。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被罗马灭亡。
由于腓尼基地处西亚海陆交通的枢纽地区，所以腓尼基人在航海和经商方面特别发达。[23]在古埃及的文献里，腓尼基称为“腓尼赫”。古希腊人称它为“腓尼基”，意思是“紫红之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埃及、巴比伦、赫梯以及希腊的贵族和僧侣，都喜欢穿紫红色的袍子，可是，这种颜色很容易褪去。他们都注意到，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些人总是穿着鲜亮的紫红色衣服，似乎他们的衣服总也不会褪色，即使衣服穿破了，颜色也跟新的时候一样。所以大家把地中海东岸的这些居民叫做“紫红色的人”，即腓尼基人。[24]腓尼基人能生产这种绛红颜料源于一件偶然的事情。据说，有个腓尼基牧人，有一天从海边拿回一大堆的海螺，煮好之后，他扔了几个给他的猎狗，猎狗衔了一个使劲一咬，顿时嘴里和鼻子上都溅满了鲜红的汁水。牧人开始以为狗嘴巴被螺壳扎破了，急忙用清水给它洗伤。可是洗完之后，狗脸上仍然是一片鲜红。“这是怎么回事？”牧人自言自语地拿起贝壳仔细观察，发现贝壳里面有两块鲜红的颜色。他想，如果用贝壳里的颜色染布，一定不会掉颜色。他又捡回一大堆这种海螺，将贝壳砸碎，放在水里熬，果然熬出了一种紫红色的染料。从此，那里的人争着到海里去捕捞这种海螺，用它的贝壳做成鲜红色的颜料，然后用来染布。这种紫红色的布受到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人民的欢迎，许多腓尼基人靠贩卖染料、布匹发了财，他们也渐渐放弃了农业生产，以经商为业。在当时，腓尼基商人的足迹遍及地中海南北各个海港，各城市手工业、商业发达，葡萄酒、橄榄油、玻璃制品、优质木材和紫红染料等行销地中海沿岸各地。
腓尼基人以经商、航海和殖民著称，也进行海盗活动，掳掠人口并从事奴隶买卖。他们在北非的迦太基和乌提卡、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巴利阿里群岛、西班牙的加的斯和马拉加建立了殖民地。
腓尼基人是古代世界最优秀的航海家和探险家。历史记载中，有他们绕航非洲以及远航不列颠和爱尔兰岛的壮举。腓尼基人的环非洲航行，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创举。因为当时欧洲人曾经传说，大西洋就是世界的尽头，没有人能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腓尼基的航海家们却经地中海，进大西洋，向北一直到达英吉利，向南一直到达西非。证明了腓尼基人在航海方面的能力。在陆路，北非的腓尼基人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与西非贸易。
腓尼基人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是字母文字。[25]腓尼基人主要从事商业和航行事业，经常坐着船到各地去做买卖。在做买卖记账时，觉得当时流行的楔形文字太繁难，需要有一种简便的文字作为记载和交往的工具，他们在埃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用22个辅音字母表示的文字。[26]现在欧洲各国的拼音字母差不多都来源于腓尼基字母。
相传，有一个叫卡德穆斯的腓尼基木匠，是远近皆知的聪明人。有一次，他在别人家里干活，需要一件工具，恰好忘记带来了。他随手拿起一片木头，用刀在上面画了点什么，然后让一个奴隶送给在家中的妻子。卡德穆斯的妻子看了木片，什么都没说，就递给了奴隶一件工具。奴隶惊呆了，认为他的主人是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通过木片表示出他需要的东西。据说，卡德穆斯在木片上画的就是腓尼基第一次出现的字母文字。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来向卡德穆斯求教，卡德穆斯就将他发明的字母文字教给了其他人。这样腓尼基字母就逐渐传播开来。
腓尼基人发明了由22个辅音字母组成的文字系统。这种文字直接影响古希腊字母，由希腊字母又衍生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27]在东方，对阿拉伯、印度、亚美尼亚等地字母文字的产生也有重大影响。
最早使用腓尼基字母的腓尼基城市是乌加里特城。乌加里特城大约建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公元前1400年时，由于遭到了一场地震而被摧毁。乌加里特古城被地震摧毁之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城市”。当时城里云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的人，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用楔形符号写的字母文字泥版。从1930年开始，学者们就已经陆续读懂了用30个楔形符号写成的乌加里特楔形字母文字的泥版，其中还有不少乌加里特的诗篇。学者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字母文字表的《识字读本》。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22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就是从乌加里特的字母演进而来的。
腓尼基人的艺术受亚述、埃及和爱琴地区影响，但保留自己的特点。艺术主题多以人物和人首狮身的斯芬克斯为主，金属制品十分精巧，石浮雕很多，牙雕和木雕是腓尼基人特有的艺术。
犹太人古时称为希伯来人（Hebrew）和以色列人（Isreali）。希伯来人和迦南人、阿拉伯人等都是西亚古代闪族的后裔，他们同其他古老民族一起曾共同生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古代希伯来人最早开始种植葡萄。
希伯来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根据《圣经·旧约》传说，希伯来人的历史始于其祖先亚伯拉罕率部从两河流域的乌尔迁居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的土著迦南人开始称他们为“希伯来人”，意为“来自大河彼岸的人”。另据《圣经·创世记》记载，犹太人族长雅各为逃避战乱，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带领全家七口人南迁到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在歌珊一带定居下来。当时，埃及人称雅各的子孙为“希伯来人”，以与外族相区别。大约经过430年之后，雅各的后人不堪埃及法老的奴役，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返回迦南。从此“希伯来人”一词已不再出现于《圣经》之中，而由“以色列人”一词所取代。“以色列人”是古犹太人的别称，泛指雅各的后裔。据《圣经·创世记》记载，有一天夜里，雅各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和11个儿子渡河，在雅博渡口同一位天使摔跤获胜。于是，天使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而叫以色列。”这便是“以色列人”的由来。“犹太人”一名来自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雅各的四子）。现在，犹太人将自己的民族语言称为“希伯来语”。
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是公元前4000年在此定居的迦南人。公元前13世纪，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移居此地。腓力斯丁人原先住在爱琴海地区。[28]关于他们的记载首见于公元前13世纪古埃及文献，他们被称为“海上民族”。有人估计他们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3—前12世纪之交，从克里特岛或者小亚细亚西南部渡海南侵，在劫掠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之后，于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八年（约公元前1190年）入侵埃及。被埃及人击退后，他们便占领了从雅法到加沙一带巴勒斯坦沿岸平原。先后建立了加沙、阿什凯隆、阿什杜德、加斯和埃克隆五座城市。希腊语“巴勒斯坦”，意为“腓力斯丁人所住之地”。[29]公元前1025年，同阿拉伯人、迦南人共同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后分裂为以色列（希伯来语“与神摔跤”的意思）王国和犹太王国。
公元前1025年，犹太部落首领大卫打败入侵的腓力斯丁人，合并以色列12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以后分裂为两个国家，北部称以色列王国，南部称犹太王国。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消灭以色列王国。
公元前586年，东方新崛起的巴比伦王国占领犹太王国，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把数万名犹太人作为俘虏押回巴比伦，开始了犹太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时代。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散，从而结束了犹太人巴勒斯坦立国的历史。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后，数万“囚虏”方被释放，返回巴勒斯坦，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
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之后，巴勒斯坦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外族轮番占领。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西亚大片土地，并攻占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的统治，打破了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隔绝状态，各被征服国家的民族开始杂居交往。犹太人从此也逐渐疏散到南欧、北非和中亚等地区，这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第二次大流散。
犹太人的第三次大流散是在罗马帝国期间。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帝国不断强盛，并向东大力扩张，于公元前63年先后侵占了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为反抗罗马人的入侵，曾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史称“犹太战争”[30]。特别是公元115年的最后一次起义，曾给罗马帝国以沉重的打击，把罗马驻军赶出了巴勒斯坦南部，并占领耶路撒冷。但起义于公元135年失败。经过三次大起义和三次大屠杀，犹太人死亡150多万人，幸存者几乎全部逃离和被驱逐出巴勒斯坦，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的历史。直到20世纪初，犹太人在政治、经济上同巴勒斯坦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了。
公元1世纪以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数很少，1880年只有2万多人，到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不到6万，仅占当地居民的8%。
公元637年，巴勒斯坦并入阿拉伯帝国，其居民、宗教、文化逐渐阿拉伯化，形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300多年来，他们在这一地区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处境悲惨。在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居于统治地位，视犹太教为异端邪说，并对犹太人实行种族歧视、迫害甚至屠杀。艰难的处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催化剂，使犹太复国主义从一般的愿望发展成了具体的政治性运动。
起初，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是世界犹太人中的一个边缘运动，至多只是欧洲犹太人中的一种思潮，多数犹太人对此没有兴趣，甚至反对。犹太人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犹太人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和领袖，意识到在巴勒斯坦复国必须伤害当地人民的利益，于道义不合，他们建议去寻找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用来建立犹太家园。[31]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符合理性和道义的。
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屠杀，东欧各地也开始了反犹、排犹活动。[32]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开始疯狂杀戮犹太人，迫使大批犹太人不得不加入到复国的行列。一些大国，包括英国、美国，为了推行对阿拉伯国家分而治之的策略，也纵容与支持了犹太复国运动。
1917年11月，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当年11月6日，英军入侵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巴勒斯坦属于正在与德国一起对英作战的奥斯曼帝国），并在一战结束后取得了管辖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
1921年，英国以执行《贝尔福宣言》为由，采取了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在英国的支持下，犹太人开始大规模迁入巴勒斯坦，到1939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近45万，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1/3。
联合国分治决议一通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纷纷举行示威，反对分治。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应借此大好时机以武力建国。1947年11月30日清晨，爆发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激烈的武装冲突。
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成立以色列国。15日，阿盟国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此后，又发生了四次中东战争。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土著的巴勒斯坦人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背井离乡，加入到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形成的巴勒斯坦难民行列；一部分在以色列本土上成为以色列的少数民族；大部分留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成了没有国家的被占领区居民。[33]50多年来，从世界各地迁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数以百万计，现已达到近400万，即全世界1/4的犹太人已集中到以色列。以色列犹太人以希伯来语为国语。
但巴勒斯坦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求恢复合法民族权益和建立国家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的费达因（敢死队）到有纲领、有组织的巴解组织，直到1987年开始的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大起义，巴勒斯坦人民的力量不断壮大。[34]不断的战争最终让阿方明白：以色列是不能被常规战争所消灭的，以色列在战争中是越打越大。而以方也明白：不可能通过一次常规战争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双方终于意识到，谈判是唯一的出路。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1993年9月，巴勒斯坦人的组织第一次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与以色列签订了《奥斯陆协议》，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但由于巴勒斯坦人民是处在“理与力”相悖的状态，在遇到关键问题时，双方总要有一番较量，和谈的进程一波三折。
巴勒斯坦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其关键所在就是参加和谈的以巴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双方可以让步的余地相当有限。这是中东和谈困难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耶路撒冷问题，巴解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强调，没有巴勒斯坦对东耶路撒冷行使全部主权，就没有巴以和约，要求以色列应根据联合国决议把耶路撒冷同其他西岸地区一起归还巴勒斯坦。但是以色列方面表示，以只同意归还西岸和加沙的大部分土地，前提是以色列继续对东耶路撒冷拥有主权。而且《奥斯陆协议》以来的两次长期、大规模的巴以冲突的导火索都是由耶城纠纷引起的。除了耶城地位问题，双方和谈的焦点有如下几个：领土如何划分、定居点前途、巴勒斯坦难民出路、水资源分配以及双方未来关系等。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事关巴勒斯坦能否顺利建国及将来国家的发展。
在现实中，巴勒斯坦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困难，在与以色列的和谈中砝码较少。巴勒斯坦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几乎全部控制在以色列手中，所有的出入境口岸均由以色列掌握。其经济落后且畸形发展，严重依附于以色列，一旦建国，难以独立运转的经济将使巴的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出现空前困难。巴至今尚未建立独立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电力、燃料等战略能源完全控制在以色列手中，80%的淡水也受其支配。
目前，犹太人主要分布在美国、以色列、前苏联、法国、英国、阿根廷、加拿大、南非，以及匈牙利、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德国、伊朗、墨西哥、澳大利亚、瑞士、罗马尼亚、印度、土耳其、乌拉圭和智利，还有一些较小的犹太人群体散居在其他国家。
犹太人由于长期分散各地，彼此隔绝，从而在社会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礼仪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差别，形成若干派系。但是，他们始终信仰自己的民族宗教——犹太教，奉“雅赫维”为“唯一真神”，认为他们是雅赫维的特选子民，并认为教义和教规系由雅赫维通过摩西传授而来。正统派教徒行割礼，禁与未受割礼的外族人通婚。规定星期六为安息日，不务俗事；严禁崇拜偶像；凡教中视为不洁之物的不得取食或接触。改良派遵守教规不太严格。各派犹太人都承认，凡由犹太妇女所生子女即为犹太人。改良派认为，双亲中只要有一人为犹太人即算犹太人。
希伯来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没有以色列人的遗产，过去两千年中的几乎每一支西方文明都会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希伯来人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主要基础之一。在基督纪元前夕，犹太民族已分成了三个主要教派，即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赛尼派。基督教的希伯来基础是法利赛派的信仰。他们相信死者复活、死后报应和政治救世主的到来。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吸取了宇宙起源论、《十诫》和很大一部分神学。[35]希伯来人的道德观念，在否定长期以来西欧各国占上风的伦理学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他们关于有限治理、法律主权、尊敬显贵、尊重人格的思想，都对现代民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36]人们普遍认为，犹太教的传统，在促进承认人权和发展自由社会的事业中是有所贡献的。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和中国、埃及、巴比伦并列为东方的四大古国。勤劳、勇敢的印度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印度的名称起源于印度河。中国汉代史籍译作“身毒”或“天竺”，直到唐代才改译为“印度”。
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的城市文化，亦称哈拉帕文化。因其主要城市遗址哈拉帕得名，这种文化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故称之为印度河流域文明。其存在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范围很广，西起苏特克根·克尔，东达阿拉姆吉尔普尔；北起罗帕尔，南至巴格特拉尔。东西长约1550公里，南北长约1100公里。
在哈拉帕文化之前，印度河流域已发现有大量属于前哈拉帕文化的遗迹，这是由农村向城市生活过渡时代的文化，已出现铜器。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哈拉帕文化的创造者，就是印度的原始居民达罗毗荼人。按过去的说法，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主要是原始达罗毗荼人，此外可能还有原始澳语人等。近来由于印章文字按印欧语系解读的进展，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是印度—雅利安人。
印度人中有五六种语族。居民成分包含着人类三大人种（即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不同组合不同比例的混合类型。
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矮黑人，有人认为他们与非洲的俾格米人有同种族关系，现在几乎已从印度消失，但在东面的安达曼群岛还可见到。
印度的北部和西北部居住着地中海人，他们肤色较浅，大约是在3500年以前进入这个地区的印度—雅利安人的后裔。
印度南部分布最广的一群人是“达罗毗荼人”。这个术语现在用来泛称达罗毗荼语的所有群体，不再用来特指一个民族。包括三个人种类型：一是属欧罗巴人种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即“达罗毗荼人种”，包括泰卢固人、泰米尔人、马拉亚兰人、坎纳达人等，多信仰印度教，以湿婆派为主，经济、文化均较发达。二是属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维达型，包括托达人、科塔人、奥朗人、坎德人、贡德人等。三是属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尼格利陀型，包括伊鲁拉尔人、帕尼扬人、卡达尔人等，其经济、文化均比较落后，许多人现在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生计，有的依靠掘木棍生产，保留着部落结构，有些仍处在原始公社后期，生活在深山密林中，信仰万物有灵。
属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各民族，是南亚现存最古老的居民。属于欧罗巴人种南支的人，是公元前4000—前3000年到达印度的，后来与当地人混合形成达罗毗荼人种，一部分滞留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保留了较多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成为现在的布拉灰人。欧罗巴人种的人来到后，达罗毗荼人被赶到次大陆南部，并在南部建立安度罗、潘地亚、朱罗、哲罗等王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
在古印度的民族构成中，另一个类型可能比达罗毗荼人更为古老，称为澳大利亚人种。因为他们同分布在东南亚各地，向东远达澳大利亚的原始民族有同种族的关系。
蒙古人种的成分主要局限在北部和东北边境。
在西部沿海地区，可以发现阿尔卑斯山诸类型。其中有的稍微混有北欧日耳曼人的特征，如眼睛呈灰色或蓝色。
可见，印度土著人的肤色是多样的。但从早期开始，白人种族即已明显存在，特别是在印度北部。[37]即使现在，地中海白色人种高身材类型的某些代表，也可在旁遮普和西北边境看到。不过，他们已经是非常接近阿尔卑斯山类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人种或矮黑人特点的民族。
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坳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入侵，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尊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38]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做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印度河流域文明是青铜时代的文明（公元前2350—前1750年）。
1922年印度考古学家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与摩亨佐·达罗（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内）两地，以后又在其他地区陆续发现250多处类似文化，通名之为“哈拉帕文化”。由于发现地多集中在印度河流域，因而该文化所反映的文明有时亦被称作“印度河流域的文明”[39]。
哈拉帕文化是青铜时代的文化，居民已知青铜的冶炼、铸造、锻造，使用各种青铜工具、武器。动植物的驯化也已实现，农业已能实行犁耕，种植大麦、小麦、稻谷、棉花、胡麻、甜瓜等作物，饲养水牛、黄牛、山羊、绵羊、猪、狗、鸡、骆驼、象等牲畜。[40]手工业作为辅助生产部门除能制造金属制品外，还可制陶、纺织、刺绣、染色、加工象牙珠宝。近、远距离的商业贸易已进行。人们具有较文明的饮食服饰文化，如食面包、蔬菜、水果、牛奶、鱼、肉；穿着棉毛织品，上衣似围巾，下衣如腰布；注意修饰美容，男女饰物有项链、耳环、头饰、手镯、指环、腰带、胸饰，已懂修面、打粉、涂口红、擦眼膏、梳髻。宗教为自然崇拜与生殖器崇拜。葬俗有火葬、天葬、全尸土葬形式。
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发明了独特的文字，现仍不能释读。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均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各约3万或4万，城市布局有所规划，分卫城与下城两部分。卫城有防御城墙、护城河、公共建筑等设施，下城有带排水沟的街道，是居住区和手工业、商业区，包括住宅、店铺、饭馆等单位。房屋多用红砖砌成，有两三层楼房。由于城内存在明显贫富分化迹象，并设有行政机关、公共仓廪等反映国家职能的机构，因此估计已形成国家，但国体、政体不清。该文化的创造者问题目前仍是一个谜，一般认为可能是南亚次大陆的古老居民达罗毗荼人。公元前1700年左右，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城倒塌，排水设施损坏，代之是一些简陋小屋。造成这种结果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哈拉帕文化从此湮没无闻。
印度河文明大约从公元前1750年以后逐渐衰落。有些地区如摩亨佐·达罗遭到巨大的破坏；有些地区出现不同类型的陶器和其他物质文化，即所谓朱卡尔文化（后哈拉帕文化）。[41]关于印度河文明衰毁的原因，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二：一种是外族入侵说；另一种是用地质学和生态学的因素来解释。印度河文明毁灭后，印度历史进入一个衰退的“金石并用文化”时代。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力提出过质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祇和种姓制度本身。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
公元前362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
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边界达到：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根据推测，阿育王继位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孔雀帝国，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孔雀政权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像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
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例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定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主要保存在印章上。印章上的文字和雕刻图案结合，多为单行。印度河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而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读，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的书法。
“雅利安人”（Aryans），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对印欧语系各民族的统称。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印欧语系各民族在种族和文化上是统一的。现在已将其范围缩小，而且只限于语言学范畴，仅指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和印度语族的史前民族。但是，在种族主义文献中，特别是在德国法西斯文献中，常把“北欧种族”（主要是日耳曼人）称作“雅利安人”，说成是“高等种族”。希特勒当局甚至要求在他们统治下的所有居民必须出具“雅利安人出身”的证明，否则即被视为不合格的人。他们对“非雅利安人”，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等，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屠杀，乃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公元前2000年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的大部分达罗毗荼人。入侵者是白种人，自称“雅利安”，意为高贵者，以区别于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42]经过几个世纪的武力扩张，雅利安人逐步征服了整个北印度。
在许多世纪里，雅利安人的势力局限于印度北部，在那里发展起独特的印度类型的社会文化和宗教。
雅利安人早先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入侵印度后，雅利安人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先进文化，由游牧转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并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虽然雅利安语从来没有在南方占据统治地位，但却是当今印度最流行的语群。
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印度的政治史大约有1000年是不清楚的。随着雅利安人的扩张，他们与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逐渐融合。吠陀时代（公元前2000—前800年）结束时，雅利安人的文化已过渡到一种复杂的、分成等级的社会与宗教体系，[43]这就是“印度教”。
原始雅利安人的政治和法律是不发达的。部落首领的主要职能是率军出战。协助部落首领统治的是“部落议事会”。有些部落组织类似“贵族共和国”。
《吠陀》是雅利安人的宗教经典，总共有四部，每部都收集了大量的祷文和圣歌，以及附以散文的诠释。《吠陀》被看做神灵所授，在雅利安人看来，如同希伯来和基督教的《圣经》在其信徒心中的地位。早期雅利安人没有文字，他们的圣书据说是“听”来的，而不是受到“启示”才有的。
早期雅利安人的宗教是一种广泛的多神教，很少有伦理意义。吠陀时代最受崇拜的神是因陀罗，据说他曾为人类造福，是一位英勇的武士和战神，为雅利安人杀死了众妖和“黑皮肤的敌人”。
在《吠陀》成书前，印度的两部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已在发展中。它们均用梵语写成。梵语是从《吠陀》的语言派生而来、与之相异的语支，后来人们认为它是雅利安语的“古典”形式，如同拉丁语被看做印欧民族的古典语言。
两部史诗反映的社会与文化发展阶段，比《吠陀》所反映的要晚。它们颂扬了传说中的民族英雄的功绩，收集了大量的宗教知识。几百年后，它们成为普通百姓诵读的圣经。
在雅利安人移居印度之后的1000—1500年间，印度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吠陀早期的乐观主义让位于悲观主义，人们在社会上日益严格地按职能和特权被区分为不同的阶层。在史诗时代结束之前，印度社会已具有许多至今犹存的特性，它们彼此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文化综合体，即印度教。除少数例外，从前雅利安神祇中比较突出的神已退居次要地位，新的神祇随着本地前雅利安崇拜的融入而增添进来。
印度教没有成套的教义，没有单纯的信徒集会，不设立教堂。认为神的真谛是多方面的，拯救的道路是无数的。
由于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贫富分化的结果，在雅利安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种姓制度。[44]“种姓”一词在印度的梵文中叫“瓦尔那”，就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因此种姓制度又叫瓦尔那制度。
在种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婆罗门是祭司贵族。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在社会中地位是最高的。
刹帝利是雅利安人的军事贵族，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吏，掌握国家的除神权之外的一切权力。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两个高级种族，占有了古代印度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为生，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
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
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不包括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鄙视。
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婆罗门僧侣宣扬，把人分为四个种姓完全是神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在婆罗门的经典《吠陀》中，婆罗门把种姓制度的出现用神话来解释，说原始巨人普鲁沙死后，天神梵天用他的嘴造出了婆罗门，用双手制成了刹帝利，用双腿制成了吠舍，用双脚制成了首陀罗。婆罗门僧侣还宣扬：凡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来世才能升为较高种姓，否则，即降为较低种姓。[45]因此，对于广大劳动者和奴隶来说，应该逆来顺受，放弃斗争，遵守奴隶主阶级制定的“达磨”，即所谓的“法”，以免加重来生的灾难。
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奴隶主阶级还制定了许多法律，其中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相传，摩奴是天神梵天的儿子，为了确定人间各种人在社会上的应有次序，确定婆罗门和其他种姓的义务，便制定了这部法典。其实，这只不过是奴隶主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谎言。
《摩奴法典》首先确认婆罗门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而首陀罗只能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劳役。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还规定了许多残酷的刑罚。比如，低级种族的人如果用身体的某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必须将那一部分肢体斩断。比如，动手的要斩断手，动脚的要斩断脚。它还对各个种姓的衣食住行都作了繁琐的规定。比如规定不同种姓的人不能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不同种姓的人严格禁止通婚，以便使种姓的划分永久化。[46]每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机构，处理有关种姓内部的事务，并监督本种姓的人严格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
不同的种姓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刹帝利辱骂了婆罗门，要罚款100帕那（银钱单位）。如果是吠舍骂了，就要罚款150—200帕那。要是首陀罗骂了，就要用滚烫的油灌入他的口中和耳中。相反，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只罚款50帕那；侮辱吠舍，罚款25帕那；侮辱首陀罗罚款12帕那。高级种姓的人如果杀死了一个首陀罗，仅用牲畜抵偿，或者简单地净一次身就行了。
被开除出种姓的人也成为贱民。贱民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走在路上，贱民要佩戴特殊的标记，口中要不断发出特殊的声音，或敲击某种器物，以提示高级种姓的人及时躲避。婆罗门如果接触了贱民，则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回去之后要举行净身仪式。
婆罗门成为全印度的礼仪执掌者和崇敬对象，以及物质报酬的受领者。他们不推崇“正统的信条”，不反对异教徒，但有力地把持着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地位。印度教大力宣扬尊敬并支持婆罗门，遵守种姓制度。
总的说来，印度的种姓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制度。但是，由于鲜明的阶级关系被掩盖在等级的划分之中，因此它容易模糊阶级界限，在劳动人民之间制造隔阂和对立，不利于他们团结对敌。此外，种姓制度实行职业世袭，把生产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种姓制度的存在，是造成印度社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自古代至近代，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但是种姓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种姓制度经过长期演变，越来越复杂，在四个种姓之外，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亚种姓。今天，在印度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贱民达几千万人。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稳定的共同体。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众多的早期民族，这些早期民族其民族特征不稳定，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到秦汉统一中国后，各民族的特征才逐渐稳固下来，其中以华夏族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汉民族壮大尤为迅速，居住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特征的诸多要素更加稳固鲜明，从此，汉民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居于中央，其他各民族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活动范畴均小于汉民族，因而被称为少数民族，分居四边，各民族共同劳动、开拓、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共同缔造着中国的历史。
“中华”二字包括了“中国”与“华夏”的意义。在古代汉语中，虽然“中国”这个词曾被用来指谓各种不同的地点或地区，如“京师”、“惠此中国”、“国中”和“中原”等等，但“中国”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这是因为，“中国”早已与华夏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不仅获得了人文的和历史的意义，同时也获得了民族学的意义。而就后一层意义来说，“中国”一方面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另一方面则标志着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分野。
中华民族是一个广义的称谓，它以汉族为多数，包括所有生活在中国土地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各兄弟民族的稳定的共同体。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地理环境不同，各个民族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法律、风尚、习俗、宗教信仰所表现出的认识、情感、意志、兴趣、爱好、能力、性格、气质及审美、伦理、道德等民族特点也有别于其他民族，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民族心理和行为特征。
根据清朝人段玉裁撰写《说文解字注》所言，“夏，中国之人也”，“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而“华夏”一词，则为“诸夏”与“诸华”的合称。[47]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春秋时代，常称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时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很大分别。有些学者认为，华与夏很可能是指居住的地名。在《周礼》一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天的嵩山，故今密系附近有古华成。而夏则为水名。[48]古之夏水即今之汉水。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在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
“夏”的称号由来比“中国”早，是因为古代氏族彼此间纷争、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结果。到了夏代，氏族间政治关系已发展出一个具有盟主地位的共主权威，这个氏族集团的自觉政治与文化上均比其他氏族优越，因而产生了团体意识的凝聚力。夏代时候，第一个王朝已出现，从此便以“夏”的称号为中心而衍生出相关的名词，或区夏，或诸夏，或华夏，不一而足，晚至周又有“中国”，往后更有秦、汉、唐等。
“华夏”一词，乃周人本其“尚文（彩）”风尚，在沿用已久的“夏”字之前冠“华”而成的。此外，华、夏二字古音相近，可以互假。华的本义为花，引申为文采、文明，夏原是地名，进而为部名、国名、族名，又含有大的意思。《左传》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49]夏而称华，自居衣冠礼乐文明，歧视夷狄为野蛮人，甚至为禽兽，均为类似的看法，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与“华夏”是两个不但具有地区的意义，还包括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区别，意义不甚确切，并可以用来指称相同概念。
华夏民族的构成远在炎、黄、蚩尤时代就已初具规模。中国远古由三大集团组成：一是炎黄集团（华夏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出于陕西黄土高原，后来沿黄河东进，而分布于华北一带，亦即后来华夏族的本源。二是风偃集团（东夷集团），即太昊、少昊的后裔。分布于淮、泗、河、洛的东方平原，即后来东夷诸族的所在。三是苗蛮集团，为南方民族，主要分布在洞庭湖、鄱阳湖之间。
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广大区域内的风偃集团，是由九个以上氏族部落组成的联盟，即所谓“九夷”。九夷之中以风夷为首。“风”即“凤”，是对鸟的图腾崇拜。活动在今山东曲阜、临淄以及安徽凤阳、泗县等地。建立了具有一定分工的部落联盟组织。
炎黄集团原位于黄河上游，炎帝下有四大氏族，其中的共工氏最为强盛。炎帝族沿黄河东走，黄帝族亦从西北方沿黄河北岸东走，逐渐分布于炎帝族北界，即今山西、河北一带。黄帝号有熊氏，以兽为图腾，有25个氏族，12个胞族。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联盟产生了族外婚的婚姻形式。部落的联姻，加速了二者的融合。炎帝族东迁，遇到黄河下游的风偃集团的遏制，双方展开长期的斗争。炎帝族在黄帝族的帮助下，与风偃集团的首领蚩尤大战于涿鹿，蚩尤被杀。东西两系的民族融合从此展开。
苗蛮集团分布在长江流域。因江南湿热多水，故奉帝鸿（即帝江）为祖先，以蛇为图腾。活动大致在洞庭湖与鄱阳湖周围，直到江汉平原的丹江，北疆以大别山与风偃集团为邻，西入伏牛山、外方山与炎黄集团毗连。由于地处偏僻，故与东西二系民族的接触较晚，直到尧、舜、禹时代，方有接触与融合。所以直到西周，仍有许多风俗习惯与中土大异。到了春秋乃至战国中期，南北文化进一步沟通，出现了以南方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北方文化的如屈原《楚辞》那样的伟大作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以炎黄子孙自谓，尊炎黄二帝为共祖。故春秋左丘明著《国语》，有“夫亡者岂无宠，皆黄炎之后”一说。[50]据史载并推测：蚩尤逐鹿中原，迄今已有四五千年，为中国古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
四五千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由野蛮向文明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这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由父系氏族发展到部落及部落联盟阶段。男子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取得支配地位。
其时在华夏大地除了黄、炎、蚩尤等三大主体部落联盟外，尚有众多的部落及联盟之间互相吞并、互相侵伐，战争连绵不断，百姓深受其害。父权制下，男子已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期的战争极富掠夺性，战俘沦为奴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促进了社会发展和阶级分化。农业、畜牧业、家庭饲养业、手工业和冶炼技术以及产品交换都有所发展。
据史料记载和推测，由于蚩尤集团所处江淮流域的优势地理环境，使它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走在各部落联盟的前列。它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军事民主制社会制度。在这里，蚩尤不但是政治首领，也是军事首领和宗教祭司首领，它建有一支相当强大的联盟军队。军事和政治首领虽为民主选举产生，但它却极富于“侵伐”性质。战争已成为掠夺财产的重要手段。“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光荣的事情。”在频繁的战争和掠夺中，蚩尤表现出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的才能。他的身边还聚集了大批武将，都勇敢善战，是战争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这批武将就是如史载的：蚩尤有兄弟81人。它们既是各部落之首领，又是以蚩尤为核心的“官僚机构”。“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指当时蚩尤集团力量最为强大。凭单个部落及联盟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涿鹿之战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前奏曲，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之间的首次交锋。蚩尤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像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功垂千秋，而蚩尤却功败垂成，饮恨千古。但它却使中华民族开始了文明的曙光。
三大集团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华夏民族。特别是后来黄帝打败了炎帝之后，黄帝成了华夏民族的当然首领。华夏文化在强有力的生产力的支持下，终于确立了在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地位。三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初步形成。
古华夏文明所肇源的地区，是一个扇面状的大三角平原地域，这一地域以中部的嵩山为顶点，东部面向黄淮河入海处，北顶点在燕山脚下，南顶点到达长江入海处的杭州湾，西顶点位置靠近华山、嵩山和三门峡。其面积包括今日山东、河南、江苏的全部以及河北、安徽、浙江的一部分，这个三角区，四面几乎完全被山岳和大海所环绕——其北面有燕山、南面有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西面有太行山、秦岭、大巴山，东面是山东丘陵和大海。这个大三角区域，就是中国古史上著名的中州——中原地区，亦即古代人心目中所谓“中国”的所在地。古华夏的民族和文化，就是在这块平原的怀抱中孕育而成的。
正是由于中原四周环山和水，客观地约束或阻拦着人们活动的外延和文化范围的扩张，这种地理环境的封闭约束力久而久之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一种集约式的内心力，表现出向心性思维的特点，这种“向心”已被物理学中的力学所广泛证明。泰山是中原中心地区唯一突出于平坦地势的高山，可谓中心的当然代表和明显标志，自然而然地成为向心式思维的集中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初对泰山的崇拜与民族向心式思维模式的形成有着根本性联系。
河套地区是我国细石器文化发源地。阴山、桌子山、贺兰山保留有大量先夏时期岩画。河套地区有大量先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包括众多古城遗址。根据《山海经》等古代典籍的记载，河套地区是黄帝族的大本营昆仑，位于今日的鄂尔多斯高原，当时的黄河源头即今日的前套（古为湖泊，名幼泽），河套周边地区乃是黄帝族与炎帝族的古战场（包括黄帝与炎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后续的战争），也是炎黄两族交流融合的始发地。[51]我国先夏时期著名的夸父逐日（记录有炎帝族与黄帝族交流与迁徙的信息）、共工撞倒不周山（记录有炎黄两大民族的战争信息）、牛郎织女（记录有炎帝族河鼓部落与黄帝族缘妇部落的通婚信息）、农神后稷（记录有炎帝族姜原部落与黄帝族喾部落的通婚信息，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稷泽即黄河后套）、宵明和烛光（舜妻，发明人工照明光源）、众帝之台（记录有洪水泛滥时期黄帝族与周边民族因生存环境变化而发生的矛盾冲突）等事件，均围绕着河套地区展开。至少在数万年来，河套地区一直是黄河流域自然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之一，这里气候适宜、水资源充沛、物产丰富，陆路和水路交通方便，又有黄河天险三面环绕，具有产生伟大文明的充足条件。河套周边地区，包括湟水流域、洮水流域、洛水（陕西省）流域、渭水流域、汾水流域、桑乾河流域、洛水（河南省）流域、漳水流域、滹沱河流域，都具有比较好的自然环境条件，它们环绕着河套地区，正如众星捧月一样，把河套文明推到了最高峰，同时又把河套文明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之中。在中国先夏时期的众多民族里，首先是由黄帝族发明推广普及了文字，所谓仓颉造字即中国历史上对文字第一次进行的具有官方色彩的整理和规范。
从《史记》的记载看，华夏族似以游牧为生，有高山崇拜的习俗。三皇为原住民首领，五帝是华夏族首领。[52]“帝”在世之时位奉为天子，死后亡灵即与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涿鹿之战对历史影响深远。华夏族经此一役反客为主，开始作为征服氏族君临土著居民。唐虞三代都是贵族共和。至战国时代，本土民族自我意识逐渐苏醒。当“始皇帝”名号出现时，征服氏族与土著居民终于融合为统一的民族。三代贵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汉高祖那里就无从得见高贵的出身。华夏族与后世华人的关系略类希腊人之于希腊化民族。华人每将自己混同于自己之上的华夏族，故以黄帝子孙自居——像朝鲜人同是华化民族，因为没有生活在华夏族的历史记忆中，只将始祖上推檀君。檀君当为血缘始祖，黄帝则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寝就像以色列的锡安山一样成为民族意识的图腾，而王船山在亡国之后以黄帝为认同符记阐发的民族主义思想亦与近代的犹太复国主义依稀相似。从人种上说，河洛一带的居民与古华夏族最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称。当其将居处命名“中原”时，或许仍在怀念原始故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五胡乱华之后衣冠南渡，中国文明的重心才逐渐移到了长江以南。
从语言构成的角度，周人该是属于汉藏语系，和商同宗，但相对于商，周是蛮族，文化很落后，经济不发达。然而，大概因为其在与游牧民族（河西的印欧语系或河套的阿尔泰语/汉藏语部落）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个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军事上反而大大超越了商。这样的半蛮族进攻中原，加上商朝又已经腐朽，结果就像金灭北宋一样，摧枯拉朽。以这样的军事优势对付商朝的军队，加上政治措施得当，难怪周人能以落后战胜先进，入主中原了。
周人和商人在文化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比如鬼神观、酒文化、封建制度，等等。中原为周人入主相当于五胡乱华或满族入关，是先进民族因为统治阶层的腐朽而为落后民族所灭的例子。不过，中国后来的文化体制则是继承周的制度多些，商的制度少些。特别是国家体制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商人是宗教政治不分的），奠定了中国今后三千年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础。
由众多氏族融合成的古华夏族，始于炎帝时代。到黄帝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先秦已基本具备雏形。此后，又经过几次民族大融合，至汉、唐，以古华夏族为主体，联合成长、壮大于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逐渐孕育为以多民族为主要内容，以多元一体文化为主要特征、超越狭义血缘关系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共同实体。人们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始兴与统一，以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意义上，仍以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并且作为中华民族原初缔造者、始兴与统一的象征、凝聚力与认同感的共同标志。于是，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又有了新的意蕴了。
这种意蕴，在祀典中表现为，由重视天地之祀，趋向更加重视先祖之祀，并随着中华民族的壮大而不显。至宋代，在历经汉、唐的兴衰存亡之后，进一步深化。因而宋太祖在江山初定，百废待兴的乾德初，即“命李昉、卢多逊等分撰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于石”。“诏三年一享”、“造祭器，送诸陵庙”，“各置守陵户五”，并遣官诣陵致祭。明太祖亦于乾符初握的洪武三年，即“访先代帝王陵寝”，“自伏羲、神农，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文修葺陵庙”。[53]在明代的“御祭文”中，几乎都有祈祝国泰民安之辞。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西亚——“四海之内”最早当指两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状况，而像“神州”、“天子”、“神明华胄”一类的观念也与希伯来文化有相似性。这支神秘的民族将太阴历、青铜器制作工艺以及一种杂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带到了东亚，其迁徙路线由上古寻根文学《穆天子传》可以推知大概。[54]周人集华夏文化之大成，重礼法重律法。
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土地上曾出现大量的早期民族，仅活动于今山东南部的就有风夷、长夷、乌夷等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早期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活动范围扩大，在地形比较平坦、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早期民族不断融合，民族诸要素趋于稳定，形成比较稳定的新民族。而一些大的山脉、河流、荒漠是古代人类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民族的自然分界线。中国辽阔的疆域诞生了众多的早期民族，复杂的自然环境、多山的地形，限制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造成了民族间的长期对峙。
秦汉帝国的兴起使政治家的视野超出九州的范围，开始关注最具威胁的战略对手。“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55]从此记载上看，匈奴的民情风俗异常适应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而中国之礼乐文明则以反自然抑本能为特征。匈奴王族亦出华夏系统。南至蜀越，北到匈奴，黄帝子孙每借政治实力与文化专长成为土著民族首领。中原为华夏文化辐射中心。
自禹铸鼎象物以来，九鼎就成为华夏王权的象征。楚掌握硬权力而周则掌握软权力，资历和威望同样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管仲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因为巧妙地融合了两种权力。而至五国相王之时，东周垄断的软权力已然销蚀殆尽。按照周人的观念，王生前是天子，死后依然为天子，从此确立了帝尊于诸侯王的地位。至秦并六国，外部的敌人潜入腹心而函谷关顿失屏障。这支强悍的民族依照丛林法则削平群雄，终因无法化敌为友以出丛林走到了自己的末路。秦始皇帝专制集权，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汉高祖比较豁达，封建诸侯，事少而功多。
汉继周业，诸多小我化成兼容并包的大我。和我这个大我融为一体的人则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成为“华人”。炎帝之后，黄帝成了华夏民族的当然首领。华夏文化在强有力的生产力的支持下，终于确立了在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地位。三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初步形成。
中国先秦时代的夏商周文明，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因为在中国与西部的其他文明之间有着崇山峻岭，从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到喜马拉雅山的崇山峻岭，把游牧民族的向东的入侵浪潮遏制住了，所以他们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先秦黄河流域的文明中间，其中也有一些已经来到了帕米尔高原，形成了广义的突厥人的祖先。但是基本上没有威胁到或者直接威胁到中原的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化。虽然没有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但在同时，中国夏商周文明也受到了蒙古利亚种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即所谓北狄、西戎，广义的戎狄民族入侵。戎狄民族入侵，从商代开始。到了周代，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之下，他烽火戏诸侯，本身设烽火台就是防止西北的戎狄民族来犯。到了东周列国时代，北边的那些国家，赵、韩、燕也设置了长城，包括秦也设置长城，主要就是防止西北的那些游牧民族来犯。所以说，在从商开始一直到先秦时代，西北的戎狄民族始终威胁着中原，他们不断进行战争，形成了一个冲击或者融合的过程。这个冲击、融合的过程，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时代，最后导致了第二代文明的出现，也就是秦汉帝国的出现。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他们只好“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万里长城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费尽心力修筑的。一个以耕耘为生的民族，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在反复的耕作实践中，人们发现，对土地的善待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土地似乎是有生命的。人们从这种自然感应中，必然能获取某种信念：那就是土地也和人一样。对土地的人格化，很自然也会推广到天。四季更替，昼夜变化，风调雨顺才能丰收。人受制于自然，只能顺应自然，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神人关系。《尚书》中说：“惟天阴骘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认为天是保护下民的，因而赐禹九类大法，人伦规范才安排得当。[56]可见，普通百姓相互的理念开始上升到统治者的头脑中，可以说是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他认为“礼”是自然界的必须法则，人民必须按照天经地义的“礼”行事。[57]反映出人与天相通，人事与天事相通的思想。战国时期，孟子把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58]这里孟子首先肯定人性与天性是一致的。要知天性，从了解人性即可得到。庄子更认为，人与天都是由气构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天与人是统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9]。至于后来的董仲舒、张载等人，更是把天和人，天事与人事附会到一起，为这一学说推波助澜。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有着根本区别。
应该提到的是，在历史上，活跃于古夏地域外的一些民族，亦曾建立过若干割据皇朝，但他们仍追溯炎黄二帝为其先祖。北周，为鲜卑后裔宇文泰所建。《周书》载：“太祖文皇帝……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他的儿子孝闵帝即位后，诏称：“予本自神农。”[60]辽为契丹族所建，元代脱脱撰《辽史》：“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61]元、清两代，他们入主中原之后，很快地认同并融入中华文化。元代除沿袭古制，行“郊天”礼、“祀岳渎”之外，十分重视祭先农、耕藉田，奉三皇、祀先医。有元一代，未曾稍怠。至元年间，大学士阿沙不花曾奉命诣陵致祭。清代入关以后，亦于顺治八年（1651年），钦定帝王陵寝祭祀，钦遣侍读学士白允谦诣陵致祭。此后，凡国有大事，皆诣陵告祭。在现存的37篇“御祭文”中，告即位、亲政、复储的11篇，告靖边、军功的6篇，告灾祈福的1篇。
与古华夏文化母体隔海相望的台湾，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同样源远流长。台湾的神农信仰，至少始于明代。至今台湾以炎帝神农为神主的庙宇达130余座，分别尊称为炎帝、炎王、五谷先帝、五谷爷、神农大帝、先农、先帝爷、药王大帝等。离家渡海，开垦台湾的先民们，对炎帝神农氏除了奉以农神药神，祈祝丰收吉祥之外，更多的是“数典念祖”，不忘根本。历经两千多年不断的所谓三苗、九黎、鬼方、昆吾、莱、彭、蜀、羌、吴、越等族相融合，到秦汉两代，初步形成了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其后又经历了两汉、三国到两晋时的南北对峙，通过战争、通商、通婚等活动，与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诸民族加强联系，使原来的游牧民族逐步汉化。及至隋、唐的统一，又加强了同吐蕃、回纥、突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北部、西部、西南部落民族的交往。宋、元、明、清历朝近千年，各民族间的融合一直没有停止。但是，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依然保留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泰山地区是人类最早开拓创造、繁衍生息的地域之一，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母族之一的华族就发源于泰山地区，使泰山与中华民族历史地联系在了一起。泰山作为中国的名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孕育和形成起过重大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宗教、伦理乃至风俗、信仰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影响。而民族的政治、文化、宗教、伦理乃至风俗、信仰等方面的历史积淀无不归结到民族心理的发展，作为自然客体的杰出代表——泰山，首先见之于民族的主观世界，形成对应的民族心理，同时中华民族的子孙也在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建设泰山、改造泰山，使民族心理在泰山人文景观中得到体现或物化，如此世世代代循环上升，泰山成了中华民族心理承先启后的桥梁。后人通过泰山使既有的民族心理得以内化，同时又赋予泰山以新的民族心理内容，使中华民族心理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
中国经过了秦汉帝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开始，出现了儒家伦理文明。实际上，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观点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到老百姓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意识形态，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真正的儒家思想成为深入人心的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在隋唐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佛教思想、道教思想以及其他观念非常多。但是到了隋唐以后，尤其是到了唐代以后，儒家的思想才定于一尊，到了宋代，儒家的思想已是不可动摇。
公元前2000年，亚欧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族入侵，古老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时期。冲击古代世界的游牧民族主要是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人、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游牧文明对古代农业文明世界的冲击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一是不断地唤醒农耕民族日渐消沉的斗志。当农耕民族在丰沃大地的滋养下安土乐天，沉湎于丰衣足食的安逸时，游牧民族的侵扰使得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自卫。每一个优秀的民族都是在战争的锤炼下进步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活力，优胜劣败是自然的法则，农耕民族在心志上的健全，不能说没有游牧民族的功劳。其二，面对“往来转徙，时至时去”的游牧民族，单靠局部防御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农耕文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不能说没有这一因素的作用。
同为农业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长期的对垒中，相互的激励与促进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游牧民族从农耕民族先进的物质生产中汲取了先进的物质与制度文明，农耕民族在游牧民族那里也获取了他们从遥远地域带来的各种文化因子，特别是当游牧民族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古代文明世界时，这种文化合流进一步加剧。一部世界民族史，其实也是一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史。这种文化效应，使得世界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在亚欧大陆这一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区域，地缘及文化将其分为两个重要层次。
从地缘上看，较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居住在大陆的腹地，绵延万里的大草原使其生生不息，具有向四周扩张的地缘战略优势。平坦的地形，取之不尽的草场，有利于大兵团骑兵作战。亚欧草原南侧，分布着中国、印度、中近东、欧洲等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文明社会。这些地区多森林、山地、河道，兼之防御设备——城墙、堡垒、沟壕等等，游牧民族一旦推进到这里，前进的步伐便减缓了。
从文化上看，中国、欧洲、印度以及两河流域具有发达的文化，实际上形成了文化的核心区，腹地的游牧民族则处于文化的边缘区，这些文明体，在不同的阶段，又各有其边缘区，并形成相应的国家关系体系。这些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化的创造者，也同样是先进技术的发明者，由于长期垄断着技术，自然形成了力量的梯度。比如中国人发明了丝绸，后由西域人将蚕装在手杖中带回楼兰；纸张发明六百多年后，被俘的唐朝士兵将造纸术传到阿拉伯又传到西班牙。边缘地区崛起进而挑战核心国家不过是亚欧大陆的文明演进史，它是动态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日耳曼人，处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边缘地带，在吸收了罗马的一些技术后，开始强大，后成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学到其文化典章。西罗马内部衰迹一现，日耳曼人就将它摧毁了。从亚洲迁往西亚的突厥人也同样，他们原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接受先进文化的启蒙后，开往西亚又成为阿拉伯文化的边缘地带，被同化了的塞尔柱突厥人侵入巴格达，瓦解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政治权力。11世纪之后，在亚欧大陆的蒙古高原，蒙古人——这支长期处在边缘地区的力量，因受到中原文明的教化忽然崛起，从东亚打击了欧洲、阿拉伯以及印度，权力也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
“农耕”和“游牧”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两个并行时代，标志着人们已经学会用“驯化”手段，由食物采集者，转化为食物生产者。当世界上一部分人通过植物“驯化”开拓出一个偌大的农耕世界，另一部分人则通过驯化动物，创造出一个广大的游牧世界。
游牧世界被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塑造。与农耕世界平行的亚欧大陆的北部地区，气候干旱，雨量极小，大部分是高地草原和沙漠。这里没有河川网络及农业地区特有的肥田沃壤，只适合放牧。长城塞外的蒙古及再向北的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人类早期游牧部落。中国西北部有乌孙人、月氏人和坚昆人等游牧部落。公元前1000年他们在与中亚各部落发生广泛冲突的过程中融合成一片连绵的游牧地带。
公元前2000年中期，分布于哈萨克、西南西伯利亚和南乌拉尔地区的游牧人开始迁徙活动。向东直达中国的西北边境，与中国北部的古代游牧人发生联系。另一部分穿插到广阔无垠的南俄罗斯草原。
除上述以外，咸海、锡尔河以北地区的“塞人”，中亚北部和西亚北部草原的萨尔马提亚人，由中亚北部迁至里海西北的斯基泰人也都属于游牧部落。另外阿拉伯半岛的大片地区也是游牧地带。贝都因人仍然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住在用羊毛或驼毛织成的帐篷里，在同一古老的牧地上放牧绵羊和山羊。[62]饲养许多羊、驼和马。狩猎和掠夺构成他们主要的职业。照他们的想法，这些事才是男子汉值得干的职业。农业和工商业，是有损威严的。
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其实也直接或间接地受亚欧草原马的驯化的冲击。随着马的驯化，原始印欧人逐渐从乌克兰到哈萨克草原一带向东、南、西迁徙，引发沿途各民族的民族大迁徙，同时也传播着养马的技术。其中向东的一支，很可能到达了今天新疆甚至华北，或者至少把养马技术带到了那里。这些人，不论是印欧人、阿尔泰语系人，或者是通过和前两者交流而学会骑射的西部汉藏语系人，都是对中原王朝的一个新威胁。一个证据是夏朝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严重的戎狄之患，到了商周就严重起来。在商朝，有羌方、鬼方，在西周有猃狁。而且有许多游牧族一直跑到中原腹地来。西周更是被犬戎灭掉。
从蒙古高原到哈萨克大草原，横贯乌拉尔和里海的豁口，席卷莫斯科平原——这条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在过去的数千年里，游牧民族左突右冲，予周边的文明中心以极大的压力，成为这些文明及政治体系或兴或衰的外部因素。英国地理学家将亚欧大陆的腹地，称之为权力的枢纽。声称哪个民族如果控制了这一中心地区就可以影响整个亚欧大陆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文化因素更为重要。游牧民族掌握了核心区的先进技术，生产率提高，刺激人口增长，一旦遇上旱灾，民族大迁徙和对核心区的挑战便不可遏止。
长期以来，亚欧大陆北部游牧民族不断穿越阿富汗地区，试图征服南方的农耕文明，从雅利安人、塞族人、安息人、匈奴人、突厥人到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曾在阿富汗地区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当地人参与这些游牧民族来保护自己。直到今天，阿富汗人仍然具有强烈的部族归属感。在他们看来，只有部族才是自己真正安身立命之所。部族的强大势力，加上大国势力的挑拨，使得阿富汗长期以来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
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北边，大致和农耕地带平行，从西伯利亚向西，经由中国长城以北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然后向南转向阿拉伯半岛地区，同样形成一个长弧形地带，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游牧世界。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同意欧亚大陆的“手掌”的南部是一个农耕世界，那么在“手掌”的上方，即欧亚大陆的北部确存在一个游牧世界。
草原大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孕育了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他们或雄踞北方，或逐鹿中原，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几经沧桑，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文明的历史发展轨迹。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是广阔的温带草原，地形起伏平缓，气候的大陆性强，冬季受强大的蒙古高压控制，异常寒冷，夏季风又难以到达，终年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条件较差。到处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放性格。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的过程中，又养成了不畏艰难、英勇好斗的精神品格，自诩为“天之骄子”。另外，寒冷干旱的自然环境“弋猎禽兽、随水草放牧，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的经济生活，使北方游牧民族比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汉族人民体格更为强健，且长于骑射，他们“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兔”。因此，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水平上落后于汉族，但战斗力却远远强于汉族。民族性格与体格的差异，产生了民族不同的处世之道：汉族尚文，游牧民族尚武。汉族推崇“君子爱人以德”，以“德”来治理天下。而北方游牧民族则推崇武力，“家给人足，戎备整完，虎视四方，强朝弱附”。
在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西北地区，正繁衍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依靠畜牧、狩猎而生。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为了生存不时地侵扰农耕民族。水草丰茂时，他们尚能自安，水草枯竭时，他们不得不南下掳掠，“得则进，不得则退”。严酷的生存环境，漂泊无依的生活方式，使游牧民族很自然地在冷兵器时代比农耕民族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特别是当他们产生了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建立起较严密的组织时，这种侵扰就很可能变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合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民族之间有时和睦相处，有时兵戎相见，其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部战争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逐鹿中原的斗争史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匈奴北退七百余里，不敢南下牧马，随后又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派兵屯驻。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各代都曾在北方与游牧民族接境地带筑过长城，明朝洪武至万历的二百余年里，先后修筑长城18次，以保护北方农业区和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坚固的万里长城未能阻止住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政权。故而历史上曾有“四裔为中原患者，莫如北族”之语。促使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且与汉民族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因素，也有自然因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气候的变迁，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逐鹿中原最直接的原因。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与这种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出现相对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小规模的犯边和大规模的南下逐鹿中原的交替。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区域性或全国性政权多出现在寒冷期。在温暖期，气温较高，降水丰沛，有利于农业生产，整个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政治稳定，北方游牧民族既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必要，又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可能。而在气候寒冷期，气温要比温暖期突然下降许多，降水明显减少，温带草原要向南移动200公里左右，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必然随草原的南移而大规模南下。干冷的气候也使汉族的种植业遭到破坏，常常是赤野千里，颗粒无收，加上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汉族内部战乱烽起，大大降低了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能力，使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现实。由于秦汉帝国不断地向西部发展，主动地出击攻打匈奴，使得匈奴不断西撤。亚欧大草原平静的游牧世界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个个的游牧民族，像月氏人、马扎尔人、塞种人、阿兰人，抵不过匈奴人的冲击纷纷向西、向南退，从而造成对南部农耕文明世界的侵扰。使得当时南部的萨珊王朝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罗马帝国最后遭到了灭顶之灾。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向西迁徙，到了公元1世纪，受了一次大的挫伤以后就大规模地向西流窜，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公元4—5世纪，他们到达多瑙河后建立起匈奴帝国。
在公元3世纪开始，中国的汉朝就结束了，三国以后是魏晋。到晋朝时，中国已是非常衰弱、不堪一击。此时，在中国西北边境的那些游牧民族，有一批没有往西迁的开始变得非常强大。随着晋朝的衰弱，游牧民族开始崛起，一批没有走的匈奴人，在黄河以北建立了政权。在匈奴以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来了，形成了匈奴、鲜卑、羌人、羯人、氐人五个游牧民族的所谓“五胡乱华”。
从6世纪开始，在亚欧大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游牧民族骚动起来。最初是来自于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继而唱主角的是最初生活在我们中国北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由突厥人率先开始，紧接着由蒙古人唱主角又发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为人类历史从区域史、国别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前提。
蒙古人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区。它一度受制于由中原文化开化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大约是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技术、文化开始在蒙古社会发生作用，它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增长。尤其是冶铁技术的传入使其可以生产大量武器。但真正使蒙古民族统一的外来动力，则是由于金国的“灭丁”政策。金世宗时期，每年都派兵到蒙古部落，剿杀男丁。内在动力则是雄才伟略的成吉思汗——一代天骄铁木真驱动的。一系列的战争、兼并后，这位融军事雄才、外交手腕、大理石般意志于一身的征服者于1206年在斡难河畔上尊号“成吉思汗”。[63]1219年在削弱了西夏和金国之后，成吉思汗率大约15万蒙古军西征。先以蒙古商人和使节被杀为借口，兵戟指向这个首都坐落在阿姆河畔的塞尔柱突厥国家。丝绸之路上的名城，美丽而繁华的撒尔马罕顷刻间被血洗。随后，蒙军势力伸向欧洲，在顿河打败了俄罗斯和钦察联军，而蒙古军的主力也受重创，故返回东方。
在臣服了金国、朝鲜后，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由库里台大会派遣，率15万大军再度西征。1240年攻陷基辅并在利格尼兹附近打败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联军。又直逼维也纳，并穷追匈牙利国王于亚得里亚海东岸，令整个欧洲处于极度恐惧之中。不久拔都撤回伏尔加下游，在此建立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金帐汗国。
第三次蒙军西征始于1253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攻陷历史名城巴格达，使昌盛一时的伊斯兰阿拔斯王朝彻底灭亡。旭烈兀纵兵大掠七日，近百万居民被屠杀得所剩无几。所余的皆是有用的工匠，许多华丽的建筑和艺术珍品付之一炬。不久旭烈兀建立统治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和阿姆河西南地区一百多年的伊儿汗国。
到这时蒙古帝国大厦业已封顶。在1279年逼着南宋八岁的末帝跳海后，蒙古在中原建立元朝，向东两次远征日本，南部伸入缅甸和爪哇，西部已抵达埃及和维也纳。一个人口不过200万的民族，的确强悍猛烈，而蒙古军西征的部队人数也从未超过20万人。
与中华社会第二代文明的核心力量相比，蒙古人在崛起前，尚处于原始社会，也即第一代文明时期。经过中原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的洗礼，他们在军事上装备起来，一度成为亚欧大陆的主人，应了“风卷残云”这句成语。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突就结束了。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族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入侵浪潮。第一次大约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之间，第二次大约在公元前1200—前1100年之间。为数不多的入侵者，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
阿拉伯人似乎注定要永远过着“野蛮”的日子，部落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斗使他们没有把有限的凝聚力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民族来抵抗外民族的入侵，阿拉伯半岛南部比较肥沃的地区（今天的也门一带）逐渐变成了波斯帝国的辖区。
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拥有原始的农业和工艺的定居生活似乎是在几条大河的盆地首先开始的。不过，同内陆地区的一些河滨人形成对照的还有游牧民族的残余。他们赶着牛羊群，在草原上和有绿洲的沙漠上到处漂泊。其实质，是关外的游牧、半游牧生活方式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和关内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大一统的理念统合起各民族的人民，这种部落之间的征服一直沿着文明的传承在不断的斗争，因此其矛盾的冲突也越来越激化。
家长制氏族之间，只有为狩猎猛兽或同其他部族打仗时，才彼此合作。不过，有时由于长期干旱，或者由于气候的长期性变化，没有了水草，草原或绿洲也变得无法居住，这时，游牧民族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外涌出，侵犯定居民族的土地，成为他们的残暴的征服者，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几次这样的向外迁徙：闪族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向外迁徙，亚述人从波斯边境向外迁徙，亚欧两洲开阔的草原上的居民向外迁徙。
在游牧民族当中，工艺不可能有很大进步，应用科学的起源是更谈不上了，人们需要一种理想来超脱现实的压制。古代的伊斯兰文化相信人类命运受制于部落，而游牧部落对万神庙中的“神”安拉怀有崇敬无疑，通过巫术仪式来求得土地的丰产和对居民兴旺的保证。公元前4世纪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明传播到东方，直抵印度。罗马兴起后，继续统治中东。伊斯兰部落居民在汲取波斯和希腊文化遗产方面，都使之适合自身的宗教信仰和特殊需要，并开始了自己的信仰创造。
罗马人和希腊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起源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细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南岸的。罗马是那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位于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于架桥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点，其战略位置颇似泰晤士河旁的伦敦，使罗马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埃特鲁斯坎国王，开始了独立城邦的生涯。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市的制度相似。
到公元前295年，罗马人赢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监地处半岛“靴背”、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交战。
随着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一个连锁反应。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头一场。
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31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
第一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以后，在波斯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王朝，叫帕提亚王朝。帕提亚帝国在我们中国史书里叫做安息帝国，这个帝国非常强大。罗马人开始东侵的时候，帕提亚帝国就构成了罗马人东侵的一个障碍，双方在从两河流域到亚美尼亚这一线，基本上是在西亚就展开了拉锯战。罗马帝国尽管很富于扩张，向西、向北、向南已经扩张了大片疆土，但向东没有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只是把它的兵锋推到了西亚。罗马人曾经两次和帕提亚帝国交战。一次是克拉苏被帕提亚人所擒，帕提亚人将黄金烧化后，灌在克拉苏嘴里，把他烫死。安东尼也跟帕提亚人交战过一次，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罗马帝国在向东扩张中，始终不太顺利。帕提亚帝国灭亡了以后，又出现了第二波斯帝国萨珊王朝。萨珊王朝接替了帕提亚人，成为罗马帝国向东入侵的一个障碍。[64]后来，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东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在小亚细亚一带展开拉锯战，这个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
萨珊王朝虽然在匈奴人入侵过程中没有彻底毁灭，但是元气大伤，随着匈奴人这一游牧民族对古代文明世界冲击的结束，以日耳曼人为首的游牧民族又开始入侵西罗马帝国，并且摧毁了西罗马帝国。
此后不到200年时间，在阿拉伯半岛上又崛起了一支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也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在扩张的过程中把萨珊帝国消灭了。阿拉伯人的入侵是第二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大冲击的一个尾声。其结果是萨珊帝国灭亡了，波斯结束了，波斯的文明时代结束了。[65]波斯帝国毁灭、萨珊帝国王朝结束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一个伊斯兰教文明，它的国家形态就是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文明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它的国家也在扩展，伊斯兰教文明即中东地区的第三代文明。
最早入侵希腊的游牧民族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是到公元前1600年，他们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米诺斯文化，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了许多小国。
迈锡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令人瞩目的海上力量。公元前15世纪，他们劫掠了克里特岛。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66]这些灾难连同地震，使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已经灭绝。
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多利安人使迈锡尼人遭到了与克里特岛相似的命运。[67]他们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有一支用武器装备的军队，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希腊的行政制度于是瓦解。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
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形成时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转变，为后来的古典时代打开了通途。
爱琴海区域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这里呈现出与东方大河流域迥然相异的自然景象。湛蓝的爱琴海湾散布着多达四百多个岛屿，星星点点，颇像被搅乱的棋盘。挂帆出海，随处都有可供停泊的优良港湾。希腊半岛三面环海，具有世界上最曲折的海岸线。全希腊除北部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距海达50公里以上。与亚洲地区相比，亚洲大陆中心地区离最近的海岸也超过1500公里以上。
爱琴海区域多山脉，群山如同屏障，把陆地分隔成无数个小块地区。在崇山峻岭的环抱中，无处可寻如同亚洲大河流域地区那种可供耕种的平原沃野，农耕生产受到极大限制。古代希腊的大城市如雅典等，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从埃及、土耳其等地区输入谷物。但与此相反，爱琴海地区却有航海经商的得天独厚的优良条件。不少地方出产大理石、陶土和各种产物，为手工业提供了优越条件。
黑格尔强调希腊复杂的地形，千形万态的海湾，影响了希腊人形成敏捷多变的性格，希腊人在自然界万象纷呈之前，往往把注意力转向对自身的反思，去伸展他们微弱的力量，他们固然在自然界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专门依赖自然的风云变幻，倾听外界的信号。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机敏地辨认、支配和反抗外界。
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与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同义。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具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战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正穿越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小亚细亚诸城邦尽管得到来自爱琴海对岸的海军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还是给波斯帝国制服了。[68]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土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人；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战胜者。
波斯帝国由于和希腊、罗马地理位置比较靠近，所以交往也比较频繁。这种交往主要是以武力冲突为主格调的。最初是波斯人入侵希腊，从大流士一直到薛西斯，先后三次入侵希腊，其结果当然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希腊人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他们从波斯人那里学会了“帝国主义”。有人认为，“帝国主义”最初是由波斯人发明出来的，然后被加到希腊人身上。后来到了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时候，西方人学会了“帝国主义”，然后用“帝国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三次希波战争，波斯人三次入侵希腊都没有得手。但是亚历山大一次反攻就把整个波斯帝国给毁掉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暂时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毁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斯巴达战后称霸于全希腊。斯巴达人的军队每到一地，其寡头政治便取代了民主政治。尽管雅典的僭主们不久便被推翻，但斯巴达还能统治希腊其余部分达30多年之久。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蒙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希腊城邦困顿不堪。时隔不久马其顿的腓力当权。[69]马其顿人基本上属于蛮族的一支，腓力在成为马其顿王子之前，曾在底比斯做过人质，其间学会了军事指挥。公元前338年，在不断征服南方城邦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不久，除斯巴达外，全希腊都处于他的统治之下。
腓力死后，统治权柄转入其子亚历山大之手。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20年中，将从印度河到尼罗河的整个古代中东地区，都并入了希腊的版图。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恢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做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文明经历了与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
拥有马匹和战车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一些东方部落，继续向东行至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文明的衰亡是否由于雅利安人的猛烈进攻造成的，目前尚不能定论，但不管怎样，公元前2000年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传说，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以冲锋陷阵为乐趣，一餐能吃300头水牛，喝三大湖水。
雅利安人最初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族，以畜牛为生。在印度定居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人聚居一处，形成村落。若干村落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组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
早期雅利安人社会与后来印度教不同。不将牛作为崇拜对象，不弃绝烈酒。有阶级，无种姓。祭士居于贵族之下。
雅利安人留下大量以“陀罗”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陀罗”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陀罗》对印度教徒来说，如同《圣经》对基督教徒，《可兰经》对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
从吠陀教、婆罗门教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佛教产生，印度很早形成宗教成熟以后，便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有人认为，这一特点导致了印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成为一个积弱不振的民族。在印度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总是受到外族人的入侵。可以说从孔雀王朝以后，印度几乎没有过几天独立的日子，总是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或者是受到伊斯兰教徒的入侵。伊斯兰教徒总是在印度建立政权。尽管如此，一直到今天印度始终保持着它的文化一贯性。外族人无论如何统治它，无论如何征服它，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文化性状。因为它已经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有了自己永远不灭的精神脊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征服印度似乎要比彻底改变它、把它从文明史上抹杀掉艰难得多。
黑格尔曾指出，居住在恒河、印度河等大河流域的民族是不幸的，“由于平原总是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
公元前500年前后，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并使其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为波斯人提供雇佣兵和黄金岁贡。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国后，率军东征，越过兴都库什山口，于公元前327—前326年，进入印度河河谷。[70]亚历山大的入侵，促进了印度人与希腊语世界的交流，为一个强盛国家在印度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亚历山大死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反叛和混乱的局面。亚历山大在叙利亚和波斯的继承者塞琉古，试图收复失去的印度土地，但受到痛击，被迫放弃俾路支和部分阿富汗斯坦的土地。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在这一时期中，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最初是来自希腊人的影响，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雅瓦纳人，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希腊人发展了犍陀罗艺术，为印度铸币提供模型，而尤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印度与中东间的贸易。接下来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人的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从约公元前140年起，一伙伙地渗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并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区。
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即印度人所称的塞种人。他们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开中亚，于公元前130年前后，制服大夏的希腊人，然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马拉塔民族。
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1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后面一个世纪里，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向南扩展，可能扩展到远至印度斯坦与德干之间的纳巴达河。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迦的领导下，他们的帝国包括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地区、阿富汗和今天中国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跨越当时最热闹的几条商路，所以国内诸地区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国家、波斯人的影响，并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中国人的影响。[71]贵霜铸币现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各行省以及亚洲诸国家中被发掘。这些铸币上都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信奉的众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迦腻色迦既在他的铸币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诸神，同时又毫无偏袒地保护耆那教和婆罗门教。同样，他既采用印度皇帝的称号maheraja（“伟大的国王”），又采用帕提亚人的称号，即梵文中的ajatiraja（“王中之王”），还同时采用中国人的称号，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3世纪时，贵霜帝国渐渐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72]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像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状态曾是孔雀帝国的先导那样。
希腊人、帕拉瓦人、塞种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
（刘泓）
[1] 参见J.H.Green Berg，The Languages in Africa，The Hague，1966。
[2] 参见K.Jaspers，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New Haven，1953。
[3] 参见P.K.Hitti，History of the Arabs，New York，1974.
[4] 李毅夫、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5] A.T.Olmstead，The Babylonian Empir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35，No.2（Jan.1919）.
[6] Paul-Alain Beaulieu，An Episode in the Fall of Babylon to the Persians，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52，No.4（Oct.，1993）.
[7] David Braun，Understanding Belief Report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107，No.4（Oct.，1998）.
[8] Ibid..
[9] A.T.Olmstead，Babylonica as An Assyrian Dependenc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37，No.3（Apr.，1921）.
[10] A.T.Olmstead，Assyrican Government of Dependenci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2，No.1（Feb.，1918）
[11] Christopher Johnston，The Fall of Nineveh，Journal of American Driental Society，Vol.22（1901）.
[12] Peter Warren，Problems of Chronology in Crete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and Earlier Second Millennium B.C.，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84，No.4（Oct.，1980）.
[13] Sterling Dow，Minoan Writing，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58，No.2（Apr.，1954）； Cyrus H.Gordon，Minoan Linear 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17，No.4（Oct.，1958）.
[14] Arthur Evans，The Early Nilotic，Libyan and Egyptian Relations with Minoan Crete，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cn and Ireland，Vol.55（Jul.，1925）.
[15] R.M.Burrows，The Discoveries in Crete and Their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The Classical Review，Vol.21，No.8（Dec.，1907）.
[16] Duncan Mackenzie，The Pottery of Knosso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23（1903）.
[17] Robert W.Wescott，The Enumeration of Civilizations，History and Theory，Vol.9，No.1（1970）.
[18] Harry A.Hoffner，Jr，The Old Hittite Legal Idiom Suwaye-with the Allativ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02，No.3（Jun.，1982）.
[19] Jeanny Vorys Canby，Some Hittite Figurines in Aegean，Hesperia，Vol.38，No.2（Apr.，1969）.
[20] E.H.Sturtevant，Archaism in Hittite，Language，Vol.9，No.1（Mar.，1933）； Clive H.Carruthers，Some Hittite Etymologies，Language，Vol.6，No.2（Jun.，1930）.
[21] Ekrem Akuragal，The Early Period and the Golden Age of Ionia，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66（Oct.，1962）.
[22] Cliver Foss，The Persians in Asia Minor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The English History Review，Vol.90，No.357（Oct.，1975）.
[23] Ora Negbi，Early Phoenician Presence in Mediterranean Islands：A Reappraisal，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96，No.4（Oct.，1992）.
[24] Michael C.Astour，The Origin of the Terms“Canaan”，“Phoenician”，and“Purple”，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24（Oct.，1965）.
[25] John P.Peters，Notes on Recent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the Alphabe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22（1901）.
[26] Joshua Fox，A Sequence of Vowel Shifts in Phoenician and Other Languages，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55，No.1（Jan.，1996）.
[27] R.M.Cook； A.G.Woodhead，The Diffusion of the Greek Alphabet，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63（Apr.，1959）.
[28] E.Sapir，Hebrew’argaz，A Philistine Word，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56，No.2（Jun.，1936）.
[29] Beshara B.Doumani，Rediscovering Ottoman Palestine：Writing Palestinians into History，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21，No.2（Winter，1992）.
[30] A.Malamat，The Last Wars of the Kingdom of Judah，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9（Oct.，1950）.
[31] Ira L.Strauber，The Rhetoric of An Ordinary Political Argument：Liberalism and Zionism，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39（Dec.，1986）.
[32] Salo W.Baron，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0，No.1（Mar.，1938）.
[33] Kenneth W.Stein，A Historiographic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eali Conflict，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Vol.99，No.5（Dec.，1991）.
[34] Ibid..
[35] J.M.Powis Smith，Some Problem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Hebrew Relig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32，No.2（Jan.，1916）.
[36] Seth Schwartz，Lnguage，Power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Palestine，Past and Present，No.148（Aug.，1995）.
[37] Dilip K.Chakrabarti，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World Archaeology，Vol.13（1982）.
[38] Romila Thapar，Interpretations of Ancient Indian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7（1968）.
[39] Padma Manian，Harappans and Aryans：Old and New Perspectives of Ancient Indian History，The History Teacher，Vol.32（Nov.，1998）.
[40] Roger W. Wescott，The Enumeration of Civilizations，History and Theory，Vol.9，No.1（1970）.
[41] Robert Heine-Geldern，The Coming of the Aryans and the End of the Harappa Civilization，Man，Vol.56（Oct.，1956）.
[42] Canon Isaac Taylor，The Origin and Primitive Seat of Aryans，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Vol.17（1888）.
[43] Rushton Coulborn，The State and Religion：Iran，India and Chin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Oct.，1958）.
[44] G.M.Tagore，On the 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 of the Caste System-the Aryan Polity，Transaction of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2（1863）.
[45] A.A.Macdonell，The Early History of Caste，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Vol.19（Jan.，1914）.
[46] Christoph von Furer-Haimendorf，The After-life in Indian Tribal Belief，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Vol.83（1952）.
[47] 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北天工书局1987年版。
[48] 参见《周礼》，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0年版。
[49] 《左传·定公十年》，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0年版。
[50] 参见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1] 参见《山海经》，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0年版。
[52]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3] 《炎陵志》。
[54] 参见《穆天子传》，《文白对照传世藏书文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55]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文白对照传世藏书文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56] 《尚书·洪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7] 《左传·昭公二十年》，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0年版。
[58] 《孟子·尽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9] 《庄子·齐物论》，com.cn/papes/2003/10/10/D120255。
[60] 《周书》卷三《孝闵帝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6页。
[61] 《辽史》卷一《太祖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
[62]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1页。
[63] Stefan T.Possony，Communications and Strategy，Military Affairs，Vol.6，No.4（Winter，1942）.
[64] Vern L.Bullough，The Roman Empire vs. Persia，363-502：A Study of Successful Deterrence，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7，No.1（Mar.，1963）.
[65] Muzaffar Alam，The Pursuit of Persian：Language in Mughal Politics，Modern Asian Studies，Vol.32（1998）.
[66] James Mellaart，The End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Anatolia and the Aegean，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62（1958）.
[67] J.L.Myres，The Cretan Labyrinth：A Retrospect of Aegean Research，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63（1933）.
[68] W.W.How，Arms，Tactics and Strategy in the Per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43（1923）； J.A.R.Munro，Some Observations of Persian Wars，The Journal of Hellectic Studies，Vol.22（1902）.
[69] John Bintliff，Regional Survey，Demography，and the Rise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Ancient Aegean，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Vol.24（1997）.
[70] A.T.Olmstead，Darius and His Behistun Inscrip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55，No.4（Oct.，1938）； C.A.Robinson，Jr.，The Extraodinary Ideas of Alexander the Great，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Vol.62（1957）.
[71] F.R.Allchin，India：The Acient Home of Distillation? New Series，Vol.14（1979）.
[72] Nicola Di Cosmo，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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