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西欧

民族主义，起初在许多地方出现，它是对国际上的拿破仑制度产生巨大反应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也从各自国家特有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汲取了力量。在众多新近出现的“主义”中，民族主义传播得最为广泛，并且最不定形，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通常是浪漫主义、共和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各种形态混合在一起。在西欧，如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在已经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里，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构建民族的学说，不如说是一套政治和文化的信念，当民族利益成为问题时，便很容易地激发起来，并且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在其他地区，如意大利、德国、波兰、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同一个民族的人民在政治上分裂开来或者处于外族统治下，民族主义就变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和自觉的纲领。西方各国，如英国和法国，它们作为实现民族统一而获得成功和繁荣的榜样，毫无疑问地激励着其他民族也立志实现民族的统一。在 1815 年以后的时期，在德国，是掀起民族问题的宣传鼓动的时期；在意大利，是开展复兴运动或“觉醒”的时期；在东欧，是斯拉夫人复兴的时期。

民族精神这个运动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常常感到，必须将真正的民族思想灌输到本国同胞中去。他们利用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并各自将它运用到本民族中去。他们往往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出发，即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历史、世界观和文化，而且必须把它们保存下来并不断地使之完善。然后，他们进一步发展到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即认定为了保存民族的文化，并保证本民族所有的成员都获得个人自由与公平的待遇，每个民族都应该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他们认为，统治当局应属于同一民族，即统治当局应与被统治者操同一种语言。同一个民族即操同一种民族语言的所有人们，都应该包括在同一个国家里面。

秘密团体在法国以东的欧洲地区，若不把原来的各国政府全部推翻，上述的种种思想则不可能完全实现，因而彻底的民族主义便向来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那些公开的民族主义者遭到政府的反对或者受到迫害，因而便结成许许多多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其中以拿破仑时期在意大利组织起来的烧炭党最为著名。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团体，如“真正意大利党”、“阿波法西门党”、“超凡入圣大师党”等等。在一些地区成立的“共济会”也是抱着同样目的的。在许多秘密团体里，民族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者革命的共和主义混合在一起的，当时，他们之间还没有多大差别。参加秘密团体的成员必须经过复杂的仪式，为的是使他们牢记，如泄露组织的秘密，将会落到悲惨的下场。他们采用特别的暗号式的握手和口令，采用革命的姓名以隐瞒自己的身份并迷惑警察。他们通常组织十分严密，普通成员只知道其他极少数人的身份，而从不知道其上级的身份，这样，一旦被捕，他们就不会泄漏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些秘密团体不断传递受禁的作品，总是保持着一种革命的激动情绪，所以他们经常忙碌不堪。保守派害怕他们，但对于那些获得其人民支持的任何政府来说，他们并不构成什么实际的威胁。

马志尼西欧最闻名的民族主义哲学家是意大利的约瑟夫·马志尼。成年以后，他的大半生时间都是在法国和英国过着流亡生活。在青年时代，他参加过烧炭党。后来到 1831 年，他建立起自己的社团，叫做“青年意大利党”。此后，他又编辑出版一种与其社团同名的杂志，并将其中一部分暗地运入意大利。“青年意大利党”很快就受到持同样宗旨的其他团体，如“青年德意志党”等的仿效。1834 年，马志尼曾组织一次反对撒丁王国的掠夺性的起义。因为他认为撒丁王国已经成为统一意大利的主要障碍。尽管这个计划遭到彻底失败，但他并未为此而吓倒，仍是继续进行组织工作，密谋策划并从事写作。对马志尼说来，实现民族统一与革命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人类最慷慨、最人道的品德都将在其中得到体现。从马志尼所著的流传最广的《人的义务》这部书的题目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民族义务应介于对家庭的义务和对上帝的义务之间。

对德国人来讲，由于分裂与屡受挫败，民族主义几乎已经变成为一种执著的思想。这种情况从民间传说到玄学无不处处都反映出来。例如，1812 年初次出版的《格林童话集》就是如此。这是由格林两兄弟撰写的作品，他们是现代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他们游历全国，研究民间方言，在此过程中，还收集了世代在群众中流行的民间故事。他们希望通过这条途径找到自古以来固有的德国精神，即蕴藏在人民内部的一种深厚而未受损害的精神。在黑格尔的哲学当中也同样地表现出这种民族偏见，他大概可以说是整个 19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黑格尔的哲学对黑格尔来说，拿破仑统治年代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使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民族要获得自由、秩序或尊严，就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他认为，这种国家就是理性和自由在制度上的体现，即如他所说的“上帝在全世界的行进”，这指的并不是通过一般的征服而在空间方面的扩张，而是说在整个时间上与历史过程中的行进。黑格尔曾设想：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变革的过程，是按其本身内在逻辑与必然的结果而发展的一种过程。这样，他就摆脱了 18 世纪那种比较静止的与机械的哲学，摆脱了后者认定的正确与错误是固定不变的范畴。他成为一个历史的哲学家。他把这种变化的形式称之为“辩证法”，或者说是依靠对立事物的产生而向前发展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思想倾向。按照这种观点，一定的事物形态（命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对立的事物形态的概念（“对立面”），这种对立的事物形态概念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种事物（综合体）的调和与联合。因而可以认为，随着统一思想的产生，德国的分裂状态必然会导致一个德意志国家的建立。

欧洲的语言

现代欧洲的民族运动往往会涉及到各个民族团体的不同的语言，不过在欧洲只有三个主要的欧洲语系：日耳曼语系、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此图标明的是 20 世纪初的语言地区，但尚未标明毗邻地区语言相互交错的情形，或者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的地区，或者尚保留的语言“小块地区”。这些“小块地区”如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土耳其语，在小亚细亚的希腊语，在波兰的意第绪语，还有在分散在东欧部分的日耳曼语。在西北欧的顶端是“凯尔特语系边缘”，可以上溯到中世纪早期的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和盖尔语。在钻石形状的区域里，语言犬牙交错，没有地图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实际的概念。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束以后的时期里，由于人口交流、放逐或者被灭绝，东欧许多语言的“小块地区”已经被一扫而光了。

不久，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卡尔·马克思运用到新的领域方面去，而同时，黑格尔的哲学，与德国其他的流派一起，使得历史研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哲理性。作为研究时代进程的历史学，看来已经成为揭示世界真相的一把钥匙。它也能表明在特定时代和地点中宇宙精神的开展。这大大促进了历史的研究，德国的各所大学成为吸引许多国家的学者前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中心。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是“科学”的历史学派的奠基人。尽管他在治学活动方面极为严谨认真，但他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民族的感情。他的第一部年轻的著作是关于《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研究。贯穿他一生的主要思想是，欧洲应把它享有的无比崇高的地位归于几个截然不同民族的共处和相互影响，而这些民族一向都反对任何一个民族去控制其他各民族的企图。关于后面这点，兰克实际上是指法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830 年，兰克说过，德国人受上帝赋予的使命，是发展与这些法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们注定要“建立符合本民族精神的纯粹德国人的国家”。至于西方的立宪制、国会制和个人主义的原则是否适合于德国的民族特性，兰克对此是十分怀疑的。

李斯特的经济学在经济学方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1841 年）中认为，在英国讲授的政治经济学，仅仅适合于英国。他还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真理，而是某一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思想主体。这样，李斯特就成为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或庸俗学派的创始人。他曾宣称，自由贸易学说，就是打算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而使其他国家仍然处于原料和食物供应者的地位。而且，他认为，任何国家要变成文明社会，并使本民族的文化获得发展，那它就必须拥有本民族的城市、工厂、工业和资本。因此，必须设立保护性高额关税（从理论上说，至少是暂时性的）。据认为，李斯特的思想是在旅居美国期间发展起来的。在那里，亨利·克莱的“美国体系”事实上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