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二世（—）

皮科洛米尼于1405年诞生于距离锡耶纳不远的科西那诺（Corsignano）镇，祖先曾是当地望族，至其父母时，家道中落，沦为破落户。他在锡耶纳大学研读法律。然而，他的兴趣不在法律，而在文学。惟研读法律毕竟带给他敏锐的判断力及清晰的头脑，对于他日后的行政、外交工作大有裨益。在佛罗伦萨，他随斐勒佛研究人文学，此后，他便成为一名人文主义学者。27岁时，他充任卡普拉尼卡红衣主教的秘书，并随之前往参加贝赛尔会议。在那里，他终日与反对犹金者为伍。因此，曾有数年期间，为维护宗教会议运动而反对教皇。不久，他荣任菲利克斯五世的秘书。后来，窃自感到长久伴着一颗即将陨落的星辰，终究不是善策，乃以甜言说动一名主教引荐他晋见腓特烈三世皇帝。不久，他便在皇宫内谋得一个职位，且在1442年伴随腓特烈前往奥地利。跟随腓特烈皇帝的那几年间，这位四处为家的游子，总算暂时定下心来侍奉明主了。

他在成长的岁月里，似乎是一个没有定型的人物——除了成功之外，没有信守的主义、固定的目标作为人生的指南。他周旋于万物之中、妇女之间，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却不失其赤子之心。他的文学造诣极佳，曾给一个朋友一封文情并茂的情书，企图化解一位爱婚姻胜于淫乱之女子的执拗。他有好几个私生子，其中一位，他送给他的父亲养育。对于这个孩子，他坦然向其父亲承认“既不似大卫王那么神圣，也不似所罗门王那么聪明”。这位年轻的魔鬼，没有明显的是非观念，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引用《圣经》的话自我辩护。他模仿薄伽丘的文体写了一本小说，结果风行一时，被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但这本小说在他日后成为教皇时，却给他惹来许多麻烦。他的最终生涯，虽然致力于教会的神圣职务，但开始时他并不热衷于此，相反，他压根儿就没从事教职的打算，因为他与奥古斯丁一样，对于自己的禁欲能力不无怀疑。他看不惯教士的独身生活，还为文大肆抨击。

以上所谈的，尽是一些他不拘小节的一面。其实，对于文学方面，他倒是一向忠心耿耿的。他天性喜爱美感，美感的追求固然腐化了他的道德，却也使他热爱自然，酷好旅游，并且树立了他的独特风格，终于使他成为15世纪时欧洲最伟大的作家与演说家。他写作时几乎都用拉丁文字表达，写作的范围，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举凡小说、诗篇、对话录、散文、历史、游记、地理、纪事、回忆录、喜剧等文体，无不擅长。文笔之传神，比诸彼特拉克最活泼生动的散文，亦不遑多让。他下笔千言，不论官方公报，抑或演讲词，无不挥毫即就。他所处的时代，文人极受礼遇，故而他虽贫无立锥之地，却能依赖一支生花妙笔，而终于荣登教皇宝座。他的文章，由于多是匆匆下笔，急急完稿，因此并无传世价值，却因流利异常，而得以自谦虚的腓特烈三世手中，赢得诗人的王冠（1442年）。他的散文，使人读后心旷神怡，无形间掩饰了作者缺乏信念与立场的缺点。他所写的文章，可以是“法庭生活的悲哀”（“The Miseries of Court Life”）（正因为河川都必然流向大海，故罪恶亦都归入法庭），也可以是“马的天性与养护”（“On the Nature and Care of Horses”）等风马牛不相及的题材。他的时代里，具有一种特色，文人皆以反叛教会为荣，此可以自他致波希米亚王拉狄斯拉的一篇论教育的长信中得到证明。在该信中，他所援引佐证者中，除了一个例子以外，全都是异端的作者与例子，强调人文主义研究的光荣。他认为，“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以战争而不是赖法律的方式解决的”，因此，他鼓励波希米亚王任命其子担当战争重任。他的游记在文艺复兴时代是最出色的作品。他不仅可以生动地描写城市或乡村的景象，甚且对于工业、政治情况、政体、民情风俗也一样可以细致刻画。意大利自从彼特拉克之后，再没有第二人能如此美妙地记述田野风光。几个世纪以来，他是意大利人中唯一热爱日耳曼者。他曾为文赞扬日耳曼民族乐观及与世无争的性格。他称呼自己是“varia videndi cupidus”，即永远渴望看到不同的事物者。他时常喜欢拿一句话挂在口头：“守财奴对于金钱的欲望是永不会满足的，聪明人对于求知的欲望亦复如是。”他的兴趣，后来集中于历史的研究。他写了许多当代名人传记：腓特烈三世的一生、胡斯暴动始末及世界史大纲。他计划写一部内容更充实的《世界历史及地理》。这部大作，在他身为教皇的时候，仍然继续执笔撰写，并已完成亚洲部分。哥伦布曾很感兴趣地读它。身为教皇的那几年间，他每日记载个人御宇的日志，从未间断，直迄临终之日止，他同时代的人普拉蒂纳说：“他每日躺在床上阅读、工作，直迄深夜。他一日的睡眠时间，充其量绝不超过五六小时。”他对于腾出教皇的时间从事文学写作之事，深以为歉。他说：“我们不应从己身应尽的义务里，抽出时间，从事私人工作。我们的写作时间，应从睡眠时间中拨出来。老年人的休息时间不必太多。唯有占用老年人的休息时间，我们才有可能将记忆之事，笔之于书，流传后世。”

1445年，腓特烈皇帝派遣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Aeneas Sylvius）充任使节，晋谒教皇。他过去曾再三著文抨击教皇，不意今日却不得不与教皇接触，时势所逼，他只得对过去的种种不韪表示歉意。他那能言善道的本事，冰释了他与仁慈的犹金之间的不快。从那时候起，他的心灵便归属犹金了。1446年，他成了一名牧师，其时，他已年届不惑。自此之后，他开始过着寡欲而模范的生活。他促使腓特烈皇帝忠心于教皇，并运用巧妙的——甚至诡诈的——外交，使日耳曼的选民及教士，再度臣服于教皇之下。对罗马与锡耶纳的访问，唤醒了他对意大利的热爱。逐渐地，他缓和了与腓特烈皇帝（即腓特特三世）之间的关系，转而进入教皇的宫廷服务（1455年）。他时常希望回到颇具刺激性的祖国参与政治。在罗马的时候，他的夙愿终于得偿。他所承理的业务，正是极具机要性的工作。在混乱的时代里，谁人能说他将来不会成为一名教皇？1449年他被任命为锡耶纳主教，1456年晋升为皮科洛米尼红衣主教。

选举卡利克斯特斯的继承人时，意大利的红衣主教，为了阻止法国的红衣主教埃斯图特维尔当选，便全力支持皮科洛米尼。他们希望教皇职位及教皇枢密院都是意大利人的天下。他们的这种决定，除了掺杂个人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再看见一个外国教皇，滥施恩赏于他本国的人，或从意大利人手中取走教皇的特权。选举时，没有一人指责皮科洛米尼年轻时代的种种罪过。罗德里戈红衣主教将他决定性的一票投给皮科洛米尼，于是大势便决定了。大部分的红衣主教认为皮科洛米尼虽然冠上红帽未久，但他阅历甚广，在日耳曼工作很多年，乃一成功的外交家，而又具有高才实学，凡此种种，皆足以胜任教皇的职务。

他现在已是53岁的人了，年龄虽然不高，却因为饱受风霜雪剑之苦，健康大受影响，因而外表上看来，已像是年届古稀的老人。有一次他在自荷兰航往苏格兰的途中（1435年），遭遇了恐怖的大风浪——以致花了12天方从史留（Sluys）到达邓巴（Dunbar）——他许下一个誓言，如果个人生命得以安然无恙，帆船靠岸后，他将跣足朝谒最近处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后来，在怀特克尔克（Whitekirk）他真的实践他的誓言，赤着脚在冰地上步行了十来英里路，以致得了严重的痛风症，有生之年受其煎熬不浅。1458年，他患了肾结石，又染上长期的气喘病，两眼深陷，面色惨白。有时候，普拉蒂纳说：“除了从声音中尚可辨认他仍然活着外，他几乎不像是个活人。”他的教皇生活极其俭朴，在梵蒂冈城，他的自家花费之低，在所有纪录中，无出其右者。当他的责任减轻时，他退居到乡野僻静之处闲居，在那里“他自处不像是一名教皇，而像是一名诚实、谦虚的村夫”。树荫之下、橄榄林之中或泉水溪流之旁，常是他召开会议或接见使者的地方。他称呼自己是树林的爱好者。

当了教皇后，他的名字取自维吉尔的流行语词庇护·埃涅阿斯（Pius Aeneas），如果我们习惯上容易将pius（庇护）误认为pious（虔诚），他也确实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他处事的态度是虔诚的、忠厚的，他性情温和、待人仁慈。罗马一些愤世嫉俗的人，都不免为其真情所感。他已革除了年轻时的浪漫，而成为一名模范教皇。他并不掩饰早年的贪恋男女之情，也不隐瞒过去一度曾支持宗教会议反抗教皇之事。为了痛改前非，做一名足为万世风范的教皇，他下诏自责（1463年），谦恭地请求上帝和教会原谅他的罪孽。人文主义学者原先以为皮科洛米尼当了教皇后，他们都可蒙受恩泽了，然而，不久之后，他们都失望了。他对待人文主义学者，的确礼遇有加，也的确拔擢了几位能任事者在教廷内任职。但他并不动用教皇的财产，滥行恩赏。所有教皇的财产，他都善加保存，以供十字军抵抗土耳其人之用。闲暇之时，他仍然维持人文主义的本来面目，虚心地研究古代的遗迹，并阻止它们遭受更严重的毁坏。他大赦阿尔皮诺（Arpino）的人民，因为西塞罗就诞生于此。他任命专家重新翻译荷马的著作，任用普拉蒂纳及比昂多为教皇的秘书。他聘请米诺·达·费舍尔负责雕刻，弗拉·菲利皮诺·利比负责绘画罗马的教堂。他唯一逞其虚荣心之事，只是在其故乡科西那诺建筑一座教堂，暨一座别馆（译按：后来皮科洛米尼照自己的名字将其改称为皮恩扎[Pienza]，此一建筑蓝图是由罗塞利诺设计的）。他具有一种贫穷贵族的自负心理，为了教会的益处，他对朋友及亲戚非常忠心。在他任内，整个梵蒂冈似乎成了皮科洛米尼的蜂巢。

有两位受重用的学者，对其教皇事业助益匪浅。弗拉维·比昂多自从尼古拉五世以来，就一直担任教皇的秘书，是基督教文艺复兴的象征。他热爱古物，半生从事记载古代历史及遗迹。虽然如此，他始终都是一名虔诚的、正统的、实践的基督徒。庇护待之如良师益友，不时邀他陪伴巡游罗马古迹。比昂多曾著了一部《百科全书》，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罗马的复兴，罗马的胜利，意大利图解，记载古意大利的地形、历史、制度、法律、宗教、风俗及艺术。他又准备完成另一部更大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476—1250》——这是中古时期第一部批判历史的著作。比昂多的文体并没有独特的风格，但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问世以后，意大利人引以为荣的种种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便不攻自破，消失于无形了。他的后一部著作，工程实在太浩大了，他虽然活了75岁（译按：比昂多卒于1463年），也不能在有生之年如愿完成。然而，这一部未竟之作，却为以后的历史学家树立了良好的风范：治学必须秉着良知，握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约翰·贝萨里翁（John Bessarion）红衣主教是希腊文化移入意大利的“活动运输车”。他诞生于特拉布宗，在君士坦丁堡彻底地受过希腊诗、演讲诗及哲学的洗礼。此后，他又在米斯特拉（Mistra）追随知名的柏拉图派学者盖米斯都·布雷托继续深造。他曾以尼西亚大主教的身份参加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并领导希腊教士谋求希腊与拉丁基督教的复合。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他与其他拥护罗马教皇者，同样遭到希腊基督教低层教士的唾弃。犹金于1439年任命他为红衣主教，贝萨里翁乃携带大量的希腊手稿，移往意大利去了。在罗马，他的邸宅成了人文主义的聚会所。波焦、瓦拉及普拉蒂纳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瓦拉称他为latinorum graecissimus，graecorum latinissimus—拉丁人中最博学的希腊人，希腊人中最有成就的拉丁人。他几乎花费所有的收入搜购手本，或加以抄写。他自己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但他因为在盖米斯都承弟子之礼有年，故他本人比较喜爱柏拉图之学。在他那时候，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相互口诛笔伐，他领导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展开激烈的辩论。舌战的结果，柏拉图赢得了最终胜利。自此，西方哲学界长时期来由亚里士多德所支配的局面，便告终止。尼古拉五世曾任命贝萨里翁为使者，设行馆于博洛尼亚，统治罗马纳及马尔凯斯两地。贝萨里翁不负所托，治绩彰著，被尼古拉誉为“和平的天使”。庇护二世临朝期间，他再膺重任，负责平息日耳曼如火如荼的反抗罗马教会暴动。临终之时，他将其一生收藏的图籍捐给威尼斯，成为马西安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的宝藏之一。1471年，他以极微的限差，丧失了登极皇位的大好机会。一年之后，他便谢世，留给全世界的学者无限的惋惜感叹。

贝萨里翁的日耳曼任务行之所以失败，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庇护改革教会的努力遭受挫折，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庇护继尼古拉之后，再度要求征收什一税，支援十字军对抗土耳其运动，引起阿尔卑斯山北诸国对罗马的极度不满。平心而论，前一个原因，罪过并不在庇护本人。庇护早于继位之初，就有改革教会之意。他曾召集一个由高阶层教士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草拟改革计划，并将古沙的尼古拉所提出的拟议，列入教皇的敕令之中，准备付诸实施。无奈人单势孤，难起作用，罗马人民没有一个支持其计划的。面临这种漠不关心及不合作的态度，连意志坚强的庇护，亦不能免于失败的厄运。适于此时，日耳曼、波希米亚、法兰西诸国又带给他无数的困扰，而他筹划的十字军东征之事，也因经费不足，使他不得不声嘶力竭地呼吁各国捐助。他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赢得时人的关心。心灰意冷之余，他只有回过头来，谴责奢侈无度的红衣主教，并整饬教会的纲纪，以泄其愤懑。1463年，他向红衣主教们做最后一次语重心长的演说，希望他们能从多年的恶习中，翻然悔悟过来：

人们常说我们生活在安逸之中，厚积财富而傲慢自大：我们衣丝乘车，豢养猎犬以追禽逐兽，优礼伶人、食客以赏心悦目，头顶红帽，实则于信仰之事一无挂心。人们之传说，并非全属虚妄：红衣主教及教廷人员中，确有许多人过着人们所说的这种生活。我们不必否认事实，我们教廷里的生活，确实太过侈奢了。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痛恨我们、为什么不再听信我们的原因，即使我们所说的是公正的、合理的话。你们想想处在这种可耻的状态下，我们如何能有所作为呢……我们必须躬身反省，以前我们的先辈是采行何种途径，为教会赢得崇高的威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我们也要采取同样的途径，再度挽回教会的威望。节制、守身、清白、热心教务……轻视俗世享受、以身殉道精神，如此等等，皆是罗马教会之所以能为万民景仰、能领导世界的原因所系。

皮科洛米尼在成为教皇之前，曾经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不意当了教皇之后，与欧洲各国的交涉却屡遭挫折。路易十一（Louis XI）曾因为主动地撤销《布尔热诏典》，而为教皇带来短期的外交胜利，但是当庇护拒绝声援安茹夺回那不勒斯时，路易便毫不客气地宣称他撤销《布尔兹诏典》之举无效。对法兰西外交的失败，仅为教皇外交挫折上的一面。波希米亚反抗罗马教会的运动，自胡斯肇其开端以来，一直就持续未已。事实上，在那里的教会改革运动，先于路德一个世纪，就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新王乔治·波杰布拉德（George Poděbrad）继位以后，更倾力支持。日耳曼的圣职人员和君王联合抵抗教皇征收什一税，他们再度发出昔日的呼声，准备召集宗教会议，改革教会、左右教皇。庇护迅即颁发敕令（1460年），谴责、阻止任何未经教皇发起或同意而召集的宗教会议。他强调：如果这种会议得在任何时期里由反对教皇政策者所召集，则教皇的统辖权将依于何理？而教会又有何纲纪可言？

这种争执桎梏了教皇统一全欧力量对抗土耳其的努力。在他加冕之日，他曾经提出警告：回教徒不久之后将沿多瑙河（Danube）入侵维也纳，并经由巴尔干半岛直抵波斯尼亚（Bosnia）。希腊、伊庇鲁斯（Epirus）、马其顿地区（Ma-cedonia）、波斯尼亚正逐渐沦于基督教之敌的手中，谁能保证有朝一日回教徒不会横渡亚得里亚海入侵意大利？他继位之后一个月，便邀请基督教各国，参加在曼图亚举行的扩大会议，共同筹商收复东方正教的领域。

他在1459年5月27日抵达曼图亚。他身乘銮轿，由教会的贵族及封臣抬举着，并在教廷庞大人员的簇拥下，盛装入城。面对广大的群众，他发表了一生中最生动的演说。但是，没有一个国王或王公，自阿尔卑斯山北远道前来参加，也没有一个国家派遣全权代表，前来承诺参与对土战争之事。民族主义，此完成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已强烈到足以使教皇成为不受支持者。红衣主教们奉劝他返回罗马。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愿意捐献1/10的收入支援十字军运动。有些人暗自寻找欢乐去了，有些人甚至当着庇护面责问他是否有意让他们热死在曼图亚的炎夏里？庇护只是耐心地等待皇帝的莅临。但是腓特烈三世——这位一度曾是庇护忠心侍奉的主人——非但不莅临解除庇护的困境，反倒向一向抵抗土耳其最积极的匈牙利发动战争，为的是扩大自己的版图。法兰西这时再度向教皇提出有条件的合作，如果教皇支持他们对那不勒斯之役，他们便派遣代表参加会议。威尼斯深恐在爱琴海的剩余领土成为欧洲对奥斯曼帝国之战的最先牺牲品，因此中途退出会议。最后，到了8月，勃艮第（Burgundy）的菲利普公爵终于派遣使者参加了。9月，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也现身会议。在他领导之下，其他意大利王公相继与会。26日，大会首次召开，其时已在庇护到达之后第四个月了。历经4个月的集会讨论，庇护策划发动的神圣战争，总算获得了勃艮第及意大利的支持。不过，它们的支持，同时附带一个条件：如果战争胜利的话，土耳其及以前拜占庭在欧洲部分的领土，将由战胜国家予以瓜分。在此一协议下，与会国家一致决定：所有基督徒须捐献个人所得1/13、所有犹太人捐献个人所得1/12、所有教士捐献个人所得1/10，支援义举。会议结束后，教皇带着几乎完全崩溃的身体回到罗马。虽然如此，他仍然为建立教皇舰队而发号施令，并且，也顾不得自己周身的病——痛风、气喘、结石，还是决定躬亲出征。

然而，教皇本不是一个喜好战争的人，他所幻想的是一次和平的胜利。流言传说穆罕默德二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穆罕默德本人在内心深处对于基督教甚具好感。教皇误信流言，而在1461年，致书穆罕默德，诚恳地请他接受基督福音。他这封书信写得实在太好了，在他一生中，从没有这么出色的杰作：

如果你皈依基督教，尘世上将没有一个国王的荣耀能超过你，也没有一个国王权力能与你相埒。我们都会承认你是希腊及东方的帝王。自此之后，你以暴力夺得、以霸道统治的土地，将转而成为你合法之所有……啊！和平之为物是何等的完美！诗人骚客一向讴歌颂扬的奥古斯都黄金年代将重临大地。只要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广大的东方瞬息之间都会成为基督教世界。整个世界的和平系于一人的意志上，而那就是你的意志。

教皇致书之举，并没有得到穆罕默德片言只字的回音，他知道要防范西方的军事力量，最足以自恃者，是他的子民的宗教狂热心理，而不是教皇片面的承诺。和平之努力既归于失败，庇护只有诉诸实际行动，积极地致力于征收教士的什一税。1462年，在教皇辖地拉丁姆西部的托尔法（Tolfa）发现了丰富的明矾矿产，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拥到该地掘矿。不久之后，此一矿产每年为教皇带来10万弗罗林的收入，庇护对外宣称：这种发现是个神迹，是上帝有心帮助对土战争的表示。自从发现这批矿产之后，教皇已经成为全意大利最富有的政府，依次而下为：威尼斯、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摩德纳、锡耶纳、曼图亚。

威尼斯知道教皇发动战争的决心甚为坚定，便积极地做战前的准备，俾襄助教皇讨伐土耳其。其他国家则裹足不前，或仅提供口头上的承诺而已。为了支援十字军而征收什一税之举，在各地几乎都遭到剧烈的反对。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眼见威尼斯对于教皇忠心耿耿，便企图以利引诱威尼斯背离教皇，条件是：如果威尼斯不赞助教皇的号召，他便答应收回威尼斯丧失的领土与贸易。热那亚曾经担保提供8艘军舰，现在也撤销承诺。事态演变至此，勃艮第公爵奉劝教皇另待良机，再事东征之举。但是庇护仍毅然宣称安科纳之行势在必行。他准备在该地集合教皇与威尼斯的舰队，而后，率领这支联合舰队往拉哥萨（Ragusa），与波斯尼亚的史堪德贝（Skanderbeg）及匈牙利的马赛亚斯·科文纳斯大会师之后，再躬亲率领征讨土耳其。所有的红衣主教对于他的计划咸表反对。他们对于挥师巴尔干之举毫无兴趣，他们提醒教皇，波斯尼亚正是瘟疫流行，异端猖獗的时候。惟病入膏肓的教皇，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导，他率领十字军挥别罗马，扬帆前往安科纳去了（1464年6月14日），终此一生，不再寄望还归罗马。

不幸得很，原先预计与他会师的那些军队，像是着了东方魔术般的杳无踪影。米兰当初答应派遣的军队，并没有如约到来，佛罗伦萨派遣的军队，却因为装备极端不良，几乎一无可用。当庇护到达安科纳（7月19日）时，他发现大部分集合该地的十字军，都因为不耐久等及担忧补给之不足，而四处涣散。威尼斯的舰队起航不久之后，船上发生疫疠，以致迟延赴约日期12天之久。眼看他的军队消失无踪，威尼斯的舰队又迟迟未能到来，教皇真是心痛如绞。遭受这种意外打击，原来沉疴已深的教皇，病情更加恶化，奄奄一息。威尼斯的舰队终于出现了，教皇派遣他的卫队和他们会师海上。在侍卫的扶持下，教皇举步维艰地踱到窗口，亲眼目睹舰队威壮地驶进港口。当联合舰队映入他的眼帘时，他也郁郁地含恨而终了（1468年8月14日）。他故世之后，威尼斯立刻撤回它的舰队，其余的军队也作鸟兽散，整个十字军队伍，就此涣散。现在，为庇护一生的功过作一总评：这位一生无往而不利的攀登者，曾经创造无数的成功，位极君王，显赫一时，观其人——蔼然有学者之风，基督济人之志，最后还不免失败之厄运，后之论史者，得无为之扼腕浩叹？他年轻时代，虽然纵情声色，但君子贵乎知过能改，他能在理智成熟的后半生，翻然悔悟已往之不是，试图于有生之年贡献个人绵薄之力造福人类，对于同侪中惯乎嬉笑怒骂的不负责任态度，深感不齿，卒至以个人的壮烈牺牲，表明仁人志士的磊落风范，庶亦可称为人格完备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