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与中华经典同行

高校管理者：且与中华经典同行⁽⁵³⁾

记得2007年9月28日，正值孔子2558周年诞辰，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行的兼职教授聘任仪式上，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在座谈发言时都提到，作为大学领导人，要领导好一所大学，要管理好一所院校，案头上总要放几部经典名著，需要经常翻一翻读一读。李延保教授特别提到牛津大学学者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的《走出象牙塔》、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肯尼迪的《学术这一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的《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我与现场受聘的张斌贤教授受其启发，不谋而合地产生了“高校管理者都应读点经典名著”的念头，而且都觉得，所研读的经典名著，不应限于西方，也不应限于当代。几番切磋，几经琢磨，我们分别列出中外教育名著各二三十部（篇），建议高校管理者选读。后与陈燕教授商定，自2008年第4期，《高校教育管理》尝试设“教育经典研读”专栏，每期刊发中外名著研读各一篇，至今已创办一年，意外地受到了广泛关注。这里着重就高校管理者为什么迫切需要研读中华传统经典名著，谈点粗浅认识。

一、中华文化的复兴呼唤经典研读，知中华文化，必知中华经典

所谓“经典”，主要是指那些出自先贤圣哲、世代传承、历久弥新、历代学人得以滋养心灵增进智慧的精品佳作。《隋书》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⁵⁴⁾这里揭示了以经典为主干的中国经籍的人文性格，颇具民族特色的“正纪纲，弘道德”之旨趣，强调了学习尊崇典籍在立德树人和成就事业方面的重要性。在古人看来，显扬经典仁爱思想，则可利物济世；个人运用经典，则可独善其身；成大业者若推崇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平民百姓若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敬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性、敦厚教化、移风易俗，都必须倚重经籍。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古圣先贤所创造的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之作。远在中华文明早期，先哲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思考人文的活动，殷周之际，尤其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等经典，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修身济世之道悉寓于是。中华民族以此为渊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文行忠信、民胞物与、民为邦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权变时中、修齐治平、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知周万物、道济天下、率性修道、为政以德、舍生取义、天下为公，由此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兴国族者，必兴其国学；兴国学者，必兴其经典。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异，正是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留下的取之不尽的修身治天下的精神资源。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中华民族尽管历经劫难，却留下了代代传递诵读不绝的无数经典名著，这些经典名著，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宝库。时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推而言之：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在呼唤并必将伴随着中华经典的深入研读。“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⁵⁵⁾对于探寻中华文化复兴之道的当代中国学人来说，注重经典尤为重要。众所周知，欧洲文艺复兴始于一批大师重新挖掘和阐释古代经典作品。当代中国人想探求并把握中华大道，唤起中华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借助于对这些优秀文化经典的研读，正如透过《圣经》去理解基督教精神，透过《古兰经》去了解伊斯兰世界，透过《吠陀》《奥义书》去理解印度教义，透过《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去了解古希腊文明一样。

二、中华民族曾是注重经典教化的民族，百年传统经典的缺失，呼唤经典研读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保持悠久而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其根本原因就是绵延不断的经典教化。中华民族是注重经典的民族，素有读经、经典教化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以微言晓大义，折射中华民族的理念、智慧和精神境界，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曾影响了中国人的气质和民族性格。然而，自晚清西力东侵、西学挺进以来，在洋人“长技”进逼之下，民族危机加剧，伴随着新旧之争、中西之争和社会变革，中华传统经典受到国人漠视，被视为“陈年故纸”，形同敝屣，其权威性受到根本动摇，传统经典教化逐渐从学校教育淡出。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学者甚至放言：“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随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传统典籍与读书人越来越疏远了。广泛意义上的传统经典研读，在我国至少三代人中断了。绝大多数现任高校管理者所经历的“文革”时代，恰是反传统文化、否定传统经典的岁月；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兴奋点聚焦在“现代化”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几乎无暇顾及，缺少理性反思。加上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倾向，以为只有可以立竿见影地取得经济效益的自然科学才是生产力，而看似不能直接产生这种效益的人文科学只是社会可有可无的附属物。不知自何时起，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语。对此，几代国人信奉有加，现任高校管理者耳熟能详。在这样的观念下，经典的忽视、人格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自虐本国经典、自贬本民族文化而带来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由“经典崇拜”到“数典忘祖”，中华民族成了有经典而冷落经典的民族。究竟是否需要研读传统经典，近百年来一直成为严肃的话题。尽管百年风云变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著名的思想家呼吁：每位中国学人，都需要读些具有中华文化价值的传统经典。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1920年，胡适开列的《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包括《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31种；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杂话》一文中列出作为中国学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25种典籍；1942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中，突出解读了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多部中华文化典籍，还在该书序言中主张，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强调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1949年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大陆中小学生除了阅读少量古诗文外，主要通过阅读改编本、绘图本或白话本等形式，间接了解传统经典。尽管50年代仍有学者推出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或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典籍，但在反传统时代，中华传统经典至多是被封存的陈列品，或为少数学人所玩味。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和海外学者不断发出中国人必读中华传统经典的呼吁。1978年，钱穆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中指出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推进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相继推荐出名著研读书目。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诵读中华经典，但直到如今，研读中华经典在高等院校仍未能蔚然而成风气。究其缘由，首要的是认识不到经典的价值。传统典籍所固有的知识体系，固然难以全面适应近现代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典籍就已失去了存在价值。中华传统经典本身就是知识的宝库，经典研读一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并为知识创新提供基础；经典是圣贤智慧的凝聚，研读经典有助于领悟宇宙的奥妙，“究天人之际”，正世间纲纪，明道德伦理，行修养教化，谋治国理政。高校管理者要面向世界，开创未来，实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有必要站在中华文化巨人肩上，至少研读几部经典名著。

三、中华传统经典研读和运用，是卓越的政治家和成功的教育家的文化自觉

卓越的政治家富有强烈的经典意识。党的领导人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并表现出儒雅和睿智，这与他们多受过中华经典的熏陶密不可分。正如谷牧在回忆录中所言：“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而我们第二代领导人多出生在民国初年，虽说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新式教育制度的推广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一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少年时是在乡下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之书、孔门之书。”⁽⁵⁶⁾毛泽东对古典名著情有独钟，运用自如。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邓小平所倡导的“小康”社会目标，源自《礼记·礼运》；江泽民所提出的我党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与《周易·损卦·彖传》所言“与时偕行”如出一辙；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语出《管子·霸言》。这都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思想的直接承继。鉴于此，中国当代领导干部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的同时，必须重视中华文化经典的研读。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要求领导干部既要“读马列、学毛著”“研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又要“研读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认为“读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是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希望“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⁵⁷⁾。这里所指的领导干部，理所当然包括高校领导者、管理者。实际上，习近平讲话时的听众中，就有部分高校领导。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自觉意识强的院校管理者，都有较强的经典意识，无不得益于经典研读，并大力倡导经典研读。有感于日本人“作新不已而不破蹂其国粹”，为“正人心，救民命”，唐文治长校南洋大学期间，即引导学子“探乎诗书之源，涉乎儒林之圃”，亲为学生讲授“四书”“五经”，着重讲解《易经》和《孟子》；长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期间撰文指出：“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⁵⁸⁾。在唐文治看来，经书具有凝聚民心、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的功用，在当时救国济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要求其博士生背诵《老子》《论语》已成美谈。2008年在江苏大学举办的《高校教育管理》编委会上，我曾就此事讨教过先生。他确实要求：1998年入学的研究生答辩前要背《老子》，自1999年入学的研究生不仅要背《老子》，而且要读《论语》，并要背过从《学而》到《述而》共七篇。其理由之一，基督教世界读《圣经》，伊斯兰世界读《古兰经》，中国人对中国的两部源头经典著作《老子》和《论语》没有理由一无所知，高层次人才尤其如此；其二，文理本是同根生，若文理分家，重理轻文，则不利于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最近，我统揽了2006年10月李延保书记惠赠的《李延保教育文集》，发现行文中经常引用的除外国教育名著外，也常提及《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提到《中庸》之“尊德性而道问学”以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提到《论语》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经典名句，推崇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治国理念，称道蔡元培“养个性、尚自然”的精神，认同陈寅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命题，表现出当代大学领导人应有的经典意识。

四、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发展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培养有中华文化之根的公民，需要高校管理者研读经典

人文血脉的传承对于每个民族都具有根本意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经典是一个民族人文、精神价值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所系，民族智慧之结晶，民族文化的精髓，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民族精神的家园，民族不灭的记忆。没有经典的民族往往是没有精神价值支撑和文化身份的民族；经典被焚毁、否定或忘却了，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就没有了基础，也就难有文化认同，这样的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漂泊、精神恍惚的民族，一个既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中华文化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精神价值的载体，是重新确立中国人文化认同之根，也是培养中国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之本。要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就必须从诵读经典做起，适当确立经典的教育地位。熟知和领悟中华数千年来供奉的文化经典，容易认同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共守的基本道德价值，容易践行源于人类心灵的常道、常理，会以更高的文化自觉完成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早有“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之良训。读书是人类生生不息、民族薪火相传、文明世代传承、文化延续兴盛的根本。高校管理者研读经典，方可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方可体会民族的性格和秉承的价值理念，方可增强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从经典中汲取智慧和价值理念，体味经典所蕴涵的深刻内涵，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

中国高等院校作为民族文化的重镇，作为民族精神的家园，必须彰显本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富有民族特色，培养有中华文化之根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公民。中国大学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欧美教育模式盛行于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饱读“四书”“五经”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抱定“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志愿，明确主张办“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⁵⁹⁾；1931年，他主张“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摘其适合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广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⁶⁰⁾；1934年他提出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分别源自《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礼记·大学》中提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倡导学习和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经验的背景下，涂有光教授敏锐地提出：忽视中国文明特色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而不是中国“底”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于2006年在北京论坛上强调指出：要发掘和重建扎根于东亚文化的高等教育传统；东亚大学应具有鲜明的东亚文化特色。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也必须挖掘扎根于中国文化的高等教育传统，办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强调：大学一定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大学培养的学生要有中华文化气质和文化底蕴；大学生必须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到陶冶滋养。无论是“知中国”，还是办“中国底大学”，无论是办“有传统文化的根”的大学，或是培养“有中华文化气质和文化底蕴”的国民，都需要高校管理者研读并熟知中华经典。高校管理者首先是教育者，而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其本身必须以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根，以本民族优秀文化为荣，熟知本民族经典，学会鉴赏中华经典，感知和领悟中华经典，以其中华气质和文化精神，以其智慧和人格魅力，担当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培养有中华文化之根的公民。作为高校管理者，若对传统经典名著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则很难担当如此重任，甚至无法融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

五、修身与人格完善，为政之道的把握，需要高校管理者接受经典的滋养

“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典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智慧的源泉，而且是美德与价值的宝库。研读经典，既能提供知识，又能发掘潜能，启迪智慧，还能滋养心灵，养浩然之气，丰富精神世界，实现人格的升华。唐文治先生确信：“国民欲成人格，当自爱其国学始”⁽⁶¹⁾。一个人多诵读国学经典，就容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之道，“温良恭俭让”；学会自我反省，“行有不得则反求诸己”；学会自律，“必慎其独”；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知错即改，“不贰过”；重行慎言，“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反对华而不实，力求“文质彬彬”；善于质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勇于挑战权威，“当仁，不让于师”；具有担当“大任”的坚韧品质，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志向高远，形成智、仁、勇“三达德”，实现“修己以安人”，达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道境界。作为当代中国学人，尤其是院校管理者，研读经典，就是与先贤智者晤面和对话，享受心灵的愉悦和超然，心随古人游走，触摸历史脉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分享其思想和情感，受到智慧的启迪，或引起共鸣，或引发深思，或带来新见地，或发生碰撞而燃起智慧的火花，最终将先贤智者心灵中流淌的生命清泉，化作滋养自我心灵的甘泉。伴随着经典研读，就会在人格日益完善和境界逐步提升中，消除颓废，超越平庸，消解无奈，摆脱荒诞，在岁月流逝中带来充实而不是空虚，在时代的变革中得到收获而不是失落，也就会在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驾轻就熟，减少盲目与困惑。一个不爱读书、毫无经典意识的高校管理者，必定人文精神贫乏，判断力和创新力缺失，所管理的学校和领域难有活力，唯命是听、唯上是从则不足为奇。

成功的院校管理，需要从经典中感悟为政之道。每部经典，都有可资借鉴的管理理念。研读《论语》，可体悟其中的“为政以德”之道，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领悟“政者正也”的真谛，“率以正”，以身作则，以人格力量达到管理和教育之效；学会“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身居官位而不懈怠，执行政令忠实而努力；善于“赦小过，举贤才”“听其言而观其行”“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明“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之理，做到不苛求速度，不贪图眼前利益；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领悟与人相处之道。研读《中庸》，可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感悟古老的中道智慧；从“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感悟“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意蕴；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领会“中和位育”的深刻内涵；从“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中，学会死守善道，持之以恒；从“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做到即使默默无闻也无怨无悔。再如研读《老子》，可知“无为”之道，善“法自然”“行不言之教”，达于“无不为”之境；可感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哲理，为政应小心谨慎，不急躁，不懈怠，更不可乱折腾，掌握火候，力求恰到好处；感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道理，知人善任，“善救人”而“无弃人”，大度包容而不求全责备，有自知之明而无固执之弊，有自爱之心而无居功之傲，做明智的管理者。

石本无火，相击乃迸发灵光；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成涟漪；经典本属文化遗产，研读方能唤醒“沉睡着的力量”。为此，须少一些心浮气躁，多一些笔墨书香；少一些浅尝辄止，多一些思维深度；不限于“入乎耳，出乎口”，而力求“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⁶²⁾。所学经典要滋润心智，融入身心，流露于言行举止，以此垂范于人，进而展现出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力量。愿我们甘与圣贤为友，且与经典同行，令校园内外尽飘怡人书香，让高教事业更加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