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文外功夫特点

四、写作的特点

特点，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它与特性近义，所以写作学研究者也用特性来表述写作的独特之处。写作的四个特性是辩证地统一在文章这一生命之中的，具体有以下几个特性:

1.目的性

关于写作的目的，1985年初，法国巴黎图书沙龙通过法国驻各国的使馆，法兰克福图书节通过瑞士法语日报《二十四小时》驻外国的记者，分别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就“您为什么写作”为题撰文，各抒己见。应征者没有一个说自己不为什么写作的。托尔斯泰曾说过:“写作而没有目的，又不求有益于人，这在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其实，任何写作行为的发生都源于一定的动机、意图或需求，也就是“为了什么”。

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诗歌创作具有社会政治目的和作用。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论述文章“宜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使人类得以观风俗、考得失、知盛衰、辨清浊，“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白居易讲究诗歌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及“比兴美刺”的功用。鲁迅先生主张写作要“为人生”，他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创作是社会性的。”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鲁迅强调自己弃医从文，“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著名作家丁玲坦言:“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们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的。”巴金也曾直露地表达:“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即使是宗教也提倡写作要“劝善惩恶”;现代派主张“为艺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提倡“二为”即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从事写作，就应“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实，多数文人所说的“陶冶性情”、“抒发性灵”，也是写作的目的。这些都是写作有目的的不同说法。

写作有目的，从理论上看，一是写作是自觉的创造性意识活动。写作不是梦呓或疯话一类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可以是变态心理的表现，但仍然是由意识所主导的。二是写作是社会活动，是二人以上的、影响他人的行为，这就要讲功利，讲效应。

2.综合性

写作是一项特殊的精神劳动，就写作活动的过程来看，它就受到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体现着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的综合作用;就个人的写作能力来看，它的强弱不是由单项因素决定的，而是知识、理论、生活经验、智慧、趣味、感受、语言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写作能力属于综合性的文化能力，是人类精神活动、文化创造的基础。一篇好的文章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精神生命，就是一个人思想修养、生活经历、知识积累和文字技巧等四方面的综合表现。懂得了写作的综合性特点，在学习写作时，就既需要注重阅读、构思、表达等方面的“文内功夫”，也需要积累生活、锻炼思想、丰富情感体验等“文外功夫”。提高写作水平是一个综合积累的渐进过程，“单科独进”往往收效甚微［9］。

例如，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是这方面的突出榜样。他的思想认识是前所未有的广博深刻，如在《狂人日记》中写道，翻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才从字缝里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原来只有两个字:“吃人”，在文章中凝结为“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他的生活经历，是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处在政治文化中心区域的一个胸怀远大而又道路曲折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历程。他的知识积累、罕见的思想深度，在新旧时代两个方面都达到超乎他人的高度。即使他的写作技巧也是站在这一时期的高峰，开创白话文文学的历史，运用了现代派的心理描写手法，就连语言文字也都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正如古人所说“文如其人”，写作的关键是做人。

当然，综合性水平有高有低，低也可以写出自己理想的发挥综合性的好文章。作为一个创造生命，写作主体只要写出自己的特色，写出自己的生命，就是独特的好文章，正如任何个体生命一样为世界所需要，具有自己的存在价值。我国自古以来的以文取士，一篇文章见高低，正是出自于写作具有综合性这一点。

3.实践性

写作是一种能力，能力要靠实践才能领悟和掌握。正如游泳、武术一样，不练不会，非练不可。“冬练四九，夏练三伏”。陆游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更是形象地比喻:“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叶圣陶先生从理论层面阐述:“写作是‘行’的事情，不只是‘知’的事情。”实质上，学习写作不能止于对知识、理论的记忆和背诵，不能仅仅满足于“知”，更重要的是要“行”，即落实为写。进行过写作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要写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得先采集素材，观察体验生活，阅读有关书籍资料，这些写前的准备工作就是“行”;构思文章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累，反复酝酿主题，筛选材料，谋篇布局，选用技法等，这也是“行”，是内在的行为;行文时，要把“意化”变为“物化”，即成文，更是“行”。由此可见，写作就是实现写作主体目的的实践活动。因此，有的西方作家竟说“写就是一切”。

当然，科学的写作实践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不是盲目的“行”，或是“多读多练”。鲁迅曾对古代私塾忽视理论指导实践的现象做过描述:“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做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哪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10］这种情况下，有的作文虽然也能慢慢好起来，但却是经过了大量的“错行”，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才换来一点有限的进步。

不过，我们也不可过高地强调理论的价值。叶圣陶先生在谈到写作知识与理论的作用时说过，学了一些知识、理论，对于文章的“眼力”有直接的帮助，但是对于写文章的“腕力”却只有间接的帮助。要将“眼力”转化为“腕力”，只有通过实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性是写作第一位属性。

4.创造性

写作的“作”，就是创造的意思。真正写作出来的文章，无论是科学文章还是文学作品，都要有创造性，否则就不是写作，而只是“写”，是记录或者抄袭。科学文章要求具备独到的认识发现，表现为论点的新颖。文学作品要求具备独到的感受，表现为意象的新奇，呈现鲜明的个性，成为写作主体个体生命的表现。即使是一篇小小的应用文，它的内容都应不同于任何应用文，无论是前人还是同时的他人。好的文章最终表现出写作主体自己的风格。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为文不同，其异如面。”

从社会来说，人类世界只有两种产品——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二者是不一样的。物质产品往往要求规范化和标准化，人们使用起来，可以无数次地简单地重复动作，例如手表和自行车。而精神产品则要求标新立异，往往是一次性的使用，否则人的接受心理就会产生厌烦和反感。人们要求文章这种精神产品都是新颖的、独创的，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

从心理来说，正如一切创造性活动一样，写作要有非逻辑思维的参与，特别是灵感。作为生命的奇迹，灵感可以说是最有个性和独创性的。写作的创造性对于写作主体来说，要求具有深刻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有胆略、有见识，在较高的人生追求的激发下和在不断的生命内在冲动的推动下进行前所未有的写作创造活动。

心理学界的研究强调:创造性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才具备的，而是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创造性既可体现为“迥异”，也可体现为“微殊”。像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郁、白居易的晓畅，鲁迅的杂文、朱自清的散文、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四大古典名著等作品，固然都是伟大的创造，而普通人在写作活动中稍微放弃一些通俗而追求一点局部的出新，也同样是创造。有学者指出:一个写作者的此一作品与彼一作品之间，此次写作与上次写作之间表现出的差异性，也可以视为具有创造性的成分。

5.个体性

写作活动的个体性是写作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点之一。写作的个体性是由人的个性所决定的。因为写作活动中包含诸多环节，在对事物的感受、吸收、选择，文章的孕育、构思、立意，表达时的语言习惯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每一个环节都与写作主体的知识“底色”、情感、兴趣、思维方式、审美倾向密切联系着，写出来必然会带有主体的个人印记。比如，1923年8月，朱自清与俞平伯乘同一条船游南京秦淮河，见闻、经历大致相同，两人写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是，两人的文章在内容、倾向、情趣上仍有明显的差别，朱自清的以理取胜，而俞平伯的则以情取胜。

在写作实践中，有些写作从表面上看属于集体创作，其实质也有着明显的个体性。因为即使是所谓的集体创造，其集体性也只是体现在讨论中的集体智慧和不同环节(如寻找材料、写作初稿、初步修改等)的任务分担。具体到了每个环节的写作时，不管别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思路、资料，必定还要经过个体化的“内化”，由他一个人的思维通道中流出，并由他一个人执笔完成。尽管也有几个人“接力写作”完成写作任务的，但最终的劳动产品很难连贯统一。例如，1997年4月，加拿大在互联网上举办了一个“全国小说”的写作活动，一共有12位作家参加，前后接力，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一篇“集体创作”的关于“跨国故事”的小说。遗憾的是小说的内容情节和结构极为不连贯，使这一故事的写作不像是完成一篇小说，倒像是在进行拼凑，在玩一场文字游戏［11］。“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流行所谓“三结合”的写作方式，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事实证明是违背写作规律的，只能产生“怪胎”。

真正的写作应该是“文由己出”。在遵循文体规范的大前提下，应积极主动地开动大脑，积极思维，充分调动自己的精神储备，努力锻炼自己的“眼光”和“笔力”，写出属于“自我”的个性化的文章，哪怕它不够精彩，哪怕它显得幼稚，也远胜于没有个性的“美丽”的拼凑。山隅的野花也比美丽的塑料花更能吸引人，更具审美价值。任何文学作品能得以传播或流传的根本原因是其中蕴含着作家的独特人格，以及个性化的思维和语言。例如，屈原楚辞的瑰丽多姿、庄子散文的恣肆汪洋、李白诗篇的雄奇豪迈、李清照的缠绵悱恻、郭沫若《女神》的浪漫洒脱、蒲松龄的花妖狐魅、吴承恩的天宫地府、鲁迅的犀利幽默、柳永的婉约缠绵等等，均是写作主体用个体的自由之笔，写个体的自得之见，抒个体的自然之情，显个体的自在之趣。因此，只有个性的才是最好的。

6.艰苦性

写作比一般实践要艰苦。为什么一些人喜欢多读书而不喜欢多写文章?为什么有人乐意作报告而不喜欢写报告?这不全是文化水平问题。原因就在于写作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唐代诗人卢延让在《苦吟》中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可见其艰难形状。

写作的艰苦性首先表现在思索中的苦闷。无论从事何种写作，都必须经过由“物”而生“意”的阶段。“物”中生“意”是写作主体反复提炼、开掘，不断分析、综合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决不是轻而易举、一探就得的，其中往往要经历无数艰难，甚至出现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苦闷。写作的艰苦性还表现在表述中的烦恼。无论何种写作，最终必须由“意”而生“文”。而“文”的“生成”，即言语的表述，却会遇到种种烦恼。许多被人们尊为“语言大师”的优秀作家对此有深切的感受。高尔基在慨叹自己写作生涯时，便常常提起诗人纳德松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比语盲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了。”因为运用抽象化、概念化、规则化、客体化的语言符号表述人的精细幽微、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确是一项万分艰苦的劳动。鲁迅说，他的文章，哪怕是极短的杂文，都是绞尽脑汁，用“血”和“生命”换来的;托尔斯泰也曾说过:“作家的笔不是‘蘸着墨水’，而是蘸着自己的‘血肉’在写作的。”

例如，何其芳《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的诗歌创作。1939年，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将领到鲁迅艺术学院来作报告，他讲了一个泥水匠的故事，何其芳听了以后，并没有想到去写它。沙汀对他说:“这个故事很动人，你为什么不把它写成诗呢?”经过沙汀的鼓动，何其芳终于动笔了，但写得很慢很慢，也很吃力，有时候整半天地在附近的山头上徘徊，想象那些情节的景象，体会人物的情感，每天只能写二十多行，一首诗写了二十多天才写完。当写到泥水匠妻子惨死后，作者觉得很难表述泥水匠的情感，便又一个人在山头跑来跑去，仿佛自己遭受不幸一样。诗中的许多场面，都是靠想象和苦思才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