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与世界观

方法论与世界观

刘复生是一个有着“大视野”的文学研究者，他对政治、社会维度的重视，对思想原创性的要求，都基于此。这也是他学术工作中“活的”力量的来源。固然，这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与“文学”与生俱来地携带着的精神内质的把握，不过仅仅是这一层面的理解显然还不够。身为学院中接受知识训练的学术人、身为在90年代中国这段“太平盛世”中长大的中国人，“70后”批评家似乎注定不能豁免“缺少社会经验”、“不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这样的质询。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当代批评家、以至此前几代中国批评家相比，“70后”过分“干净”、“单纯”的社会经历，他们与当代中国重大事件的历史距离，总难免让人对他们谈论“思想”、“政治”的能力起疑。这里所谓的“政治”，是否仅仅是一种学院知识制度内的滑翔？这里所谓对“世界”的阐释，是否仅仅是一种天真的、无关痛痒的浪漫主义想象？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这也是我在阅读刘复生的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不过同样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经验”是决定一切思想问题的前提吗？在何种意义上，“70后”批评家是“外在”于中国社会的？这里首先就包含着某种对“经验”的拜物教式的理解方式。因此需要从这个角度入手，来探讨个体/主体与历史发生关联的方式。

刘复生这样描述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内在动力：“这种精神渴望是一种将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冲动，一个将自我楔入时代、历史深入的顽强要求，一个借阐释世界而使自己的生命得到阐释的解释学过程。”^[393]我感兴趣的是，在这种描述中，“生命”、“自我”这样的“小词”，如何与“时代”、“历史”、“世界”这样的“大词”发生关联。显然，在这里，“自我”、“生命”并不被理解为一种天生具有意义的、本质主义语汇，相反，它的“意义”总是需要在与“时代”、“历史”、“世界”的总体意义秩序的关系中，才能得到阐释；同时，“时代”、“历史”、“世界”也并不是本质性的实体，而同样需要通过“阐释”这个过程才能得到理解。因此，从事解释的主体在这个意义的交互过程中，便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解释学”似乎是刘复生的基本方法论，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世界观”。但这里的解释学却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阐释，而是对意义建构和生成过程的历史把握。当“意义”总是被理解为一个阐释性的生成过程、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时，任何先定的、仿佛自外于这个过程之外的因素，都是真正可疑的。因此，亲历者的“经验”并不是一种自明的、自在的东西，相反，它可能恰恰是被某种主流的常识—权力系统建构的结果。重要的并不是经验本身，而是如何赋予经验以意义的阐释过程。

这种理解方式，当然是基于刘复生对“经验”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批判性理解，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背后包含的基本历史态度，那就是去理解“我们如何生活在历史中”。历史从来就不在我们生命的外部展开，我们的自我、生命及其意义，其实都常常是历史建构的结果。“经验”乃是历史在个体生命上留下的划痕或印记，而穿透经验去理解历史以怎样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并在这个前提上思考我们可能拥有怎样的创造的自由，这或许才是一种真正成熟的姿态。当刘复生将“阐释世界”与“使自己的生命得到阐释”视为同一过程时，他表达的或许是同样的意思吧。

这一历史态度不仅关乎自我与历史，也关乎不同的历史经验可以怎样的方式被理解或分享。当“经验”成为一种可以被穿越、体认和阐释的认知对象时，它就不再是一种身体性的、非理性的存在，而可以被转化为某种共享的历史智慧。刘复生写过许多关于师长（比如洪子诚、韩少功、韩毓海、耿占春等人）的评议文章，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批判性地分享不同历史经验的阐释实践过程。这些文章中最为出色的，或许是《想象一个新世界——韩少功随笔中的政治智慧》^[394]。在描述韩少功的政治智慧与他的历史经验的关系时，刘复生这样写道：“这种杰出并非由于不乏悲剧性的个人生命史经验和丰厚的历史经验，而主要是因为对这份沉重的历史经验的有效而深刻的反省——走出经验限制，把时代的记忆转化成一种宝贵的思想财富而不是思想囚笼。”在这样的意义上，思想的智慧，乃是与自我记忆、生命经验展开角斗的“惊心动魄的戏剧性过程”。刘复生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两者的关系：“人生经验和学习得来的历史知识是矿藏，而思想能力则是开采、挖掘的能力。”“矿藏”与“采掘”的关系，清晰地描绘出了“经验”与“阐释”间的关系。正因为问题并不仅仅是经验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阐释的问题，因此，借以阐释经验的语言、知识、理论乃至立场就极为关键。基于这样的理解，在刘复生那里，“经验”与“学习得来的历史知识”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之相比，“消化”、“采掘”、“转化”经验与知识，而使其“活”起来的思想能力，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这也就对阐释主体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刘复生的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自觉的解释学立场上的。他从不认定有某种先在的、天生的意义存在，因而总是去关注这个意义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过程。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关注，使他深入到复杂的历史关系场域中，描述各种力量的博弈及其策略性的结果。但即便是这种“描述”本身，也不存在任何先定性，而是由对象的历史性构成、阐释者所处的现实知识—权力结构，以及阐释者本人的智慧所共同决定的。这就必然要求阐释者主体性的介入：他的知识准备、他的历史与社会视野、他的精神诉求，以及他对于“世界”的愿望。并且，当许多阐释总是被限定在难以超越的常识系统、主流意识形态与既定社会规范内部时，甚至当那些改造世界的行为本身也无法突破既有的意识形态迷障时，一种具有想象力的阐释，所开启的便是建构和实践另一种世界的可能性。这时，“阐释本身已是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尽管这并不是也不应成为问题的全部。

在这样的层面上，我认为刘复生所做的，或他渴望做到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实践者共同的理想和责任。它无关代际，而是一种将自己区别于知识技术匠的主体风格，一种在批判功能的意义上被界定的知识分子主体。也或许可以说，它同时也是代际得到认同的结果：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的经验与阐释、同与不同，恰恰使无数有差异的“我”可以被纳入某个理想性的“我们”之中。

（原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