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结论

一、世界观结论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自始至终完全贯彻的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而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走的是一条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两者的根本立场不同，导致了两者的根本区别。

1．从物质到精神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开始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国家、法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认识的发展上。在黑格尔哲学中，国家是绝对观念、理性的体现，而普鲁士王国则是绝对观念、理性的最高体现。如果说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依据黑格尔本人的发展学说，证明了普鲁士王国并非绝对理性的完满体现，它还有待于发展，那么，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斗争，已使马克思逐步看到作为当时德国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原则与现实的矛盾，看到了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原则发生了怀疑。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仍然把国家看成理性的体现，但他通过接触现实生活，通过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已经日益清楚地看到，社会上存在着利益对立的不同等级，国家则是为贵族、特权者的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现实国家中的所谓自由，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特权。在国家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等级地位、物质利益。这些观点，显然是与黑格尔的国家观不同的。这就表明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主义。

稍后，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探索怎样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时，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¹⁾这就是说，要把哲学斗争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在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中发挥作用;而无产阶级只有以哲学为精神武器，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同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站在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辩唯心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黑格尔所谈论的异化、否定并不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而是在思维中进行的抽象的思想活动。他指出，当黑格尔把财富、国家政权等看成是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的本质时，他只是从他们的思想形式上去把握它们。在黑格尔看来，它们都是思想物，因而它们的异化只是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同样，黑格尔在哲学中加以扬弃的宗教、国家、自然界，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本身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国家、自然界，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等。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辩的思维的生产史。”⁽²⁾

紧随其后的《神圣家族》所展开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更是鲜明地表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坚定立场。他们证明，在人的自我意识之外，存在着有别于思维的存在、有别于精神的自然、有别于主体的客体、有别于理论的实践;存在着不以人的自我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的外部世界。这就是说，外部世界、现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东西是第一性的，一般的观念是从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思辨哲学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认为具体的东西是一般观念派生的，实际上是基督教创世说的精致化。这不仅使一般观念神秘化，而且也同时使具体的东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如果用这种先验主义的方法去考察世界，我们对客观世界绝不会有任何认识。

当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和其他旧唯物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³⁾费尔巴哈和其他旧唯物主义者主要的缺点就是看不到社会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社会现实(包括客观存在的人)，把客观外界仅仅看作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实践改变的对象，他们把认识只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单纯直观，而忽视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作用。因此，他们既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不理解人的认识的本质。忽视社会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正是旧唯物主义陷入形而上学，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因。

对于作为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意识是存在(即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在观念中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⁴⁾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产生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交换需要。例如，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各种关系的表现，而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它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而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也是现实的反映，不过它是颠倒了的反映，“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⁵⁾

在不久以后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的客观性。他指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⁶⁾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⁷⁾在马克思看来，一切事物的运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经济范畴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是由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决定的。客观事物、人类历史是运动变化的，这决定了反映客观事物、人类历史运动变化的概念、经济范畴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科学的世界观要求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进行探讨，而不能像蒲鲁东那样任意地、主观地运用范畴。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对社会生活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历史观，而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和观点却是贯穿这一理论始终的。马克思正是在这种科学立场和观点的坚实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研究的，从而诞生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巨著，同时《资本论》也是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集中体现。

根据《资本论》中所下的定义，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⁸⁾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并在此基础上作为历史过程创造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本身。

生产关系不可能给人的活动过程造成一个某种预先准备好的不变框子，这个过程在这个框子内部进行着某种不变的活动。相反，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生产的外部前提——生产关系。⁽⁹⁾同时，“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财富源泉来生产……”⁽¹⁰⁾

这样一来，生产关系也就是历史上一定的主观性质的再生产关系，即由人扮演社会角色的和适合于这些角色的社会的“典型的假面具”的特殊性的再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的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¹¹⁾

可见，“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基本的哲学史观念，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是指明构成人与人之间所有一切可能的关系的基础的这些关系，正因为它是创造整个世界历史的物质关系的:(1)对财富的物质体现的创造;(2)社会关系自身的再生产和更新;(3)历史主体本身在它的社会—个人的规定性中的创造。生产关系的物质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中的物质范畴决不能归结为实物一样，在唯物史观中的哲学的物质性的标准，也不能归结为诸如实物、需要、效用、物化以及异化等等这样一些个别的标准。在社会生产过程客观性意义上的物质性，也不能完全被归结于仅仅是生产劳动物质条件的实物性。生产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性首先在于，这些关系是在社会历史过程的现实的实践的存在中存在的，而不是在法、政治、宗教和其他思想或精神类型的这种存在的第二性复制品中存在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结构和一般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作用的后果，并不依赖于个人和集体的最近目的，这是马克思揭示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物质性的极其重要的特征。

当然，马克思从来都不是空泛地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的，他恰恰是在深入地具体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的，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的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最终造成了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即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以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现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已经分离。“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¹²⁾

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在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把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指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燃料、劳动工具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它们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仅仅是一次性或多次性地转移自己的价值。可变资本，即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因为它除了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以工资形式表现)之外，还生产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即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劳动者生产的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批判的最根本之处。因此，近代社会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根源于这种物质生产之中，正是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才导致了两大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根本对抗与冲突。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与冲突性质，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它表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而劳动产品的占有形式却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经过的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生产等的重要阶段，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也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这就说明，变革这种所有制、否定和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孕育成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被批判和废除体现了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资本论》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从根本上体现了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合乎“理性”的、“永恒”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和一切客观事物一样，也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生动地、具体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因，首先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¹³⁾反过来，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在资本主义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的转变中，再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中看到的变化。这种变化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物质动因所引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中采取的首要的办法是更细的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从而不断地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¹⁴⁾资本家的竞争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终有一天会达到为它的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那时，革命就要不可避免地到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代之。这就是如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一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的必然规律。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和法的关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做了完全颠倒的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另一些人却可以不劳而获的现象，说成是合乎天性的，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文明和秩序。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出永恒公平的理想，然后用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各种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同的东西，就是把法和其他各种观念看成是永恒的、创造一切的东西。对此，马克思批判说，他们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¹⁵⁾

与此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拜物教中，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而人类的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的形式，它就成了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由此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颠倒和混乱，在世俗事物和人们的日常关系中重新笼罩起神秘的光环。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变幻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变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把个别生产者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变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变化，商品就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即社会的物。各种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的和化学的性质绝无关系的，它原本只是人们自己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们面前却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正如在宗教世界里，人的头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生命和意志并支配着人们的命运的独立存在即上帝等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货币，这种从商品中发展出来的一般等价物，获得了主宰一切的权力，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们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产生出来的特有的观念和范畴的生动写照。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着一种粗野的拜物教。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作为资本的物化劳动不是表现为活劳动的基础和手段，而是同它相对立并支配着它的力量。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不仅看不见人和物的区别，甚至连物和生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在他们那里，“物作为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被认为是由这些物在资本中造成的，就像这些物在自己的人格化中，在和劳动对立的自己的独立性中所具有的作用一样。假如它们不再以这种异化的形式和劳动相对立，它们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就不再能够产生这种作用。”⁽¹⁶⁾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和由此引起的拜物教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意识。正因为如此，获得了某种改良形式的基督教就成为商品世界中最适合的宗教形式。基督教作为一种崇拜抽象人的宗教，主张人们的行为和命运都是根据神圣的意志在事先决定的。在商品世界里，每一个商品所有者的个人命运也是由某种在他之外的力量所主宰和支配的。他的个人遭遇完全取决于下述情形:他的商品能不能卖出去并且以何种价格卖出去，给他带来盈利还是亏损。这就是说，他完全落在他所不能控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之下，淹没在无法挣脱的竞争的旋涡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能使他得救和获得幸福。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存在的根源仍然是这样的事实:人们的苦难和幸运不取决于个人的才干和努力，而取决于他所不能控制并强加于他的盲目力量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即当作价值来对待，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一般的社会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¹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拜物教，是由于人本身转变为具有意识的但只不过是一种物，以及由于人的文明史本质上的必经过程——物的依赖性使这种拜物教达到了极限。在这里最大程度地暴露出拜物教观念文化方面的反人道主义的目的性和虚无主义。对这种观点，马克思做了尖锐的批判:“经济学家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种关系支配的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¹⁸⁾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粗俗方面，就是他们提出某种脱离人、即非人的基础作为解释原则方面彼此存在的相似之处，对这种共同点的批判揭露，提供了分析和克服许多观点的钥匙。

2．从精神到物质

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始终贯穿着从精神到物质的唯心主义路线。

霍克海默强调自己的理论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他始终坚持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不屈不挠的一以贯之的批判立场，极力使自己的理论同所谓的“传统理论”区别开来，过度推崇理论的革命性、批判性，企图否认和贬抑乃至废弃理论的科学性，甚至将理论的批判功能本身抬高到可以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吓人地位，这可以说正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不否认理论的革命性、批判性功能，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确实是以“批判”命名的，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单纯的绝对的批判对任何现存的社会制度都无济于事。要想真正对社会制度有所触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制定出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群众掌握了这种能够说服人的科学理论，才能焕发出冲天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和极大的热情，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去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即进行社会革命。总之，如果只有批判的革命的理论，不具备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没有实现这种理论的群众基础，任何革命运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话对霍克海默来说可谓一语中的:“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¹⁹⁾

阿多诺的情况与霍克海默十分相似，他同样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同样十分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认为唯物主义主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就会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这实质上就是主张精神、理论的第一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虽然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对于批判法西斯主义的绝对同一性理论具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但是，他的理论实质不容忽视，而且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倡导否定一切、绝对否定，是“崩溃的逻辑”，最终必然走向虚无主义、悲观主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与批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对人们的交往或者说言语行为起了决定作用。但是，他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科学技术。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本身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在社会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极高的社会地位，同时，科学技术还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各种变化，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普遍信奉“技术至上论”，而且，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显然，从他的这些最基本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将作为人类精神和意识活动的科学技术抬到了决定一切的程度，从而具有十分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顺理成章，他就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而且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这种他所谓的意识形态，认为批判了这种意识形态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问题。另外，他基于自己的“交往行为与批判理论”而转向语言分析，试图探讨通过语言媒介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与权力媒介，矫正人类的交往行为，以达到人类交往的正常状态，挽救和改良资本主义社会，显然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又属于十分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马尔库塞的“总体革命”和“大拒绝”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单向度的人”的理论基础上的。“单向度的人”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和问题，但是总体上是不符合实际的，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臆造色彩。因此，他试图在这种理论基础上通过唤醒人们对自己单向度的高度警惕，启发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去否定、批判这个社会，而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科学分析，也不去进行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际的经济、政治斗争，就有精神、意识决定存在的强烈色彩，属于十分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所以，他据以倡导的“总体革命”和“大拒绝”，只能因为缺乏坚实的现实依据和阶级基础，只能以失败和落空而告终。

弗洛姆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部分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为武器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因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支配已经被消解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人性和人本身已经完全扭曲和异化，资本主义社会早已是一个病态社会。为了救治这种病态社会，就必须对人的精神和病态心理结构进行分析、治疗，而且尤其要关注人的非理性因素，这一切显然具有强烈的主张一个社会的精神因素决定一切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虽然他力图在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实现某种“综合”或“互补”，但他最终仍然回到了他自己擅长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领域。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失败的、徒劳的。

3．结论

总之，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世界观上讲，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从总体上讲的唯心主义的分析批判。在这种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上，最终的观点只能是，一个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否定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只能是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和救治，达到所谓的更加符合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社会阶段，名义上主张社会革命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并不主张否定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唯心主义性质，更准确地讲，是指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更多地停留在观念、思想和概念的层面。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固然源于研究的目的，并将批判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现实，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是超然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旨趣的。他们试图把各种批判转变为一种革命性的实践力量，从而使大众、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唤醒他们的反抗和批判精神与阶级意识。同时，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反对传统人本主义脱离社会、空谈人性的做法，反对传统人本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从个人的现实生活中去研究人性、人道、自由等问题，注重社会与人的相互影响，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弗洛姆说:“理解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判的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²⁰⁾这就说明，我们必须在明确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所具有的唯心主义性质的一般世界观结论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倾向，甚至具有某种唯物主义意味，这才是更加全面而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