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与人生观

一、方法论与人生观

一般的哲学教科书都将哲学规定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而所谓世界观，就是关于世界的总体性观念。但世界这一概念往往又被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把“世界”理解为包容一切的存在，这样理解的“世界”自然也就包括人自身在内;但“世界”也往往被理解为人或主体之外的存在，这样理解的“世界”便不包括人自身在内。在前一种意义上，所谓“世界观”便是关于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世界的总体性观念，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所谓“世界观”则只是站在世界之外的“观世界”，而关于人自身的总体性观念则成了与之相对待的“人生观”。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常说哲学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但这种用法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故在本文中，我们只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和“世界观”概念。但后一种用法中蕴含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人自身并不简单地是世界万事万物中的一种事物，而是与外部世界相对待的主体性存在。关于人自身存在的总体性观念的人生观也不同于关于其他事物存在的观念，而是有着能与整个外部世界相对待的主体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世界划分为人或主体的世界以及与之相对待的外部世界或客体世界。与之相应，我们可以将人类生活实践划分为处理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生活实践与处理我们自身关系的生活实践。前一类实践可一般地称为“做事”，后一类实践相应地可称为“做人”。当然，这两类生活实践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别地进行的，但我们可以从观念上将其分别开来。从哲学的功能上看，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其意义就在于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即作为最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指导人们“做事”和“做人”。这一指导人们生活实践的世界观，分开来看，就分别是“做人”与“做事”的最一般指导原则。“做人”的最一般指导原则当然就是人生观，而“做事”的最一般指导原则，在世界观的后一种意义上当然可称之为世界观，但为避免概念混乱，我们将之称为方法论，即“做事”的一般性方法。这样，从哲学的功能上看，人生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就构成了总体的世界观。

“做人”与“做事”的指向各不相同。“做事”要讲究成效，故其追求的是功利性的结果;而“做人”，无论其主体是个体还是群体，讲究的则是某种价值理想的实现，故其追求的是某种人生境界。“做事”的目标既然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成功，则其是否成功便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外部世界的规律性，因而关于“做事”之哲学的方法论也就不能不以指向事功的现实性为原则。“做人”的目标既然是人主体所追求的某种境界，则其是否成功便不仅受制于外部世界，而且还主要地受制于人内部世界或境界之高下;而境界总是一种非现实的理想，因而“做人”之哲学的人生观也就自然地以指向非现实之境界的理想性为原则。

“做人”与“做事”虽然指向各不相同，但在生活实践中却又是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人作为一种源于自然界的生物，不能不与他人合作并通过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来维持生存并谋求发展，因而就不能不致力于事功性的现实生活，即不能不“做事”;但人作为一种赋有意识(通过语言)的存在物，他又具有在思想中构造理想生活的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将理想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即不能不以某种方式“做人”。同时，只有“做事”，人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做人”，因而“做人”以“做事”为前提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人立足于现实生活而又追求理想生活，理想因而便与现实生活关联了起来，赋予了现实生活以某种意义，这样，人的生活才能超出普通生物界，具有人的规定性。在此意义上，对于人类而言，“做人”也构成了以人的方式“做事”的前提。不能“做人”的人，也就不能以人的方式“做事”。于是，在人的生活中就具有了现实性与理想性两个层面。从而，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中也就有了方法论与人生观这两个既具有不同指向而又互为前提的层面。

不言而喻，如何处理现实性与理想性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这当然也是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哲学对现实性与理想性问题的处理，若从抽象的形式上看，是如何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但若从具体的实际方式来看，也可以表现为在二者关系中对其中某一方面的侧重。而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可能取决于哲学家个人的生活倾向，但更可能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所提出问题的引导。在正常情况下，现实性与理想性两种生活原则一般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中;而在非常的情况下，则可能导致某一生活原则被极大地突出。一般而言，当人们的现实生存发生危机之时，自然而然地会突出现实性生活原则，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方法论问题被人们所特别重视;而当现实问题被基本解决，人们的信念由于生活世界的变迁而发生危机之时，理想性生活原则就会被突出，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人生观问题会成为一个被大力强调的主题。当然，这不是说在这种特别时期人们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而完全放弃另一个方面，而只是说其中一个方面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事实上，由于理想性与现实性两个方面的互为前提性，对一个方面的关注是必然地要牵涉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因而，所谓突出，只是说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而非弃另一方面于不顾。

若上述关于哲学功能两个方面关系中侧重点因社会生活变化而变化的说法能成立，则我们可以此为参考框架去透视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并希望由此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