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一、科学与人文之争在中国的回响：“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

1.思想根源与文化背景

1919年5月4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加快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新文化运动崛起的标志是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该杂志是由陈独秀创办的，其宗旨是“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主张以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盲从、迷信和独断。

然而，正当陈独秀等人满怀信心掀起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时，西方近代文化却已笼罩着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危机感，西方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科学与文化。O·斯本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道：“科学在自然的图像之中——驱除了不同的人为特征，可是到了最后，它手中自以为是纯粹的自然，却其实是人性的本身，纯粹而完整的人性。……但是如今，胜利的怀疑主义已经兴起，而在科学时代的落日余晖中，云彩已经消失，早晨的寂静风景，已经再度出现，格外分明。”⁽¹⁾加上受战后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科学的功用和价值在中国开始受到怀疑和挑战。

1919年初，梁启超作为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访问和考察了欧洲。归国后，梁启超传达了西方人有感于世界战争的痛苦而发出的“科学破产”的感叹，也带回了西方人对奠立在近代科学之上的功利主义人生观的反思。他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固然推动了政制的革新和生产的发达，但社会上的祸根，也就从兹而起，他把这一切归结为“科学万能”论的影响。1920年3月，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长文“欧游心影录”中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²⁾

继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之后，1921年，梁漱溟演讲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此书中，梁漱溟对那种逾越本分的科学概念表示出了相当的不安，认为科学本身就含有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如果不对它加以必要的节制，相反如同新文化派所主张的那样，把科学的功用无限放大，乃至用它的方法来指导和解决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一切宇宙人生问题，涵盖文化的各个层面，那么，其结果不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成两者之间的紧张，自然被人征服，而人又成了自然的奴隶，甚而会使人放弃对生存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导致人性的丧失，本来富有情感的人，将变成一味追求物欲的动物。他指出，近代西方文化所暴露出来的那些贫富不均、人情淡薄，“谁同谁都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是如此”的等等弊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科学主义所造成的苦果。

梁启超和梁漱溟都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学者，尤其是梁启超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以他那敏锐的思想和生花的文笔执思想文化界之牛耳，他们对科学的功用与价值的怀疑和挑战，就很自然地引起了社会的一定反响。

2.论战：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

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的演讲。1923年2月，他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由于人生观具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所以“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同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指斥“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这场争论因此得名为“科玄论战”。他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人生观要受论理学（逻辑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张、丁两人往复论辩，胡适、梁启超、王星拱、唐钺、张东荪、范寿康、吴稚晖、林宰平等名人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论战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也著文参战，主要支持了科学派反对玄学派。

张君劢的演讲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他声称：“人生观之中心点，是曰我。”是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以外之人”有所要求和主张，“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又与科学作一比较，断定：“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学（逻辑学）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类之单一性”。通过比较，张君劢得出结论：由于“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³⁾。强调人生观“绝不为科学所支配”，要解决意义问题只能依赖于玄学，明确提出了自由意志的人生观，以承继自孔孟以至宋元明理学家之“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的传统。

与玄学派严于科学和人生观之分并强调科学的界限不同，科学派则注重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在他们看来，科学的作用范围并无限制，从物理对象到人的意识，无不处于科学制约之下，人生观也同样不能例外。当时与张君劢同在北大任教的丁文江强调：“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而在它的方法。”⁽⁴⁾“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的。”⁽⁵⁾

丁文江还论述了科学对树立人生观的积极作用，他深信“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他针对张君劢所散布的科学的特点是向外的、物质的、机械的观点，指出：“科学不但是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调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确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祥、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⁶⁾

化学家王星拱论争说，科学所凭借构造起来的，有两个原理：一是因果之原理（causality），二是齐一之原理（uniformity），“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⁷⁾。

数学家任鸿隽指出：“人类之所以进步是由于知识的进步，而知识是由科学方法求得来的。”⁽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他认为人生观就是要求外物与内心的调和，“物质界的智识愈进于科学的，而人生观之进于科学的，亦与之为比例。关于这一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物上的进化论”⁽⁹⁾。

吴稚晖认为人与牛顿物理科学所展现的其他自然事物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提出并论述了科学人生观。认为人生仅是“宇宙大剧场”中的一幕⁽¹⁰⁾。在这一幕中，神、灵魂或上帝没有自己的位置；一个人要在其中扮演好角色就应通过科学发现来创造文明，拥有新道德；人的本能是吃饭、生育、交往，科学对这三方面都能重新明确地予以解释。科学是迅速增加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产品的惟一途径；科学可使人从无数痛苦和社会习俗中解脱出来；科学赋予社会交往的规范以理性的意义。

胡适宣称：“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¹¹⁾认为“人类今日最大责任与最需要是把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科学的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¹²⁾。胡适指出：“科学的人生观”有两个意识：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¹³⁾。并列举十个方面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轮廓：

①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②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③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④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⑤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⑥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⑦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⑧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化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⑨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⑩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¹⁴⁾。

如果说胡适提出的这10条是“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层含义——“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那么“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二层含义——“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则要求：（a）打破笼统的“根本解决”，认清特别的、个体的问题，人生问题都是个别的，没有笼统的问题，故没有笼统的解决；（b）从研究事实下手，不要轻易信仰，对于传统的风俗、制度、习惯，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要先疑而后信；（c）一切原理原则，都应看作是假设的工具，而不应视之为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自己的一切主张也应看作是待证的假设；（d）用实验的证据来试验那提出的假设，用实验的结果来坚固自己的信心，来消除别人的疑心和反对；（e）科学的思想是解决个别问题的，已经得到的解决，就必须实力奉行⁽¹⁵⁾。

3.简要评价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是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世界性文化主题。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这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实际上是现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冲突在中国的延伸和继续，是对20世纪人类检讨反思理性这一世界性浪潮的回应。

首先，与玄学派对科学的责难相对，科学派为科学辩护，是这一次“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所以发生的动机。正如科学派的重要人物胡适在论战中所明确表明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¹⁶⁾

其次，无论是玄学派还是科学派，其各自的观点都不能绝对地进行“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毋宁说都具有片面的真理性，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两者是可以整合和互补的。玄学派面对科学理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重在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合理价值的发挥与认同，科学派则着眼于中国与西方发展现实的落差，反对玄学派贬低科学方法、提倡“玄学”，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无疑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思想启蒙；玄学派重在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之种种弊端，以此证明学习西方文化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择优而取，即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和本体，而科学派则重在揭露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以此说明中国确有向西方文化学习，用西方文化批判改造乃至取代中国文化之必要。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上看，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一历史的要求上看，玄学派的主张和观点未免是落后的、片面的。但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某些基本论断，例如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根本区别，心理、生物特别是历史、社会领域与无机世界的因果领域有性质的不同，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和强调等等，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科学派认为科学人生观的核心，即是求真：“我和物是分不开的，我是物的一分子，物是我的环境，所以科学的人生观，就是要求真实于生活之中。”⁽¹⁷⁾人生作为展开于生活实践的过程，固然离不开事实的认识与真的追求，但它同时又关联着善的向往和价值的关怀；科学派将人生之域纳入科学认知一隅，以事实的察辨取代价值的关怀，并把向善消解于求真之中，无疑使人生过程变得片面化了。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也无论科学方法如何完善，人和人生问题始终都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它不是科学发展所能完全解决得了的，人的情感的慰藉，也不可能于科学中求得。

当时，人们对此次论战的评价就很高。胡适称之为是“空前的思想界的大笔战”。“六个月的时间，二十五万字的煌煌大文，大吹大擂地把这个大问题捧了出来，叫乌烟瘴气的中国知道这个大问题的重要，——这件功劳真不在小处！”⁽¹⁸⁾梁启超也说：“这个问题是宇宙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可庆幸的现象。”⁽¹⁹⁾同时，科玄论战的影响很大。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论战大体有四次：第一次是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反孔，第二次是东西文化论争。这两次论争均为“大战的准备”，而第三次论战即科玄论战才是真正的“大战突发”，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论战”⁽²⁰⁾。并且由于陈独秀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写的“序”中向胡适挑战，又为下一次思想论战即“中国社会史论战”埋下了伏笔。从那时起一直到40年代，有关评价科玄论战的文章著作屡见不鲜，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