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在1919年7月开始至1920年1月发生的“问题与主义”论争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思想，明确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同时，在论战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必须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会使理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但在此次论战中也存在着论战影响不大，马克思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某些观点批判不力的不足。

1.论战的一般概况及胡适的基本观点

“问题与主义”之争，始于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关于文章的针对性问题，胡适本人在1922年6月《努力周报》第7期发表的《我的歧路》中说:“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胡适提出要反对空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在反对空谈一切主义时，自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接着，蓝公武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反对胡适的看法，但由于以唯心史观分析问题，故未能击中要害。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对胡适的观点予以反驳，论战由此展开。随后，胡适又于8月间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还在12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企图把新文化运动限制在纯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把革命青年引向故纸堆，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继续宣扬其“一点一滴的进化”的改良主义。李大钊则于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相继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篇文章，对胡适的观点继续予以反驳。至此，论战便基本上结束了。此后，虽然双方仍在表述各自的观点，如，李大钊于1920年8月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会“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功也”。^[2]但主要已不是像以前那样采取论战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规模并不限于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论争。论争开始后，一些重要社会组织，如少年中国学会也就此问题展开了争论。

胡适在此次论战中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认为空谈主义存在着严重弊端，要人们多研究问题，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胡适在说明宣传“主义”的“危险”时，一再以社会主义和“过激主义”为例，企图使人们相信，凡是宣传社会主义都是用来“骗人”的。第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效果，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胡适强调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后，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与产生马克思主义时的德国，在时势情形和政治的状态方面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第三，反对用革命手段对中国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主张用对中国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他明确地说:“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3]因此，他劝导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其真实目的是要用改良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问题。所以，他主张用平稳的办法改造社会，来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问题”。^[4]

2.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改良主义的批驳

针对胡适的谬论，李大钊予以严肃地批驳:

第一，改造中国社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李大钊针对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明确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就应该设法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使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发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5]李大钊清楚地揭示了问题与主义之间不能分离的关系，即宣传主义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以主义为指导。李大钊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6]这样，驳斥了胡适将“主义”与“问题”对立起来，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第二，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李大钊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还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国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7]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胡适派否认真理的普遍意义、宣扬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谬论，并开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思想。

第三，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有待于社会的根本改造。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证明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必要。他指出，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还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情况加以论证，指出:“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8]

第四，用革命手段对中国社会实行“根本解决”。李大钊在论述了经济基础的变动是社会变动的基础后，指出经济制度的改造不能消极地等待其自行实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完成。李大钊在论证对社会问题进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之后，接着指出:“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9]可见，李大钊的这段论述是很深刻的，明确地告诉人们，尽管经济制度的变动是必然的，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到实际的工人运动中去，开展反对现存制度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革命。这有力地反驳了胡适的一点一滴改良的论调。

3.“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意义及存在的不足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进行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场论战，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改造的问题。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驳了改良主义者的错误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论战的结果，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广泛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理论本身的探索进入到将这一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社会实际的阶段，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尝试。

论战的另一个结果是使新文化统一战线进一步分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线，纯洁了队伍。这次论战是在针对封建军阀统治，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前提的情况下进行的，总体上来说，这场论争是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一场斗争。胡绳曾说:“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争，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10]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使新文化运动逐渐发生分化，已改变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已开始分化，“问题与主义”之争加剧了这种分化。在论战接近尾声时，胡适于1920年底大肆攻击《新青年》，污蔑《新青年》几乎成了苏俄的汉译本，要求它“声明不谈政治”，或者停办。胡适的无理要求受到李大钊等人的驳斥后，胡适便于1921年2月与《新青年》编辑部脱离关系，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这种分化在知识界有很多表现，如，以傅斯年、罗家伦为首的“新潮社”就开始向右转，成为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人物。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发生分化，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字等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琦、李璜等人则成为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分子。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仅一年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陈独秀此时标榜不谈政治，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几乎都未参加论战。因而，使这次论战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受到了限制。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有限的，尚不能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改良派的某些谬论(如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中国)的批驳不够充分;对他们宣传的庸俗进化论，则没有进行正面地直接批判。当然，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不足，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特点。但是，在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实践经验又缺乏的条件下，能做到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和理论基础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