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年代转折与中国

全球视野中的—年代转折与中国

正是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乃至愚昧/文明这一同构的意识形态框架，被一种由单一民族—国家视野所划定的“内部”/“外部”的空间想象中，包含着我们应当去深入理解的80年代文化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以传统/现代框架批判50—70年代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思维模式，恰是由对中国在70—80年代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位置的判断衍生出来的。对这个中国主体位置的关注，也正是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角度会特别着力地加以考察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中国/西方这一意识形态框架，置于某种全球视野当中加以考察；而考察的关键切入点，则在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以及这一转折过程中，“中国”这一主体位置的变迁。

对于70—80年代的转型与“新时期”的发生，从中国内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诸因素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关于“四人帮”的文化专权，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或停滞，关于中国社会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强控制而处在沉闷、紧张与酝酿反抗的状态中，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文革”后期的某种社会现实。可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状况，使得“人心思变”，也使得“思想解放运动”以破竹之势迅速得到全社会的呼应。但这种描述本身，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它使人们忽略当时复杂的多方位的历史因素，而将以“改革、开放”作为指导原则的政治改革视为“历史的必然”。而如若我们尝试去考察历史“现场”的不同侧面的话，应当说这个“历史的必然”却是多种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或许正是在这里，用得着福柯称之为“谱系学”的历史考察方法。福柯批判那种关于历史“起源”的神话，认为“寻求这样一种起源，就是要找到‘已经是的东西’”；而他所谓的“谱系学”，则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将标识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或者，完全颠倒过来，标识那些错误，拙劣的评价，以及糟糕的计算，而这一切曾导致那些继续存在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物的诞生；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11]。按照这种方法去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出现，也就要撇开那种按照“已经是的东西”去在历史中寻找其起源，将历史解释为连续性过程的观照方式，而应当去探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同社会因素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与耦合关系。具体到对“新时期”的考察，如果我们始终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内部视野中讨论问题，把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仅仅解释为对“文革”暴虐历史的合理反抗的话，显然并不能呈现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

尽管这里并不打算对70—80年代的转折作一番历史学的深入描述与考察，但进行批判性历史考察的一个关键维度，却必须首先提出。这就是应该注意到，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与全球性的历史转折同时发生的。1973—1974年开始，二战后在全球形成的稳定的“冷战”结构和地缘政治空间格局，从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到第三世界国家，此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对资本主义阵营而言，在经济方面，这是20余年以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黄金时代”转入衰退的时期，具体表现为能源危机与金融动荡，以及一种以资本全球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消费方式开始形成。这也是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开始登台，与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浮现的时期。就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按照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的说法，“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毛病”^[12]。经济停滞、官僚机构臃肿、与东欧关系的紧张，以及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展开的“第二次冷战”，这些因素迫使苏联发起了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其原则看似与中国相同：“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开放’”^[13]。而曾经在60年代被作为“世界革命”希望的第三世界国家，在70—80年代的转折中，不仅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而且在50—60年代反殖建国浪潮中构建的民族—国家这一独立政治形态本身，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与挤压，而与社会动荡以及不断扩大的全球两极分化联系在一起。总之，如果说在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遭遇到深刻的危机而步入转折年代的话，那么这也正是全球国家体系因共同的危机而导致的转折时期。

从一种全球关系的角度来看，60年代的中国被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部”而遭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排斥与封锁，在很长时间也被视为“革命的20世纪”继苏联之后在东方国家中取得的最大成功。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60年代，中国还因其与资本主义世界“脱轨”（或译“脱钩”）、并对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而被视为第三世界“另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典范。^[14]这也就是说，尽管50—70年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先是美国的层层封锁，接着是苏联的威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真如80年代新启蒙文化思潮所描述的那样，是处在“闭关锁国”状态中的夜郎之国。相反，恰恰是当时的全球国家关系体系，从不同层面决定了50—70年代中国的政治决策和社会运作方式。即使是中国国内发生的那些看似与国际关系并无关联的历史事件，事实上也必须被纳入全球关系格局中加以考察。

那么，如果拉大视野，从全球体系的角度观察70—80年代的转折，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意味着中国所面对的“西方”，不再是所谓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二战后为对抗社会主义而自我调整的、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个资本主义世界，而是一个“全球化”的“新世界”。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在他那篇富于理论创见的文章《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中提出，终结“文革”和中国式60年代的关键原因，不仅在于“文革”作为一种革命思想自身存在的危机，以及这种实践在国内引发的深刻社会矛盾，更在于全球关系结构在70—80年代之交所发生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所在，是资本主义自我更新与自我创造为一种“灵活累积”的全球形态，它不仅越过了“冷战”界限，而且也使第三世界国家卷入其中。更糟糕的是，这种“全球化”首先使已“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并处于边缘—半边缘位置的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为资本主义中心国70年代初期的能源危机与金融危机“买单”。霍布斯鲍姆这样写道：“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注）最头疼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像两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之外，因此也免疫于当年的‘大萧条’。如今它与外界的牵连日重，自然无法逃遁于70年代的经济冲击。欧洲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苏联，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竟成为黄金时期之后大危机下的真正牺牲者；而‘发达市场经济’虽然也受震荡却终能历经艰难脱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击（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15]同样的危机未曾直接冲击70年代中国的原因在于，此时的中国仍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外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始终处在这个资本市场的“外部”。一种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已经有了前30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资源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16]。这也就是说，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单位的发展前景而言，它必须进入更大的交换市场才能进一步发展，并且它已经具备了进入更大市场的条件。这也为中国的“开放”政策提供了内驱力。而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60年代处在美苏两大霸权国的封锁和威慑之下的中国，处在一种类似于30—40年代延安的窘境当中。尽管“文革”的诸多激进政策是以继承“延安精神”和“延安道路”的方式而提出的，不过在完全丧失任何外援的情形下，“文革”中的中国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壮举，反而使自身陷入发展的难以为继的困境中。这才有了70年代初期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加入联合国，并在70年代后期正式与美、日等国建交，主动纳入“太平洋经济体系”等一系列变化。

显然，身处7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转折的时期，中国的问题不是在“开放”与“闭关锁国”之间自主地选择，而是以怎样的方式加入全球化的市场扩张体系当中。7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曾被1975年第1期的《摘译》杂志做了专刊报道。在当时的中国激进派看来，这次危机不过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病入膏肓，回天无术”、“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路表现。^[17]而事实上，在70年代初期，在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就“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开始了对重偏斜的工业结构的大调整，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化肥使用量猛增，农产品产量翻番，“的确良”、洗衣粉，以及电视、洗衣机和冰箱“三大件”都是伴随着这次“开放”而在中国出现的“新事物”。1976—1977年，华国锋时期曾提出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并预期借助世界性的“油元”猛涨而通过“上它几十个大庆”来偿还债务。这也就是被后来所称的“洋跃进”。^[18]经济学家温铁军认为正是上述现象导致了80年代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大胆的判断：“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面的不同一般都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19]如果这个叙述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关于“新时期”和“新启蒙”叙述的历史考察，便可获得一个有效的批判性支点。

从表面上看起来，“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中国，都经历过一个由世界体系的“外部”向“内部”的转移，由“封闭”转向“开放”历史过程，这正是“新时期”将自身确定为“第二个五四时代”的历史依据。不过，这种历史观察所忽略的，恰恰是“五四”前的晚清帝国和“新时期”前的50—70年代中国这两者的不同。50—70年代并不是回复到前现代的封建时期，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展开“另类现代化”实践的时期。也因此，中国在70—80年代转型中对现代化方案的调整，与其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启动，毋宁说这仅仅是基于民族—国家的内部视野而作出的将西方视为理想现代化道路“典范”的、带有明显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启蒙主义”阐释。如若跳出这种内部视角，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缘位置和处境出发来观察问题，或许可为理解80年代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提供更准确的阐释。也只有纳入这种批判性的全球视野，才可能使我们对西方（也包括50年代的苏联）现代性规范，以及当代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和特殊性有充分的了解，而所谓“现代性”内涵及“现代化理论”所携带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也才能够得到清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