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视野中的当代中国问题

总体性视野中的当代中国问题

1990年代后期以来，汪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研究造就了他作为思想家（或用他自己的说法“批判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位置。阅读汪晖这些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就在于他跨越学科界限而总体地回应中国问题的能力。或许，以是否跨越学科界限来描述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一种准确的方式，因为汪晖跨学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操演不同学科的语言而展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而是因为只有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才可能全面把握问题的不同侧面。因此，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各个学科相加，而是首先需要打破那种19世纪式的西方社会科学分类体制，才可能把握到对象自身的整体性；但这也并不是回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那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总体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传统的批判性重构；某种程度上或可将其概括为一种重构的政治经济学视野。这当然也不是说他的研究沦为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构造，而是指唯有在这种总体视野的参照下，对当代情境中具体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才成为可能。

这种思考特点，格外鲜明地表现在汪晖的三篇重要论文当中。在1997年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371]（以下简称《当代中国》）之前，汪晖在许多人眼中，还是一位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的新锐学者，以研究鲁迅和现代中国思想著称。正是在这篇被称为引起了90年代最重要的一场思想论战的文章中，汪晖表现出了杰出的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总体把握能力。他是把80—90年代中国知识群体作为整体的“思想界”来把握的，这个“界”涵盖的不仅是人文学界的研究，也包括了社会科学领域那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这种研究方式按照一般的学科分类应称之为“思想史研究”。这曾经是80年代的重要研究方式，特别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社会问题间的互动。不过，90年代后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边缘化，思想史研究在不同层面上面临着质询，并逐渐沦为学科体制内部的一种专业研究类别，而丧失了80年代的那种冲击力。这一变化曾被李泽厚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而汪晖正是以突破思想史研究的内部视野，重新建构思想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来作为他召唤“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开端的。在《当代中国》的续篇《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下简称《再论当代中国》）中，汪晖进一步把80年代后期的社会运动，纳入到对当代中国思想的讨论视野中，强调知识界的理论活动与制度创新、社会民主实践间的历史关联。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而意味着他不再将讨论的视野局限在知识界内部，更关心从总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来探讨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实践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汪晖2006年完成的重要论文《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以下简称《去政治化的政治》），可以视为前两篇文章的进一步推进。这三篇文章首先在讨论对象上有着关联性，即它们都把“新自由主义”及其变奏形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讨论的都是当代中国问题，所论历史时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如果说《当代中国》讨论的主体是80年代知识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在90年代的衍生形态，那么《再论当代中国》阐释的则是80年代如何终结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起源，而《去政治化的政治》则侧重讨论60年代（即“文革”）的历史意义与80—90年代主流政治形态的形成。就其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批判思路，这三篇文章也有着内在的层层推进关系。如果说《当代中国》主要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上，展开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内部清理的话，那么《再论当代中国》则力图揭示出隐含在思想问题背后，那个“真正”需要去面对并回应的社会问题，以及知识群体的批判性思想实践如何可能。但是，这时社会问题与思想实践之间的转化关系还没有作为讨论的重心，而这一点则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阐释“政治”内涵的基本框架。后者格外突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问题具有“霸权的多重构成”这样的历史特点。它把讨论重心放在阶级、政党与国家这种“短20世纪”的主要政治形态上，进而思考90年代后新的政治实践如何可能。

总之，如果我们把汪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落实在对这三篇重要论文的考察的话，可以看出，汪晖的探讨始终是在一种总体的历史—社会视野中展开的。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了汪晖把握和回应中国问题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广泛影响。因此，解读汪晖，首先需要对他这种总体性视野本身做出分析。需要讨论的是：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在汪晖这里如何可能，它基于怎样的现实问题的判断而提出，这一思路的具体展开过程是怎样的？进而，这是一种过时而老套的“宏大叙事”，还是一种新的知识运作与思想批判的路径，即结合中国问题复杂性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这种总体视野可以展示一种新的批判性思想/政治实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