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透视

第四节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透视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虽然它在终极理想层面和主导地位上并无动摇，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等社会实践的变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困惑

（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惑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三次冲击和挑战。

1.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误读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它是科学的、客观的，但是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有一定的差距。人的认识水平、能力和认识程度要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不一定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很难一眼看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总是具有主客观的局限性和相对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总是与那个时代的历史分不开的，是时代与实践的产物。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正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经历冲击和挑战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一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见和误解，这些偏见和误解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主观“再改造”，以及对社会主义实践状况的误读。

这种困惑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部分人浅层的信仰，缺少根基的困惑所带来的迷惘，使一部分人止于思考，人浮于事，对马克思主义的狂信变成了不信，对新的理论持观望态度，成为不得不生活在主导意识形态下的得过且过的“非意识形态”人。

2.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理论的厘清与再认识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浩如烟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不同时期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会有一定的差异，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问题也做出过不完全一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在经典著作中对某些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过适合那个时代的针对某个事件的重要论述，但或是非概括性的，或是非系统性的，或是批判性、否定性的，这使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理论研究中较为困惑并容易产生歧义。这些困惑隐藏于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曾说却未曾系统说清楚的问题。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回到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厘清和再认识就至关重要。

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构建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时代与实践的发展，要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些理论作出时代与实践的构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包含某些具有理论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精辟、深邃但现在已显得不重要和过时了。另一方面，时代与实践发展中的新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些尚未涉及，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适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是改革与创新的统一。

邓小平指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念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39]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理论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和实践构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挑战，需要后继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述。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惑主要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惑，是在时代与实践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是在困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审视、坚持、继承和发展，它既为大多数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识，也使一部分人成为了缺少精神家园的流浪者。这是时代转换中的现实问题，是正常的。正确的态度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0]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和使命。

（二）现代社会中价值选择的困惑

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惑在实践中会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价值评价模糊、价值选择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躲避崇高

崇高是自古以来人们精神追求的终极境界，但是一部分人在追求崇高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崇高的异化。“把崇高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把崇高的历史性内涵异化为统治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种种僵化的教条和崇拜的偶像。”^[41]在当代中国，崇高曾被异化为对领袖、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文字与教条以及人们习以为常的却并非崇高的纲常伦理和观念的神圣化，当异化了的崇高的光环被抹去，追求崇高与崇高异化的深层矛盾便表现出来。当一部分人无法解决二者的矛盾时，人们宁愿对崇高敬而远之。现实社会的主要表现就是政治责任感的消失和个人使命感的远逝。一部分人从过去那种“政治统摄”“大鸣、大放、大跃进”的精神状态中摆脱出来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远离政治”为清白，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原则，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成为一部分人不以为然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过去统摄人们思想的性质，一部分人拥有的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距离，人们似乎失去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心态。

2.个人主义涌现

当崇高远去，一部分人缺少对理想信仰的追求，缺少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的视野中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用个人否定社会，或用社会践踏个人，甚至用自己否定自己；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出现了矛盾和偏差；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扭曲；只有利害观，没有责任感；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物欲膨胀，善恶标准欠佳，个人主义涌现，社会凝聚力弱化；关注自己，忽视社会，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必然现象。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制度的健全、思维的成熟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进展及社会良好氛围的影响，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3.非理性思维膨胀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它应建立在理性之上，受理性的制约和调整。当崇高远去，个人主义涌现，一部分人出现信仰困惑、标准缺失的时候，他们往往拒绝理性、游戏人生、不要规则、耻言理想，主要表现为：“以感觉取代思考；以市场取向代替人生信念取向；以潮流的选择代替自主性的选择等。”^[42]

4.人生评价困难

随着崇高的远去，个人主义的涌现，非理性思维的膨胀，一部分人的人生评价出现了困难。当面临社会选择、人生困惑之时，一些人现实生活中没有根基和目标，生活困顿、思想震荡，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甚至无法知道“为什么这样”“应该怎样”，缺少人生价值评价的标准、行为选择的原则。主要表现为“漂浮式的生存方式”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正如孙正聿所言：“失落了‘理想’就是失去了目的，失落了‘信仰’就是失去了动力，失落了‘道德’就是失去了人伦，失去了‘传统’就是失去了依托，失去了规则就是失去了尺度，失落了‘崇高’就是失去了尊严，‘怎么都行’只能是一种‘没有标准’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在这种‘没有标准’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中’，人们怎么能不深深地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43]

（三）多元文化冲击与选择的困惑

思想解放、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了各种文化的蓬勃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着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伦理性文化的复兴；政治性文化与经济性文化并存；西方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涌入；新左派、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就使得中国社会在文化意识领域呈现两种状况：一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格局和自由选择观念的文化心理状态；二是一部分人出现自由选择的困惑，呈现出“不能承受之轻”的心理状态。这时最关键的是应加强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导，人们就会选择并逐步树立先进的人文精神、形成进步的社会风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注意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应是“一”与“多”的关系，是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关系，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就会有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的问题，需要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摸索，而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面对多样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态度和度的界限？面对日益发展的内涵丰富的众多学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与时俱进，共同发展与创新？面对多层次的意识形态格局，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如何引导、调控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如何正确处理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关系？如何引导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及其关系？如何兼顾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交融？这些问题的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问题，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发展。

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华民族文化是多元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经沧桑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以中华传统文化或称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和支柱。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根植于西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的特点，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指南它又具有普适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必须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行。但是这种结合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其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结合还是取代的问题。有些人认为：结合就是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和拒斥中国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这种观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二是如何“和而不同”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难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明证。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却不尽如人意，相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民族文化接二连三地遭到否定、贬低、批判、忽视，从五四运动的否定批判到改革开放崇洋媚外，中国的民族文化屡受打击而呈现边缘化状态。

（四）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困惑

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里，体制的转轨和观念的变革，使人们的心理、行为适应过程出现一些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读的纠正、厘清与时代建构是转型时期的历史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也不会在一朝一夕完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也面临着新问题。正如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4]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的是方向，给予我们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如何在新时期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则要我们自己去探索，返回经典而不是走教条主义的老路，是建设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思想震荡的时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经过发展和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与舆论控制的困惑

意识形态依托信息和通讯系统而广泛传播，形成了舆论控制和政治影响，这正是信息社会的特点。在全方位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信息网络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网络进入大众生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5亿，达到5.13亿。域名总数为775万个，其中，CN域名数为353万个，网站数达230万个。同时，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其中3G用户达到1.28亿户，全年净增8137万户，3G基站总数81.4万个，全国部署的无线接入点（无线AP）设备已经超过300万台。3G和Wifi的普遍覆盖和应用，推动中国移动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45]然而，目前国际互联网上的信息90%以上是英文信息，且80%以上是美国提供的，中国的网站仅占世界独立域名网站总数的0.07%，网络信息输出量仅占全球互联网信息总流量的0.05%，而美国输出、输入流量两项指标均超过85%。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渗透工具，很难遏制其跨越国界的传递。互联网的发展对国家间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和水平的较量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冲击着意识形态的传统传播模式，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可控制性；二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冲击了传统意识形态构建者的权威性；三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网络技术已经构成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政治斗争阵地”^[46]。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改善了人类信息环境，同时也为国际强势集团构建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创造了条件。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维度与路径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公众思想的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日益强化，因而在社会意识多样化成为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及对新闻媒体、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与建设，树立科学的意识形态工作理念，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调整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索、创立与发展过程，在逻辑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创立与发展过程是相统一的，换言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与发展过程。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使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有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大大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

1.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决定。当代中国基本的政治价值生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与普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深化，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合理性基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其提供了物质前提；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为其提供了制度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为其提供了文化国情依托。

2.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运动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必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体，除了有其价值合理性外，还有其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总结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7]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的价值性与生命力全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品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由西方走进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具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也就是它引导东方民族解决民族革命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使东方民族逐渐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实践层面上依赖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科学性的认知，并把它作为救国救民的行动指南，以解决中国社会的病症，把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变为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当代中国开创和不断推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8]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针对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问题与使命，总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问题而总结升华成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进一步巩固、深化和发展的具体表现。因此，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体，并非由个别领导人所决定，也并非依个别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犹如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必然决定了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决定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力量一样。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当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规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建设路径之一：理论创新与主体构建

1.马克思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要问题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在正本清源中的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互动，正确对待科学借鉴西方思想理论的思想资源，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际上就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衔接与结合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功能的发挥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创新，当然这种与自然科学的创新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的创新是推陈出新，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正是通过“回到马克思”而“推进马克思”。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回归马克思’就是带着当代实践的思考去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意图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因此，世界观的创新，从根本上说并非彻底修正其‘形而上’的立场，而是开辟‘形而上’通往生活界的桥梁，回到厚实的基点上则是重新铺设这一桥梁的必由之路。”^[49]理论创新离开了现实需要，就无法理解，也无法吸收。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认识资本主义，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无可回避的问题：三农问题，经济结构调整与大量下岗失业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反腐败问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等问题的解决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研究。

事实上，在“回到马克思”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要求，把握原著基本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拓展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就原著研究而言，“每一篇原著的内容、角度以至于对于问题的提法虽然都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却都在于表现了作者基本理论取向，亦即立场、观点、方法，这就使得我们在判别是否忠于原著时有据可依。”^[50]如何确定作者的基本理论立场，孙伯鍨先生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把思想的真理性奠基在再现作者的思想历程即历史的真实性上，把历史的真实性奠基在对历史客观关心及其矛盾性的完整把握上，这就是“深层历史解读”的原则。可见，“回到马克思”其实是与毛泽东所倡导的“系统而不是零碎、实际而不是空洞”的学风，以及邓小平关于“完整、准确、全面”把握精神实质的态度和方式相贯通的。这种“回到马克思”思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前提。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到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再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有关论述，以及中共中央在许多重要文献中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二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直接目标，是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合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理论支撑和精神支持。在理论研究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互动，以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和发展性的研究，提高党的指导思想研究的理论含量，使其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更多的学理支撑，对马克思主义的“硬核”作出符合科学性和时代性的新的阐释。其次，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研究及其向实践转化环节的研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同学派存在的合理性，即承认不同学派对同一社会现实从不同角度，或运用不同方法作出不同解释的价值。因此，在警惕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的同时，也要注意用其他理论与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再次，加强对现实问题背后所包含思想的研究，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种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一方面，要把党在一个阶段的面向现实的方针政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适当区分，在为现实政策辩护时，不能不经过论证和提炼，一概简单化地均称为基本理论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对现实问题研究中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和理论模型背后包含的思想，对其做出价值评价。最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相关研究，提高国际对话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停留在过去抵制西方社会思潮的水平，而应该为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提供新的内容。在指导方向上，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样化的关系，通过整合和引领多样性的思想文化，提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在价值取向上，体现党性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统一，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的渗透。

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与社会思潮的批判借鉴。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分化，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信念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既有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正确思潮，又有与历史前进方向相悖的错误思潮。但总体而言，这些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有些社会思潮完全没有进步意义。对这些社会思潮的错误观点，必须进行坚决批判，始终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参差不齐，旨趣相异，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思想资源理应纳入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野，只有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有的放矢的对话，正确对待和科学借鉴西方思想理论的思想资源，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对的主动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创新上继往与开来的结合、坚持与发展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观、发展观、改革观、创新观和群众观，吸收了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社会管理等学科的优秀成果，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前瞻性、实践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开放性特点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旗帜，就是向世人昭告：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过时，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思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3.以人为本的主体建构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出发点与所蕴含的内容是对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切。从这种基本意蕴出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取向就是从人的提升、从培养人的完整性与丰富性的目标出发，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是指意识形态塑造人、制约人;另一方面是指人创造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需向人民遮蔽什么、隐瞒什么，无需将外在于人民的思想强加给人民。换言之，人民就是它的现实主体，它就是人民的观念体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功能发挥的过程就其价值而言，就是主体建构的过程，从主体的属性来看，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具有自由自觉的活动特性；从客体的属性来看，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对象化，表现出精神生产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统一于生产劳动实践。

（三）建设路径之二：文化主导与话语体系

文化作为社会人的一种精神需求，它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道德以及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的综合反映，而主流意识形态是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的中枢与灵魂。文化是一种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社会行为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文化的共性能被各种群体以及存在明显差异的个体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另一方面，文化又能以其多样性满足个体多样化的需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面向日常生活领域，关键是对“文化主导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使人们与主导价值观趋近，逐步形成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达到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整合。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向日常生活，绝非是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淡化”“消解”，也不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极地适应生活。而是立足文化世俗化和文化传媒化的现实背景，一方面，通过政治主体意识的培育，实现对人民政治生活的引导和提升；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1.政治主体意识的培育与意识形态面向日常生活的大众化

一是政治主体意识的培育。政治主体意识是政治实践主体对自身的反省意识，是政治主体自立为政治主体并对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显示和发挥出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观念表现，是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实践活动的巨大观念力量。政治主体需要民主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认同意识和政治责任意识。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2]。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才能切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各种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做主。

积极的政治参与对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其一，可以形成政治文化的氛围，并在此氛围的熏陶影响下形成人的政治主体意识，增强主体的政治责任感，使人成为具有政治自主性和自控性的个体。其二，可以使国家最大限度地在公民参政议政的基础上集中他们的聪明才智，减少决策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其三，可以使政治监督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主体对现有政治文化、政治体系和政治领导强烈的政治认同是政治文化发挥作用、政治体系得以维系、政治领导具有权威性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没有政治认同，就无法凝聚各种政治力量，整合各类政治资源，协调各种政治关系，也就无法达到政治稳定和政治权威的集中。要在价值多元化的条件下形成全民共识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要更加振奋起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要获得长久的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局面，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作为中国权威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并在这种基础上产生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只有用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阻遏反主流政治文化的进攻，保证全民共识的科学的政治文化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才能鼓舞广大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构建占主导地位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让它内化为公民的坚定信念，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紧迫和重大的任务。

二是意识形态面向日常生活的大众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市场经济促进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而市场经济所奉行的利润原则和商品交换法则，都使人的经济利益问题被凸显出来，日常生活的质量问题被重视，以往那种禁欲主义的行为取向被摈弃，贬斥物质生活和人的感性需要的思想和行为反过来站到了被贬斥、被嘲弄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生活的价值之源就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这种现状反映到精神生产领域，便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世俗化趋势。文化的世俗化充分肯定人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现实环境下，对人的关注不是空喊什么终极关怀、价值信仰，而是要切实关注人的日常生活，改善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让人民大众得到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正是通过澄清对文化世俗化是什么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引导。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与范围具有巨大的影响，应该重视大众传播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联分析。由于现代传媒和传播工具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当代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众传媒的发展促成了意识形态现象成为大众现象。

随着现代文化传媒的不断扩大，传媒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作用更加突出。大众传媒是信息传递、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观念不断被建构、传送、强化和人们接受社会教化的过程。大众传媒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传媒不断使意识形态走进大众，实现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大众传媒和示范作用对人们的观念、人们间的关系、价值理论等起到控制与重塑的功能。传媒要形成提升大众社会意识水平的自觉，营造有益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和谐氛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属性的商品，同时又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因此要注重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不同，是一种弹性需求，特别是面对开放和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健康的精神需求，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发挥传媒对主流精神的引导和批判，通过引导和批判把驻扎在人们心中的善与美、崇高和博大激发出来。

2.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转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域分

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往往都要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实现，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而不仅仅是零星的、具体的观念。统治阶级为了确保使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要对统治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集中、系统宣传和教育，充分发挥统治阶级思想的主导性作用，以此达到整合自发的、比较零散的思想的目的。

一是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促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意识形态教育所处的社会已今非昔比，社会正处在深刻的转型过程之中。意识形态教育也总是面对特定的群体，每个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这种特点和需要就必然影响意识形态教育。面对新的社会条件和新人群体，意识形态教育必然需要实现转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意识形态教育的思维转型。在开放、多元、多变的社会和个性自主的人面前，如果没有人的自我教育参与，意识形态教育的加强和改进就难以落到实处。因此，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要关注意识形态教育体系，而且对生态系统和自我教育系统有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从个别要素上做文章转变为整体的加强和改进，实现系统优化。

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题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分化推动下，意识形态教育与党的中心任务之间也出现分化，存在着不协调因素，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其一，实现人与社会的统一。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题是人，人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主题必须进入到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题，社会主题成为对人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题规定性。其二，由人是工具向人是目的的转变。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人，是工具性的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运用意识形态教育来调动人、教育人，其目的在于服务于社会主题。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主题的真正回归，就是意识形态教育是以人的需要和发展为目的。其三，由立足于意识形态教育者向立足于意识形态教育对象的转变。意识形态教育是以人的思想行为发展为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教育的归宿和效果在于意识形态教育对象的感受和结果。所以，以意识形态教育对象为着眼点，围绕意识形态教育对象开展工作，是意识形态教育主题转型的彻底性所在。

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转型。意识形态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目标具有稳定性与阶段性统一的特征。从稳定性特征考察，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从阶段性特征考察，在党的历史的不同阶段，随着社会条件、历史任务的变化，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的形态也随之改变。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有了新的特征，社会建设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需要培养具有社会精神的人。在现阶段培养现代公民成为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目标。

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转型。意识形态教育主题转型和目标转型必然带来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转型。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应以意识形态教育对象为着眼点，以人的需要和发展为目的，以人为主题，实现人与社会的统一，这是选择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内在依据，也是意识形态教育主题和目标的体现。因此，围绕社会建设任务及其以社会建设为载体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是意识形态教育内容转型的另一种解读。

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转型。意识形态教育载体是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中间环节。意识形态教育载体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层次，即宏观载体，通过社会媒介系统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第二个层次是微观层次，即微观载体，通过人们的活动途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前者是间接载体，后者是直接载体。随着经济活动成为主要的社会活动方式，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造成意识形态教育环境的变化多样，客观上要求意识形态教育载体的转型，从宏观上主要通过社会媒介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学会利用社会媒介和社会活动开展社会意识形态教育；从微观上主要通过人们的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教育要进入其他工作，进入人们的活动和生活。

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转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的功能是通过安排意识形态教育要素，使意识形态教育资源获得最好的利用，实现最满意的意识形态教育效果。具体来说，应树立系统性、综合性、对象性的特点。所谓系统性，是指意识形态教育必须通过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来进行，必须依靠组织系统来进行，必须遵循人的思想行为发展变化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才可能取得成效。所谓综合性，是指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并发挥作用的结果。所谓对象性，是指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要以意识形态教育对象为根本出发点，在了解、理解、尊重和服务意识形态教育对象的前提下进行。对象决定方法，而不是方法决定对象。意识形态教育对象已有状况、所处环境与发展阶段、未来期待、人际关系体系等决定意识形态教育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影响甚至决定意识形态教育的成效。

现阶段意识形态教育的总目标，就是要把理想信念作为核心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新形势下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培养和造就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发展新型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域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关注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分化组合及其所造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的差异。根据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区分不同层次和区域的要求，突出重点群体和重点领域。为此，要集中力量抓好党员干部和大学生这两大重点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切实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大部分大学生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信念，以延续党的思想之脉。

对于党员干部，重点是要加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在确立权为民所授理念的基础上，形成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准绳。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立足于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大局，把握未来发展大势，使之不仅能适应社会生活，更能承担起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对于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更需要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使之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在日常生活领域，广大群众则主要坚持品德正，在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价值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引导和提升精神文化层次。

3.话语系统调整与意识形态公民话语系统的网络化

语言和范畴是思想方式的外在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对公众说出可理解和信赖的语言，不仅让公众听到，更要让他们听懂和信服，要创制与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解读心理相一致的“亲近性文本”，建设社会主义宣传话语系统，促进公民话语系统的生成与发展。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建设，是在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中不断发展，在理论创新中进行话语调整和转换。这种调整和转换体现了时代潮流、世界视野与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

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调整的必要性。言语和语言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论或思想的直接载体是语言，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声音，表达不同的思想内涵。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全面的社会转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也要及时地进行调整和转换。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意识形态的话语是随着中心任务的转换不断进行调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这些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中不断出现的语汇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而在过渡时期，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核心的“一化三改”总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指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多年里，尽管党的工作重心和中心发生了多次调整和反复，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阶级斗争”和“革命”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核心话语和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也是围绕“阶级斗争”和“革命”展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话语把全国人民的精力都集中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国家话语主题和政治生活主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换，“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市场经济”等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和关键词。当前适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不断增加新内容，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概念范畴不断拓展。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变化调整背后有其思想和理念，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建设，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来的方式坚持社会主义的传统话语，而是需要在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中不断发展，需要在理论创新中进行话语转换。这种转换不是丧失立场、失掉个性，而是通过话语转换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强化身份特征。从两个阶段的话语转换来看，就其意识形态内涵而言，体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观察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原则。

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建设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宣传话语系统建设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舆论宣传语言的调整和丰富。舆论宣传事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产业属性。媒体不仅仅是考虑市场占有，更要重视受众感受，避免“泛宣传”色彩，要对舆论宣传进行重新定位，不是泛泛而论，不是想当然，而要以实证的态度去认真回答三个问题：舆论宣传的目标人群到底是哪些？这些目标人群的全面需求有哪些?舆论宣传怎样满足这些需求？这样，才可能对舆论宣传的范畴和语言作出改进。这是市场的需要，更是全面发挥舆论宣传功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文风的改进。文风是思想方式的外在体现。综观舆论宣传话语，空话、套话仍不在少数，这直接造成一些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不太愿意看新闻报道，不太愿意读理论文章，不太喜欢听领导讲话做报告，并不是讲的道理不正确，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显得老套、陈旧。因此，思想宣传工作求实效，还必须在改进文风上下功夫。

公民话语的转换，即从政治性的文件语言向日常性的大众语言转换，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然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深入人心还必须有一个生成的过程。公民话语系统的生成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意义重大。

第一，公民话语系统的生成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向公众说出可理解和信赖的语言，不仅让公众听到，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听懂和信服。

第二，公民话语系统的生成扩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范围，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社会的主要任务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发展经济，日常生活的对抗性利益冲突已经让位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和差异。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公民意识大大增强，公民主体地位不断提高。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人民向公民的转变，更是对这一奋斗目标的积极适应。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具广泛性和基础性，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越是具有基础性，就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

第三，公民话语系统的生成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公民自身利益的直接关联性更加紧密，有利于激发其能动性和内驱力。公民是一个法治性概念，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催生着公民人格的产生和强化，公民人格不过是公民对自己权利义务辩证统一关系的自觉认同。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公民话语的生成就是在承认公民个人自由的同时认同普遍要求，在公民的自由和归属之间保持平衡，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成主体明确的意识形态。

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建设的网络平台。在当代的信息传播中，存在着话语权的归属和占有问题，传统的平面媒体是如此，依托网络传播的数字媒体更是如此。所谓网络社会的话语权，它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网络中拥有说话的权利；另一方面一定的话语机制和话语环境保证话语表达的效果和力量。“这一权利的归属和占有上的不对等，在信息的传播、发布上便容易产生话语霸权和话语歧视现象。”^[53]

话语霸权使西方学术界及新闻媒体的焦点占压倒性优势。面对话语霸权的挑战，要求我们在信息网络化进程中努力争取话语权利和相对控制能力。正如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网络社会是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进行交锋和竞争的重要场所和渠道。主动占领这个阵地，是目前各国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网络上的每个网站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念，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网络使不同的文化形态、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在网上交融和冲突，使西方媒介以网络为载体实行殖民扩张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只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保持它本身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一起，在网上争夺着同样的受众，二者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狭小，声音微弱，人们在网上就很难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很难听到它的声音，这样就谈不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引导、整合网上多样化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是引导网上多样化意识形态的一项前提性、基础性工作。

第一，要重视网络社会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树立意识形态的信息环境意识。在综合安全观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强网络信息的监控权，强化国家安全保障能力，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网络法律法规及网络市场的管理与规范体系。另一方面，更要对网上敌对势力的反华宣传和各类造成不良影响的舆论，开展强大的有针对性、有战斗力的各种形式的网上宣传攻势，主动出击，鼓励、支持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党政领导者等建立自己的网页，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以其社会知名度、广博的知识、生动有趣的科学宣传，吸引、凝聚网民，加强引导，及时澄清事实，讲明道理，指明方向，揭穿别有用心者对中国的诋毁和攻击。

第二，要加强网络技术的研发，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工作队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都在利用高新技术增强新闻传播能力，特别是重视互联网新闻宣传。目前，互联网已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体之后的第四大媒体。谁掌握网络新闻宣传这个当今世界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主动权。而要掌握这个主动权，一方面要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提高硬件质量。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战略和政策，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网络媒体的科技投入，提高网上理论阵地的技术含量，保障网上理论阵地的推广和宣传，培养一支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网络传播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以提高中国在网络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从而确保网络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大力开辟网上宣传阵地，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工作队伍。网络将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重要阵地。

第三，要加快网络法律法规建设，保证网络健康发展。法律法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为人们最大限度地共享信息资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但同时也为非法获取信息资源提供了可能。虽然可以通过加密技术和防火墙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安全，但从根本上来说，信息加密保护技术跟不上信息应用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的绝对安全是不可能的。随着电子合同、电子遗嘱的认证、网上盗窃、黑客攻击等法律问题和法律犯罪的出现，由于网络应用向纵深发展，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原来颁布实施的一系列网络法律法规，已有部分明显滞后，一些有关网络犯罪行为的认定过于原则或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仅靠原有法律已不适应网络社会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加强网络立法研究，及时完善法律条文，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以保障互联网安全、健康、高效地运行，进而在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信息资源的利用与竞争，参与国际间网络发展条约和协定的制定。改变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网络游戏规则，而我们处于被动接受的不平等局面，这是我们抢占网络阵地，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侯惠勤、姜迎春、黄明理：《冲突与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3.江流：《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人民出版社，2006年。

5.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6.李辽宁：《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7.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1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5页。

[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7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9页。

[15]［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1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第99页。

[17]［美］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58～60页。

[18]罗云力：《国外关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问题的新看法》，《国际论坛》，1999年第6期。

[19]［英］卡瑟琳·丹克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20]同上书，第457页。

[21]张丹华：《苏俄思想政治教育的变迁及困境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第4期。

[2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2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4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8]同上书，第373页。

[29]《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3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7月2日。

[3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3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35]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3月11日。

[36]《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

[3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第47页。

[3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第45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41]孙正聿：《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页。

[42]荆学民：《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43]孙正聿：《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2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4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

[46]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49]侯惠勤：《努力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解读马克思》，《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50]侯惠勤：《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第11页。

[5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53]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