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问题探讨

一、 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1]

（一）

这是一个许多人十分关心的话题，也是一个很难作出周全回答的问题。因为，中国不仅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而且正处在历史性的变革之中。这种变革，堪称为“前所未有”。这样讲，并非说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没有规律可循。

（二）

为研究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当代中国”这个概念作一个界定。

“当代中国”始于什么时候？有人把它确定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认为定为1956年更好。尽管1949年中国出现了政权更迭，但是从1949年到1956年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问题；直到1956年中国建立新制度以后，社会主要矛盾才发生根本变化，解决的问题也转换为新政权、新制度下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1949年到1956年也是被称为“过渡时期”的。1956年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三）

1956年以后，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是搞现代化。这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应该讲，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于中国人实现这一梦想——现代化的“中国梦”，也是有利的。

毛泽东当年曾经考虑，搞建设要“以苏为鉴”，探索出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是，历史却出乎意料地走了一条U字路。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和中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系列重大事件所构成的历史曲折，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确定不了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

这是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三次受挫，前两次一次是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一次是民国时期的30年代工业化，这三次工业化的性质和情况各不相同，但都因政治上的原因没有获得成功。

（四）

也许有人会问：你是不是可以更集中地谈一谈当前中国政治的走向，而不要追溯过去呢？我的回答是：肯定要以当前中国政治走向为重点，但不能不联系历史来谈。

因为，当前中国碰到的和正在解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1956年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78年前，我们对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缺乏正确的清醒的认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错误。

197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一是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贡献是实现了当代中国政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这两件互相联系的大事，标志着中国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可以以1978年底为界线，把1956年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粗线条地划分两个阶段。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可以联系1956年以来中国的曲折实践，重点研究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五）

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又可以称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因为，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之梦，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论断，在今天，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而且正在迅速地变为当今中国的现实。

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还可以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为，从现代化实践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段历史，它有两个起点：一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路从哪里走起，路就有什么样的特点。实践的这两个起点，影响了现代化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个历史特点：一是改革，即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二是开放，即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见，1978年以来这一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这里出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放到全球范围来考察这条道路，我们还可以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不想在这里具体地讨论“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些概念的异同，只是想提醒诸位：这些大概念正是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标识。

研究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由来、特点和发展过程及其前景，研究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由来、特点和发展过程及其前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特点和发展过程及其前景，研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特点和发展过程及其前景。

（六）

从上述社会发展情况的回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演进到今天，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社会分层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情况，政治的走向必然会更加令人关注。

因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已经取代过去那种单一的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已经取代过去那种封闭的社会，成万上亿自由流动的“社会人”正在取代过去那种一辈子依靠单位的“单位人”。诸如此类的变化，既使一个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也给中国社会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难题。

我们注意到，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动的时候，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表现形式。比如快速增长的多样化的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落后的矛盾突出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矛盾加剧了；经济总体发展与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扩大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式发展与国际摩擦增多的矛盾发生了；等等。这在最近国内外媒体的舆论上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江泽民曾明确地说过：“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2]由于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发展；由于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现、新形式，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发展的新思路。中共十六大以来之所以要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所以要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深刻的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当代中国政治就出现了以发展为中心的三大新走向：

一是科学发展的走向；

二是和谐发展的走向；

三是和平发展的走向。

当代中国政治这三大走向，不是三个不同发展方向的走向，而是走向同一个方向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三大新走向。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七）

最后，还应强调的是，要实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中心的这三大新走向，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因为改革是动力，是实现和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动力。

在研究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政治的走向时，人们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展需要改革，而发展又是在关于改革的争论中推进的。对于改革，邓小平讲过很多话，其中有三句话体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根本要求。一句是，改革在实质上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一句是，改革不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一句是，改革是一个试验，要摸索前进，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有错误就赶快改。因此，在改革中发生一些问题、出现一些不足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无视或轻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同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但也不能以改革中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就贬低和否定改革。

在关于改革的问题上，尽管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但是此起彼伏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天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时候，关于改革问题的争论，声音也不小。这些争论常常会使得局外人对中国政治的走向感到迷惑。2006年3月中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胡锦涛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的时候，对于当时关于改革问题的争论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3]他还说：“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4]读一读胡锦涛这段话，对于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不是大有好处吗？所以，我在这里引了那么长一段话。

说到这里，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这个话题就讲完了。至于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一走向，这个题目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和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