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由于环境问题总是与生产过程相联系，是资源的获得与利用，是环境代价的付出与补偿，这些现象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之中，存在受益与受害、受益程度与受害程度的区别。近年来，围绕环境问题的社会政治事件日渐增多，形成所谓的生态政治现象。从国际背景看，全球资源的有限性与各个国家对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矛盾日益尖锐。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将环境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提高到“全球性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认为如果人类社会继续追求物质生产方面的既定目标，它最后会达到地球上的许多极限中的某一个极限，而后果将可能是人类社会的崩溃和毁灭。但从国际社会的实际行动看，“全球性问题”是处在“一个地球，多个世界”的局面之中。

1．事实上的南北差距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意在提醒人们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立场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现实仍存在的问题是：环境是公共的，环境行为的主体是分散的，不同主体对环境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人类付出了相同的环境代价，却得到不同的收益。破坏环境的人往往并不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同样，掠夺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人往往并不直接面对生态危机与自然惩罚的后果。甚至因为有了更多的财富积累而可以选择生存的小环境。环境破坏的恶果常常会落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或群体的头上。在国际层次上的典型体现就是南北不平衡。

发达国家不仅通过两次工业革命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而且在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上达到了奢侈境地。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物质消费之比：化学品为8∶1，木材和能源为10∶1，粮食和淡水为3∶1；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是非洲的10倍，北美则是其20倍；人口仅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富裕国家，其消费量占到世界的五分之四，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水平的16倍。与此同时，富裕国家对自己境内不复存在的动植物产品的需求，产生了每年50亿美元的贸易额，正是这种贸易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物种的灭绝或濒临灭绝，例如中国的藏羚羊。

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已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0年的60∶1，又扩大到1995年的74∶1。大约40个国家的经济比十年前更糟了，非洲、南亚、拉丁美洲乃至昨日的超级大国俄罗斯，都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即便排除冷战时期的政治性援助等因素不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四小虎”的成功与40个国家的不成功，也充分显示出全球发展主义浪潮中的不均衡性和排他性。事实上，发展主义不是一种包容性强而是排他性强的丛林竞争游戏，正如它不能解决贫富差异问题而只能带来更大的贫富悬殊一样，它也没有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大范围和程度更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这是由它本身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它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决定的。

2．认识上的南北分歧

在有关气候改变的原因上南北方存在争论：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的，也有倾向于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依照此种意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制止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势头。对于持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

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国家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他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的机会。所以，发达国家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等等。

3．环境殖民主义的表现

在破坏全球共有环境，占用大量资源的同时，发达国家还借援助、开发和投资之名，将大量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的生产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具体表现有：

垃圾出口。发达工业化国家，将一些难以处理的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直接排放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如我国多次出现的洋垃圾事件。垃圾出口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环境的破坏。1989年3月2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制定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的专家组会议和外交大会，签署了《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该公约目的是控制废弃物越境转移，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对他们产生的有害废弃物进行有利于环境的管理。

该公约签署的起因是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行为。1988年尼日利亚科科港的有害废物投弃事件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1988年6月初，尼日利亚报道了一条非官方获得的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分5条船将大约3800吨的有害废物运进了本德尔州的科科港，并以每月100美金的租金堆放在附近一家农民的土地上。这些有害废物散发出恶臭，并渗出脏水，经检验，发现其中含有一种致癌性极高的化学物。这些有害废物造成很多码头工人及其家属瘫痪或被灼伤，有19人因食用被污染了的米而中毒死亡。经过调查核实后，尼日利亚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疏散了被污染地的居民，逮捕了10余名与此案有关的搬运人员，并将此事上升为外交问题，从意大利撤回了大使。经过交涉，意大利政府将所投弃的有害废物和被污染的土壤进行处理，将其运回意大利。但由于意大利的各个港口拒绝其进港，欧洲各国也拒绝其入境，只好长期停留在公海上。

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约有3亿吨，其中90%产生于发达国家。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在处理危险废物方面的环保法规和标准都日益严格起来。在美国，1吨有毒废物的处理费高达400美元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上涨了16倍。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环境标准低，危险废物的处理费仅为美国的1／10。这种差价使一些垃圾商为从中牟利，把大批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据报道，仅1986—1988年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危险废物就达600多万吨。目前，每5分钟就有一船危险废物跨越国界。1996年4月发生在北京市平谷县的“洋垃圾”事件也是美国违反《巴塞尔公约》，假借出口混合废纸的名义向中国倾倒有害废物的典型事件。

污染产业转移。发达国家从本国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出发，打着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旗号，纷纷将污染严重的产业或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或工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后，生产的利润流向发达国家，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却留在当地，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有关资料表明：1991年，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的生产企业共11515家，其中，属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企业高达3353家，占生产企业总数的29%。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企业有16998家，占三资企业总数的30%以上。其中，投资于严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企业个数占三资企业总数的13%左右。

利用环境保护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环境保护已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发达国家利用如环境标准、环境标志产品等环境保护要求，限制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设置了新的障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处境更加艰难。

4．生态文化的形成

在经济政治领域纷纷显示出生态化特点的同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绿化”色彩也越来越浓厚。在西方，因环境问题所引发的文化反思可以回溯至近代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一些略有怀旧情结的学者、文人以破坏了自然的原始风貌为由对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进行否定。20世纪，西方社会出现了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他们猛烈地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科技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社会危机，为70年代生态文学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人类面对科技理性主义的思潮狂热带来一剂清醒药，也为欧美社会新的绿色政治力量的出现作了理论和和实践上的准备。

较为典型的因为大规模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文化反思可以从美国的“黑风暴”说起。1934年春天，美国西部刮起了“黑风暴”，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国本土。美国农业部大平原委员会1936年提交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大平原的未来》中认为，沙尘暴完全是一种人为灾害，是由于过去把一种“不适于大平原的农业系统强加在这个地区的产物。”其实质，正像他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于没有注意到这种生态学教训。他们说，大平原最终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全新的环境观，美国的农场主一定要学会在地球上比较谦虚地行走，要学会使他的经济体系顺从自然的体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关于自然总是向人类意志屈服的顽固信念肯定是不可信的。^[3]此后，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一股将环境问题与人们的价值观、发展观相联系的思潮。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一些研究者努力将“环境文学”引入大学课堂，学生反映相当热烈。之后，“生态批评”或“文学与环境研究”成为一批学者共同的学术兴趣点，形成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批评”。时至今日，“环境”一词已经和“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词语一样，在文学界的专业会议和学术出版物中随处可闻可见。由于文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它不仅艺术地表现了人的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侧重于重新审视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

亨利·梭罗堪称最伟大的生态思想家，他不仅认为其他物种也有与人同样的生存权利，而且还突出强调了人类应当崇拜自然，因为这种在文明的更高阶梯上的自然崇拜，不仅能够拯救自然，而且能够拯救人类自己——“如果人能达到足以对树和石头表示真正崇拜的高度，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新生。”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人对梭罗的评价越来越高，对他的迷恋日趋增强。梭罗几乎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名列第一。此后好几次类似的评选，如“对美国精神影响最大的十位作家”等，梭罗也位居榜首。美国生态文学的社会效应十分明显，它对美国民众的生态意识的确立和美国的环境保护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之“环境”的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地质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环境性”在人类行为中曾经留下印记或者受到压抑。在生态批评家看来，所谓“环境的危机”，不仅指对自然环境的威胁，而且指整个文明世界的危机；这种危机也不仅关系到非经常性的、人类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更关乎更多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

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是试图通过一种对“文化变革”的号召，来完成人类观念的转变。在生态批评家看来，关于环境的观念和表达在以往的文化中一直存在而又常常隐藏不露，生态批评要对它们进行历史的挖掘。让人们看到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包含了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整体。一旦拥有这种世界观，无论栖居在偏远的乡村还是繁华的城市，接近还是远离自然环境，人类都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与其他物种的密切关系有着清晰的意识，怀有一种在世界中的“在家园感”和对其他物种的亲情感。而这种情感，可以取代人类先前在交往中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从而建成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样和谐美好的新世界。

【注释】

[1]侯文蕙：《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

[2]《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159页。

[3]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生态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7—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