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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状况的影响

时间:2022-1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可能影响地区环境的诸多因素中,FDI无疑是争议较大并引起较多关注的重要方面。FDI的进入可以从诸多方面对地区的环境状况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对于环境状况的影响已经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因而,各地区对FDI的竞争,可能会对环境政策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到FDI的分布。

8.1 FDI对环境状况的影响

8.1.1 FDI影响环境的效应和渠道

在可能影响地区环境的诸多因素中,FDI无疑是争议较大并引起较多关注的重要方面。FDI的进入可以从诸多方面对地区的环境状况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Grossman(1995)认为FDI通过经济增长(规模效应)、产业结构(结构效应)和环境管制水平(技术效应)三个方面来影响东道国的污染排放。因此,其最终效应还要视FDI在这三个方面的综合作用而定。

第一,由于FDI的流入往往会引起产业结构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因此FDI也被认为是影响地区环境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广义而言,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FDI对当地产业的补充性调整和先进技术的引入,而且也包括了借由FDI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等效应而引起当地国内企业生产结构及技术状况的相应变化。前一种效应可能会局限在地区内部,而后一种效应则可能突破地域的限制而实现跨区域的传播。根据Grossman和Krueger(1995)的分解,环境污染强度取决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状况。就此而言,任何可以影响或改变当地产业结构以及环保技术的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资源禀赋以及环保投入等都会改变当地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甚至影响污染型行业进驻该地区的门槛,进而导致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发生相应的改变并对当地的环境污染强度产生直接性的影响。FDI的流入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地区的经济增长,并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间接影响地区的环境状况。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对于环境状况的影响已经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现有研究基本认为,地区的环境状况会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改善,FDl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和机遇,促使其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进而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在理论上而言,如果FDI的流入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或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则可以借此对当地的环境状况产生间接意义上的积极影响。

第二,考虑到FDI流入在增加当地的资本存量同时可能会对当地资本形成挤出(或挤入)性影响,同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本身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尽管地区的环境状况总体上会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趋于改善,但其具体过程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恶化后提升的倒U型或倒N型趋势,这种状况也被称为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实证研究证明,FDI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更多的工业污染和环境退化(Jensen,1996;World Bank,2000)。Wheeler(2001)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吸引外资的逐步加大,中国的城市污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空气质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研究有力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张成(2011)则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内资和外资工业部门在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三种污染物上的污染排放效应,研究发现在废气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技术效应上,内资工业部门比外资工业部门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废气的技术效应、废水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规模效应上,外资工业部门比内资工业部门更容易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该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

第三,各地区为了竞争FDI,除了出台各种政策优惠外,还有可能采用更宽松的环境政策。因而,各地区对FDI的竞争,可能会对环境政策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到FDI的分布。例如,不同国家环境规制的力度不同,这个不同可能与FDI地区间竞争有关,将有可能导致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重新布局。OECD(1997)的研究发现:因环境规制造成的成本增加大致占总生产成本的1%~5%,这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是不容忽视的成本。另外,研究发现,不仅环境规制的力度而且环境规制釆用的形式也相当重要。例如Jaffe(1995)发现,釆用排放标准方式的环境规制将不利于引入FDI,原因在于这些外国厂商认为排放标准几乎很难给它们留下回旋余地。然而不管采用哪种规制方式(污染税、排放标准、强制釆用污染控制装置、要求采用更清洁然而更昂贵的技术或工艺),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从而对某些特定产业的厂商的竞争力造成损害。如果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确实增加了生产成本,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则厂商选择布局于环境规制最弱的地区并在该地区生产将更有利可图。“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在贸易壁垒逐渐消解以及各地区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背景下,污染密集型厂商将从环境规制更严格的发达国家转移至环境规制更松懈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污染天堂”。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朝底竞争假说”(Race to the Bottom Hypothesis)认为,即使外来投资是污染密集型的,它们也可能通过竞相放松环境规制来吸引外资,从而造成环境规制上的朝底竞争。我们可以看到,“污染天堂假说”和“朝底竞争假说”是相互联系然而有所不同的两个假说,前者是说采取更加严格环境规制政策的国家其污染密集型厂商的生产活动将向环境规制政策比较松懈的国家转移,然后再把这些产品进口回来;后者是预测了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政策的普遍弱化,最终导致一个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

8.1.2 FDI在中国各地区的环境效应分析

FDI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具有不同的环境效应,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研究FDI在中国各地区环境效应的文献也日趋增多。Christmann和Taylor(2001)基于1999年在上海和深圳两地118家中国公司的数据调研,运用线性回归方程得出结论: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带来了积极的环境效应。Christer和Martin(2005)分析了1987—1998年中国28个省(区、市)的数据,得出结论是,环境管制从整体上说对中国吸引FDI的影响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环境管制的影响显著为负。Wang和Jin(2007)在利用1999年中国公司层面的数据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环境效应时,同样发现FDI与环境污染负相关,而且其环保表现还优于所有其他所有制企业。他们认为在控制了技术效应之后,外资企业的经营效率更高,或者某些外资企业倾向于遵守比中国更加严格的国际环境管制标准。Dean等(2009)利用中国的数据,通过一个嵌套的条件Logit模型的估计,发现只有来自于高污染行业的合资企业和来自于港澳台的外资企业对比较弱的环境规制标准感兴趣,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外企则不会受到较弱的环境规制标准的吸引。他们的解释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外企大都釆用比较新和比较清洁的技术,远在当地标准之上,所以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小。

国内学者对中国FDI和环境规制的研究也较关注。沙文兵和石涛(2006)利用中国30个省市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但FDI的这种负面效应要低于内资的负面效应,同时还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应瑞瑶等(2006)利用1985—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中国各地区FDI的相对水平与工业污染程度正相关,并且东部地区对工业污染的弹性低于中西部地区,这与沙文兵和石涛的结论正好相反。刘建民和陈果(2008)发现,环境规制的强度会对中国各省吸收FDI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刘志忠、陈果(2009)显示环境规制是造成中国FDI区位分布不均的一个原因,环境规制强度对吸引FDI具有负面效应,且该负面效应中西部地区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王家庭(2013)运用Panel data模型,以中国31个省市包含6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采用截面加权回归方法,对中国外商投资与环境规制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2005—2010年,表明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具有负效应,且一定程度上,“污染避难所”假说所描述的现象在中国各个地区是存在的。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往往会在经济增长或就业压力的驱使下,通过放松环境监管来达到吸引FDI和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如果这种效应真实存在,则将是FDI负面环境效应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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