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垮塌

柏林墙的垮塌

四、柏林墙的垮塌

与东欧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民主德国社会急剧变革的结果，不仅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化，而且整个国家被消融在两德统一之中，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

民主德国是战后苏联从第三帝国身上“硬切割”而成的一个国家，但它同西方的“软联系”并没有彻底中断。美国学者沙尔夫（C．Bradley Scharf）写道：“讲英语的诸民族，由于深受其政府同东西方对抗牵连的影响，一直趋向于把民主德国看作仅仅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一个无救的西方历史的背叛者。但是，现实远不是这样简单。从十分深远的意义来说，民主德国是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同时受到来自四方的牵引。它十分清楚德国的过去，而着力追求社会主义的未来。说它是一个西欧国家，因为它有同样的民众文化，有同样的发达城市工业的生态问题，而且联邦德国的存在，又产生影响，形成对比。说它是一个东欧国家，因为它在军事上依靠苏联，或多或少地强迫推行苏联式的政治机构和社会价值准则。”^[88]正是在东西方共同作用下，民主德国社会发展虽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在政治体制上，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党和国家大权都集中在昂纳克一人手中。1971年5月他接替乌布利希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76年改称总书记），同年6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76年10月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所有这些职务，昂纳克连选连任，一直到1989年10月。在经济体制上，受苏联的影响，民主德国也开始出现松动。1987年10月9日，昂纳克在答记者问时说：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变革持非常同情和十分关注的态度。社会主义不是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每个国家都应及时地认识新问题，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找到办法。民主德国已经进行了必要的结构改革，随时都在考虑哪些地方需要进行变革以及怎样变革，基本原则就是凡需要变革的就变革。^[89]

受国际形势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影响，从1988年起民主德国开始发生社会动荡并且逐渐波及政坛。千百年来，最困扰德国人的就是身份认定问题。有学者写道：“国名在变，国旗在变，首都在变，头衔在变，语言在变，边界在变”，结果，“‘什么是德国、德国在哪里’的问题总也解决不了”。^[90]战后三大国可以将纳粹德国一分为二，苏联也可以支持东德修筑起“乌布利希长城”，但这一切同样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据西柏林《每日镜报》1982年3月12日报道：“从1961年8月13日到1982年6月30日，共计187 868名民主德国公民逃离（1977年以前每年外逃人数仍高达5 000—6 000名），其中2 757人为武装部队成员（大部分系边防部队），38 260人为所谓的‘突破封锁者’。登记在册的因逃亡而丧生者计180人，其中73人死于165公里长的柏林墙边，107人死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边界上。而因犯‘叛逃罪’被民主德国法院判决监禁的达5．5万人，其中1．7万人经联邦德国政府支付赎金后获释。”^[91]

20世纪80年代末，东德的社会剧变也是从边界变更开始的。1月，一百多名教徒在柏林参加纪念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年）和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年）活动时打出标语示威，要求出境自由，目的就是想跨过柏林墙到西方去。2月，德累斯顿市也有二百多人要求出境。3月，东德发生多起公民驾车或乘热气球强行越过柏林墙的事件。附着在这些事件上面的，是诸如“公正”、“自由”等政治方面要求。但是，更多的人还是通过合法途径出境。据西德教会的估计，到1988年9月初，至少有25万名民主德国公民以书面方式提出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而不断为这支申请大军补充人员的预备队甚至有500万到600万人，约占民主德国总人数的三分之一。^[92]提出迁居申请的主要是青年人、医生、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科学家。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出境或移民申请，它反映了民众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选定，是民主德国深层危机的一种外化。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政府放宽了政策，决定从1989年1月1日起，公民在提出申请并得到有关部门审批后，就可以到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旅游。但另一方面，民主德国又重申其强硬的政治立场。比如，1989年2月，《柏林日报》等官方媒体发表评论说：柏林墙并没有过时，仍是“反法西斯防护墙”。昂纳克在与《青年世界报》主编谈话时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社会主义发展方针，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民主德国的行动基础。^[93]5月，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防线，如只要持有效护照的人员就可以经此自由往来。于是，大批民主德国公民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由于过境的人太多，匈牙利不得不为逗留者建造宿营地。另外，许多民主德国的公民进入联邦德国驻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大使馆。联邦德国宣称它有权为民主德国公民提供庇护，同时要求匈牙利政府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允许滞留在匈牙利的民主德国公民自由出境。对此，民主德国政府和外交部门发表声明说：联邦德国无权过问民主德国的事务，也无权“保护”民主德国的公民，它的驻外机构收容民主德国公民是对民主德国主权的粗暴干涉。“这再次证明，联邦德国的帝国主义是从来就不容忍德国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它违背了条约，无视国际法。来自老的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大德意志梦想，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蛊惑、引诱人们逃离祖国、讹诈，都是不是新的手段。两个德国关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94]经过与联邦德国协商，匈牙利政府9月10日作出决定，滞留在匈牙利境内的民主德国公民可以根据本人的愿望自由出境，同时宣布单方面废除1969年同民主德国签署的《关于禁止对方无有效证件公民去第三国的双边协定》。这样就形成了东德人战后出逃的最大一次浪潮，此次浪潮在西欧各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再次谈论起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在正式场合都对德国重新统一表示欢迎。”^[95]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德国的政局也开始动荡，标志之一便是9月19日“新论坛”成立。“新论坛”成立不到10天，成员数就超过了3 000人，其中许多人以前都是共产党员。该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民主德国进行波兰和匈牙利搞的那种政治改革，结束统一社会党大权独揽的局面，在民主德国建设另外一种社会主义。由于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被指责为反社会主义和威胁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新论坛”不断地组织群众与当局对抗，10月7日在民主德国庆祝其成立40周年之际，在柏林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同一天，戈尔巴乔夫来到柏林参加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2 000多名示威者聚集在议会大楼前面，高呼戈尔巴乔夫的昵称“戈尔比”和“自由”等口号。从8日起，民主德国各地相继爆发各式各样的抗议活动。8日晚，在东柏林有数千人举行静坐示威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在莱比锡，七万多人在市中心举行游行示威。在德累斯顿，一万多名举行抗议的年青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此外，在波茨坦、马格德堡、卡尔·马克思城和耶拿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规模大小有别，但是，各地示威者提出的要求大体相仿，如改善生活状况、实行新闻自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取消干部特权等等。一些激进者甚至喊出了“反对统一社会民主党领导”、“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自由选举和真正的多党制”等口号。

面对危急的政治局势，德国统一社会党坚持不与“新论坛”对话并继续指责它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拼凑而成”。昂纳克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虽然高度评价苏联的改革，但宣称民主德国“将始终如一地继续奉行其现行政策”^[96]。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也开始作出让步，比如，以人道主义考虑为借口允许一批公民出走。可是，这一切都无助于政治局势的缓和。更为严重的是，在是否仿照波兰和匈牙利的样子进行改革问题上，昂纳克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部高层领导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就前者而言，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戈尔巴乔夫在6日晚上发表的半个小时的讲话中没有表明他本人对昂纳克的赞赏，没有同昂纳克一起强烈批评西德今年夏天在帮助东德人逃往西方所起的作用”^[97]。就后者而言，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部矛盾丛生，一些中央委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要求昂纳克辞职。^[98]1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在柏林召开第九次全会。会议开幕不久，昂纳克就发表了一份声明，以健康原因宣布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并向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议院推荐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1937—　）接任。

比起昂纳克来，克伦茨属于党内的改革派。他认为：昂纳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摆脱“带来严重后果的斯大林遗产”。“他的失败在于，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越来越难以达到西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各方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选择和个别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但是，他同样也失败于缺乏洞察力，不能适应客观的形势要求，失败于越来越独断专行，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干预形势发展，而不是根据对现实的观察去推进形势发展。”^[99]克伦茨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24日在第九届人民议院第十次会议又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上台后，克伦茨不仅提出要彻底革新社会主义，释放了在游行中被逮捕的人，而且表示要与民众进行全面的对话和合作，承诺进一步放宽对新闻和旅游的限制并且根据工作成绩提高工资。同时，克伦茨也强调：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和内部的敌人试图以和平攻势把民主德国“改革”到资本主义，进行对话的前提是“为了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褒扬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就，民主德国的问题必须由自己来解决”^[100]。

然而，群情激昂的民众并不为克伦茨的表态所动，“新论坛”等反对派组织更是认为统一社会党变换领导人并不表明局势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从21日起，德累斯顿、柏林、马格德堡、莱比锡等地再度掀起新一轮的示威游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起于11月4日发生在柏林，参加者超过50万人。示威者要求在民主德国进行全面改革，反对特权，实行自由选举，允许“新论坛”等反对党派合法存在。为了缓和局面，民主德国政府和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集体大换班来表示改革的决心，取信于民。7日，政府成员全体辞职，人民议院推荐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28—　）组建新政府。8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召开十中全会，原政治局成员集体辞职。克伦茨在报告中指出：那些示威群众既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是罪犯。“这些群众认为，他们个人的要求和愿望得不到满足，或者只能部分地得到满足，当然这其中也有个人主义的影响。我们对他们的离开深感遗憾。这说明，在我国社会和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101]

在克伦茨的推动下，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在人民议院通过新的旅游法规之前，先实施过渡性的公民到国外旅游和经常性出境旅行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到国外的私人出入境不需提交旅行证明材料和亲属关系证明。批准将在最短时间送达。拒绝申请的情况只是例外”；“到民主德国办理护照和在当地国民警察登记的事宜在指定的常设机构，给予多次往返签证不需提交任何材料。在原来的内务部门即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手续。多次往返手续可以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所有边境口岸出境”。^[102]将民主德国与西方隔离开来的柏林墙由此倒塌，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向联邦德国。弗里德里希·泰勒（Frederick Taylor）在其专著中描述说：“柏林墙的倒塌就像当初修建它一样，发生在一夜之间。1961年8月12日，一个城市和这里的人们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被分裂了，1989年11月10日的早上这种分裂不再有了。当然，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持有疑义，因为他们彻夜未眠。”^[103]在边界开放的最初10天里，前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探亲访友、参观游览的民主德国公民就达1 000多万人，几乎占了民主德国1 670万人的三分之二。根据民主德国内务部公布的数字，到19日为止，民主德国警方已签发了1 000多万个私人旅游证，并批准了近2万份长期移居国外的申请。^[104]

被民众冲垮的不仅是有形的柏林墙，还有无形的“柏林墙”。

随着边境的全面开放，民主德国国内的局势更加难以控制，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各地的抗议示威此起彼伏，参加者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主要组织者就是“新论坛”等反对派。抗议把矛头直接对准德国统一社会党，要求它结束单独执政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统一社会党开始大踏步的后退，但打出的旗号却是深化改革。克伦茨10日晚在基层党组织党员集会上说：“我们正准备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使民德成为经济上更为效率、政治上更加民主，道德高尚并面向人民的社会主义。”^[105]具有代表的做法有：11月17日，莫德罗17日在人民议院宣布他将组成一个联合政府，26个部长中将有11个由非统一社会党人担任。不过，这还不是西方式的多党制，因为统一社会党还占主导地位，其他政党都是统一社会党的盟友，新政府也不是自由选举的结果。12月1日，人民议院通过了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删去民主德国“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提法。政府发言人宣布，德通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不再是统一社会党的工具。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昂纳克等12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全体辞职，新组成赫伯特·克罗克尔（Herbert Crocker）任主席的特别党代会工作委员会。12月6日，克伦茨宣布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由民主党领袖曼弗雷格·格拉赫（M．Gerlach）代理国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统一社会党人的国家元首。12月7日，根据统一社会党11月28日的提议，民主德国第一次“圆桌会议”在柏林举行，与会者有包括统一社会党和“新论坛”在内的14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经过激烈争论，各党派同意在1990年5月6日举行人民议院大选，还通过了制定新宪法的决议和要求政府依法严惩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声明。12月8至9日、16至17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特别党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新当选主席的格·居西（Gregor Gysi，1948—　）作了长篇报告，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同与按斯大林主义所创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思维和组织结构决裂，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政治体制，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当中。^[106]与此相适应，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临时党纲宣布该党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1990年2月，该党又进一步将名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0年3月18日，在提前举行的自由大选中，由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联盟”组织的“德国联盟”在联邦德国政府大力支持下获得48．15%的选票，获得400个议席中的192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得票率仅为16．33%，获得66个议席。最终，“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组成新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沦为在野党。新政府上台后，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社会发展模式上又回到了西欧。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的这种结局，克伦茨后来反思道：“在1989年的秋天，社会主义还有改革的可能吗？那时我们还有选择吗？现在到处都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不得不走向错误方向进行的深刻思考和总结性的批评，有人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我坚持我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且继续坚持，因为我认为民主德国的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它在实践中的失误造成的。”^[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