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消除

“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消除

三、“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消除

“核心期刊”的问题很复杂。不少学人对“核心期刊”的危害痛心疾首,但在如何消除的问题上,又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有学者干脆提出取消“核心期刊”用于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的设想,愿望固然很好,但“核心期刊”落户我国已30年,不是说要取消就能够取消的,行政干预学术历来也弊大利小。消除“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还是要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内外互动。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策略之一:厘定相关概念,框定适用范围

我国早期对“核心期刊”概念的界定大多以布拉德福定律为基础。后来随着引文分析方法在“核心期刊”遴选中的广泛运用,界定这一概念便开始复杂起来,莫衷一是,且越发神乎其神,至尊至贵。说什么“核心期刊”能够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代表“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云云。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没有统一的概念,是正常现象,甚至有时概念的不统一反而能够促进学科的发展。但“核心期刊”的研究重在实用,而且关系到诸多方面的利益,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就容易导致人们认识偏差,引发流弊。

“核心期刊”概念的界定离不开它的两大理论基础:布拉德福定律和加菲尔德引文分析理论。从原始的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来看,“核心期刊”即是刊载某学科或领域的文献较为密集的那部分期刊,这些期刊就是这一领域的“核心期刊”,其数量约占涉及期刊总数的1/30。后来加菲尔德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发现期刊上的引文同样具有布氏定律所揭示的分散特征,这一特征不仅适用于科技期刊,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至此确立了测定“核心期刊”的两个主要指标:载文情况、引证情况。一是从载文数量的角度遴选期刊的,一是从载文质量的角度来遴选期刊的。由此,笔者认为“核心期刊”的概念就可以界定为:刊载某学科或某专题文献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那部分期刊,这些期刊就是这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这一概念有三个内涵,一是“核心期刊”必须是针对某一学科或主题而言的,某种期刊只可能是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的“核心期刊”,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核心期刊”。二是文献数量较多,这是就期刊信息量大小而言的,并不是对期刊的质量评价。三是文献的质量较高,因为刊载某学科或主题文献较多,质量却可能较低,从期刊收集和利用的角度讲,期刊的选择需要同时考虑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在“核心期刊”概念界定的问题上要简化,不要说得很复杂,以免“节外生枝”。同时也不能有任意拔高的倾向,不能任意添加“核心期刊”力不能及或难以企及的一些“属性”,这样也许才能有益于“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消除。

“核心期刊”功能泛化,流弊甚广,有必要还其以本来面目。“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还是限定在图书情报界为宜,一旦跨出了这一范围,就难免要形成负面效应。首版《总览》中对“核心期刊”用途的界定还是较为中肯的。如果你非要用“核心期刊”来对论文学术质量进行认定,一定要注意再权威的“核心期刊”、“重要期刊”,至多也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之一,决不能越俎代庖,完全取代“专家评审”或“同行评议”。

策略之二:寻求论文评价的新“支点”

科研评价选择“核心期刊”看重的是,“核心期刊”是使用定量方法筛选出来的,似乎是客观的、科学的,而这一方法也似乎是国际通例,同时“以刊论文”又明显带有“可行性”和简便性,易于操作。只要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就可以认定为是高质量的,不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是低质量的。这样,论文的质量就完全由“核心期刊”来定夺,真是应了一句俗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论文评价上,“核心期刊”拥有最终的裁定权,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否则,如此“简单”的问题又要“复杂化”了。

其实,“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既不科学,也不是什么国际通例。国际通行的科研评价方法是“同行评议”和“引文索引”。这里的“索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索引,而是通过分析文献之间的引证(引用)关系,来评价文献的学术质量。与用“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学术水平的方法相比,“引文索引”的评价方法有着明显的科学性。

首先,它避免了“以刊论文”逻辑上的错误。这是一种从“文献→文献”的评价,而不是一种先从“文献→期刊”,再从“期刊→文献”的评价。这样就越过了期刊这样一道“屏障”,通过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来揭示文献的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这种评价方式直取文献本身,省去了期刊这样一个中介环节,也就避免了因“节外生枝”而引发的其他一些难以澄清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讲,用“引文索引”来作为科研成果学术价值鉴定的定量参考依据,无论如何要比用“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科学得多。

其次,引文索引的评价方法是建立在大量的试验基础上的,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较为科学的科研绩效定量评价方法。1977年加菲尔德以SCI中1961～1975年的近3000万条引文为统计源,选出被引次数在4000次以上的250位作者,对这些作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他发现其中有42位作者为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约占17%;151位作者至少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以上的科学院院士,约占60%。^[14]也就是说,这两类作者就占77%。此后,加氏又于1978年、198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试验,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三次试验选出来的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群中,集聚了如此众多的“拔尖”人才,足以说明能够用大规模引文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科研成果的计量评价。^[14]这种方法不考虑文献的数量,甚至也不考虑文献的文摘、转载情况,而是从“质”的角度来评价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这种计量评价方法问世之后,相继为众多国家所采用,现已成为国际通行的评价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菲尔德开“核心期刊”遴选之先河,但其主要贡献并不在此,而在于他的引文索引思想和引文分析方法。国人借以遴选“核心期刊”本来是对的,但人们认为,藉此遴选出的“核心期刊”便具有科研成果的评价功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国际惯例,实是对加菲尔德理论体系的误解。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引文索引”体系,这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这两个引文索引能够为科研评价提供多方面服务,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评价工具。这里仅以CSSCI为例,作些具体分析。^[15]首先,CSSCI的“来源期刊”是经过严格程序筛选出来的,而且即时性强。CSSCI每年遴选一次,至今已公布了1998、1999、2000～2002、2003、2004年度“来源期刊”,而“核心期刊”遴选一般要相隔四年。每年更新一次,与目前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津贴认定步调一致,适用性强。其次,CSSCI充分注意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累积性强,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更为紧密,参考文献的标注也更为规范。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有自身的特殊性,诸如,引文标识不统一,“文末注”、“脚注”、“文中夹注”等混杂并存,甚至还有明显引用他人成果却没有以任何形式注出的情况。CSSCI对引文数据的采集,辅之以手工的方式,遇到上述问题均浏览原文,详细辨析,对引文数据进行补充、修正和规范。“核心期刊”遴选并没有顾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这些差别,主要依靠索引类、文摘类刊物的电子版采集数据,数据采集的准确性自然就会低得多。其三,CSSCI在数据的采集过程中专门研制了自动纠错系统,来校正一些人工难以发现的印刷和著录错误。该系统特别注意被引文献的篇名、作者的同一性检测,这些都是“核心期刊”遴选难以做到的。其四,该系统使用方便、快捷。该体系以光盘、图书及网上检索三种不同的方式出版,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能为不同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各自的需要有选择地使用,如印刷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就对作者统计期内发文的总篇数、作者在各学科发文篇数、作者论文被引次数、作者论文在各学科被引次数等等,作了排名,并列有相应分值。学者之间、论文之间可比性强,能较为全面、较为客观地为科研评价提供参考。国内“引文索引”建起来已有好几年,之所以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跟“以刊论文”这种评价方式的干扰有关。

当然,CSSCI还不完善,明显的缺陷就是引文数据过少。在各种排序中,“榜上有名”的不少论文其引文次数只有几次、十几次,藉此是很难说明孰优孰劣的。一篇文章被引3次,另一篇文章被引5次,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偶然性太大了,但如果一篇文章被引300次,而另一篇文章被引500次,恐怕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一个复杂而严肃的问题,任何单一的理论体系要做到完全准确是不可能的。“引文索引”也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科学的评价方法,也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专家评价”或“同行评议”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定量与定性、“同行评议”(“专家评审”)与“引文索引”同行并重,才是国内科研评价的正确选择。建议相关部门展开研究,迅速建立和完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否则,在这方面不是比西方慢了半拍,而是晚了几步,更不用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了。其二,“来源期刊”选取,是为“引文索引”提供原始数据,这只是科研评价的第一步。SSCI、CSSCI公布的各种分值和排名,正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决不能认为可以通过“来源期刊”来直接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否则,只能重蹈“以刊论文”的覆辙。

策略之三:完善期刊质量评价体系

目前“核心期刊”的遴选多数尚属民间行为,还不具有行政约束力,却为众多的期刊社所“看重”,恰有一种“西风”压倒“东风”、“游击队”打败“正规军”的迹象。“核心期刊”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透视出期刊政府评价某些方面的不足。国家前几年进行了一些期刊评奖,为什么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呢?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某些角度讲,一方面期刊的政府评价还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核心期刊”也并非“空穴来风”,一无是处。“核心期刊”介入期刊评价领域,干扰了正常的出版秩序,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对期刊评价机制、评价体系作些反思。同科研评价一样,期刊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一人之力难以为之,这里不作细究,只从加强期刊评价的政府权威性、完善期刊评价体系的角度出发,粗略地提一些建议和构想。(详细论述见本书第9章,请参阅)

1.打破行政隶属关系。“核心期刊”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在遴选时对所有期刊“一视同仁”,不考虑期刊的主办者是谁,也没有太多的行政干扰。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的“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被选期刊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这种做法,其遴选的基础至少还是公平的。同时“核心期刊”的遴选对入选数量,也没有预先作硬性分配,既不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也不考虑省市之间的地区分布,在更大程度上,让期刊自己来说话。这一点,值得期刊的政府评价借鉴。

2.增强评价的透明度。尽管“核心期刊”遴选的相关数据难以查核,也难以与其他期刊之间进行比较,但其主要的遴选指标和基本程序还是“公之于众”的。90年代中期国家公布了一些期刊质量标准和评估办法,这对改变期刊评价“无据可依”的状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这些标准评价指标明显“老化”,未能与时俱进。近几年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中国期刊方阵”的评选,是不是以这些“标准”为标准,有没有作调整,如有,作了哪些调整,期刊社本身并不清楚。获了奖,众人高呼;没有获奖,则全无声息,仅此而已。建议今后期刊评价尤其是政府评价,进一步提高评价的透明度。这样,入选期刊才能知道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绩,落选期刊也才能知道为何落选,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期刊评价促进期刊发展的目的,否则只能是“为评价而评价”。

3.加大定量评价的力度。定量评价是“核心期刊”遴选的主要方法,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定量指标的准确性如何,但毕竟要比定性方法客观。“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16]从“政治标准”、“技术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等方面对科技期刊进行评价,评价等第只划分出“优”、“良”、“差”三个层次,显然过于粗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17]虽然细化一些,但定性评价的指标还是占绝对大的比重。在目前情况下,期刊评奖亟待引入一些相对公认的定量指标,如“影响因子”(IF)、“被引频次”等等,这些指标大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验证,能够对期刊的某些方面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完善的期刊评价体系同样应该是定性与定量兼备,定性是定量的前提,定量是定性的准确化,两种方法不可偏废。

4.适时评价。期刊评价对期刊发展的意义重大,但是过频评价,也不利于期刊发展。就整体而言,目前评价过于频繁,有国家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省科委、省出版局评奖,还有各级专业学会、行业主管部门的评奖。有时一家期刊社(编辑部)一年当中就要应对几个方面的评奖,评奖真的成了期刊社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就像应试教育下的小学生,老是关心自己的分数,稍不留神就会“掉队”,从而分散了注意力,不利于集中精力谋求期刊的自身发展。过频评奖也不利于树立政府评价的权威性。期刊的发展就像一个生命体,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和渐进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突飞猛进的。与期刊的发展相比,目前的期刊评价实在是过频、过速。差不多每年都要参加评奖,有的年份甚至有好几次。建议相关部门深入研究,究竟期刊评奖以多长时间为宜,究竟应由什么样的部门来进行期刊评价。

综上所述,“核心期刊”对学术界、期刊界危害相当严重,形成原因错综复杂。消除“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需要正本清源、标本兼治、内外互动,甚至还需要政府统筹、德法兼治。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要迅速建立和完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期刊评价体系,剥离本不属于“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还“核心期刊”以本来面目。这个问题解决了,目前国内大肆炒作“核心期刊”才会失去“立足之基”和“动力之源”,“群雄纷争”的遴选局面才会“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肃清“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还学术界一个安静、祥和的治学环境。

【注释】

[1]笔者曾对各体系入选的人文社科期刊进行比照,以考察体系间遴选结果的吻合程度。结果表明,各体系遴选结果甚为悬殊。相关统计与分析数据如下:
(1)我国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2500种左右。“北大”选出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689种(含部分地理科学类期刊),占总数的28%;“社科院”选出344种,占14%;“南大”选出“来源期刊”461种,占18%;“学报”选出154种,约占我国人文社科学报的10%(总量在1500家左右)。平均入选比例为17%。
(2)“北大”、“社科院”、“南大”、“学报”四个体系实际共选出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827种(已去除跨体系重复,如不去重,则为1648种),约占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总数的33%。也就是说,国内约有三成的社科学术期刊至少被一种“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收录。
(3)“北大”选出689种、“社科院”选出344种,两者重合315种,两者实际共选出718种,“重合度”为44%;“社科院”选出344种、“南大”选出461种,两者重合312种,两者实际共选出493种,“重合度”为63.3%;“北大”选出689种、“南大”选出461种,两者重合385种,两者实际选出765种,“重合度”为50.3%。这说明:“社科院”、“南大”两个体系遴选结果之间差异性最小,“北大”、“南大”之间差异性次之,“北大”、“社科院”之间的差异性最大。
(4)如果我们将可比性较强的“北大”、“社科院”、“南大”三个体系入选期刊进行比照,还可看出三个体系重合的期刊有288种,“重合度”仅为35%。国内主要“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的差异性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5)在“学报”选出的154种核心期刊中,没有入选其他任何一个体系的期刊有51种,占入选期刊的33%。
以上考察依据的是最新资料,它们是:(1)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委员会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简称“北大”。(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简称“社科院”。(3)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04年度)”(http://www.cssci.com.cn),简称“南大”。(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编《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概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简称“学报”。